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翮《忠武志》初探
——兼与《忠武侯祠墓志》比较

田文斌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信阳子，四川蓬溪人，康雍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治河大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人称“遂宁相国”，谥号“文端”，世称“张文端公”，《清史稿》《清史列传》《四川通志》《遂宁县志》皆有记载，前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多有论及，故不再赘述。张鹏翮一生著述颇丰，后世将其部分著作编为《遂宁张文端公全集》，共八卷。惜《全集》未收录他编纂的《忠武志》一书，学界对此尚无深入研究，故笔者初探此书，以作抛砖之论。

一、《忠武志》文献考述及其成书缘由

《忠武志》是张鹏翮所辑的一部诸葛亮综合性资料汇编，其中记载了诸葛亮的世系年表、著述遗文、遗事胜迹以及历代文人拜谒、修葺武侯祠留下的诗文碑记等，此书是清代辑存诸葛亮资料和各地武侯祠墓历史的珍贵文献，对清代后来诸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忠武志》全书八卷，卷一《本传》《年表》《世系》；卷二《心书》五十篇、《新书》十四篇；卷三《遗文》；卷四《遗制》；卷五《遗事》《用人》《胜迹》；卷六《表》《碑记》《铭赞》；卷七《评》《论》《辩》；卷八《序文》《诗赋》，前有康熙四十四年张鹏翮序，目录之后有一幅诸葛亮正坐小像以及张鹏翮《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公像赞》，再有康熙四十五年刘廷玑跋，以及书末所附康熙五十一年南阳知府罗景之跋。

据《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著录，《忠武志》今存康熙四十四年冰雪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有藏)；康熙四十五年遂宁张氏刻本(北京大学藏)；康熙五十一年刻本(北京大学藏)；康熙间麻城周氏刻本(北京师范大学藏)；康熙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九年重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山东齐鲁书社据冰雪堂刻本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539笔者所见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刻本，索书号“T1798.3/0640”，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每卷正文首页右下处钤“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印”朱文，上题“遂宁张鹏翮辑”，下题校对者，每卷皆有沈阳刘廷玑校，卷一同建安方允猷校；卷二三同含山王涛校；卷四同上虞陈天祺校；卷五至八同张鹏翮之子张懋龄校。内封居中大字刻书名“忠武志”，右栏署“张大司马辑”，左栏题“冰雪堂藏板”，而在此书第八卷末尾有康熙五十一年南阳知府罗景之跋，故此书当为冰雪堂板康熙五十一年刻本。除此而外，由台北新兴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三编》第9 册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6 册也收录了此书。《笔记小说大观》所影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卷次相同，不同的是所收本子开篇即是张序，未见封面、扉页版本信息，但结尾有同治八年知南阳县事李澍之跋以及未署年代的李竟容、鲍庚跋，从他二人跋语中不能获知有效信息，通过检索，李竟容应为民国时期国民党军官，鲍庚应是民国河南省南阳专员，故为民国所作之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封面注明是辽宁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冰雪堂刻本，书中钤“辽宁图书馆藏本”印，书尾也附康熙五十一年罗景跋，其卷帙篇目、内容编次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刻本相同，故四库存目所收本子应也是康熙五十一年本。以上所见《忠武志》的版本，从版刻样式、行数行字看，当都是以冰雪堂刻本为底本所刻。

从各家书目著录情况看，唯《四库全书总目》和《郑堂读书记》两家书目较为详细，故将两家著录信息列之于下：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史部传记类：

《忠武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是编载汉诸葛亮始末，首《本传》，次《年表》，次《世系》，次《心书》，次《新书》，次《遗文》，次《遗制》，次《遗事》，次《用人》，次《胜迹》，次为后人《诗文》。其遗文不收《黄陵庙记》之类，颇有甄别，而《心书》《新书》确为伪托，乃并载之，则仍芜杂也。既收《心书》《新书》，姑存其旧，而《十六策》仍不载，则又疏漏也。《梁甫吟》词意虽浅，然见于欧阳询《艺文类聚》，其来已久，又增一《白鸠篇》，则不知其何来矣。[2]545

《郑堂读书记》卷二十二，史部：

《忠武志》八卷，冰雪堂刊本……运青以诸葛忠武侯之至德丰功，昭垂今古，不有全书，曷以传后，于是博搜广采，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终。以按其生平之经历，删浮存要，汇为一编，凡《本传》《年表》《世系》一卷，《心书》《新书》一卷，《遗文》《遗制》各一卷，《遗事》《用人》《胜迹》一卷，后人《诗文》一卷，其志忠武详矣。然志在求备，不暇持择，乃并《心书》《新书》伪托之作，尽行载入，而于《十六策》及《黄陵庙记》失于采录则又疏漏矣。前有像赞及自序并沈阳刘廷玑序。[3]459

《清史稿·艺文志》《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八千卷楼书目》皆简要著录《忠武志》的作者和卷数，与上述两家书目一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未著录此书。从上述两提要可以明显看出，《郑堂读书记》明显有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痕迹，以至于两提要都说《忠武志》未收诸葛亮《黄陵庙记》一文，但事实上，《黄陵庙记》载于《忠武志》卷三《遗文》第27 页，显然提要有误。两书对《忠武志》的评价皆不高，可以承认《忠武志》确有不足之处，但作为清代诸葛亮志书的先声之作，白璧微瑕亦见珍贵，但其发轫之功毋庸讳言。

《忠武志序》起始云：《忠武志》何为而述也？此书缘何裒辑成帙，其编纂目的何在？对此张鹏翮言“为臣而忠，天之性也”。他认为：“三代而下，多溺于利欲之习，而不知忠义之经，独有武侯毅然纯忠，立元臣之极，则予故表其风徽，使天下后世知武侯醇儒之学、王佐之才有所感发兴起，而忠爱之心油然生焉。”（卷首序）[4]张鹏翮有感于世风沉溺，无人追步武侯忠义之志，故成书以教后世，由此可知其编纂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引发世人的忠爱之心，以复三代之风。张鹏翮又说道：“兹武侯之所以不朽者，不仅文章已也，曰：有德者，必有言，武侯亦何尝少文章哉？苏子瞻曰：‘武侯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陈寿亦曰：‘武侯声教遗言，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故述其文集以教忠焉。”（卷首序）[4]因此编纂《忠武志》也是为了辑存武侯文集流传于世，望其思想义理有补于当世。

其后刘廷玑、罗景在所作之跋中亦有对此书成书原因、目的的表述。刘廷玑跋云：

今我遂宁先生学探渊源，才宏经济，游艺所臻，尤耽尚论。念侯之至德丰功，昭垂今古，不有全书，曷以传后，于是博搜广采，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终，以按其生平之经历删浮存要，汇为一编，名之曰《忠武志》。举凡侯出处之正、抱负之宏、得君之专、托孤之诚、知人之明、刑赏之公、制度之巧、用兵之神、荐贤之忠、声教之广、将略之深沉、相业之彪炳，与夫帝统正闰之辨，一展卷间，了如指掌，猗与休哉，蔑以加矣。后之人展读是编，慨然敬慕侯之为人，则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兴，是编之有关于名教，岂浅鲜哉？（卷首跋）[4]

南阳知府罗景跋文云：

武侯之学术、人品、相业将略，俱无以详悉其始末，是亦千载之憾事也。遂宁张夫子，西川名隽，海内大儒，慨然慕武侯之为人，穷搜博采，将武侯生平撰述及其表笺、书札，与相蜀出师政绩，次及于后人论赞、碑记、诗词无不毕载，颜之曰《忠武志》。俾后之人展卷全览，知武侯学，祖圣贤出处，以正其用，人行政俱，原本经术……张夫子命将武侯祠宇、书院暨各旧迹俱一为鼎新，所望后来者毋忘前人辛苦，而多刊以行世，亦或什袭而珍藏之。（卷八跋）[4]

综上所述，张鹏翮所辑《忠武志》首先是为表对朝廷的忠心，宣扬忠君爱国之志，以教后世；其次是钦服于诸葛亮高尚的品行、忠贞的气节以及他为光复汉业献其一生的壮举，以此彰显其昭烈德行，以改天下利欲之习；再者，诸葛亮传世文章散佚已久，后世文人为他所作的论赞碑铭甚夥，然多数未辑无以详悉，这些文章所包含的忠君教化思想对社会风气、民众道德亦有裨益，可见此书名教意图昭昭在焉。尽管张鹏翮辑录此书的最终目的是“以教忠焉”，其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并不值得宣扬，时代局限之致也毋庸过分攻讦，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窥视为人品格，诚可谓公正清廉。张鹏翮一生辅弼两朝，恪尽职守，其为官为人与诸葛亮何其相似，“一代贤相”名副其实，编纂此书亦是张鹏翮秉性之使然。

二、《忠武志》与《诸葛忠武志》之关系

张鹏翮所著作品甚夥，据光绪《遂宁县志》载：“张鹏翮著《治河书》十卷、《奏议》二十四卷、《使俄罗斯》一卷、《三才儒要》《敦行录》《信阳子卓录》《忠武志》《如意堂诗文集》《县志》《年谱》十余种。”[5]269以上仅是张鹏翮所著的冰山一角。据考，张鹏翮共有三十余种著作。[6]93《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载张鹏翮著有《忠武志》八卷，《诸葛忠武志》十卷，今存嘉庆十九年麻城周畹兰刻本和清刻本。[1]539这里不禁示疑，《忠武志》与《诸葛忠武志》是两种不同的书还是同一著作？两书内容是否有关联？鉴于上述疑问，有必要将两书关系探明原委，究其本末。

考清代各家书目著录情况，未见《诸葛忠武志》之记载，揆之原因，盖后世以为《诸葛忠武志》即《忠武志》，故不著录。按《诸葛忠武志》十卷，书中钤“早稻田大学图书”，卷九文末有嘉庆十九年麻城周畹兰所作之跋，其版本不言自明。卷首即康熙四十四年张鹏翮所作序，序下钤“柳田泉文库”朱文，书结尾处有康熙四十五年刘廷玑之跋、康熙五十一年罗景之跋以及陈廷敬所作《运翁先生忠武志书后》，此书共计十卷，卷一《图像》《本传》《年表》《世系》；卷二《心书》《新书》；卷三《遗文》；卷四《遗制》；卷五《遗事》《用人》《胜迹》；卷六《表》《碑记》；卷七《铭》《赞》《评》；卷八《论》《辨》《序文》；卷九《诗》；卷十《赋》《跋》，其序跋、目录内容两书基本一致。有忠武遗像，张鹏翮作赞，钤“张鹏翮印”朱文、“遂宁”白文；忠武纶巾羽扇像，罗景作赞，钤“罗景之印”朱文、“襄平”白文。从周畹兰所作跋可知：“因叩在南阳时，所见武侯暨诸先哲遗迹，孝廉云：武侯庙在南阳县治之西七里许。”（卷九跋）[7]可知《诸葛忠武志》撰写对象有南阳武侯祠。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正是将《忠武志》与南阳《卧龙岗志》合并庋藏，其索书号相同，就此，两书关系呼之欲出。这里有必要对《卧龙岗志》及编者进行简单介绍。《卧龙岗志》共两卷，康熙五十一刻本，襄平罗景辑，有编者作序，钤“罗景之印”白文、“星瞻”朱文等。罗景，字星瞻，广宁（今属辽宁省）人，康熙四十四年（1708）至五十二年（1713）任南阳知府，期间大力修缮南阳武侯祠，奠定其如今规模。《诸葛武侯志》卷一《图像》所存《卧龙岗总图》《忠武侯祠图》《诸葛书院图》《三顾祠图》《卧龙书院图》以及文字记录正是从《卧龙岗志》上卷悉数辑出，故可推测，《诸葛忠武志》当是八卷《忠武志》与两卷《卧龙岗志》的缀合全集，合为十卷，我们可从这三部书中碑文收录情况去验证其真实性。

《忠武志》收录碑铭有17 篇：晋李兴《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唐裴度《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唐孙樵《刻武侯碑阴》、唐尚驰《诸葛武侯庙碑》、宋张震《忠武侯祠堂记》、宋任渊《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记》、宋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记》、宋刘光祖《万里桥记》、元王谦《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元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明王直《重修诸葛武侯祠记》、明李东阳《重修诸葛武侯祠堂记》、明史东昌《诸葛忠武侯卧龙岗碑文》、明杨名《诸葛武侯井祠记》，以及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唐段文昌《武侯庙古柏铭》、明刘隅《八阵图铭》。

《卧龙岗志》收录碑文有21 篇：元王谦《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明朱瓘《重修诸葛武侯祠记》、明孙哲《重修武侯祠碑记》、明李东阳《重修诸葛武侯祠堂记》、明王直《重修诸葛武侯祠记》、明杨士奇《忠武侯祠记》、明叶桂章《武侯祠记》、明任义《书指道碑阴》、明史东昌《诸葛忠武侯卧龙岗碑文》、清刘景荣《重修诸葛武侯庙亭碑记》、清彭而述《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清柯彩《重修武侯祠院碑记》、清邬景从《南阳卧龙岗记》、元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元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阴》、元张继祖《敕赐诸葛书院增修学宫之记》、清闫兴邦《重建南阳卧龙岗诸葛书院碑记》、清彭始抟《重修诸葛书院碑记》、清鹿祐《葺修南阳卧龙岗诸葛忠武侯祠疏》、清冯伟《重修卧龙岗诸葛庐记》、清罗景《重修卧龙岗忠武祠记》。

《诸葛忠武志》较《忠武志》所增录碑文有16篇：元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阴》、元张继祖《敕赐诸葛书院增修学宫之记》、明朱瓘《重修诸葛武侯祠记》、明孙哲《重修武侯祠碑记》、明杨士奇《忠武侯祠记》、明叶桂章《武侯祠记》、明任义《书指道碑阴》、清刘景荣《重修诸葛武侯庙亭碑记》、清彭而述《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清柯彩《重修武侯祠院碑记》、清邬景从《南阳卧龙岗记》、清闫兴邦《重建南阳卧龙岗诸葛书院碑记》、清彭始抟《重修诸葛书院碑记》、清鹿祐《葺修南阳卧龙岗诸葛忠武侯祠疏》、清冯伟《重修卧龙岗诸葛庐记》、清罗景《重修卧龙岗忠武祠记》。

上述可以看到《诸葛忠武志》增录碑文的部分，基本来源于《卧龙岗志》，其收录碑文撰写的对象也主要是南阳武侯祠，并且《诸葛忠武志》所增补的诗文也是从《卧龙岗志》中征引出的，故就此判断《诸葛忠武志》是《忠武志》与《卧龙岗志》的合集，是补充完善《忠武志》的增订本。简而言之，《忠武志》由张鹏翮独立所编，而《诸葛忠武志》当为张鹏翮、罗景合编而成。值得一提的是，张鹏翮在著录碑文中一律将诸葛亮尊称为“汉丞相”而非“蜀丞相”，可见他对诸葛亮由衷的敬意，也展示出他内心忠贞的写照。

三、《忠武志》与《忠武侯祠墓志》之比较

清代以降，编纂整理诸葛亮及其祠庙资料的志书有很多，如张澍《诸葛武侯集》、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等，其中《忠武侯祠墓志》（以下简称《祠墓志》）为时任勉县武侯祠主持虚白道人——李复心所辑。冯岁平先生最早对此书作有探究，他从李复心的生平以及主持武侯祠墓的经历、《祠墓志》的学术价值、《祠墓志》的版本三个方面论述此书，认为该书具有武侯资料大全的性质，是有别于《忠武志》和《诸葛武侯集》、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文献之一。[8]诚然，《祠墓志》在编纂体例上有其独特性，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从内容上来看，《祠墓志》对《忠武志》所录诗文多有征引，如《祠墓志》收录了张鹏翮《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公赞》《忠武志序》《南阳武侯祠》《祭风台武侯祠》四篇诗文，但李复心并未蹈袭前人范式，两书在体例结构、内容主旨上皆有不同。这里将二者比较研究，以凸显各自特色。

首先，二者成书目的不同。由前面序言可知，张鹏翮作《忠武志》是有感于社会利欲之习致使民众丧知，故《忠武志》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忠君爱国思想以教后世，其政教意味荦荦大者，而在辑佚保存文献上则为次要。《祠墓志》则是李复心在主持武侯祠的过程中以建设武侯祠为己任，尽其职责，呕心沥血而成，正如王德馨在《忠武祠墓志序》中赞言：“必班马而后为此书，恐终无此书矣。著此书者非久历其地不能知，非熟读武侯之籍不能辨。师夙负博雅，又留心于祠墓者二十余年，安知不以古人之成书，参今人之考证，而信今传后，流播于无穷也。况过往名流拜祠谒墓者，多志在碑文诗碣，得此集而展诵之，已足为景仰高贤之助，又奚虑覆瓿无用也？”[9]19李复心主持武侯祠二十余载才辑成此书，可见用心之极，其目的当是为了弘扬武侯精神，传承武侯祠墓的历史，保存诸葛亮资料及其遗迹，其历史留存目的甚于宣教。

其次，两书在体例内容上有所不同。《忠武志》八卷，辑录了《本传》《年表》《世系》《心书》《新书》《遗文》《遗制》《遗事》《用人》《胜迹》《表》《碑记》《铭赞》《评》《论》《辩》《序文》《诗赋》十八类有关诸葛亮的文献材料，主要汇辑诸葛亮的生平事迹、遗文轶事以及后世悼念诗文，张鹏翮按诸葛亮之年表、生平考其始终，删汇存要，辑为一编，所辑内容主要是诸葛亮其人之志。《祠墓志》共计九卷，卷首载《宸翰》《圣旨》《御祭文》等内容；卷二绘山川图、各地八阵图及考证；卷三系武侯祠墓各处绘图和介绍；卷四为诸葛世系、典制考，绘有祭器图；卷五至卷八为历代文人在武侯祠所作的艺文诗赋，其中包含了有关武侯的碑铭论赞；卷九录祠墓匾额、对联。可以看到《祠墓志》既存诸葛亮传记资料，也录武侯祠墓历史，辑存重心主要在武侯祠墓。在艺文上，《祠墓志》甚至不录诸葛亮的著述遗文，而以历代文人仕宦拜谒、修葺武侯祠墓所作的诗文为主，显然二者在编纂内容上各有侧重。以诗文为例，可窥见一斑，兹将两书收录的部分诗文简要对比，更示明了（见表1）。

据笔者统计，《祠墓志》共收诗文275 篇，其中以武侯祠墓为主题的相关诗文有154 篇，占有一半以上，而《忠武志》收录诗文有314 篇，以诸葛亮人物事迹为主题的诗文约240 篇，所占比例可见一斑。由此从局部可以看出两书内容的侧重所在，并且从艺文收录情况看，《祠墓志》对《忠武志》所收诗文多有征引且增补了许多，值得重新审视其文学价值。《忠武志》作为清代第一部诸葛亮资料汇编对当时诸类志书的编纂确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忠武志》录张鹏翮的一首诗，题为《南阳武侯祠》，而《祠墓志》在收录时将其改作《谒武侯祠》，诗云：“宗臣俎豆有余香，想象当年道德光。澹远心传洙泗诀，千秋生气尚堂堂。”[10]231此诗刻石成碑，在勉县武侯祠以及南阳武侯祠皆留存有碑文，刻石时间未知，但显然此诗撰写对象当为南阳武侯祠，李复心为何改其题目，且为何刻于勉县武侯祠内，限于缺少材料记述，原因不得而知。

最后，在编纂形式上，李复心在编纂《祠墓志》时，为了直观地展示勉县武侯祠墓地理方位、山川形势、诸景样貌，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著录，在卷一中绘有15 幅图，其中包含了《祠墓山川总图》《祠堂山川图》《冢墓山川图》以及各地八阵图等，且各图后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介绍，山川图更是细致地描绘了各处山川的源头及其走向。卷二为勉县武侯祠墓之中的景观遗迹图，共有24 幅，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武侯祠墓的各处景观风貌，如《仿草庐图》，据图下文字描述，“仿草庐在静观精舍之西，三面当水，五色锦鳞，泳游其中。千年翠柏，垂荫于上，一几一榻一茗，鼓琴一曲，或朗诵《南华》，或玩《周易》，亦人间乐地也。”[9]111今勉县武侯祠仍有仿草庐，但庐外四周为土，草木丛生，可沿石板路步至其中，可见沧海桑田之变。如是所言，《忠武侯祠墓志》的确是考察勉县武侯祠、墓的设计图纸。除此而外，卷三还绘有若干幅祭器图并附录图注，如登、铏、笾、豆、祝版等各类祭器，这样的编纂形式更利于记录历史信息，再现武侯风采。而《忠武志》主要以文字著录的形式记载诸葛亮的生平事迹、遗文遗制，除在卷四《遗制》中，张鹏翮辑录了二十四幅阵图，其他内容悉数以文字予以介绍说明。从编纂形式上也可窥其两书鲜明的风格特色。

《忠武志》作为清代第一部采辑汇编诸葛亮资料的志书总集，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虽编纂内容尚有瑕疵，但于清代首开先声，其发轫之功毋庸置喙，对后世此类志书的编纂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书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张鹏翮他那赤诚忠贞的爱国精神，让后世能充分了解到这位贤相的心路事迹，使得张鹏翮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从而进一步推动张鹏翮的思想研究，此书学术价值还有待学界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