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与结构变动趋势
——基于势差理论的考察

夏 焰,莫东芳,何 玲

(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推进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既是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强化区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然而,从实践来看,跨省合作一直是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不同省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跨省协调与合作难度较大[1]。根据2021年长三角各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4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78%、65%、64.8%和62.0%,上海市、江苏省分别有14所和15所双一流高校,而安徽省、浙江省都仅有3所,长三角区域内形成了较大的高等教育发展势差,成为制约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2]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存在空间分布上的发展势差,各省份不应片面追求“高大上”和“大而全”,而应在结构互补基础上实现“扬长避短”和错位发展,把各自优势变成共同优势。这就要求必须整体把握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现状,明晰其对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影响并进行针对性调适,推动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本文拟基于势差理论对此进行探析。

一、文献综述

在我国“中央、地方两级管理、以省级统筹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为解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重点在于突破阻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省际体制性障碍,构建区域统筹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近年来学界围绕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展开了广泛探讨,综合来看,主要遵循三类分析路径,形成三个类型研究。

一是发展导向型研究。吴颖等梳理和解构了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及动力机制,发现高等教育一体化趋向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早期相对滞后和后期适度协同的特征,在其推进过程中尚存内外部动力相对失衡的问题,因此认为新发展阶段必须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协同路径,持续推动一体化发展进程[3]。王新凤等基于2013—2019年数据,认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集群中依然保持领先态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势突出,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全国领先,但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存在差异,上海市依然保持领先优势,江苏省保持体量优势,浙江省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和科研产出增速明显,安徽省高等教育资源总体薄弱,因此发挥高等教育资源差异优势并补齐短板成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4]。

二是问题导向型研究。钟秉林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面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制度壁垒、文化差异等因素制约,因此,应优化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完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长效机制、强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优势和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改革示范效应,推动高等教育集群高质量发展[5]。张万朋等提出,“区域化”相比“一体化”内涵范围更准确,并从高等教育竞争力视角出发,分析了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生产要素(规模)、支持条件(投入)、竞争战略(质量)以及需求条件(效益)等数据,发现“三省一市”之间高等教育竞争力差异较大,区域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行政区割裂发展”“优质资源虹吸效应”和“经费投入规模优势被平均化”等问题,提出可以通过政治性方法、组织性方法和功能性方法三种路径来促进长三角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6]。

三是目标导向型研究。李宜江认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活跃增长极、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样本区和示范区、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综合改革先行区。面对上述目标,应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利用好国家战略支持和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实施“学科合伙人制度”,在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大学治理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促进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人才联合培养,高端人才资源聚集共享[7]。闵韡认为,从现实情况看,长三角地区已经实现了部分高等教育一体化目标,特别是在资源共享、学生流动及学分互认等方面。但若想继续推进,就必须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中的跨界治理、分类管理和课程衔接问题,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广泛的、可兼容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8]。

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已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是制约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之一,并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措施,为本文提供了知识基础和重要启发。然而,已有研究对三省一市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发展势差缺乏量化分析,相关建议未能在顶层设计和宏观战略规划上触及高等教育结构的深度融合。区域内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系统能否更好地适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本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可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运用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行业分工指数评测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2010—2019年的变动趋势,横向比较各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长板”和“短板”,基于势差理论,从势差效应和结构互补角度,提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相应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物理学认为能量总是倾向于从高势能的物质向低势能的物质流动[9],而电势效应表明电子总是由低电势端流向高电势端[10],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能量或物质总会在势差的影响下呈现一定的动态趋势,此即为势差和扩散效应。依据势差理论,又形成了经济势差[11]、知识势差[12]、技术势差[13]和文化势差[14]等概念,用以解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济、知识、技术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扩散现象。从高等教育一体化角度来看,区域内省际高等教育存在的发展差距亦会形成势差效应,并驱动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省际间流动,高等教育发展势差越大,高等教育资源流动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如果资源从高势差端流向低势差端,发展水平将会趋向均衡;如果资源从低势差端流向高势差端,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但事实上由于高等教育高势差端存在资源“虹吸效应”,高等教育资源更多表现为向发达省份流动,导致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更加不均衡。因此,高等教育一体化首先应克服“势差效应”的不利因素,形成鼓励资源趋向均衡流动的区域协作机制。

发展势差并非完全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当区域内存在省际高等教育结构差异时,发展势差可能会与结构差异相结合,对区域高等教育产生综合影响效应,引导各省份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各展所长、各取所需、特色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态势。高等教育结构差异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和差别特征[15]。如,结构差异随时间演进变化趋于逐步缩小,则称为结构趋同;反之,则称为结构趋异。解析高等教育结构差异及其发展状态,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高等教育发展实际[16]。在存在较大发展势差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结构差异越小,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性越强、互补性越弱,省际合作的可能性越小;高等教育结构差异越大,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性虽然保持高强度,但互补性也更强,省际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应对上述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长三角地区要克服省际高等教育行政壁垒及相关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势差效应”的有利因素,强化区域高等教育分工合作,统筹优化区域内各类高等教育结构,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进而促进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和整体效能。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结构就是高等教育的构成,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联系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高等教育的性质、功能和效力,既包含宏观结构体系和微观结构体系,也包括静态结构体系和动态结构体系[17]。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科类结构、类型结构、经费结构和师资结构的同构度及其在2010—2019年期间的变动趋势。其中,层次结构指的是专科教育(含高职)、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本文不含博士生)在校生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类型结构是指“研究型高校”(有博士点)、“应用型高校”(无博士点)与“职业技能型高校”(高职高专)3类高等院校数量的比例关系;科类结构是指文、理、工、农、医、艺、管理等7大类(通过将12大学科门类中的部分门类合并而成)[18]在校生数的比例关系;高等教育经费结构指的是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其他资本性支出的比例关系;师资结构指的是副高及以上与讲师及以下的教师人数的比例关系。数据分别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类型结构中的“研究型高校数、应用型高校数、职业技能型高校数”引自相关省份教育厅网站。

(三)计量方法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行业分工指数(又称Krugman指数)[19]测度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相似度和差异度变动趋势,分别测算2010—2019年各年度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科类结构、类型结构、经费结构及师资结构的相似系数和差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1)

(2)

其中,式(1)中的Sij是i省(市)和j省(市)的结构相似系数,i和j是两个相比较的省(市);Xik是i省(市)k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Xjk是j省(市)k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Sij的值在0和1之间变动,如果其值为0,表示两个相比较省(市)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如果其值为1,说明省际产业结构完全相同;Sij的值越大,说明两个相比较省(市)间产业同构度愈大。式(2)中的KIij表示行业分工指数,其余各参数的含义均与式(1)相同。KIij取值区间为0到2,如果省(市)i和省(市)j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即所有的k产值份额都是一样的,则指数值为0;如产业结构完全不相同,则指数值为2。在0-2之间,其值越大,表明省际行业结构差异越大;值越小,表明产业同构化程度越高[20]。上述两个指标均可用来反映两个具体省份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程度,应用到研究区域(至少包括3个省份)产业结构整体同构化程度时,可以先分别测度区域内部省际间上述指标的数值,指标的平均值即可反映区域产业同构化程度[21]。本文在测度省际高等教育结构相似或差异系数的基础上,采用计算加权均值方法来反映长三角地区整体高等教育结构差异情况。

三、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变动趋势

(一)层次结构同构度及变动趋势

根据表1呈现的历年数据,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相似系数和差异系数分别在0.96和0.30上下,说明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相似度较高、差异度较低,存在高度同构化。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相似系数逐渐递减、差异系数逐渐递增趋势,虽然趋势并不十分显著,但也表现出这10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同构度有所降低,结构趋同化有减弱趋势。

表1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同构度变动趋势

层次结构趋同化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专、本、硕培养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距,而且随着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层次结构的差距在逐渐拉大。比较2010年和201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见表2),三省一市此间的高等教育专、本、硕培养比重变化呈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硕士生培养比重都呈上升趋势,本科生培养比重都较为稳定,专科生培养比重均呈下降趋势。由表2的数据可见,上海市的硕士生培养比重增幅最大,相比其他3省份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重心向上得到较大提升。横向来看,上海市的层次结构重心最高,硕士生培养比重远高于其他3省份,而专科生培养比重远低于其他3省份。2010年和2019年上海市的硕士生培养比重分别是安徽省的4.06倍和5.03倍,专科生培养比重分别是安徽省的0.57倍和0.45倍,硕士生和专科生培养比重的较大变化是长三角三省一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同构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在层次结构上,上海市的长板在于硕士生培养比重及增幅都最高,浙江省和安徽省在硕士生培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而江苏省各层次培养规模均最大。

表2 长三角地区高等学校专本硕在校生数量及占比 单位:人、%

(二)类型结构同构度及变动趋势

根据表3呈现的历年数据,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相似系数始终处于0.935-0.950之间,差异系数均在0.335-0.394之间,类型结构同构度较高。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相似系数和差异系数相向而行,表明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院校的类型结构同构度虽始终保持高位,但也呈现出同构度降低的发展趋势。

表3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同构度变动趋势

纵向上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研究型高校数量与比重均有所提高,2010—2019年高水平大学规模和质量均得到明显提升。横向比较来看(见表4),2019年,上海市的研究型高校比重最高,职业技能型高校比重最低,高校的类型结构较为均衡,而安徽省则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比较2010年和201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浙江省的研究型高校比重增幅最大,且与上海市的差距呈缩小趋势;江苏省各类高校数量最多,应用型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高校比重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但是幅度较小;安徽省职业技能型高校比重最大,研究型高校比重最小。所以,在类型结构上,上海市的研究型高校比重较大,存在长板,并且优势还在扩大。

表4 长三角地区各类高等学校数量及占比 单位:所、%

(三)科类结构同构度及变动趋势(1)鉴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13—2016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2019年)未统计高等教育科类数据,本文仅分析了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在2010—2012年、2017—2019年两个时间段的科类结构情况。

根据表5呈现的历年数据,2010—2012年以及2017—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相似系数始终处于0.97以上,差异系数始终处于0.16以上,科类结构同构度较高。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相似系数由0.976上升至0.985,差异系数由0.244下降至0.167,这两组数据均表明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有趋同化发展趋势,即三省市文、理、工、农、医、艺及管理学7大学科门类同构程度在逐步强化。

表5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同构度变动趋势

整体来看三省市的科类结构学科人数占比情况(见表6),文科、理科、农科在校生比重均出现下降趋势,工科在校生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江苏省与上海市的管理学科在校生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医科在校生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而安徽省正好与之相反。横向比较发现,江苏省、上海市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差异最大,主要体现在江苏省文科在校生比重为20.04%、工科在校生比重为41.99%,而上海市分别为28.55%、34.65%。从科类结构看,江苏省工科在校生比重最高,并且整体培养规模也最大,存在明显长板。

表6 长三角地区高等学校各学科在校生数及占比 单位:人、%

(四)经费结构同构度及变动趋势

根据表7呈现的历年数据,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结构相似系数最低0.867、最高0.973,差异系数最低0.255、最高0.615,经费结构同构度始终较高。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2011—2013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同构度略有波动,但总体上相似性系数呈现递增趋势、差异性系数呈现递减趋势,经费结构同构度呈现趋同发展。

表7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同构度变动趋势

比较2010年和201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见表8),长三角地区各省份教育经费支出中个人部分占比均得到较大提高,其中,江苏省涨幅最大、安徽省涨幅最小。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公用部分支出占比均有所下降,其中,上海市降幅最大,江苏省有小幅度增长。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资本支出部分占比均有下降,其中,江苏省降幅最大,上海市有小幅度增长。横向来看,以2019年数据为例,经费支出个人部分江苏省占比最大,上海市最小;公用部分上海市占比最大,安徽省最小;资本支出部分安徽省占比最大,上海市最小。综上,安徽省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存在明显短板。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教育经费使用中更加注重师生薪资福利支出,但部分省份用于内涵建设的公用经费支出比例下降,值得关注。

表8 长三角地区高等学校各类经费支出额及占比 单位:亿元、%

(五)师资结构同构度及变动趋势

根据表9呈现的历年数据,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师资结构相似系数和差异系数分别在0.98和0.19上下浮动,高度同构化。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师资结构同构度有微弱递减趋势,呈现趋异化发展趋势。

表9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师资结构同构度变动趋势

整体来看(见表10),长三角地区高校副高及以上师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浙江省提高幅度最大,安徽省幅度最小。根据2019年师资结构占比情况,江苏省与上海市的师资结构最为相似,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师资结构差异最大。副高及以上教师数占比方面,安徽省为37.68%,上海市为51.74%;讲师及以下教师数占比方面,安徽省是62.32%,上海市是48.26%。上海市的高水平教师占比超过半数,安徽省则是讲师及以下的教师占比超过6成,可见安徽省师资结构中副高级以上教师占比存在短板,高校师资质量与上海市相比有一定差距。安徽省和上海市在师资结构上的差异成为长三角地区高校师资结构同构度趋异化的主要原因。

表10 长三角地区高等学校各类职称教师数量及占比 单位: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行业分工指数为计量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2010—2019年高等教育结构同构度变化趋势。结果发现,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同构度较高,但各相关指标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高等学校层次、发展类型和师资队伍的结构同构度呈现趋异化趋势,而学科类别、经费使用的结构同构度呈现趋同化发展趋势。这表明,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院校和学科专业的同质化问题突出,区域内高等教育不平衡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22]。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状况形成的势差效应和高等教育结构同构化产生的同质效应的共同作用,是当前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合作机制效用得不到彰显的根本原因。

依据势差理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高等教育结构的同构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区域内高等教育合作面临两难困境,成为阻碍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一方面,面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恶性竞争,低发展水平的省份会更加强化行政壁垒,以缓解资源虹吸效应的冲击;另一方面,为更进一步垄断资源以维持相对优势,高发展水平省份亦不愿共享资源。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遵循新发展理念,根据相容性和互补性原则,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进行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进一步突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壁垒,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促进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探索构建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为省际高等教育专业协作组织赋权,统筹发展。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存在高度同构化,表明当前区域合作组织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专业化依然有待加强,要构建并完善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专业组织。可以考虑在“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机制”和“三省一市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度会商机制”基础上,进一步突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壁垒,由区域内省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组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协会”或类似常设高等教育协作组织。获得授权的高等教育协作组织具备适当的规划、协调、管理、评估和资源配置职能,具备跨省域的高等教育行政职能和治理能力。

二是统筹院校设置,优化高校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和师资结构,错位发展。长三角三省一市中,上海市的硕士生培养比重、研究型高校比重存在较大优势,江苏省各层次培养规模均最大、工科在校生比重最高,浙江省硕士生培养比重存在明显短板,安徽省硕士生培养比重、副高级以上教师占比存在较明显短板。当前,各省市发布的各类“高等教育发展规划”“院校设置规划”,都是基于本省市高等教育发展条件和产业创新方向制定的,难以考量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需要。长三角区域内省市应加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统一调研和协商,在高等教育发展规划、院校设置、学科专业调整、师资结构优化、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等领域统一步调,发挥各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长板优势,形成同频共振的系统效应。

三是统筹高等教育经费配置,优化经费使用结构,强优补差。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高等教育经费总量差距较大,特别是在经费使用结构方面,安徽省经费支出结构存在较明显短板,部分省份用于内涵建设的公用经费支出占比出现下降趋势。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和区域教育财政中立性的基础上,长三角三省一市应统筹高等学校办学资源,建立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或区域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均衡公共财政经费配置。此外,还需要相互借鉴深化经费管理改革的经验,加大人员保障,规范公用支出,优化高等教育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