1895—1945 年日本的台湾文化观光政策探究

徐莉

1895 年，日本殖民者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台湾，在台湾民众挣扎着承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日本国内上下却满怀着新鲜、猎奇、探险、征服等诸多心理前往台湾进行文化旅行观光，探寻“南方岛屿”——殖民地台湾的秘密。这些旅台或居台的日本组织和个人将在台的所见所闻所感行诸笔端，留下了大量反映台湾社会现状、风土人情、名胜古迹、逸闻奇事的文字，体裁广泛涉及游记、纪行、日记、小说、诗歌、随笔、戏剧等形式，展示了其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轨迹。这些日本人对的台湾书写，固然有个人经历、文化身份以及在台体验等因素的主导，其实也是日本官方积极倡导和策划的海外观光文化政策直接促成的。本文结合相关作家文本的分析，系统梳理1895—1945 年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最高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积极倡导日本国内民众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名人赴台旅行观光背后的殖民企图和帝国权力欲望，以期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的历史真相，为我们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和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提供历史借鉴。

一、鼓动“海外雄飞论”——文化观光政策缘起

“殖民表述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就是殖民者对旅行的狂热和大量游记作品。周游世界的记录是数世纪以来帝国抒写的特征。”[1]澳大利亚学者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在《逆写帝国》中对旅游游记与帝国抒写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在帝国时代，旅游所带来的异国风情色彩，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帝国民众对异域的猎奇体验，也极大地激起了殖民主体对“未开垦”殖民地的征服欲望和臣服心理。殖民地旅游，对于帝国民众来说，是欣赏异域风情，满足猎奇欲望；对于帝国官方而言，是最直接的宣传鼓动帝国民众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以及移民的方式。旅行写作作为欧洲帝国知识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欧洲的民族观念、领土观念、世界观念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对于积极模仿欧洲殖民主义发展模式，急切期盼跻身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之列的近代日本来说，旅行书写对其殖民主义扩展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期间，日本民间时有人赴台旅行，日本官方经常组织观光团赴台旅游观光、台湾总督府极力鼓动日本文化艺术界人士赴台旅游观光的根本目的。

明治初年，以太平洋场域和海洋思想为主导的“南进论”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主导思想，“南进论”者提倡打开国门自由贸易的通商富国政策，并鼓动日本政府应领有太平洋领域制海权，向“海洋国家”发展。日本政府拟通过西方大航海时期海外观光探险的形式，激发日本人的海外殖民欲望，被日本侵占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中国台湾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推行海外观光的主场地和实现帝国殖民意识形态建构的“试验场”。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吸引日本国内民众到台湾观光旅游、探险，通过观光客的视角，强化台湾蒙昧、野蛮的形象，积极宣扬日本对台殖民的“必要性”“合理性”及“文化垦殖”的成绩；一方面凸显台湾的富饶与未开垦，触发日本民众对台湾异域风情的浪漫憧憬，激发赴台“垦殖”的热情并以此来宣扬鼓动日本的“海外雄飞论”。台湾学者高嘉励说：“几百年帝国的旅行者因各种目的，经过长时间的跨海旅程，来到与母国社会文化不同的殖民地……旅行使得国家、文化、种族的疆界不断被跨越，挑战原本受限制或固定化的自我。”[2]如他所言，旅行让日本帝国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拓展的更新状态，刺激着帝国的海外扩张野心和民众的对外殖民的热情，日本作家书写殖民地台湾，企图为日本的殖民意识形态建构增添“浪漫唯美”的一笔。

事实上，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最初十年间，其对台殖民政策以武力镇压为主。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中期，也就是1910 年后，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全面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为更稳固、更长久、更深入、一劳永逸地占有台湾这个“南进基地”和“资源宝库”，日本当局逐渐采取了怀柔的措施对台殖民，即采用非军事化、政治或官方的商贸和旅游文化举措殖民台湾。1920 年左右是日本国内海外观光风潮盛行之时，台湾总督府顺应这股“海外旅游风”，以台湾为基地，积极发展近代观光业，制定宣传策略以招揽日本国内文人赴台观光，一方面激发日本人的海外“淘金”欲望与“殖民开垦”热情，另一方面宣扬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成绩”。

二、招揽文化名人旅台——文化观光政策的实施途径

作家佐藤春夫是最早获得日本官方支持赴台旅游的知名文化人士。1920 年夏天，佐藤春夫因个人感情的挫折，在台湾友人的再三邀请下赴台旅行。起初他只打算在台湾停留十几天，但当他踏上台湾的土地，在当地官民友人的极力促成下，在台湾停留了三个多月，先后游览了台北、高雄、台南、嘉义、日月潭、雾社、鹿港等地，并以此次赴台旅行为背景相继创作了《女诫扇绮谭》《殖民地之旅》《雾社》等数篇游记和小说，开启了日本作家旅行书写殖民地台湾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佐藤春夫的此次台湾之旅，受到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下村海南和台北博物馆代理馆长森丙牛的热情招待。他们为其举办欢迎宴，拟定了完美的旅程表，专门派遣秘书兼向导一路为其“保驾通行”，令佐藤春夫数月的台湾之旅十分愉快。他在其作品《旅人》中写到：“长官指令，要对我好生款待。……可怜人们虽不知文学家为何物，既然是长官的命令，且不论是什么小人物，都尽心竭力地接待我。”[3]

最终佐藤春夫不负台湾总督府的殷切希望，他创作的小说《女诫扇绮谭》得到下村海南的赞赏：“为致力于宣传朝鲜和台湾，通过宣传手册、电影等形式之外，还邀请观光团前来，或是在日本内地的展销会进行各种宣传，但都显得隆重有余、亲民不足。我记得当时《每日新闻》上连载的高滨虚子的《朝鲜》，于是想到能否也以这种形式进行宣传，在台湾时也曾拜托两三位知名文士，均未果。正巧佐藤先生来了，想必我的愿望转达到了先生那里。”[3]p8 佐藤春夫的小说《女诫扇绮谭》终不负嘱托，成为日本官方求之不得的台湾宣传范本。下村海南将佐藤春夫的小说《女诫扇绮谭》定位为宣扬殖民统治成绩的标杆，这正应了台湾学者高嘉励所言：“即使文学作品创作指出，并不一定是为了政治宣传，但在帝国殖民的架构下，文学作品不但无法完全与殖民统治切割，而且可能被吸纳成为政治政策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环。曾任总务长官的下村以《女诫扇绮谭》为标杆，期待未来台湾相关创作的出现，即显示这部作品隐含某种后续的政经效应。”[2]

除去台湾总督府有目的地组织和招揽日本知名文艺界人士赴台旅行考察观光外，赴台旅游的另一主体是个人短期旅台观光。1939 年，中村地平受到佐藤春夫旅台作品《女诫扇绮谭》的“南方憧憬”诱惑踏上台湾土地旅行，创作了《南方的邮信》《长耳国漂流记》和《热带柳的种子》等一系列满怀“南方憧憬”的作品。本来中村地平的赴台旅行只是他为收集小说题材实施的个人计划，但当台湾总督府得悉中村地平的赴台计划后，也给予其“特别照顾”，以高规格优渥待遇给予他各种方便和优待，让在文坛初露头角的中村地平受宠若惊，他在随笔《旅人之眼》中这样写到：“我是一介文学书生，却在各方面受到台湾总督府超过应用待遇的许多方便。有火车、巴士的免费搭乘，大部分地方的官厅也借汽车给我，甚至在有需要做视察的场合，还特别派人做导游。我此行是舒适的，或简直可说是感动得无以言语。”[4]中村地平此时在日本还是一名籍籍无名的“文学书生”，其在各方面受到“超过应该有待遇的许多方便”，并非他在文学界的声名显赫，主要是因为他是以创作台湾题材作品而登上文坛的新人，台湾是培育他的文学基地，对于台湾总督府来说，促成他在台湾文学方面的成绩，亦是在为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培育“宣传后备军”。

日本官方组织旅游团，主要是由台湾总督府定期组织，其构成主要为日本政界、军界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其目的是为日本海外殖民侵略进一步寻求支持，使之成为“政治正确”的见证人和殖民开垦的“鼓动者”“宣传旗手”，以掩盖其侵略的罪恶本质。日本每年大量平民甚至是无业游民涌入台湾，或观光漫游、或怀抱“淘金梦”、或自我放逐、或逃避现实，或寻找发展新机遇。无论是哪一种，来自殖民宗主国的日本民众进入台湾，都有来自殖民者身份的天然优势，都能在台湾获得比日本国内多一些的地位、尊严、荣耀。这些流浪台湾的日本普通民众，以“镀金显达”的身份回归日本现身说法，口耳相传台湾的异域风情、台湾生活的异彩斑斓，不仅客观上转移了日本的国内矛盾，而且极大地误导并鼓动了日本民众对海外殖民的认可和热情。

三、服务于殖民扩张——文化观光政策实质

“对东方主义结构以及更为复杂的殖民互动交往的研究中，游记必定成为重要的并且不断壮大的领域。”[1]游记是殖民主体凝视殖民地、抒写殖民地生活、体现殖民主体最主要最直接的文学样式之一，而旅游观光则是催生游记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方式策略。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如康拉德很强烈地认识到那样，维系帝国的存在取决于‘建立帝国’这样一个概念。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反之，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5]通过台湾总督府实施的一系列优待日本文人名士赴台旅游观光的文化政策，日本殖民者为其在台建立长久、稳固的殖民统治机制培植了大批的“宣传后备军”和“战时旗手”，并借助这些文人对台殖民“合情合理”和海外扩张“大有可为”进行渲染美化与大力宣扬，为日本帝国的海外殖民和对外侵略积累了雄厚的国内民意基础，获得了舆论支持。借由旅游观光文化的渲染与鼓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与侵略政策深入人心，这也是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一路猖狂嚣张、强盛发展的文化诱因之一。

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在其著作《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序言中，对战争时期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信心曾有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论述：“自一八六七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约莫四十年间，日本国民都生活在必须攀登文明的阶梯——如果说真有这种东西的话——这类虚构之物，相信只要身为‘国民’，不管身处何国，都可感受其存在；并且，我们可以说这类虚构之物，长期以来，在国民的想象力中不断地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明治时代开始，‘文明阶梯’此一虚构物，对日本国民的想象力始终发挥着重大作用。”[6]

他认为日本国内鼓吹的“文明阶梯”是虚构想象之物，是日本进行对外扩张的一大借口。“在这个时代，所谓文明阶梯的思想，在日本国内对政治有兴趣的人的想象中，时常作为一种实体的观念发挥着作用。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不管是右翼或是左翼都相信，要强制朝鲜进一步登上文明的阶梯，就算使用暴力亦未尝不可。这是基于他们政治上笃定的信念。”[6]当然，对朝鲜的殖民如此，对中国台湾的殖民亦是如此，日本人笃定地认为自己的权力扩展和暴力统治，皆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是对“落后文明”之代表的朝鲜和中国的“文明教化”之使命感，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也是其实现“现代文化启蒙和教化”的现实教材。

根据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对日本国民精神和“文明阶梯”思想的论述可知，日本政府组织官方的赴台旅游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是“皇化”台湾的一部分，也是其“文明阶梯”这一帝国精神虚构物的现实体现。其实质是将殖民台湾当作是日本近代化文化“优势性”的例证，借助文化的渲染鼓动效应巩固日本帝国主义海外殖民的民意与舆论支撑基础，激发日本民众一致对外殖民扩张的欲望。通过日本殖民当局对赴台旅游观光文化的积极倡导，日本作家经历了对台湾“旅行之眼”到“帝国之眼”的转化演绎，参与了近代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这形象地印证了萨义德所论述的，帝国建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也印证了台湾学者高嘉励对殖民地旅行书写与殖民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不可分割关系的阐述，即使文学作品创作本身并不是必然指向政治宣传，但在帝国殖民的架构下，对于殖民地的旅行书写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殖民统治及殖民意识形态建构的环绕。可见日据台湾时期日本作家的台湾旅行书写是在帝国意识形态的强力环绕下进行的，其笔下的台湾形象也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带有浓烈的帝国殖民霸权意识色彩。

四、结语

通过厘清近代日本的台湾旅游观光文化政策与对台殖民统治事业的关系可知，日本近代实施的海外观光旅游远非当下我们熟知的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平等友好地双向文化互通交流，而是有着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霸凌者与被霸凌者的绝对区别，它是单向的、强制的，也是霸凌的、建构的。通过对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文化诱因的剖析，为我们客观认识近代中国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反对以蔡英文为首的“亲日派”“台独派”的丑恶行径提供了历史佐证，也为正确处理和对待中日关系、促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