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许 珂,熊坤新

(德州学院山东东盟研究中心, 山东 德州 253023;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10月 26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并以此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群体认同的话语表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和意识的建设问题应成为现阶段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一、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

世界上主权国家拥有多个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民族国家呈增加的趋势。把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分析民族问题的立足点,需要从国家的立场研究民族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各民族作为认同群体来割裂民族间的团结。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上升,世界性的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源的一体化突破了国家原有的自我封闭系统,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资本的全球化使得其经济功能已经超越国界,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联合,不断突破传统国家的既定界限(2)邹诗鹏:《论现代国家民族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2期。。我国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原则性认知和坚持,通过国家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各民族经济的交融,构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强国家逻辑,才能缓解国际经济交往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将中国疆域内各地区和各民族统合在一个国家之内。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促进民族间经济交流,以民族经济交融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建设,进而以此为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重视各民族“交融”,注重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建设,以此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各族人民磅礴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治理方略,是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的应然表达。我国已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套相应的理论话语与现实依据,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和铸牢路径。以往的研究过多聚焦于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本文则更加关注新征程国家治理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和意识的建构与生成发展维度,试图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初步解答: 一是经济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在团结聚合的制度因素与发展动力机制;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历史的结果与当代实践主体,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必定是建立在中华各民族经济交融基础之上,并且具备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机制、高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聚合机制。多民族国家在维持政治经济结构稳定的同时,中华各民族广泛汇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有效地加强并增进了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保障。

二、从民族经济交融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以民族形成的基本问题为核心从基础理论层面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联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4)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9、24页。。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形成,在今天看来,离不开经济活动的支撑。经济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无疑是正向和积极的,即是说,经济活动对于民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经济活动能够强化民族关系,密切民族关系离不开民族经济的交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5)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9、24页。。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经济交往中经济联系与交往层次逐步深化,民族间经济相互交融,经济互补性和共同性不断增多,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族类群体和个体都离不开经济生活,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依附、经济联系在民族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塑造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6)杨思远、黎明:《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历史形成》,《民族论坛》2022年第1期。。物质决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而铸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侧重于对各民族国民认同培塑,是一个国家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聚合为一个“国族”的过程。国民认同的培塑是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归属的感情依附和自觉认知,侧重通过经济、文化、心理等层面来构建。在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为了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族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是必然的选择。民族问题是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要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中讨论。国家利用各民族经济比较优势,实现疆域内经济的一体化,亦即经济整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劳动目的论上可以更进一步阐释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的逻辑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以劳动本体论为依托,对劳动目的论设定以及作为社会实践总体的活动进行了论释:“人的劳动活动以把自然对象变成使用价值为目的。在后来的、更为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形式中,对他人的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不过在这时,这种影响的目的归根到底乃是在于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充当中介。这里,构成劳动的本体论结构基础的,仍然是目的论设定及其所发动的被设定的因果链。可是这时,目的论设定的基本内容却是这样的一种企图,就是促使他人(或他人组成的群体)本身进行具体的目的论设定。”(7)[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新征程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目的性设定,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来源于社会劳动实践。这种设定是通过人的预定目的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表现的。社会实践形式是在具体劳动中发展起来、以具体劳动目的性设定为基础的。但是,社会实践形式遵循劳动的目的性设定,是以更为复杂的形式由群体合作来进行目的性的设定,社会实践更抽象并且更具有社会性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各民族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现代化道路。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性设定的实现过程就是各个民族共同协作完成的一项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在内的全面复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人类学研究表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人类社会往往是符合一定规则和约定的社会,具有玛格丽特·吉尔伯特所提出的“共同承诺”特征,群体具有共同目标才能导致群体具有行动的一致性,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心理基础,从民族心理上整合了民族间的关系,以群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达成。

三、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已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各族人民幸福安宁的伟大工程,其精神动力源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经济基础为各民族经济的交融,其现实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

(一)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何以可能:民族经济交融的制度逻辑

经济制度是国家建设中重要的制度设计,是对民族经济关系总体性质的规定。卡尔· 波兰尼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能不具有某种形态的经济制度而长期地生存下去”(8)[匈]卡尔·波兰尼:《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国家经济制度反映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体现出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程度(9)刘永佶:《民族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各民族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主体地位,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为各民族作为平等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尚处在原始公有制残余的社会形态中,川滇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彝族则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形态,藏族、傣族等民族还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了多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构,我国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体现了“公有”对各民族“共同”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加以改造、整合并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用包容性经济制度来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中国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逐步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迈进(10)[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 320 页。。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民族因素越来越嵌含在统筹经济发展的全局之中。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1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历时性解决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种 “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容易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结构性失衡,较为严重的是这种失衡往往与民族和地域的边界契合(12)周光辉、刘向东: 《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在不同民族发展不均衡的约束条件下,民族共同体的稳定的、持久的聚合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从逻辑上讲,只有不断完善相应的制度,构建促进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体系,才能保障新征程民族地区具有参与经济循环的能力。一是要充分利用分配机制来促进民族间经济交融,通过提升民族特色产业竞争力、提升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竞争力等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减少差距;国家在再分配中对民族地区的倾斜要体现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利用第三次分配,通过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等途径,使民族地区具备融入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二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民族经济交融提供条件与环境。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下,各民族之间、各地域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动态经济联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东部地区的资金与先进技术、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国内统一的市场空间中得到最优配置,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持续健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为各民族提供了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特别是要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少数民族劳动者因为语言、技能等原因,多限于省内或临近省份流动。通过教育培训,各民族劳动者要素禀赋(知识、技术等)的提高会拓宽地域空间选择,提升其融入现代经济的职业能力。通过对民族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制度设计,让各族人民感受到国家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有效保障,从而产生国家认同感,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何以可行:民族经济交融的动力逻辑

当今时代,民族整合越来越依赖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条件,现代化经济的特征如国内统一大市场、科技进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成为了民族间联系的新动能,促进了民族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以及民族共同经济利益的认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立足我国新发展格局,使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形成合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治理效能,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民族间经济交融的动力。第一,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万美元,基本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的下限(13)根据201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人均GDP高于12736美元的国家收入水平处于高等水平。。2011年和2015年,我国人均GDP分别达到5000美元和8000美元以上。消费者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旅游、休闲文娱等消费需求增加。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消费需求快速扩张,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富集,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消费不仅是体现自我文化满足的手段,同时也是个体建立集体认同的有效途径。如,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其他民族独特的民俗、传统节日,可以创建和更新群体认同的实践轨迹。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吉恩·布希亚所认为的那样,消费是一种确保符号调控和群体整合的系统,像语言一样或原始社会中的亲属系统一样的意义系统(14)[美]乔治·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3页。。第二,科技进步成为民族地区融入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驱动力。依据国家竞争理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我国已经完成了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8000美元的跨越,也就是现阶段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进步逐渐成为民族地区融入国内大循环的的重要驱动力,东数西算工程就是将东部算力需求引导到西部民族地区,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的战略。伴随科技进步,数字化正在创造一个地区之间互联互通的新空间,推动跨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数字化改变了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使民族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第三,更高水平开放是民族地区纳入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大循环,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民族地区地处祖国边疆,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族地区从内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高地,使民族地区以区位优势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并成为畅通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桥头堡。从外循环看,1978年到2019年全国的贸易依存度从9.6%提高到31.8%,提高了22.2个百分点,而同期民族八省区贸易依存度只提高了7.9个百分点(15)郑长德、张玉荣:《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从外贸进出口状况测度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商品市场参与国际循环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边疆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保障国家安全。

新征程国内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持续的科技进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将成为国内地区间经济一体化发展、密切民族间经济关系的强大动力。民族地区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把文化旅游产业、数字产业、现代农业、新能源产业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优势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新征程民族建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通过市场伦理上重塑、现代消费文化上浸润、创新技术上交融,在传统与开放互动中构筑新型民族关系。人与人之间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基础,通过经济的交融,在开放与包容中构筑现代民族文化伦理,增进中华民族认同。少数民族在感知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中,通过给其他民族提供消费产品,为自身民族文化打开新的视角,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国家鉴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适时提出“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等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感知国家关切,从而成为推动当代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不竭动力。

(三)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何以巩固:增进民族经济交融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

民族政策是指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调节民族关系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和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民族政策必然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民族政策具有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立场、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16)卓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 年第1期。。民族经济政策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协调民族经济关系的准则和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扶持政策,对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民族间经济的良性互动。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启了新征程,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补足短板,为民族经济的交融创造制度环境。首先,充分利用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对口支援制度要从对口扶持到双向交流转变,在技术转移与创新、产业对接与转移、民族文化互鉴等维度深入展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对口支援制度更要强调减少单向的依附性、提高双方自主性,旨在建立一种基于利益共享的平衡式的合作关系。其次,民族经济交融实际上是民族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要在硬件和软件上为民族经济交融提供支持、保驾护航。要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现代物流设施等硬件建设,还要积极进行双语教学、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软件建设,全方位提升各民族参与经济交往的能力。最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持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率超过了其财政支出的2/3(17)李曦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维度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为了协调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是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这一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

国家主义的整体观是民族工作的生命线。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的目标不是使各个民族形成自我循环的经济系统,而是通过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的扶持,增强其参与国内分工的能力,促进民族间经济逐步交融,形成各民族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并在经济交融中实现文化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四、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进路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与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整合、社会整合、文化整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国家观下的民族建设,从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而言,新征程在进行民族经济整合基础之上,存在着由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向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进路。民族经济的交融是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动力,社会共同体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

(一)以民族经济交融构建经济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就是以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交流为基础的。互惠的经济交往反映在民族经济交融上,是指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多、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互补性程度不断加强、一体化程度日渐加深、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相对东部地区而言发展仍相对滞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民族间经济的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核心价值所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民族成分多样且呈区域性分布(18)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一是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二是分布范围广,但主要集中于西北、西南、东北部地区。。幅员辽阔意味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民族地区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民族区域性分布意味着可以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民族间的经济交融。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8.89%,多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民族地区地处边疆,拥有1.9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占我国陆地边界线的86%;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55.78%。从2021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各民族同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要将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新发展格局,以东部地区经济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和融入,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这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建设的重要基础,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可行路径。

在经济交融的基础上,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民族之间习俗相融、文化交流等现象的增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心理上的亲近感不断增强,以及体现在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民族认同不断加深。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民族经济融合为基础,民族间经济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经济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包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客观存在的感知,并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这种认同感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依存、社会结构、文化内涵的认同,最终演化为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价值取向及发展道路的认同。民族间经济依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促进社会流动构建社会共同体,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社会流动”,最早是由美籍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指的是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转变。这里的社会流动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个体职业或阶层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引起社会分层结构、从业结构、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社会流动的动力,社会流动有利于推动形成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9)《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不断推动社会流动,使各民族参与到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才能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结构的互嵌。社会结构与民族结构的高度重合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要不断改善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分布。在经济领域,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加强东西部地区经济合作,促进社会流动;在教育领域,通过提升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为少数民族提供生产技能培训,使各民族适龄人口有能力参与到不同行业与职业的工作中。新征程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产社会化和消费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互嵌为内生动力,使各民族在社会系统中自主流动,形成相互嵌入的社会阶层结构、职业结构。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基于区域经济间联系的加强,各民族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市场伦理和法理规范构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区域之间、民族之间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构建出一种新的民族团结形式,即以文化互鉴和功能互补为基础的社会整合。特别是现阶段随着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推动形成了基于民族文化根源的非同质性且具有功能性的社会共同体。现代社会共同体早已不同于斐迪南·滕尼斯所说的“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的共同体(20)[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而是以法国古典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职业共同体”为基础、基于民族文化共享的社会共同体。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分工及一体化过程将分散性的区域社会聚合和组织起来,形成民族间横向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具有向心力的社会共同体,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凝聚价值共识构建文化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是精神的载体,各民族文化互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精神纽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各民族以经济交往为基础,形成社会空间及地理空间上的互嵌,为民族间文化交融创造了条件。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势不可挡,其流动参与率持续上升。2020年在全国37581.68万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3371.30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6.90%,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8.97%。2010—2020年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杨菊华、吴海平、卢逢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最新特征与变动趋势》,《西北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各民族交往日益增多,民族间交错分布的店铺、交错杂居的社区使各民族群众拥有共同的学习、生活、工作空间。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在所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接触理论,认为本地人和外来少数族裔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通过语言和价值观念影响少数族裔,实现族群间的文化适应。更进一步,各民族群众在婚丧嫁娶等民间礼仪上相互交往,民族间通婚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血缘的融合促使各民族联系更加紧密。每个民族以其独特文化吸引并影响其他民族的成员,不同族群文化相互学习、吸收、涵化,逐步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同一个文化体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族际间文化整合的过程。不同民族基于历史文化差异,有着自己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诉求。各民族在经济交融基础上,通过文化习俗、管理经验、知识技术、组织形式的互鉴,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在彼此的文化认同中构建文化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往往取决于民族思想文化中共同的部分,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不断整合,逐步形成共同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共识,各民族形成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文化共同体。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地理空间已经不再是各民族社会联系的限制性因素。团购群、代购群等成为独特的网络空间共同体,这种虚拟共同体是由现实个人在网络空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格局。各民族消费者在虚拟购物空间中围绕着其独特的价值和目标组织起来,此时,各民族特色商品成为民族文化有效传播的物质载体。民族特色产品是各民族意识、观念、精神相互融通的纽带,既是物质文明的承载者,更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载体。如,彝绣、藏药等民族产品将民族的价值观融入到产品中,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因传播得以理解、共情,中华各民族在情感心理上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认,进而加深了各族人民对共同体的价值归属。

各民族凝聚价值共识还体现在对我们国家制度文化的认同。威尔·金里卡指出:“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稳定。”(22)[加]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这里的超民族认同,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认同,也就是各民族对国家制度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过程实质上是将显性政治因素、社会共同体的团结、隐性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新征程各民族以经济互嵌为基础,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嵌入逐步向纵深方向迈进,进一步凝聚各民族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精神家园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文化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支撑。

五、结语

现阶段国际局势有很大不确定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发展脚步持续放缓,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约3%降至1.9%(23)参见联合国2023年1月25日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基于新征程从经济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视域,进一步拓展新发展阶段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价值底蕴和内在规定性。在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中华民族”概念的明确载入标志着在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地位。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相互承认并将共同体的聚合置于宪法的权威之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赋予了规范性内涵,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制度体系的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自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属于意识范畴,制度认同实质上就是政治认同,认同我国制度体系是各民族人民国民认同的基础,是推动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的关键。制度体系框定了经济共同体的秩序,制度自信是新征程各民族增强团结奋斗精神力量的基础与前提。第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各民族经济交融的结果,会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正如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所说,“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能够激发全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培养人们对中华民族在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国家荣誉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应以“增进共同性”引领新征程民族工作,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持续推进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总之,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凝聚民族思想共识,是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凝聚与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与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民族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为逻辑起点,通过多维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经济支撑、社会基础、文化纽带,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赓续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实践空间、话语空间和思想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培育与发展,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