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生态文明文本英译演进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李紫馨 李心洁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英译本自2014 年第一卷在海外的出版发行以来，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和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对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价值。 作为一种国家翻译实践，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英译过程采用机构翻译的组织方法（张峻峰、庞影平，2022）[1]，形成了多次复核、严密精谨的时政话语翻译工作程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文就此成为静态文本，与之相反，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吸收新的智慧、不断创新，翻译也必须反映这种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王平兴，2008）[2]。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思想英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对生态文明主题政治文本中的典故或文化负载词进行译例分析研究，如于盛鹃，梁盛楠（2023）[3]从目的论视角研究了《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出现的生态文化负载词采用的翻译策略；第二，对某个生态文明术语或生态文明概念进行多译本对比研究，如杨全红（2018）[4]从具体语境、政治指示的侧重以及译者主体性三个方面研究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四个不同译本分别之侧重与演化；第三，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各卷本中重复出现的重要术语进行其译本对比研究，如李媛（2023）[5]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关键词的英译在其语境中的生态适配度。 以上研究着重分析了翻译策略的运用，但是在译例挑选上难免缺乏客观数据支撑，主观性强，导致研究结论的规律性不足，欠缺说服力。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是在观察大量翻译事实或翻译现象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的研究（胡开宝，2011）[6]，因此，通过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憾。 鉴于此，文章从语料库翻译学视角出发，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译本中的生态文明主题篇章中的词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四卷本中生态文明思想英译的动态变化过程。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的生态文明主题章节所谓研究语料。 首先从英文网上获取得到上述章节的英文译文，英译文本字数分别为1 318 词、2 706 词、6 854 词和7 110 词。 然后对文本降噪处理后使用CorpusWordParser 软件进行文本分词，使用claw word tagger 在线标注网页进行词性标注，再通过语料分析软件AntConc（3.4.9）得到各篇译文的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和高频词等语料信息，通过对比分析各卷本的语言形式参数与高频词列表探讨各卷本生态文明话语英译的差异与动态演进。

二、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是指文本中类符数和形符数的比率。 形符为文本中所有的统计词数，类符为不重复的形符数，即文本中重复的形符只算作一个类符。通过统计文本中的类符/形符比率，可以观察该文本的词汇变化程度，类符/形符比越高，说明文本的词汇变化性越高，相应地词汇丰富度也越高（杨惠中，2002）[7]。 由于类符/形符比易受到文本容量的影响，随文本容量变化而产生较大的偏差值，可比性较差。 鉴于第一至四卷中生态文明篇章的文本容量变化较大，因此引入标准类符/形符比进行统计。

利用AntConc 软件生成了四卷生态文明篇章译文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如表1 所示。

表1 四篇章译本类符/形符比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四卷本生态文明篇章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从第一卷到第四卷，总体呈提高趋势，这表明译文文本词汇变化程度提高，即使用了更加多样、丰富的词汇传递生态文明思想，让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具备更强的表达性。

在第一卷中，作为核心概念的“生态文明”一词全部被翻译为ecological progress，而在第四卷中，则根据上下文，多次调整对“生态文明”一词的翻译。

例（1）：

原文：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译文：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a global eco－civilization.

例（2）

原文：让生态文明的理念……

译文： We will promote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eco－environmental progress...

例（3）

原文：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译文：Our efforts to conserve our ecosystems will benefit not only this generation， but many more to come.

（二）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指文本中的实词占比，英语实义词指具有稳定词义的词语，即名词、动词、副词和形容词，词汇密度的计算方法为实词/文本总形符数×100%。实词词汇密度越高，表明文本中具有实际意义的词汇占比越大，即文本的信息含量越大，如表2 所示。

表2 四卷本生态文明篇章词汇密度表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词汇密度依卷略有提升，表明译文的文本信息量有所提升。这一结论与类符/形符比呈提高趋势的结果相辅相成，表明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译文词汇丰富性提升，文本信息量增加。

（三）高频词

通过AntConc 软件的Wordlist 功能生成各卷本的高频词列表，如表3 所示。 表3 展示了各卷本中出现频次前20 位的词语，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各卷本的高频词具有一定主题特色；“生态”一词在各卷本中具有翻译演进特征；高频词中情态动词will 和must 的频次变化体现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表态变化。

表3 四卷本生态文明篇章高频词表

1. 体现各卷本生态文明篇章的主题侧重

通过对比发现，除去相同的高频词和虚词外，每一卷都有数个独特的高频名词，如第一卷的resources，第二卷的system 和protection，第三卷的water 和第四卷的carbon。 这些多次出现的词汇分别对应每一卷生态文明篇章的主旨侧重，第一卷的三篇文本着重强调了能源、资源的保护与节约；第二卷的五篇讲话则围绕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展开；第三卷中关于水污染治理和黄河水体治理占据较大篇幅；第四卷中“碳达峰”和“碳中和”则成为生态文明的关键词。 各卷本高频词与生态文明主题侧重息息相关，表明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在不同时期工作重点不同，逐渐从宏观的生态资源节约保护过渡到强调土地利用、水体污染治理，再到与国际社会关注重点接轨的“碳达峰”“碳中和”问题。

2. “生态”一词的翻译变化

使用AntConc 的Wordlist 功能分别生成第一至四卷的高频词表，选取出现频率前20 位的词汇如表3 所示。 可见使用频率最高的多为虚词，如and，the， of， to 等。 除去虚词，ecological，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等高频词的出现与篇章主题生态文明相应和， 但是中文“生态” 一词的对等翻译“ecological”却仅出现在第一卷的高频词列表中，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高频词中并未出现，而在第四卷中则以缩写“eco”的形式出现。

通过语料库检索可知，生态一词及其常见搭配的翻译在四卷中的翻译方法各有不同，第一卷中几乎全部以对等的方式翻译为ecological，如生态意识译为ecological awareness，改善生态译为ecological improvement，生态保障译为ecological safeguard，“生态红线”译为ecological red lines 所示。 更为显著的是对“生态文明” 这一概念的翻译，全部译为ecological progress，这也是progress 成为第一卷高频词的原因。

而在第二卷、第三卷中，environmental 则代替ecological 成为高频词。 在第二卷中的高频出现一是因为环境保护是第二卷生态文明篇章的重要主题，二是因为生态一词的有时也被environmental 取代，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作为形容词的搭配中，往往统一译为environmental。 而在第三卷中，生态一词则大量被翻译为environmental，如生态空间、生态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管理、生态环境成本都翻译为“environmental＋名词”的结构，即environmental are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cost。

在第四卷中，ecological 的缩写词eco 再一次出现在高频词列表上，这是因为在第四卷中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译法大量更新为了eco－civilization，生态环境一词也依据其语法功能更不同全部译为ecoenvironment 或eco－environmental，因此eco 才出现在第四卷的高频词列表上。

3. 情态动词分析

情态动词是英语中体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方法。 情态动词的语义类型包括表意愿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和潜力情态（孔凡冉，2021）[8]，其中意愿情态的语义内涵为表说话人的意志、企图与愿望，而道义情态既可表现客观世界的要求，也可表现说话人的主观要求，表客观世界要求时强制性较低，而表主观要求时强制性高。 情态动词will 往往表达说话人的意愿，而must 则带有极强的强制性要求，更加接近道义情态的范畴。

根据高频词表可知，在第一卷中，情态动词will的出现频次高于位于must，而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must 的使用频率就超过了will，在第四卷前二十位高频词中，must 居于十四位，will 则没有出现。 通过will 和must 两关键词的索引行对比，发现will 和must 在大部分情况下均为对中文“要”的翻译，而情态动词“要”作为我国政治文献中的高频词，对话语表达、情绪感知、态度传递等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推进，我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表态逐渐从使用中等意愿的情态动词will 向使用强制性高的情态动词must 过渡。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各项生态任务逐渐从“将要”完成过渡为“必须”完成，这表明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决心愈发强烈，也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建设极其重要的一环。

三、 结论

文章利用语料库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生态文明主题篇章的英译文进行历时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至四卷生态文明篇章英译文的类符/形符比和词汇密度均呈现相对稳定、稳中有升的演进趋势，即词汇丰富度增加、用词多样性提升。高频词的对比分析发现，各卷本的高频词呈现一定的虚词重合，同时各卷本因各个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切点变化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高频词。 此外，高频词中情态动词will 和must 的频次变化体现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政治表态日益坚决的变化趋势。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和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关切世界当下生态问题之急迫，研究生态文明思想英译的演进过程与规律，有助于未来此类政治文献翻译的进步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