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时代表现、影响因素与提升措施

余桂红 张晨谨

摘要：博士学位完成率已经成为政府、高校、导师、博士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过去20年中，挪威博士生教育经历了快速扩张，政府持续的经费投入，要求高校提高博士学位完成率和减少完成学位时间，为此，挪威逐步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完成率、获得奖学金的以及依托项目进行培养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均有显著或一定程度的提升。在挪威，影响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入学标准、学生就读身份、经济资助、师生关系和朋辈协作、学科差异、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博士生自身特征等。针对这些原因，挪威采取了完善博士生培养制度、聘请博士生为全职的学术人员、拓展博士生资助来源、改进博士生指导、实施工业博士计划和公共部门博士计划等措施，效果良好。

关键词：博士学位完成率；博士生教育；挪威

作者简介：余桂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武汉 430074；张晨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在国际上，博士学位完成率①和学位完成时间（time-to-degree）已经成为政府、高校、导师、博士生关注的重要问题，“博士学位完成率和博士学位完成时间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和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率及完成时间等数据，可以了解影响完成率及完成时间的原因，为博士生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依据；自费攻读学位的国际博士生或博士候选人也甚为关注博士学位完成率，以确保投资博士生教育明智与否，作出是否继续攻读学位的决策”[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挪威的博士生教育体系持续进行了改革，尤其在过去20年中，挪威博士生教育经历了重大扩张，2016年博士候选人的人数比2003年约增长了1.5倍，“由于慷慨的公共资金资助，（政府）更加强调提高博士学位完成率和减少完成学位时间”[2]。为此，挪威高校逐步采取了多种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措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挪威在博士学位完成率和学业完成时间上都有显著或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和缩短。2021年上半年，挪威高校博士学位完成率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6%②。同时，挪威博士生教育评估结果显示，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提高并没有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产生负面影响[2]。

一、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时代表现

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教育效率是发展教育的理想追求。作为博士生教育发展效率高低的核心指标，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让全社会了解博士学位完成率情况，推动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自1997年以来，挪威北欧创新、研究和教育研究所（Norsk institutt for studier av innovasjon，forskning og utdanning，NIFU）每年在其官网上公布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完成率、获得奖学金博士生的学位完成率以及依托项目进行培养（即项目式培养）博士生的学位完成率。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有了显著或一定程度的增长。

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增长显著。1984—1993年，各学科的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为10年。其中，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博士生获得学位的时间最短（7—8年），社会科学的博士生获得学位的时间居中（11年），人文科学和医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跨度最长（13—14年）[3]。1980—1981年，67%的技术科学博士生在8年内获得学位，其他各学科同期8年内博士学位完成率分别是：医学为55%、农业科学为56%、自然科学为50%、人文科学为25%、社会科学为13%；同期4年内博士学位完成率分别是：技术科学为53%、医学为23%、农业科学为33%、自然科学为38%、人文和社會科学均为不到5%。2002—2003年，84%的自然科学博士候选人在8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相比之下，同期8年内博士学位完成率分别是：医学为82%、农业科学为78%、人文科学为76%、技术科学为71%、社会科学为67%；同期4年内博士学位完成率分别是：自然科学为59%、人文科学为38%、社会科学为28%（具体见表1）。学科之间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通过NIFU统计的最新数据可以看出，人文与艺术科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54%，2013年为65%，2015年为70%；社会科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56%，2013年为70%，2015年为75%；数学与自然科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70%，2013年为76%，2015年为77%；技术科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67%，2013年为72%，2015年为74%；医学和健康科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67%，2013年为83%，2015年为88%；农业科学与兽医学2011年博士学位完成率为78%，2013年为83%，2015年为85%。近十年（2011—2020年）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都有明显的增长。

获得博士生奖学金的博士生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出现大幅上涨趋势。1994—1995年，获得奖学金的博士生大约49%的人在5年内毕业，64%的人在8年内毕业；2002—2003年，获得博士生奖学金的博士生大约59%的人在5年内毕业，76%的人在8年内毕业；2004—2005年，获得奖学金的博士生大约60%的人在5年内毕业。1994—1995年，获得博士生奖学金的博士生大约66%的人在10年内毕业，2000—2001年这一比例是77%（具体见表2）。

项目式培养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呈现小幅上涨趋势。为了全面了解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情况，挪威北欧创新、研究和教育研究所对采用项目式培养的博士学位完成率进行了统计，相关数据表明，依托博士生项目进行培养的博士生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尤其是4—9年完成博士学位的，整体上呈现出小幅上涨趋势。在2005、2010年入学的博士生，4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36%上升到37%；5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54%上升到56%；7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73%上升到75%；8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78%上升到79%；9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79%上升到81%。在2011、2016年入学的博士生，4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33%上升到35%；在2011、2015年入学的博士生，5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54%上升到55%；在2011、2014年入学的博士生，6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65%上升到69%；在2011、2012年入学的博士生，8年毕业的学位完成率从76%上升到78%，博士学位完成率呈现出阶段性的上涨趋势。

二、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影响因素

在知识经济以及科技革命的持续推动下，挪威急需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博士学位完成率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摆在政府、高校、导师和博士候选人面前。一些学者、科研团体对此展开了研究。目前来看，已经证明影响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因素包括：入学标准、学生就读身份、经济资助、师生关系和朋辈协作、学科差异、文化和社会背景（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以及博士生自身特征等（具体见表3）。

1.入学标准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申请者仅有学士学位就可以申请挪威博士课程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挪威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增强，一些学校要求申请者需拥有硕士学位。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在于：相对而言，拥有硕士学位的申请人比持有本科学位的申请人具有更明确的研究目标、科研训练技能和研究准备，“有效的学习行为可能会在硕士研究生成为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持续下去”[2]，这些更有利于博士生顺利攻读学位。

2.学生就读身份

高校、科研机构对博士生身份的界定通常有三种：一是博士生只是求学的学生；二是博士生（尤其是博士候选人）是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全职的、带薪的、非终身制的员工；三是博士生既是学生也是初级的学术人员，但仍只拥有学生身份。随着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受北欧其他国家的影响，挪威的博士生身份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国际留学生）只是作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需要支付求学费用、无薪酬的“求学者”。相比较斯堪的纳维亚的拥有“全职的、带薪的、非终身制的员工”身份的博士生而言，这部分求学者因为面临高昂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更加急切地希望获得学位，从而影响博士学位完成率。

3.经济资助

被高校或独立研究机构录用的博士生可作为员工领取工资，获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支持，但双重身份可能使一部分博士生无法按时完成学业，从而在接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又失去了这部分的经济支持。一部分博士生会获得由高校、政府或企业的奖学金或助学金。研究显示，博士生奖学金可以最大程度上规避完成学位的风险[4]。拥有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博士生通常比那些在校外工作或自己挣钱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完成学位的可能性更高、时间更短[5]。

4.师生关系和朋辈协作

研究表明：频繁而又有良好氛围的指导会、师生对指导的认知的良好匹配可以降低博士生退学风险[6]；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博士生涯成功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与那些完成博士学位时间较长的博士生相比，完成时间短的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更密切[7]。导师组指导比传统的师徒制更能增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可能性[8]。朋辈协作以及其他形式的团队合作有助于消除博士生因陷入孤立、缺乏与员工和其他学生的智力交流而导致的中途退出的风险[9]。

5.学科差异

挪威造船业、船运、海洋工程等传统优势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使得自然、工程等学科实力较强。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比，这些融合传统优势行业的学科需要特定的培养基地，有限的培养基地使得高校在這些学科中实行相对严格的招生人数的限制，产生的竞争使生源质量相对较高；长期以来，挪威一直存在自然、工程等学科高层次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供应短缺的问题，这促使高校、导师采取措施督促博士生更快获得学位。同时，在自然、工程等学科领域，博士生研究课题多由导师决定或直接指导，能够更快地启动相关研究和进行研究设计，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生通常自主选择研究课题，耗费的时间相对更多，因此，自然科学、工程等学科的博士学位完成率更高，获得学位的时间更短[10]。如2000—2009年期间，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分别有1525人和877人，而同时期社会科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仅有475人；工程科学中未中断博士学习的人数比率能达到60%，比同时期的人文科学高20%。2013—2020年期间从博士课程开始到提交学位论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花费的平均时间为5.5年和5.3年，而技术科学平均只有4.5年[11]。

6.文化和社会背景

欧洲盛行的尊重社会生活中不同个体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强调适度的个体主义（moderately individualistic region），都使得挪威研究生可以更自由做出是否完成博士学位的选择。相比英美等国家，挪威社会并未形成浓厚的从事科研工作的文化氛围，即使是成绩优异的博士候选人也可能缺少对博士学位的兴趣[12]。在政府、工会等都致力于缩小或限制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拥有高福利待遇的挪威家庭投资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教育投资每增加一年，收入仅上涨5%，而其他14个西欧国家可以达到7%，尤其在企业工资待遇较高的学科例如医学、土木工程等，相比于直接就业，攻读博士学位的收入损失能达到20%[13]。同时，在经济增长时期，私营部门的薪酬和职业前景可能比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或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业的薪酬要好得多，从而吸引博士生在没有完成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13]，这些文化和社会背景都影响了挪威博士学位完成率。

7.博士生自身特征

博士生自身特征对学位完成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部分博士生在前期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不足以支撑其完成所修课程的学习或论文研究，也未为他们所选学科的博士生涯学习做好准备[9]，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明确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目标或动机去解决研究过程中意想不到的挑战的时候[14]；第二，许多博士生在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或挑战（如照顾家庭、婚姻破裂、疾病等）[15]，可能导致他们中途退学；第三，博士学位完成率受博士生的社会背景、性别、年龄和国籍的影响，那些来自高社会地位家庭的求学者、男性、年轻人和外国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似乎更高[16]。

三、挪威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措施

有关影响博士学位完成率因素的学术研究为挪威的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挪威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

1.完善博士生培养制度，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提供政策保障

在完善博士生培养制度方面，挪威政府和高校主要采取以下措施：①提高入学标准。为从源头上保障博士生质量及学位完成率，挪威部分高校提高了博士生的入学申请标准，要求申请者需具有硕士学位。②规定修业年限，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学位完成率。1993年，挪威颁布了“国家联合规章制度（joint national regulations）”，其中对博士生的修业年限进行了规定，如原则上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候选人的学术研究时间为3年。③监测培养进展。培养单位要求导师必须提交年度培养进度报告，跟踪博士生科研和日常学习的进展，以规避博士生在项目研究中迷路的风险，使他们“安全”着陆、按时完成博士学业。引入监测机制及由此对博士生施加的更大压力（包括一定年限后取消博士生注册），成功地提高了博士学位完成率。④增加课程论文或中期论文的数量，缩短博士学位论文的篇幅。依据国际标准，挪威增加了课程论文或中期论文的数量（目前为3—4篇），同时降低了学位论文的引言、章节长度。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些要求使博士候选人更容易按时或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写作[17]。⑤实行“多元博士生指导”模式。在过去的30年中，为应对社会各界对博士生导师指导的批评，尤其是满足政府对缩短博士生培养时间、提高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更加苛刻的、强制性要求，挪威一些大学建立了团队指导（team supervision）下的“多元博士生指导”模式，以应对传统的二元博士生指导模式（一名博士生导师与一名博士生一起工作）所带来的风险。已有一些经验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士生指导已得到改善，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8]，由此也使这些学科的博士学位完成率得以提高。

2.聘请博士生为全职的、非终身制的学术人员，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提供身份保障

当前，在挪威，绝大多数博士候选人被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聘为全职的、短期的、非终身制的学术人员，有固定的薪水，并由挪威政府提供其他社会福利（如养老金权利）。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大多数挪威博士生也要将四年奖学金的25%用于义务工作（主要是教学和指导本科生）。这是挪威自2003年博士生教育扩张后，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逐渐将博士生视为“学生”或“学生身份的从业者”的大环境下，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充实科研力量仍然坚持的重要举措。

有研究发现，对于科学博士来说，为了获得一个教学职位的任命而作为研究人员工作10年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能拿到博士学位的风险是相当大的[19]。在高校、科研机构已经普遍将博士学位作为获得终身教职的正式要求后，实现从短期的、非终身制的学术人员到长期的、终身制的学术人员身份的转变，需要博士生或博士候选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取博士学位。

对于一部分博士候选人而言，希望进入高校、科研机构工作，是其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挪威有40%—50%的博士毕业生就职高等教育部门，5%—10%的博士毕业生就职研究所的学术职位[3]。因此，对至少45%的博士生而言，从事研究工作仍然是他们的就业首选，而入职这些职位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博士学位，“全职的、短期的学术人员”身份既为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学习、就业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经济条件实践基础，也使博士候选人尽快完成博士学位的积极性明显增强，从而提升了博士学位完成率。

3.拓展博士生资助来源，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提供经济保障

（1）政府划拨专项博士生奖学金经费。在一些欧洲国家要求博士生支付学费攻读学位的浪潮下，挪威绝大多数博士生不仅不需要缴纳学费，还能获得工资性质的奖学金，奖学金的额度与政府公共部门的起薪相对应。尽管奖学金来源不同，其资助年限会有所差异，但通常情况下，博士生获得奖学金的年限为3年或4年。第一个来源是挪威教育部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直接经费补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高校（大学、学院）和公共研究机构两类。政府明确规定，直接经费补助中包括一定比例的科研支出。如在2003年，大学、学院的科研支出占直接经费补助的55%，公共研究机构的科研支出占35%，这部分科研支出中包括博士生奖学金。第二个主要来源是挪威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RCN）的竞争性资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经费中约四分之一（26%）必须通过办学绩效获得这部分资助[20]。自1990年以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每年约11%的竞争性资助用于科研支出[21]，这部分科研支出中也包括了博士生奖学金。

（2）多主体支付博士生参与科研的费用。博士生参与科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经济资助，其中，挪威研究委员会、大学（或学院）基金会、医疗基金会的资助最重要。1999年，挪威研究委员会资助了全国博士生参与研究所需费用的45%，大学（或学院）基金会资助了所需费用的33%，其他来源资助了22%。超过三分之一的博士生通过在大学、学院、工商业部门、医院等领域的职位获得了资助。

（3）严格依据财务计划招收博士生，支持博士生另辟资助路径。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学院或工业研究院所招收博士生，需要制定严格的博士生奖学金的财务支出计划，否则将禁止招录博士生。招生单位依据计划至少提前1年估算出是否有足够的经费资助博士生，如果没有经费，导师通常会建议博士生争取到其他渠道的奖学金后再攻读博士学位。这将博士生能否按时完成博士学位由學生个人意愿与院系责任相联。研究表明，经费资助力度的大小往往是博士学位完成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4）在博士生教育中引入经济激励，补给博士生奖学金。1993年，挪威教育部实行了一项补偿制度，根据该制度，在博士候选人完成学位时，政府向培养单位额外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鼓励博士候选人按期或提前毕业，博士生导师可以将政府额外补偿的部分资金用于国际会议、购买科研设备等，这提高了他们督促博士生完成学位的积极性。

4.进一步改进导师指导，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创设软件支持

在实施“多元博士生指导”模式下，博士生导师“经常因博士候选人不满意毕业时间和高未完成率而受到指责”[22]，在挪威，10名博士候选人中只有6人对博士生指导质量感到满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挪威大学理事会呼吁高校采用芬兰等其他北欧国家的“尊重自治（respect for autonomy）、无害（non-maleficence）、善行（beneficence）、正义（justice）和忠诚（fidelity）”的导师指导五伦理原则，要求导师公平（fair）、不偏袒（impartiality）、互惠（reciprocity）、平等（equal）地对待每位博士生，并对导师的职责、指导博士生的方法以及所具有的学术素养与能力（academic competencies）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促使高校提高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缩短毕业时间和提高学位完成率[23]。

在此呼吁下，自2012年以来，挪威高校依据以上导师指导五伦理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博士生指导的措施。一是强调博士生与导师团队在专业领域、学术方向上的匹配，鼓励博士生根据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专业知识等来谨慎选择导师；二是要求博士生与导师团队（其中一位必须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学者）必须至少每三个月见面一次，导师团队要收到博士生的书面报告并对此提供指导；三是要求在导师离职或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工作时，导师团队应尽早为博士生安排替代的导师或做出其他正式的指导安排。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博士生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建立良性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为提升博士學位完成率创设软件支持。

5.实施专项博士计划，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提供了战略支撑

赫恩斯报告①发布以来，为使博士生教育发展得更强有力[24]，政府实施了三项主要措施。首先，挪威大学理事会承担起协调博士生培养的国家责任；第二，每所大学都设立研究生教育委员会（forskerutdanningsutvalg）；第三，一些博士生课程由国家学科委员会（nasjonale fagrad）协调。其实施结果是，尽管博士生数量在增加，但博士生总量还是太少，在规定的3—4年时间内完成博士学位的人数增长太慢，用人单位（尤其是希望借用对口的高层次人才实现科研创新的企业）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在此压力下，在继续推进以上三项措施外，政府实施工业博士计划（Industrial PhD Scheme）和公共部门博士计划（Public Sector PhD Scheme），明确博士生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提供了抓手和战略支撑。

2008年，挪威较大力度推进工业博士计划，这一年资助的项目为10个，到了2009年，资助项目数量增加到20个，此后随着工业博士计划的持续推进，一直到2022年，每年资助项目数量整体上处于增加的趋势。工业博士计划、公共部门博士计划的项目需要在36—48个月之内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即视为项目的结束。对于参与三年期项目的博士生来说，需要将所有工作时间都用于参与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于参与四年期项目的博士生来说，则需要将75%的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剩余25%的时间则用于其他任务。工业博士计划仅设工业研究（industrial research）和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项目，对造船、船运、海洋工程等传统优势学科和行业有明显资助。挪威研究委员会计划2023—2027年下拨的3年项目完成期的经费分别是631236、650173、669678、689768、710461挪威克朗[25]。工业博士计划取得成效后，为了扩大公共部门的研究活动，增加公共部门研究人员数量，促进学术界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2014年，挪威研究委员会实施了公共部门博士计划。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国家、地区或地方当局、受公法管辖的机构和由不同公法管辖的机构联合组成的协会。这些项目为从事市场导向活动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财政资助，使其雇员获得与其职责领域相关的博士学位。截至2022年3月9日，挪威研究委员会为至少43个公共部门博士项目提供资助[26]。

经验证据表明，与没有参与该计划的博士生相比，附属于某个研究项目的博士生成功完成学业的可能性更高，完成学业的时间也更短。此外，对挪威研究培训的评估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依托工业博士计划和公共部门博士计划的项目式培养提高了博士学位完成率和缩短了攻读学位的时间[18]。

四、结语

挪威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的措施是在受整个欧洲局势甚至是世界局势影响下进行的。2000年，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提出建立通过科学研究的软实力（soft power）实现欧洲振兴的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首次将科学研究与知识经济以及其他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提出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首次明确地将博士生教育与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联系起来。至此，“知识型社会两大支柱”的欧洲研究区和欧洲高等教育区成立，为“建立具有高度创造和创新能力的知识欧洲”的发展目标努力。推进两区建设、实现未来10年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实现在欧洲从事研究职业的博士候选人的总体数量的增加，以满足更广泛的知识型社会的就业市场的需求。

知识欧洲战略中的发展博士生教育的愿景和倡议得到挪威政府的关注。在新韦伯主义的影响下，挪威政府转变以往间接管理博士生教育的角色，强调对博士生培养机构更强有力的目标和绩效管理。挪威教育部采取多种措施督促博士生培养机构关注博士学位完成率，这既表明了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申根国家对建立欧洲研究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认可，又强化了政府治理博士生教育、实现新技术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决心。

當下，为进一步提高博士学位完成率，挪威政府、高校正在进行尝试性改革：从2018年至今进行西挪威教育研究研究生院（Western Norwa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Ⅱ）第二阶段试点（此阶段的试点要求必须专注于缩短学位完成时间和提高学位完成率的措施）；博士生院将在组织博士生的公共课程（包括科学研究方法、沟通技能、职业规划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在提升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同时，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和加强欧洲的研究能力[27]；提供朋辈支持、营造更好的国际博士生求学氛围，提高学位完成率以及挪威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挪威政府治理博士生教育、关注博士学位完成率的境况将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BOURKE S， HOLBROOK A， LOVAT T， et al. Attrition， completion and completion times of PhD candidates[C]// AARE Annual Conference. Melbourne， 2004， 28： 2-14.

[2] KYVIK S， OLSEN T B. Increasing completion rates in Norwegian doctoral training： multiple causes for efficiency improvement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 39（9）： 1668-1682.

[3] KYVIK S， TVEDE O. The doctorat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J].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8， 34（1）： 9-25.

[4] VAN D H M， ARIAS O E， EMPLIT P， et al. Are dropout and degree completion in doctoral study significantly dependent on type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field of research？[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 39（10）： 1885-1909.

[5] EHRENBERG R G， MAVROS P G. Do doctoral students？ financial support patterns affect their times-to-degree and completion probabiliti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5， 30（3）： 581-609.

[6] PYH？LT？ K， VEKKAILA J， KESKINEN J. Fit matters in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doctoral students and supervisors perceptions about the supervisory activities[J].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2015， 52（1）： 4-16.

[7] CORNER S， L？FSTR？M E， PYH？LT？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a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supervision and burnou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octoral studies， 2017， 12： 91-106.

[8] HUMPHREY R， MARSHALL N， LEONARDO L. The impact of research training and research codes of practice on submission of doctoral degrees： an exploratory cohort study[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12， 66（1）： 47-64.

[9] GOLDE C M.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in doctoral student attrition： lessons from four department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76（6）： 669-700.

[10] PARK C. War of attrition： patterns of non-completion amongst postgraduate research students[J].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2005， 38（1）： 48-53.

[11] Norsk Institutt For Studier Av Innovasjon， Forskning Og Utdanning. Almost 900 new doctors in the spring of 2021 utdanning[EB/OL]. （2021-11-17） [2022-03-12]. https：//www. nifu.no/fou-statistiske/fou-statistikk/doktorgrader/.

[12] BLUME S 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training in the 1990s.” research training： present and future[R]. Paris： OECD， 1995： 9-40.

[13] MASTEKAASA A.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konomiske incentiver og doktorgradsrekruttering i Norge[J]. Tidsskrift for samfunnsforskning， 2003， 44（3）： 331-366.

[14] VUOLANTO P， PASANEN H M， AITTOLA H. Employment of PhDs in Finland： prospects and expectations of doctoral students[J].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2006， 19（1-2）： 31-56.

[15] PICCIANO J， RUDD E， MORRISON E， et al. Spotlight on doctoral education[EB/OL]. （2009-02-02） [2022-03-12]. https：//www.education.uw.edu/cirge/wp-content/uploads/2009/02/t2degree_12-31-08c.pdf.

[16] DRYLER H， HOLMVALL K， KAHLROTH M. Utl？ndska doktorander i svensk forskarutbildning[R]. Stockholm： H？gskoleverket， 2009： 14.

[17] LARIVIèRE V. On the shoulders of students？ the contribution of PhD students to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J]. Scientometrics， 2012， 90（2）： 463-481.

[18] THUNE T， KYVIK S， S？RLIN S， et al. PhD education in a knowledge society： an evaluation of PhD education in Norway[R]. Oslo： NIFU， 2012： 1-135.

[19] HENKEL M. Academic identities and policy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2000： 283.

[20] CATHERINE P， IVAR B， EWAN F， et al. University governance： western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M]. Dordrecht： Springer ， 2009： 127-152.

[21] ZAPP M， HELGETUN J B， POWELL J J W. （Re） shap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programmification”： institutional expansion， change， and translation in Norway[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8， 53（2）： 202-217.

[22] BASTALICH W. Content and context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doctoral supervision literature[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 42（7）： 1145-1157.

[23] ROBERTSON M J. Team modes and power： supervision of doctoral student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7， 36（2）： 358-371.

[24] HERNES G.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in Norway： the quality of equal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 finance， 1994， 19（4）： 70-76.

[25]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Industrial PhD scheme——doctoral projects in industry[EB/OL]. （2022-02-15）[2022-03-12]. https：//www.forskningsradet.no/en/call-for-pro posals/2019/industrial-ph.d.-scheme--doctoral-projects-in-indus try/.

[26]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Public sector PhD project——doctoral project in the public sector[EB/OL].（2022-03-09） [2022-03-12]. https：//www.forskningsradet.no/ en/call-for-proposals/2019/public-sector-ph.d.-project--docto ral-project-in-the-public-sector/.

[27] REPE？KAIT？ D. Reframing European doctoral training for the new ERA[J].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6， 6（3）： 256-270.

（责任编辑 黄欢）

①博士学位完成率有PhD completion rates、degree completion in doctoral study、completion rates in a PhD programme、completion rates in doctoral training等英文表述，常涉及“博士学位论文提交或完成百分比、博士生流失率、博士学位候选人提交或完成学位论文的时间或进度”等相关概念，具体参见SPRONKEN-SMITH R， CAMERON C， QUIGG R.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high PhD completion rates： a case study in a 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J].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 43（1）： 94-109。本文研究的博士學位完成率是指在遵从挪威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时间段（3-10年）”成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博士候选人的百分比。

②见Bo Sarpebakken和Fr？ydis S？b？ Steine于2021年11月17日在Statistikk fra Doktorgradsregisteret： Doktorgrader i tall中公布的数据。参见网址：https：//nifu.brage.unit.no/nifu-xmlui/bitstream/handle/11250/2829884/NIFU-innsikt2021-14%20Doktorgrader.pdf？sequence= 1&isAllowed=y。

①1987年，挪威政治家、前社会民主党计划部副部长赫恩斯（Hernes）被要求领导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即赫恩斯委员会（Herns Commission），1988年，赫恩斯委员会发布了赫恩斯报告。赫恩斯报告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质量和一体化政策（policy for quality and integration）”，引导高等教育标准化运动，改革和建立新的博士学位，强调博士生教育的研究功能，并提出获取博士学位应该成为求职者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赫恩斯报告发布后即获得大学学者的认可，对挪威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