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要义

王文娟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7“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8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这一命题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后,立足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对新征程中如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又一次全面阐释,吹响了“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的号角[1]2。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这一命题出场的内在必然性、现实紧迫性及其实践要求,具有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与基础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的生成逻辑,首先要明晰二者相结合何以可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诸多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揭示了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属于不同时空、社会与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物,但它们不仅仅在价值观主张上相契,在理论品质上也有共通性,问题视域、内容方法也存在契合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发展性的理论品质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宗派狭隘性的科学理论。尽管它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却具有开放的理论视野,在兼收并蓄人类不同文明和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吐故纳新,发展成旨在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使命的普遍真理。它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上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但在内容上却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它所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科学的规律,因此能够得到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广大人民的认同,同样也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以中国的民族形式来呈现[3]21。

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以实现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等全面的发展为根本宗旨,因此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164的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也理应被涵括在内。这一人民性的政治立场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出既契合人民的思维习惯与文化心理,又能引领其精神发展的思想文化,否则不但不能为中国人民所真正接受,也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伊始,就主动用中国人熟悉且易于接受的传统的语言习惯、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来翻译、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证明,这一结合是成功而必要的,也必须坚持下去,并重视文化建设向度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满足人民更为丰富和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实践的理论,“它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5]。这一特质要求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变化和现实条件发展,实现自身从普遍性真理到历史具体的外化,因此它可能“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这种现实的外化绝不是抛弃不同地区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而是如马克思指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因此,马克思主义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通过不断容纳、吸收世界范围内有益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资源来实现自我的更新与发展。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质也要求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发展的力量。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必要前提。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古代文明绵延至今,就在于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极强的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理性气质和实用主义色彩,因此无论是对异端思想还是外来文化大多都能宽容以待、“以和为贵”,最终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论是先秦时期即已提出并贯彻如一的“和而不同”的理念,还是东汉以来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容纳外来思想和文化,尤其以吸收佛教心性智慧而转化发展成宋明理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为典范,以及汉唐以降儒释道三教合流所形成的高度繁荣开放的文化体系,都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与非排他性文化的鲜明特征。《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更使这一特质所呈现的恢宏气象彰显到极致。这一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特征相呼应,为二者的融合生长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可能。

再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精神取向和思维方法上的相契,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基础和根据。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集中关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其价值理念存在许多相契处,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理念,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经世致用的现实取向与和谐统一、革故鼎新的社会追求,都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最初传入时即对中国人民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在精神取向和思维方法上,二者都肯定主体的价值和能动性、都重视群体的利益、都注重践履、都讲求辩证思维等[9]。这些相契的内容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多层次多维度的互通,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差异互补,既赓续中华文明精神血脉和传统美德,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推进其新篇章的书写,在中国牢牢扎根。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二者相结合提供了主体条件和现实保障。思想与文化不可能自动结合,必须有坚定可靠的现实主体来主导。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0]35。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如火如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与冲突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愈发清醒和透彻。“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体现,也是在文化上从自觉到自信自强心态的有力彰显,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同中华民族最突出的文化优势相结合,既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更深厚的文化品格,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提供更充沛的思想动力[11]。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性,既基于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理论自觉和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自觉,又有着以文化自信自强绘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华章的客观需要。

(一)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理论自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进入新时代以来,鉴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以及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要求“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0]76,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10]183。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单独列为一个部分,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18。这无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一个相结合”的命题深化为“两个相结合”重大论断,就不仅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以往的实践做出的审视和总结,更是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新时代的伟大十年,我们取得了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文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胜利,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应更清醒地看到,在“两局交汇”与“双期叠加”的新时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入关键期”[12],我们还存在着不足,更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世界格局新变化的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实现国内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都是当前迫在眉睫的课题。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对“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1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存在一个由浅表层面的社会现实发展到更为深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尽管“中国具体实际”这一表达包含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关注重点在社会现实国情,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时代的现实需求不相符合,也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及未来走向的要求不相匹配[3]1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恢宏发展历程,要求在新形势新发展中实现文化文明维度上思想根基同文化土壤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深入扎根中华大地的必然要求[1]18,也符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特色”来自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315因此,中国共产党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择取思想精华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格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为深刻的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更好地凝聚人心、整合力量与激发意志,从而使广大群众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认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觉

“第二个结合”这一论断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历史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其历经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淬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和原则。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始终萦怀于心的梦想。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始终,也是这种历史自觉的体现。正是由于坚持“两个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成效,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成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核心。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8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智慧与精神力量,持续发挥着启迪思维、凝聚共识、激励斗争的作用,并将继续熔铸于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避免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自觉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辩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使马克思主义带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让更多的民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将《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为今用,指出“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去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14],由此确立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行动原则,并在《实践论》中改造中国传统知行观以构建科学的实践观,对当时严重危害党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在全党方面,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首次提出总结、承继我们珍贵的历史遗产的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带有“中国的特性”[15]533-534。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重申“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尤其注重“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认为只有“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才是“完全”“恰当”地相结合[15]706。1941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高度强调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彻底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1943年5月,针对共产国际的解散,为强化对自身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信心,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把“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并首次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6]。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中华民族的多元特质和多样禀赋,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积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理念,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极大激发了中华儿女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斗争勇气,团结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结成反帝反封建同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挽救民族危亡、追求民族解放振兴和国家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卓有成效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拒绝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盲从和照搬苏联道路与模式,“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7]。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长处“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8]。其后,他明确提出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原则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在中共八大决议上指出,“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技等事业,在西方国家科技封锁和经济打压的层层限制中,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显著成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筚路蓝缕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20],始终团结人民敢拼敢闯,靠自己的力量壮大和发展自身,在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的引领下有效地打破了举步维艰、战战兢兢的不利处境,有力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尽管这一时期中出现过短暂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以及脱离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曲折,幸运的是在党和人民的齐心协力下,我们的事业很快回到了正轨,由此也拉开了新时期的序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之恢复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政策,提出和贯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江泽民指出要“与时俱进”,现代化建设要“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21]。胡锦涛强调要辨别批判传统文化中陈旧和糟粕的内容,去芜存精,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和表达形式的时代化改造,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邓小平引用民间谚语“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黑猫还是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朴实生动又具民族色彩的表达,来阐述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的道理,同时化用《礼记》中的“小康”一词来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有效指导。“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及和谐社会理念,则集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创新上的智慧和光芒。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与实践第一原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和具有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时期经济取得成就、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4]164,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23]。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的双重奇迹,同时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1]13。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4]24,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新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其自身的突出亮点和重要贡献就是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深刻运用这一原则汇聚理论智慧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挖掘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代表“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也把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5]揭示出来,形成新理念新智慧。具体体现在:其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知止节用”的生态智慧,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开拓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其二,吸收中华文明的“天下”意识、“大同”思想、义利观念以及文化理念,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倡导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宗旨,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3]10,“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24]61。这一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脉动,又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以文化自信自强绘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华章的客观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42这一重大任务时,再次凸显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性,并将文化自信自强作为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壮丽图景的必然途径。当前我们正处于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这不仅坚守了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立场,引领中国实践文明新形态,而且在全球文明图景中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巩固了中华文化坐标与场域[26]。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博弈更加错综交锋,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交流碰撞更加频繁,必须要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原则[26],坚守住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25]。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激活与再造,提振文化自信自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新的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1]18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华章的根本在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中,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其讲求修身养性、自强守正、天人合一等主张是建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丰富养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赓续中华文化根脉,警惕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蚀,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偏颇。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和全面复古,如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仅作为古董、“博物馆”,以古代的发展阶段、内容和形式保存下来,不仅是将其视作僵化的实体,也是对其生命力的禁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活”的开放性文化整体,在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动态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返本开新”,彰显出新的发展面向,生成新的发展形态。因此绝不能静态地、封闭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既要看到它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张力,也要看到其未来发展的可能。继承和弘扬可以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滤除各种不适合现代社会和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发展的“传统成分”,弘扬适合时代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土壤的内容;继承和弘扬也可以有丰富和发展,以时代问题和实践课题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现代转化和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更适应时代需要,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归根结底,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穿“民族服装”、说“中国话”,彰显蓬勃生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生动力和创造力,以文化自信自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价值共识,凝聚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和坚强意志,着眼美好生活需要,使文化高质量发展成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相协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新华章,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义

“第二个结合”指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涵和新方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如何在新起点新征程上推动和落实这一原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确保二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要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政治前提,才能保证其实践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行,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归根结底是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贡献和重要原则,要坚决贯彻和执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不分主次或者等同视之,在二者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定魂针”,起决定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根”和“魂”,是“突出优势”,发挥着历史文化基础的承载作用。二者相结合的目的并不是要促成一个新的思想或事物的产生,而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维度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集聚智慧为党的理论创新创造与落地生根提供丰厚的思想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与此同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2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浇铸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开启其保护传承、教育传播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启青春生命,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增添文化文明的厚重感,在建设文化文明强国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探索新的方式方法以拓展二者相结合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空间

“第二个结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生成的,其提出是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维度的需要,也是更有力地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促进中华文化现代转化的需要。在新的形势和要求下,要不断探索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空间。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表达、价值理念和运思智慧多重维度的双向互动中汲取资源和滋养,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拓展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深度。必须在厘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在辨明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与核心主张的内涵与发展脉络,准确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异同的前提下,深化二者相结合的广度与深度。不仅要有语言形式上的化用,如择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习语、典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会通,并赋予其适应时代需要的崭新内涵;还要有从二者价值契合、思想融通的层面展开“耦合再造”,使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国特色、更显中国气派;更重要的是,对既突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具有普遍性价值意义的理念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在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过程中,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新的理念智慧、制度范式乃至理论形态[27]。

其二,针对目前的研究偏重理论维度而缺乏实践维度的关注,需要拓展当前研究的视野以避免研究内容的相对空泛,必须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现实实践为入口,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空间,将理论坚实地扎根于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使之茁壮成长。要集中关注文化文明领域的具体实践与落实,包括聚焦二者相结合后融入和落实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与未来人类发展视域中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还有数字化空间的实践形态等。既要摒弃对二者的歪曲理解,也要避免对二者的功利化、庸俗化阐释,尤其要对网络空间中一些为迎合市场与流量需求的恶搞和抹黑予以坚决的打击,积极正面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理力量与独特魅力,并有效对接人们的现实需求,推动二者深入人心,巩固和深化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激发理论工作者与普通民众的自觉能动性以提升二者相结合的实践成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都是思想文化,其作用发挥一是通过二者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从而指导、推动实践,二是整合价值共识,激发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二者相结合作用发挥的实践主体是人民,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研究者共同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努力、融合与创新,也需要并且归根到底在于普通民众的领会、认同与行动,通过人民的实践活动来完成伟大奋斗目标。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是传统文化工作者都应自觉破除自身局限,拓展理论视野,以发现、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和实践课题为导向,推动二者相结合,使二者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实践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对普通民众而言,需要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教育和文化涵育,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思想认知与理论认同,促进他们的情感与价值认同,增强理想信念以获得精神动力。首先,通过系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四个自信”。其次,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与文化观,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和精神文明程度。最后,从方法维度上展示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魅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不断创新教育和传播的载体、方式和手段,丰富和提升教育的内容与质量,增强其吸引力和感召力,激发人们的自觉能动性,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凝心聚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