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进
(重庆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重庆 400020)
党内问责制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其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目的,创新性地将问责这一现代政治制度与中国独特的党政权力结构相结合[1],通过不断地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重要支撑的组成部分[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问责,不断推动问责理论的创新,不断推动问责制度的完善,不断推动问责实践的发展,使党内问责不断向着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3]。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进一步发挥党内问责制度的重要作用,不仅需要深刻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党内问责制的基本逻辑,而且需要厘清优化党内问责制度的现实进路。因此,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度的实践逻辑及现实优化进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责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最早是在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了对党员干部的审查制度并持续予以完善[5]。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过两次重大失误,主要原因是党内问责制度不健全、党内监督体系不够完备、缺乏有效的执行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