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生态哲学阐释及其价值

王雨辰,彭无瑕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北京百灵天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81)

党的十八大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生态制约、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执政目的出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通过科学回答“为什么要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和“如何建设美丽中国”这三个核心问题,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实现路径。本文拟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内容、本质、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阐释,揭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价值。

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生态哲学基础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十八大以后,党进一步把“美丽”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中,并对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内容和实现路径作了进一步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决策,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积极回应,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

生态科学、系统科学和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地球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突破了近代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以及机械论、分析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生态哲学和生态思维方式。生态哲学和生态思维方式既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从决定和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两极对立的思维看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做法,又反对用还原论和分析论的思维方式将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要求从“人—自然—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论、系统论和有机论的生态思维来看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看作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有机存在物。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由此强调“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1]。生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人们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化所造成的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提。

西方现代化是在以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指导下展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与自然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秉承把自然的价值归结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并把现代化归结为主要通过劳动要素投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把现代化的目的归结为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西方现代化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它不仅依靠对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对外依靠殖民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实现现代化,而且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边发展、边污染的现代化,其现代化的后果必然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贫富两极分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生态危机。伴随着“二战”以后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的扩张,生态危机呈现出日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严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们正是借助生态哲学和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后果,并形成了包括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理想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思潮、以追求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学说为基础的生态思潮,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其共同点是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要求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价值归宿却存在着根本区别。具体说:

“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思潮要求树立“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正确地反对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却又割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走向了将自然的价值置于人类的价值之上的另一个极端,从维系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和谐这一目的出发,主张经济零增长或稳态经济,反对任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他们的上述观点从理论上说是建立在生态哲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的基础上,但由于这种生态哲学割裂了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使得他们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不去考察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过程是如何中断的,而仅仅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看待生态危机,并错误地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从价值立场上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思潮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其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如何通过展开生产满足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维系和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的问题,他们由此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过发展消除贫困和追求生存的问题,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维系资本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进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是带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性质的生态思潮。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理论虽然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要求人类应当承担起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进而批评要求满足人的感性欲望,忽视人类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一种“人类沙文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造成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与生态危机,因而主张建立在人的理性欲望、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基础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由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理论的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秉承的依然是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们所倡导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资本和资产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也意味着在资本利润动机的支配下,最终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它们虽然关注维系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问题,但其本质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并要求人们承担保护资本追求利润所需要的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生态思潮坚持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找寻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而且最终必然造成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这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性与反生态性质。他们强调只有通过“两个和解”的思想,即变革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价值观批判,提出了“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实现自然的解放,即把人的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从资本主义制度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建立把生产目的转换为生产使用价值和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人和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2],其突出特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学说为基础,通过超越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地转换,提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概念,明确把生态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科学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的关系,提出了“环境民生论”的生态文明建设价值归宿论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的命题,彰显了其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关怀的情怀,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又反对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绿色发展理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们承担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而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基础,把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看作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并明确把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奠定了科学的生态哲学基础,是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三个核心问题

只有理解和把握十八大以来党是如何提出和解决“为什么要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和“如何建设美丽中国”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能真正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内涵与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党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必然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进一步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换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题。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长期流行的是传统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注重的是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忽视发展的质量,结果是不仅造成了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其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沦为无效供给,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转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成为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是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社会历史背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是党执政的目的所在。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既是人民群众意见大、怨言多的问题,又容易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目的决定了我们在追求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中,要坚持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3]10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是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价值归宿和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那种只顾经济增长,不顾生态环境的唯GDP发展观和政绩观是以破坏性的方式追求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断子孙路,危及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他要求应当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观念,使“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3]175,通过美丽中国建设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福祉。

如何理解“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理解和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内涵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不仅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并把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规定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4]644-645。201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机遇和挑战的同时,要求牢固树立和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调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阶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23。这是第一次把“美丽”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容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归结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并把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内容归结为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推进绿色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全民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改革和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等四点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肯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强调今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6]50,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突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又强调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战略地位,科学地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既包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也包括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追求自然生态美、绿色发展美、社会和谐美、政治文明美与人民民生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内容。

十八大以来,党还系统探讨了“如何建设美丽中国”这一问题,阐明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应遵循的基本路径。党的十八大要求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确立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则提出了应当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思维追求发展和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应当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同协调发展,严格控制生态风险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实现绿色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推进和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作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518”讲话。在“518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积极成果,并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了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强调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只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自然才会馈赠人类,反之则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基于以上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实践后果,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生态制约,强调应当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由此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应当遵循坚持的六项原则。具体说:第一,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自然;第二,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实现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第三,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既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又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第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用整体论、系统论、协同论的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第五,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格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落地生根;第六,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把美丽中国建设与和谐美丽世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上述六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的重要性,并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干部队伍,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五点特质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24,并强调能否突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在于能否制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诸多瓶颈,其核心在于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完整准确全面实施新发展理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就如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的原则和具体途径作出了科学部署。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应遵循的总的原则看,就是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6]50。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途径看,主要要求做到如下四点:第一,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既实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优化,加快节能降碳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又建立支撑绿色低碳产业的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以及通过倡导绿色消费,实现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第二,建立健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用系统思维系统推进生态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第三,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为重心,加快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第四,加快技术创新和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总量,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分步骤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只有遵循上述总体原则和采取上述具体措施,才能真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从十八大以来党对“如何建设美丽中国”问题的探索和论述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党如何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归结为文化路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政治路径和科技路径五个有机联系的路径。文化路径就是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哲学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和新发展理念,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路径就是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转化为绿色生产方式,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使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的自然资源转换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劲。制度路径就是要制定严格的生态法律和建立严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环境追责体系,形成有利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治路径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美丽中国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定位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民生。科技路径就是应该加快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减低自然资源损耗和建立清洁能源体系,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创造基础和前提。上述五条路径是美丽中国建设中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协调发挥上述五条路径的作用和功能,才能真正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三、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价值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探索的结果,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和特质。现代化最初开始于西方,并迅速向世界弥漫,形成了全球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西方现代化创造了现代文明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一方面体现为西方现代化并没有如支配其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所宣扬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福利和自由,相反是普遍的剥削、奴役、不平等和生态问题全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反映出资本的殖民扩张进一步把被殖民国家卷到现代化的进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产生了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两个迷思。这两个迷思在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形成了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价值观绝对化、唯一化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错误观点。1840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入,使中华文明开始“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9]4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是为了解决民族存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等不同的主张以及由上述主张所指导的现代化实践,但由于缺乏推进现代化的成熟的政治力量并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约,上述努力先后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0],并认识到“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9]123。党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错误论调,并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后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既是依靠暴力和殖民掠夺的道路,以牺牲他国的发展与利益为代价的现代化,又是以资本追求利益的现代化,必然会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结局。同时,西方现代化又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方式,必然给人类带来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生态创伤。西方现代化的教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再走美欧现代化的老路。“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3]23-24这里所讲的“科学发展之路”实际上就是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五个文明”的共同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和中国美丽,并由此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五点特质。可以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是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归宿,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与实现途径,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通过实现工业化,使我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毛泽东在1953年和1954年分别强调要把我国从落后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奋斗目标。根据上述思想,周恩来在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并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1]。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2]这是第一次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其核心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邓小平通过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规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3]。基于以上思想,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改革开放,并用“小康社会”形象地比喻中国式现代化在20世纪末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即人均国民生产值达到800美元,提出了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分两步走”的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根据改革开放出现的分配不均和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又作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部署。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先后把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不仅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容从“两个文明”总体布局进一步拓展为“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且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622这是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报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协调推进“五个文明”的共同发展,并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生态国家的任务,要求“全社会都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要求,切实增强生态意识,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14],而且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变化看作是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5]359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美丽”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并制定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而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制约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提出了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第三,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积极回应的结果,并由此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伴随着生态哲学和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人类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分析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开始用整体论、有机论的生态思维重新审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现代化所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思潮和以不同生态思潮为指导的生态运动,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了生态转向。上述生态思潮的共同点是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人类应当承担树立亲近自然的伦理观念,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区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到底是以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哲学为基础,还是以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哲学为基础;二、到底要不要发展,到底如何处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三、如何理解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和实现发展的目的与价值归宿。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地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理论创新,并必然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这体现在:其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为基础,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的概念,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要求人类应当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自然。其二,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正确地解决了科学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要求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有机结合起来。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环境民生论”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的命题,不仅体现了浓厚的人民性价值取向,而且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和谐美丽世界,彰显了浓厚的人类情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又必然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为制定了党的统一领导与顶层设计的“德法兼备”的“多中心论”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模式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途径的科学阐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维度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不仅包含自然生态美,而且还包括经济发展美、民生幸福美和社会和谐美。正是基于对上述发展目的的追求,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剥夺和损害,不仅把生态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且要求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是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道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看,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反思和批评了西方现代化和我国长期流行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生态问题,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述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