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发展进路探究

王善铭 杨玉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20BKS063。

作者简介：王善铭（1994—），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杨玉成（1969—），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西方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下，不仅人在被异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而且文化也成了“祛魅”的对象，这是其现代性弊病的重要成因。“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新方案，同时强调了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需要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中促成飞跃，让经由“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应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之间的交流互鉴。不仅如此，新文化之“新”还应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语境转化成果和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具有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的理论化解答当中。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3）06-0085-08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他者”，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西方文献中的“现代的”（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于5世纪，指涉的是皈依了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开始告别野蛮或者异教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直到19世纪，它才开始作为编年史概念而得到广泛使用，指代的是区别于“古代的”与“中世纪的”的第三个历史分期[1]。可以说，现代性存在于任何人类文明能够自我意识、自我觉醒的历史时期，对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并不是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当前，西方工业化模式下的现代性危机已然暴露无遗，马克思在对以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和弊病，并初步指出了现代文明转型的新方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中，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独特的先进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人类的现代性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如马克思所说，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现代化发展造成的劳动异化让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工具理性也逐渐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世界“祛魅”成为冰冷的物质与财富的造物。从当前西方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结果来看，单纯依靠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评价：它们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兩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2]。人类的现代化需要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桎梏，走出一条更具先进性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具有独特的先进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满足少数人利益的现代化

马克思透过资本运动的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流变，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运转的核心，它在资本逻辑下造成了一种盲目地奴役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反映了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之间的关系，让人与人相异化，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占社会人口小部分的资本家只有通过无限榨取广大工人的剩余价值，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而这种欲望的主人甚至也不是他们自己。这种对抗性关系贯穿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所以说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满足少数人利益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我国，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最核心的保障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因此成为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回顾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但是在无数次尝试与失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不管是避免革命的自强运动还是任何名目的改良主义，抑或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模式，都不能让当时中国的局面稳定下来，更谈不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自觉扛起历史使命，主动担负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责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自然属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不管是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还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必须恪守人民至上的话语本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创新准则。这不仅要求在文化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中充分把握和考虑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将学术化、专业化的成果转化为人民大众易于理解、入脑入心的日常语言，还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在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扎根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守文化定力的现代化，而不是追求“祛魅”的现代化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历史意识的人的现代性思想也愈发强烈，资本主义的自由契约关系取代了农奴制的身份依附关系，个人的“理性”和“自由”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标志，但这背后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和隐患。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理性化的过程即祛魅化的过程，西方人通过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科学工具的进步，逐渐祛魅了宗教的神圣和神秘，宗教图景的瓦解也进一步让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相互独立，再也没有人能从家族出身中获得荣耀和高贵，也不会有人因为道德的崇高而成就光辉的一生，有的只是成功至上和金钱至上，以及祛魅之后的此岸世界。

相较于西方而言，“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西方价值观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5]。事实上，文化资源之所以被西方价值观认为是无价值的东西，更大的原因是其文化资源的底色和形式都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作用。西方的哲学热衷于探索世界的本原，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的工具理性同质;而宗教的精神来源于世俗的痛苦，并不能够真正用来指导现实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修身立德、民本思想和治国方略等方面，本来就是一座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富矿。不仅如此，在对现代性弊病的反思中，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或许能够为西方现代性问题提供答案。有学者就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普世价值”，可称之为“中华价值”，并认为“中华价值”可概括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义”，源自中国佛教的“慈悲”[6]。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其内向超越的思维模式，恰好能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天地间，不在自然之下，也不在自然之上，可以克服现代性的弊端。

所以，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祛魅的对象，不然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我们要坚守文化定力，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濡化作用，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7]。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成为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8]。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始终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结合”，充分认识到“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天然同质性，也要认识到二者之间具有一致的实践性，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同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8]。在坚持“第二个结合”的道路上，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质性内容的阐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高度的同质性，是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在哲学风格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如老子哲学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基本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哲学看待历史的态度也有共通之处。荀子在《天论篇》中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唯物史观思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蕴含着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以及对自然规律客观性的清醒认知。“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则道出了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物质生产的重要意义。这也与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相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独特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十分重视历史意识。所谓“生生之谓易”。“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之道是通过历史实现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变”本身才是唯一不变的。这种观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运动是绝对的”运动观相契合。

不仅如此，二者在内容上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3]，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3]，这是根据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3]这一重要判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致的实践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注重“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同样具有改造世界的宏伟愿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二者共同的实践性是“两个结合”的动力所在，也是二者必然走向“結合”的客观原因。

《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市场的开辟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决定了革命重心由西欧移向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恰逢其时地被中国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作为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深度介入和落地生根，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碰撞和融通。这种融通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表现出来。用汉语翻译叙述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基因。另外，在历史进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的融通体现。再者，在实践反思中总结形成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列宁在《共产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它经过实践淬炼，在中国的土壤上活学活用，在学理层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丰富成中国人的精神利器，再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实现了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在现代化狂飙突进中返归传统文化寻找立身之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新生并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更清晰地面向现实与未来，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重大命题，它关乎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知、情感生发与价值导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割裂。更为可贵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通和激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持久的精神魅力，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两个结合”下的新文化发展进路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8]。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进程中，结合的前提不仅是内容、意蕴的同质性，而且还应正确对待古今思想的时空维度、社会背景等差异，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语境转换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容，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历史与现代文明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更应意识到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最终目标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新文化形态。新文化之“新”一方面应是对中华文化的时代化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应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现象和全球化视角下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创新。“两个结合”的进程正加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新时代新文化的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8]的应有之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语境转化

新时代的新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生命体，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语境转化是新文化之“新”的保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时空差异，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面临“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所以当下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中的文化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是发展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在总体上一直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取”和“弃”之中不断凝练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但是也应注意到，以这种方法继承的文化只是做了某种意义上的减法，其本质仍然是基于我国悠久历史的本土文化。而发展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尊古，又要避免复古，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新时代的新文化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语境转化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也是“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4]相关工作的重要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尤为必要的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进行考古学、训诂学深入研究和准确表达，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的洗礼中历久弥坚，逐渐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核心思想，这些思想在不同时代各自呈现了不同的时代表征。如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观的迫切要求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两个结合”的视角下再度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对比与结合，积极探索用“两个结合”回答时代之问，加速推进中国文化、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时代的文化创新不应单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观点与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局势中复杂现象进行浅表的、机械的对应，如果这样，文化就成了一味地仿古。如果对时代现象的回应仍须过度依赖传统的语言范式，那么新时代文化的创新性和独特标识就无从谈起。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一直处于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文化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不失时机地解放思想，在“两个结合”中形成新的中华文化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内在需求，也有全球视角下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共同问题的客观挑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文化的“新”应体现在何处？从广义上讲，应包括且不限于理论研究和阐述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比、结合研究的学术成果，还应有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和内容的精确还原、呈现及传播发扬。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事业的进展都显现了中华新文化发展成就。从狭义上讲，“新文化”的表征应该是具体的、有突破性的。其动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所依靠的包容性、创新性和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所依靠的自我革命性;其构成一方面应是对中华文化的时代化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应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回应社会现象和全球化视角下的人类共同问题所形成的理论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向自我革新的道路是“结合”的重要过程和前提。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着其自身文化元素的多样性，而新时代的新文化形態又应当呈现出有机统一性。这就要求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强化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充分认识到“结合”不光是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某一派别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而是要打破学术藩篱，在中华文化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在互鉴中淡化传统思想的流派之争，强化中华文化思想的力量，最终形成并巩固中华文化有机体的观念与信念。这种内部的自我革新是“结合”的应有之义，也是“结合”不变味的保证。另一方面，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期望一样，“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4]。当今时代的主题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新的时代问题亟待我们给出回应和解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不能囿于历史的桎梏，要以现实发展矛盾为动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文化成果具有时代赋予的天然原创性，也是“新时代新文化”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里，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8]。应当意识到，在“两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绝不是传统思维中“体”与“用”的二元关系，而是以形成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为目标的和谐共进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这种结合应当也必将形成新时代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就是新时代新文化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处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转化需要“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入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的新时代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既是时代使命，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新时代新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样态，值得我们为之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頭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卢风.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环境伦理、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J].道德与文明，2013（0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5.

[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Research on the New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Shanming， YANG Yucheng

Abstract： Under the western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not only have people lost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culture ha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disenchant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its modernity malady. The propos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plan for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of human society，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poch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s  a leap forward in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o that the new culture form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becomes the cultural mod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is process， we should persist i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basic framework. Moreover， the "new" of the new culture should also be reflected i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odern context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times with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o Combinations";new culture

责任编辑：邓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