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及其方法论探析

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样态,客观上推动文化也出现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通提出了新要求。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强调,在新时代“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显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结合不仅是我党百年历史的实践事实,也是未来我们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是一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决定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行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必然性、必要性、内涵要义及方法路径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从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具有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以及现实发展的必要性。

(一)二者融通的历史必然性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会呈现发展形态的一系列变迁。在世界历史视野中,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科学理论的文化类型,大致经历了这样一系列多种形态的演进过程: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原创元典的马克思主义—19至20世纪之交第二国际后期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至30年代前后苏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至90年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欧洲共产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等)—20世纪30至50年代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而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新的次生形态的产生,都是它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发生的具体化、深细化和实践化演进。当然,这种不断次生的变化并非每一次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实践的成效会检验和纠正其形态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同样,根据中国历史特别是其文化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曲折进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时性形态:文明记载至先秦时期原创元典的中华文化—两汉至隋唐时期交融发展的中华文化—两宋时期融通趋熟的中华文化—明清时期渐趋保守僵化的中华文化—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基本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辱蒙尘的中华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的十八大之前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艰难新生的中华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自主创新强劲复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即进入“新时代”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毛泽东思想是其第一个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个发展阶段,经历了三个逻辑环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为二者融通的新征程开辟了正确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塑新生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过程和结果,具有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必然性,二者相向而行,最终融通为一体。

(二)二者进一步融通的必要性

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化史,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曲折艰辛、复杂多舛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沟通、结合、融通的过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理论和文化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世界历史的变化,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文化,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新任务,二者的结合也面临新的科技、经济和资本逻辑的挑战;而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民生和生态等领域的问题积重难返、矛盾尖锐,特别是前两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造成严重的文明灾难。这都迫切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文化样态和文明类型来帮助或引导人类走出困境、奔向光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美好生活的渴求也日渐增强。同时,国际竞争愈益向着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领域转移,中国也必须迎接这个挑战,否则将难以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融通,但是这条融通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在深层学理和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华文化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意义上,对二者更深层次、更为实质性的结合融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其差异是显著的。但是要探讨二者的关系,就要把二者作为一个辩证矛盾来看待,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文化意义上构成一对矛盾,矛盾的双方存在差异的同时,亦有可以融通的契合性即矛盾的统一性。

(一)实践智慧契合

首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非常强调实践,即理论的实践导向性及指导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实践观点,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进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在指导人们从事社会制度和环境改造的实践中发挥能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表现为旨在实现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亲力亲为、实修实证的道德践履,在指导人们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改造道德人心、社会伦理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中华传统的实践儒学等深层相通,在知行合一的理论旨趣上高度一致。其次,二者都追求实践的客观效果,强调实践的实际效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及人类社会的客观结构、深层矛盾和发展规律,因而能够正确地指导人类实践取得实实在在的客观效果;相对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现了人的身心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在指导人们进行身心健康、心性与道德涵养及顺应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也能发挥实实在在的效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更多倾向于改造外部客观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履性则更着力于内向性地改造内在主观世界和身心关系,二者相向而行,目标一致。

(二)世界观接近

唯物论是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有的世界观基础。马克思主义属于基于科学知识的彻底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的世界观虽然较为复杂,但除了部分被宗教化、神秘化的内容和形式之外,其主干部分属于实质无神论,一般认为儒家属于“远神论”(敬鬼神而远之),道家以及最可能被人们界定为有神论的佛家思想,在其现实层面也是泛神论或“内在神论”,实际上接近无神论、亲近唯物论。而儒道医武等多家思想则共同具有坚实的“元气论”或“唯气论”的世界观,“气”是一种精微而弥散的、近似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场性物质的存在形态,是中华文化意义上的“物质”;唯气论实质属于无神论、唯物论。

(三)历史观深层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其主体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文化的历史观虽然更为复杂,其民本思想蕴含着“为民做主”“爱民如子”的颠倒意味,但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相通,它确实看到了“民”的客观力量,甚至是最深层的决定性力量,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忧民乐民”“载舟覆舟”“民吾同胞”“公者民心”等观点,并主张执政者要敬畏人民、爱护人民,要向人民负责、造福人民。显然,人民群众是二者历史观的共同核心。

(四)思维方法相类

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辩证法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辩证法,作为其核心和精髓的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矛盾分析方法(全部辩证方法都是这一方法的延伸、分解与变形)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文化之元典的《易经》更是辩证法的思想体系。“易”者,一阴一阳之谓,运动变化发展也;“经”者,常也,“天行有常”之“常”,规律也;“易经”就是宇宙和人世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形态上相当于中华文化形态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由此发端而衍生形成的儒家的“中庸”“时中”“逝者如斯”“参赞化育”“天人合一”等观念,道家“反者道之动”“高下相倾音声相和”“祸福相倚互伏”等观点,以及佛家因缘和合而生万物的“因果观”“缘起论”“因明学”等学说,特别是中华医学和武学中蕴含的深刻圆融的辩证智慧,真可谓唯物辩证法的具象生动的实践形态。这些都无不表明,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充满辩证智慧的思想宝库。

(五)最终目标契合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实行按需分配,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所有成员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个性自由发展。在中华文化视野内,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此殊途同归,在那里人人皆可为尧舜,随心所欲不逾矩。而现今的“中国梦”,具体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形成的。换言之,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群策群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的中国梦目标,这是我们通往共产主义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性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是以二者之“异”为前提,以二者之“同”为基础,最终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

(一)以二者之“异”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里试举几个方面:第一,它们的源流时间长短、生发历史背景和发挥作用时代不同。前者形成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后者形成于远古并缓慢发展于传统小农基础上专制主义社会历史之中。第二,它们对于人类历史解释力和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适程度有差异。前者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资本主义时代全人类世界的普适性,后者则相对局限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第三,在逻辑前提上,前者以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个人为出发点,后者以伦理的、家国关系秩序中的个人为中心。第四,在阶级属性上,前者直接服务于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后者却没有鲜明的阶级观念,事实上更多地服务于统治阶级,同时教诲他们强化内圣修养而惠民安民。第五,在内容侧重上,前者以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后者以人性自体、天人关系和心性升华为中心。第六,在实践路向上,前者由外向内着力改造客观世界而改造主观世界,后者由内向外,通过改善主观世界而改变客观世界。比较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从个体人的身心关系入手,更关注家国集体需要,多在天道人伦层面,修证并践行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和谐,以某种混沌的“前现代”形式承载了“超现代”的人本文明之道;马克思主义则脱胎于西方文化,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但因其在合乎历史必然性和人性合理性的原则下,扬弃了西方文化之物本价值取向和物化思维方式,回归人性本身,并致力于构造与人性相协调相促进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文社会领域优秀成果和思想精髓的集大成者和文明结晶,故具有历史本根性和社会普适性。

(二)以二者之“同”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建立在二者差异性的基础上,这也正是二者契合性的前提。所谓文化契合, 是指异质文化之间在某些思想观点、意蕴意涵、价值理念和精神旨趣等不同层面或某个点上的通约性或相似性, 是两种文化能够产生共振共鸣, 碰撞火花的交叉地带, 是能够实现文化间有效结合及融合创新的重要基础(2)赵书昭:《论文化结合与融合的条件、路径与启示——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例》,《世纪桥》2019年第2期。。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广泛的契合点,简言之,二者都非常强调实践即理论的实践应用性、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客观性、实践最终目标的一致性;唯物论(无神论)是二者共有的世界观基础;二者都属于辩证法的思想体系;二者相一致的自然观都强调改造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以求得人类自身的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人民群众是二者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共同核心。正是二者的高度契合性才使得融通成为可能。

(三)以二者经典的“互读互释”为手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0—21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汇碰撞的历史大潮中,实现了思想视域的交叉融合,双方的文化结晶、思想经典也历经相互解读、相互阐释的知识融会过程。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阐释中华文化经典,从中阐发穿越时空的中华智慧和中华精神,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华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以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道德价值、人文理想等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使之与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形上追求与理想境界相契合相融通,形成新的中华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这些新的文化经典将成为二者思想文化视域融合的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的文本载体。因此,学术思想界和文化界以及方方面面的实践中相互借助对方的经典和思想方法,共同完成一些时代性、历史性的任务,则必然形成新的文化经典、思想成就,为二者的实质性融通提供文本范例。

(四)以二者的“融会贯通”为目的

“融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基于差异而又共趋同一目标的互补互促、相契相协的动态关系。这就需要建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全新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创生新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思想体系;需要改变二者的本质差异甚至冲突性解读,把我们从似乎抱有两种不同信仰体系而无所措手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至于在具体情境中相互掐架、使人民大众无所依归;需要促进二者互补协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光明进步发挥建设性作用。实际上,只有促进二者在实践上的互补互促、相契相协,才能最终推动二者“融会贯通”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和信仰体系。

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方法路径

为了更好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首先必须解决方法论问题。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方法路径相当复杂,我们主张以“马魂中根西用”为原则,从历史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再上升到当代的具体,综合创新。

(一)融通二者的方法论原则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方法论原则,就是“马魂中根西用”。关于“马魂中根西用”,方克立教授的完整表述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自古及今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地位,以及西方文化(外来文化)洋为中用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统一,辩证地‘化合’在一起,综合创新出一种适合于今日中国之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简称为“马魂中体西用”(3)杜云辉:《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到“马魂中体西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与此相似,程恩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之论,主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同时,要吸收西方有用的知识;当代人的研究,都要有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起点;他主张,在此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推陈出新”(4)《程恩富论马克思主义:“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中国文明网,http://yyf.wenming.cn/hxd/content/2009-02/14/content_22771.htm。最近他又更简明地概括为“马学为魂、西学为鉴、国学为根”的原则。参见:《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理念为何是马学、西学、国学的综合体?》,中国新闻网,http://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n/2022/07-28/9814579.shtml。。

综合二位观点,“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共产主义理想导引下建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和价值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体系,从而引导国家走上一条与人类共命运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学为根”,就是以中国国情、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目标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作为发展的基本力量支撑,以源远蕴厚的中华文化为思想价值根源,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优势和特长,不断弘扬优化和提升我们的民族根性、人民素质和文明境界(5)吴文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推进“马学”“中学”互化融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马学”“中学”作为中华民族的“魂”与“根”相互支持、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哲学、人文和社会思想的精华,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有普适性、与中华文化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成分,充分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在根本上使得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相融会。但是,西方文化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其工具性的科学技术文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科学技术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发展动力,但是就像盲人骑瞎马一样,科学技术被绑架在资本主义无止境追逐利润、满足极少数人贪欲的战车上,给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只有将西方文化最伟大的成就——现代科学技术,规范在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和共产主义理想导向之中,安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性修为和境界的导引之下,才有可能避免人类的危机。

(二)融通二者的方法论要求

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我国学者也特别关注抽象和具体方法的应用。例如,邓晓芒教授梳理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几种不同意见,认为从抽象到具体是“说明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是“研究的方法”,前者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方法,后者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错误方法,而在一般的意义上两者都是对的,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他认为《资本论》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的方法,是“说明的方法”(6)邓晓芒:《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资本论〉的比较看科学的方法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林鹭航教授认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7)林鹭航:《正确理解〈资本论〉方法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发展研究》2008年第5期。。也就是说,这两位学者在强调抽象和具体方法的重要性时,也厘清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我们认为,由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两种不可分割的方法,只强调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片面的、非辩证的,《资本论》也绝没有“肯定一条道路,否定另一条道路”,而是把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一方法对于文化研究和推进文化创新发展都有重要启迪,上面提到的“综合创新”就包含了这一方法论的思想精髓。具体而言,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都要从产生这种文化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具体抽象到一种较为纯粹的形上之道或抽象理念,然后将其运用到当下实践的实际而使之实现新的具体化、时代化以及民族化和世界化。这种从历史具体到理性抽象再上升到当下时代具体的方法论要求,正是文化综合创新的正途捷径。这一方法论要求极其类似冯友兰先生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对待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8)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100页。,但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来创造性地阐释和运用它,使它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与融会贯通。

“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最早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简称。1986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文化的回顾和前瞻》的学术报告中讲:“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综合东西方文化的贡献,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9)《张岱年全集》第 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152 页。1987年3月,张岱年在《文化与哲学》一书自序中,第一次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明确使用了“综合创新论”的概念:“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10)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自序。。张岱年此后多次阐述了这一主张。例如,在《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中,他提出:“关于文化建设问题,我们主张‘综合创新’,即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之为‘综合创新论’”(11)《张岱年全集》第 7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4 页。。因为这个“综合创新论”是特指文化层面的综合创新,而非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综合创新,更不是包罗万象的综合创新,所以张岱年先生自称为“文化综合创新论”。于今看来,这一方法论要求也具有新时代的适用性。

(三)融通二者的方法路径

基于上述原则和要求,特别是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我们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转型,大致可以形成如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路径:

1.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民族化,特别是中国化的新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也是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一种表现。前已述及,马克思主义的元典形态富有欧洲文化色彩,也是为了解决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而创生的,因而具有原创时期的历史的和地域的具体性。而其后每一步发展,都是在不同国家针对不同民族实际的具体化。其理论逻辑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首先将原创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抽象化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我们研读经典,也是要透过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形势或事件、人物等的具体论述,领悟出其中蕴含的他们所持有的立场、信念、观点和方法等,而不是拘泥于其具体论证和结论;然后再将这种抽象的结果具体化到本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从而形成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各国形态,用于解决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具体到中国,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党情国情世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的基础工程;党情国情世情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二者融通的现实基础。要扎根实践,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凝聚推进二者融通的强大合力(12)杨威、上官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证成与发展路向》,《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通过实现世情国情党情的大综合大抽象及相关理论的大创新,不仅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形态,而且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成直接导向共产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新的世界历史理论。

2.综合运用抽象法和具体法来改造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质。如前所述,中华文化历经多个逐级演进的文化形态,在先秦时期虽然是元典形态,但也是具体形态,因而其后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如此前后相继、连绵不断的演进过程。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将具体的适用于中国古代小农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抽象化,使之脱离它们产生之时之处之事的具体条件和情境约束,从中萃取精华而成为中国独有却又超越时空的共同价值或普适价值(即中华文化的形上之道),然后再具体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之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新形态的中华文化。从历史具体的中华文化上升到理性抽象的中华文化(形上精神、道体本根),再上升到现实具体的中华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辩证法。这样,中华文化的历史、地域和阶级性质便自然地得到了时代化、世界化和革命化的改造。

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时代需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在各家各派思想的整体性基础上,萃取精华融会贯通,才能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而如此萃取融通的一般方法,除了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偏内向重了悟的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融通,即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作用,做到具体批判、抽象继承、兼收并蓄、综合创新,使之既有高明渊博的形上理论系统,又有可贯穿百姓日用的实践方法和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价值取向和践行规范。

4.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发展中实现融通。笼统地说,通过“历史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现实的具体”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融合、思想交会过程,马克思主义必然发生一系列的形态演进:欧洲形态(也是原创元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抽象)—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各国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也会发生一系列的拓扑学形态变迁:中华文化的古典形态—中华文化的抽象形态(实质和精髓)—中华文化的当代和未来形态(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抽象(化)”“具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认识的过程,更重要的,它们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抽象化和具体化;不仅历史的具体是历史实践的产物,而且“理性的抽象”也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抽象化的历史过程,然后再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再次具体化。在这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思维和实践、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过程。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可能愿景

如上而为,在“马魂中根西用”原则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互读互释、相互渗透、相向而行,又具体批判、抽象继承,从而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话语交汇、思想会通,最终形成彼此深度契合、实质融通的新的人类文化和文明形态——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体系,笔者曾称之为“中华文明型社会主义”(13)吴文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推进“马学”“中学”互化融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在明确其文化或文明含义的前提下,可简称为“中华社会主义”(14)2013 年,笔者在研读党的十八大报告时萌生“中华社会主义”一词,后发现,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在《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一书中就提到过“中华社会主义民主”一语,虽未展开论述,但亦可看出其基本内涵:“‘中华’则意味着它比‘儒家社会主义民主’更具有包容性,在文化上植根于‘多元一体’、革故鼎新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汉文明,更不仅仅是儒家思想)之上。”他认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实现‘六亿(今为十三亿)神州尽舜尧’的制度条件”,“‘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是实现‘大同’”(见该书第84页)。去掉此处的“民主”二字,整体地说,“中华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合融通后形成的社会文明形态。。

(一)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特质”

中华社会主义凸显“中华精神”“中华道统”,特别是融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特质。之所以使用“中华”而不是“中国”的概念, 主要是因为“中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概念,表征一个具有悠久发展历史和深厚文明底蕴的文化-民族共同体。究其字义,“中华”似乎是“中国”和“华夏”的合称或简称。《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也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看,“中华”二字拆开来再合起来便别有深意。《辞海》云:中者,言居四方之中;华者,言具有文化之民族,服章之华美也。“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已消失的民族,从而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所有民族的总称,意味着一个多元一体文化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意味着太平、中正、和谐、安详、欢畅、自然、美丽,也意味着幸福与自由;显然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特质,也是我们使用“中华”一语的原因。

(二)“中华社会主义”意味着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文明新形态

根据以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交会与融通,一种可能的文明愿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将中华文化的文明神髓和基本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架构和实践方略中处处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不仅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富有“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使它体现“中华精神”“中华智慧”“中华情怀”“中华抱负”“中华气度”;它是中华化的社会主义,是承续中华文化血脉的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序列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或文明视角的表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实现全面小康进而直接指向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升级版本。总之,它是中华文化-文明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各自发展之逻辑的和历史的融合,是它们各自发展的最新形态;由于中华文化-文明的特质,它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价值体系,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质,它是最具有普世性的信仰价值体系。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它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完美统一的社会主义。同时,通过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文明实践,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其思想神髓和形上精神能够超越时空局限而转化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从而使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再次为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不仅再造一个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而且创造一种不同于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新形态,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亦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