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G评价的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价值、责任与绩效

唐任伍，马 宁

（1.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875；2.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

流通企业作为链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桥梁与纽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保证生产要素的流通是老百姓富起来的前提，大力发展流通企业，做到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通企业也较发达；相反，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大多交通闭塞，流通不便，人才、商品不能活跃起来，外部先进要素进不去，内部优质土特商品出不来，不能适时转化为价值，更产生不了高附加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目的就是让人口、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流通起来。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流通企业的发展，得益于人口流动起来、商品流通起来、要素激活起来[1]。因此，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实现流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ESG恰逢其时。所谓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者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是一种融生态环境、社会效益、治理绩效于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与标准[2]，呈现出动态、综合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绿色投资和ESG绩效已成为推动企业提高可持续运营的关键催化剂。人类对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日益关注，引发了要求企业披露其ESG 信息的趋势。ESG 活动要求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行为涵盖甚至超出其相关市场或经济体法律和监管的要求。

我国对ESG标准和体系也越来越关注，ESG与我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3060”双碳目标高度吻合。ESG在我国已经从一种流行语演变为实践行动，并且成为衡量商业战略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基于ESG 来评价我国流通企业的价值、责任与绩效，对于建设高质量的我国流通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ESG的提出及其发展演变

ESG 狭义理解只是一种分析与讨论问题的框架、评估体系或方法；但广义的ESG，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追求长期价值成长的投资决策[3]。ESG作为一种行动价值指引，一般认为起源于20 世纪初，主要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领域，诸如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社区参与等。但是，作为一种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ESG 脱胎于18 世纪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19世纪末，部分资产管理机构专门设立条文，禁止对武器、烟草和酒精的投资，就内含对投资机构社会责任的约束。1971 年Pax World 推出了第一支名为“和平女神”的可持续共同基金，明确要求投资必须遵守社会和环境责任标准；1977年民权领袖莱昂·沙利文为公司制定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到1987年，有125家美国公司相继签署了《沙利文原则》。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必须考虑生态环境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开始成为考量企业综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逐渐重视，投资机构需要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以便做出是否可持续投资的决策。在此背景下，公司内部治理受到关注。1983 年12 月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布伦特兰委员会，历经三年专项研究，于1987 年发布了影响全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1992年该委员会又发布了综合全球行动计划的《21 世纪议程》，提出21 世纪如何使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蓝图，后来该计划演变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又推出全球契约，提出企业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方面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2000年9月联合国纽约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旨在2015 年之前将全球贫困水平降低一半[4]。2004 年6 月联合国在《有心者即赢家》（Who Cares Wins）的报告中首次使用ESG概念，将环境、社会和治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核心议题。随之一些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机构纷纷效仿，开始建立行业标准，诸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金融机构联盟（UNEP FI）于2006年合作发布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了ESG评价标准。尤其是2015年，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适应其影响方面达成共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签署了《巴黎协定》。

ESG 概念正式推出后，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从标准到应用一个完整的演化链（见图1）和体系。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机构非常认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企业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构建一个涵盖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完整的ESG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是对传统评价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按照我国传统智慧的说法，就是将企业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天、地、人”一体的角度来看待其发展，因此更有生命力。

图1 从社会责任到标准体系及应用：ESG的演化链

2006年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交社会责任报告，这可以说是ESG 在我国发展的萌芽。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引起更大的重视，同年上交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具体要求，成为推动我国ESG 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至此，上市公司每年要向社会发布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促使企业和投资者重视环保行为，接受社会监督。在“双碳”革命、绿色发展、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下，证券公司、上市企业引入ESG来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发展潜力。ESG 逐渐被监管部门用来评价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我国的ESG标准不断完善，企业的ESG实践也越来越丰富。不仅传统的大型企业开始注重ESG，新兴的科技企业也开始将ESG纳入自己的战略考量之中。在此过程中，虽然我国企业在ESG 实践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ESG 发展已取得显著进步。

二、ESG 视角下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

ESG 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和体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人类面临着各种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变局加剧的今天，ESG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流。流通企业作为资本的外壳，其善恶一直具有争议。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为了利润，“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不顾一切。然而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资本具有了人民性。抛开意识形态约束的ESG评价体系，以资本一般的中性视角传递资本向善的理念，推崇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义利并举”双赢的价值观。这就是说，流通企业是否自愿和乐意，在历史进程中，按照伦理投资（Ethical Investment）、责任投资、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取向一直要求“资本向善”。

ESG 视角下我国流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绿色发展价值导向。ESG 评价标准的第一个要素是环境，涵盖环境风险、环境价值等领域，内含气候变化、能源消耗、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废弃物利用、生物多样性、碳中和、绿色产品、技术开发等各个维度，与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规划、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双碳”革命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6]。国际能源署最新一份报告《CO2Emissions in 2022》显示，2022 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创新高，达368 亿吨以上，同比增幅0.9%，这使投资者对企业“碳改善”行动的关注与偏好增加。众多与气候主题、与转型相关的投资基金将能源转型、低碳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纳入核心投资组合，ESG主题类投资基金更关注长期价值，市场上逐渐涌现出更长存续期的基金产品，使企业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主动创造积极的且可衡量的社会价值和环境效益。根据ESG评价体系，这就要求我国流通企业推进绿色转型，作绿色发展的践行者、“双碳”战略的引领者，打造绿色、低碳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助力人类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无污染的食品，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和绿色的森林草地。

二是社会责任价值导向。社会责任价值导向是ESG成长的源头，对世界、社会、消费者负责，与投资者、员工和谐相处，用心做流通、做服务、做公益，这不仅是ESG 视角下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更是当前传承我国优良文化过程中企业必须履行的时代使命。盈利能力是流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企业不应只追求一己私利，而应注重长期发展，积极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在传承“义以生利、不取不义之财”中华价值美德的同时，以资本向善之心，主动纳税，捐资助学，扶危济困，促进科技发展，特别是助力攻克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各类疾病的医疗技术，让人们生活得更快乐，以实现对社会责任价值的引领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三是可持续发展价值导向。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经济系统缺乏韧性，一遇风险就会破产倒闭。可持续发展是ESG评价体系和标准的目的，也是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存之本，其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优良，也就是说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不损害子孙利益，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海洋、淡水、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因此，ESG 的核心价值在于可持续发展[7]。这就需要流通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塑造企业品牌、控制企业成本，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流程创新，始终掌握行业的制高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秉持“服务至上、诚信可靠、安全高效、持续创新、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打造仓运配一体、循环利用的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创造流通企业的长期价值。

四是共享共赢价值导向。ESG 凸显了流通企业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价值导向。企业需详细披露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内部治理方面的关键指标和数据，以建立在投资者、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中的透明度和信任度[8]。这展示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承诺，促进与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扩大社会影响，保障可持续发展。透明、详细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流通企业通过系统收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ESG相关数据，及时识别潜在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发现低碳经济、社会创新与可持续供应链的商业机会，为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发展价值和竞争优势，提高绩效。此外，信息披露也有助于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使他们能够设定和跟踪流通企业的ESG目标、策略和实践，了解企业的发展和社会责任承担，共享企业发展的红利。

三、ESG 视角下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流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承载着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从本质上看，流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当然是要追求经济利益目标，不违“义”而趋“利”；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要将社会、国家等更高层次的利益目标置于流通企业自身的经济目标之上，为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命运共同体“大义”而牺牲企业自身“小利”，以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9]。这就是ESG强调的责任担当。具体来说，ESG视角下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嵌入的责任担当，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内生的责任担当，即为员工、为股东谋利益。流通企业首先是企业，做大企业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获取利润是流通企业天然的经济责任。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流通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企业员工和股东，为员工、为股东谋利益，是流通企业内生的责任担当。流通企业承担着为员工提供公平的报酬，保障员工自身及其家庭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收入，为员工提供发展进修、培训和适应时代发展的平台，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使员工有足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股东是企业的投资者，流通企业有责任向股东提供透明、详细的ESG 数据信息，保障股东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10]。

法律的责任担当，即为国、为社会分忧。按时、足额向国家缴纳税收，不偷逃税款，是流通企业责无旁贷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担当，也是ESG 内涵的重要元素。同时，不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不使用童工，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营造与社区的和谐关系，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担当更是企业的良心体现。发挥流通企业在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性，主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商业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畅通。通过遵守法规，保障员工权益，关注社区和环境，企业不仅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努力不仅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更体现了企业在ESG框架下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全面关注，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伦理的责任担当，即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道德责任不仅是企业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永恒的责任担当，更是企业对未来子孙的责任担当[11]。流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与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有责任和义务为人、为社会、为自然的和谐承担伦理责任。首先，对人的伦理责任表现在对员工和消费者的关怀。在满足员工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的基础上，靶向更高的自我实现需求，实现员工个人价值，在保障其安全感的基础上叠加自豪感。对消费者的责任则在于提供安全、透明、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准确的信息披露和周到的售后服务，同时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绝不欺诈顾客，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和保障。其次，对社会的伦理责任体现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企业应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财富创造，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改善社会环境，同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提供相应的帮助。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有助于增进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信及和谐相处。最后，对自然的伦理责任呼吁企业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倡导绿色流通、实现零碳排放以及推动污染治理。企业应当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维护，在生产与经营过程中积极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12]，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是对未来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长远承诺。这些综合的伦理责任体现了企业对ESG目标的承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实质性贡献。

慈善的责任担当，即扶助弱势和特殊压力群体、发展社会和国家的公益事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流通企业的慈善责任担当是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人性、同情心和良心的体现，传递着仁爱、关怀、资本向善的理念，既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实施中的作用，又能够提升流通企业的声誉、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为企业带来无形的社会资本，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扩大流通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流通企业的慈善责任担当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弱势群体、特殊压力群体的扶助。在竞争市场上弱势群体、特殊压力群体无法获得满足维持生活所需的物质，流通企业根据ESG的要求，为这些人群捐款捐物，助残济困扶弱，帮助这些人群实现发展。脱贫攻坚中大批流通企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履行了自身的慈善责任担当。二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就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3]，流通企业通过捐资助学、养老助残、修桥铺路等措施，助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履行ESG要求的慈善责任担当。三是服务国家公益事业。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许多卡脖子的难题，流通企业要为国分忧，聚集力量创新发展，攻克卡脖子难题，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联通五湖四海的流通链。四是服务人类文明发展的公益事业。中华民族要为人类作出贡献，流通企业在做好产业发展的同时，要设立各种促进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基金和奖项，资助、鼓励科学家进行具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诸如研发攻克癌症、艾滋病、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疑难杂症，开发预防各种传染疾病的疫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作出中国人的贡献。

四、ESG促进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绩效

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是需要精准化的系统治理才能获得的。ESG 评价体系本身只是一种自愿的商业行为，但远不只是一种合规机制。它不仅能衡量和评价流通企业非财务方面的绩效，还是创新、市场差异化和长期增长的引擎。随着消费者意识和监管审查的不断增强，引领潮流的流通企业将ESG要素纳入战略规划成为一种必然。ESG作为一种评价体系，能有效评价流通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的综合表现，帮助投资者了解流通企业在可持续风险与机遇方面的情况，有效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投资决策的成本。最后，ESG评价体系保障了价值观和社会需求的同频共振，为流通企业提供了战略机遇和明智的商业视角。管理者驾驭ESG，不仅会创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组织，还会创建一个财务稳健、有弹性的组织。这证明ESG 能够以鲜明的发展愿景，详细的信息披露，构建一个具有严密的理念、规划、治理架构、制度的组织架构，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的评价，督促流通企业做好内部治理，从而实现多层面的价值创造，获得高质量发展的绩效。

首先，ESG 促进流通企业核心业务高质量增长。企业一旦将ESG 战略纳入到核心产品中，就可以使企业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愿景、增强可持续的创新动力、提高可持续拓展新市场的能力、获得可持续的营销机会。具体表现在：竞争优势加强，核心产品与可持续性指标的结合，使企业在生命周期分析策略中能够及时识别和减少潜在的设计低效和缺陷，从而有助于打造符合当代价值观和消费者期望的产品和服务[14]；业务收益增加，通过建立与公众的信任，传统的和创新的商业模式都可以从ESG 战略中获得巨大收益，还能使流通企业更敏捷地通过公众监督或监管审查期；利益相关者关系更加融洽，ESG要求流通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加紧密的社会契约关系，使互动更顺畅、审批更快；消费者和顾客对绿色服务、绿色产品的可持续需求得到积极回应，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彰显并满足获得增长机会的意愿。

其次，ESG促使流通企业大幅节约成本。ESG注重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企业就必须践行“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可持续实践，遵守可持续原则，削减能源和材料成本，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从而提高财务效率，减少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不必要的价值损失。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道德概念，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创造现实财务优势的实用策略。践行ESG 战略时，可持续性实践带来的节约成本效果是显著的，它要求流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包括供应链的重新设计、物流的数字化管理等[15]，以便更加环保。同时，流通企业将废弃物重复使用，将潜在的浪费转化为价值创造。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环境，还能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可衡量的价值。因此，通过在ESG 框架下的可持续实践，企业在环保方面不仅可以取得积极效果，而且可以在财务和社会责任方面创造双赢局面。

再次，ESG督促流通企业依法守法经营。遵守法律法规，接受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和检查，不仅是ESG标准的内生要求，更是流通企业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流通企业参与ESG 活动，有助于及早发现潜在风险，有助于减轻促进ESG 目标实现的新法规所带来的行政负担，降低诉讼风险和监管费用。因此，流通企业积极主动理解和遵守流通行业的ESG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ESG有助于企业吸引和激励员工。ESG在吸引员工、提高员工留任率和满意度方面非常重要。企业通过强调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可持续性原则，在行业中树立良好的声誉，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参与度和忠诚度。这种关注ESG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员工体验，提高整体员工留任率和满意度。ESG 可以降低内部组织冲突的风险，确保公平待遇，提供适当的工作环境，并使组织目标与可持续实践保持一致，不仅可以培养积极的工作文化，还有助于运营的稳定性和效率。

ESG 不仅是一种衡量流通企业绩效的标准和体系，更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提升流通企业ESG 绩效是一项持续性任务，需要企业的管理层积极参与ESG 决策，建立自上而下的ESG管理架构，为ESG 的长期实施提供保障。一个符合ESG标准的流通企业，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降低运营成本和各种经营风险，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获得更多信任和支持，更好应对发展中的风险和机遇。

五、基于ESG评价的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展望

截止到2023年9月7日，我国上市公司共5 282家①，其中流通企业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我国政府对推进ESG非常重视。2023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转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的通知》，明确要求上市企业进行ESG报告编制，并规定了ESG报告的内容、指标体系和参考模板，为我国国有企业开展规范化的ESG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导性意见。越来越多的我国流通企业也开始将ESG 运用到公司治理当中，事实表明在治理结构设计、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流通企业在ESG进程中仍然任重道远。

一是公认的ESG 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尚待统一与完善。权威、公正、信誉良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尚未建立，导致流通企业在信息披露、社会责任认定、治理成效评价等方面，缺乏统一的参考标准[16]，致使流通企业的ESG报告质量良莠不齐、样式千差万别。为博取市场好感、满足投资者需求而随意美化或夸大ESG 表现的报告比比皆是，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难以从ESG报告中获取可靠的信息，给决策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是信息披露不全面、监管环境尚待完善。政府部门对ESG的监管还存在缺位、错位、失位等短板，再加上流通企业对ESG理念理解不全面，监管部门又缺乏相应的指导，流通企业只选择性地披露那些有利于企业形象的ESG 信息，不披露或少披露负面性的ESG 信息，从而加大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了解流通企业ESG表现的难度。

三是大部分流通企业尚未找到ESG 与商业模式的有效结合点，无法实现ESG 与商业模式有效融合，不能获得商业和社会双重效益。大多数流通企业尚未明确ESG 的商业价值，没有从战略层面将ESG 因素纳入流通企业长远发展规划，而仅将ESG 作为应对政府和社会各方需求的权宜之计，使得流通企业缺乏推广ESG的积极性和内生驱动力，在资源配置和策略选择上只追求短期利益。

流通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推行ESG 既是责任也是机遇。适应并拥抱ESG，不仅可以帮助流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帮助企业挖掘新的商业机遇、提升企业竞争力，使企业获得持久稳健发展。因此，ESG作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通用标准和评价体系，流通企业实现ESG 与商业模式的有效结合，是保障企业获得充裕资本、专业化人才、数智化要素支撑，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和基业长青的战略机遇。

随着全球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ESG标准已经从社会责任的流行语演变为现代商业战略的综合评价标准，强调可持续发展、道德行为和负责任的治理，这些原则正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积极性、提升品牌形象和开辟新的市场机会重塑我国流通企业，成为流通企业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绿色发展、“双碳”革命战略目标的确立，流通企业和社会公众对ESG 价值观的深入理解，政府公共政策的有力推动和科技创新的引领，对流通企业监管压力逐渐增加，消费者偏好也发生巨大变化，我国的发展正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革期。ESG发展势头强劲，成为负责任和可持续的代名词，与ESG 标准保持一致的流通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只要做好下列工作，未来将会得到蓬勃发展。

开展内外部ESG 沟通。积极有效的沟通不仅有助于确立ESG 目标和政策，还是建立透明度和信任的关键一环，在流通企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不断强化对沟通价值的认知，建立完善的交流渠道，主动与利益相关者展开ESG 议题的积极对话，并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和回应其关切和期望，实时把握资本市场上ESG 标准的最新动态，更需要将国外先进实践与我国国情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的ESG报告标准和体系（见表1），明确流通企业必须披露的环保成本、员工福利支出、社会责任认定等，并规定具体计算方法、披露格式和频率等，以保障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表1 适合我国国情的ESG标准和指标体系

政策精准发力驱动和引导国内ESG 发展。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国情体制，以“双碳”目标为契机，自上而下利用公共政策驱动和引导ESG 发展，各部委、国家机构及行业协会陆续出台若干政策文件（见表2），支持将ESG融入投资体系。

完善ESG 信息披露机制，制定明确且具有可执行性的政策，强化执行力度，加强对流通企业ESG 报告的审核和抽查，并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促使流通企业在公众的压力下主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数量；建设专门的信息披露平台和内部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等。

建立独立的信誉上佳的评估机构和严谨的评估流程，引入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ESG人才，为流通企业对标ESG 标准提供个性化的改善建议，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引导他们进行更精准的投资决策。独立评估机构的存在，在提升ESG 透明度、推动企业改善ESG 表现，促进社会各方对ESG 的认识和理解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流通企业发挥内生动力主动求变，将ESG 纳入自身长期战略规划，从源头改变业务设计，寻找ESG与自身商业模式的有效结合点，既服务国家大战略，满足政府和社会需求，又能挖掘ESG的商业价值，将ESG作为业务发展的内驱力，推动自身可持续长远发展，实现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ESG 目标之间的平衡。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