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如何出贵子：高职院校中的“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

姚歆玥 曹 妍

一、问题提出

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延伸出独特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范式，赋予教育以实用性的功能取向。教育已在无形中承担着促进阶层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特殊使命。近年来，日益固化的阶层状况引发了民众的教育焦虑，“学二代”“官二代”等语汇频频冲击着脆弱的社会公平生态。虽然学校教育被认为承担着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职能，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等社会话题也在质疑学校促进代际流动的实然作用。

2021年底，英国财政研究所联合英国教育部发布的《英国高校社会流动指数报告》按照“社会流动指数（Social Mobility Index）”对英国各高校影响学生社会流动的表现进行排序。在“流动指数”报告中，位于QS榜单①QS是指‘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是全球具有参考价值的大学表现排名，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主要依据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师生比、每名教师的引用率、国际教师比例、留学生比例等进行排名。前列的精英院校不见踪影，承担促进社会流动职能的实为排名位列500名开外的“非精英”院校。同时，亦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逆袭指数明显低于继承指数[1]。聚集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院校在影响社会流动中的功能反差，揭露出学校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二重性矛盾，也表明笼统的教育叙事并不能揭开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黑箱。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伊始，高职高专院校承担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任务。随后，各项综合改革纷至沓来。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保驾护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迈入大发展机遇期[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改革落脚点聚焦在职业教育领域，提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在政策改革和时代驱动等各方合力的作用下，职业教育得以实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办学规模和毕业生人数自2012年以来已实现历史性突破，现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3]。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招生644.6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38%，毕业生数达484.87万人。高职院校发展到1468所，招生数达427.2万人，毕业生数达286.06万人[4][5]。

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约有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6]，是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7]，亟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资源替代理论认为，家庭资本匮乏的学生会对稀缺的、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形成依赖[8]，间接反映出学校教育在影响弱势学生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的补偿功能。因此，探究高职院校能够为寒门学子提供哪些帮助以促成其代际流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虽然从职业院校中涌现出大批技能型人才与社会骨干，然而，既有研究普遍关注重点本科院校中贫寒家庭学生的成长经历，职教出身的“寒门贵子”却无人问津。区别于精英本科院校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职业教育逆袭者并非是取得高学业成就的优胜者，已有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9]（如道德化思维、学校化心性品质）难以诠释高职生阶层跃迁的发生过程，其行动逻辑与关系互动需要在情景中重新界定。在社会流动性逐渐减弱的当下，职业教育能否成为助推社会流动的有效手段，是广大学者热切关心的问题。在普职分流极具争议化的时代，能否通过职业教育跳出“农门”并实现阶层跃迁，也是广大农民子弟和城市底层百姓亟待了解的话题。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高职院校二元教育场域（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试图探究高职院校中正式教育（课程）与非正式教育经历（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竞赛）促成寒门学子代际流动的可行性，主要依托文化资本理论细致刻画高职教育寒门学子实现代际跃迁的流动历程。

二、理论回顾

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使命与育人职责。围绕学校在阶层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科尔曼报告首次系统评估了学校教育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相比于学校教育质量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后续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学校质量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10]，但学校教育在影响个体学业成就中的功能发挥并不一致[11][12][13]，出现了“学校有用论”[14]与“学校无用论”[15]两类分野。可见，教育在决定个体地位时存在着多种可能，但无疑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关键要素，既能成为维持特权阶级优势的合法性工具[16][17][18]，又是弱势阶层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阶梯[19][20][21][22]。

（一）高职院校作为阶层流动的场域

目前，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个体知识、技能、健康进而摆脱物质与能力贫困已获得学界共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素质和经济生产间的重要关联，指出教育能够通过补足弱势阶层普遍缺乏的人力资本帮助个体摆脱贫困状态[23][24]。作为面向“职业”的技能教育[25]，职业教育在技能传输与转化效率等生产面向中存在的特殊性使得其能够精准且高效地提升劳动者的生存技能与竞争优势，继而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发生[26][27]。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职毕业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职业声望[28]。此外，高职毕业生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趋势要强于本科毕业生[29]。区别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解释，文化资本理论则关注职教生在学校场域的具身性学习与成长经历，为解构高职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机理提供了有效的微观视角，对于诠释寒门子弟阶层跃迁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资本是高职学生阶层再生产与阶层流动的符码

当前，文化资本理论已形成一套用于解释阶层间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与学业表现差异的理论体系。若以文化资本理论为框架，对于解构高职院校影响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细致过程具有重要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流动理论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存在隐匿了阶层间不平等的文化筛选模式。藉由阶层间文化资本差异营造的符号暴力，由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教育成就不平等逐渐合理化并间接有利于特权阶层优势的代际隐蔽传递。但文化再生产理论无法解释文化资本匮乏的寒门学子为何能突破“阶层诅咒”的结构性障碍并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现象。第二，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淡化了文化资本的阶级属性，强调文化资本的通货性质，认为学业或地位成就的获得依赖于对“阶级无差”的文化资本的获取与习得。处境不利的子代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弥补自身匮乏的文化资本以实现地位流动。虽然文化流动理论在分析“寒门贵子”现象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其秉持的仍是“文化缺陷论”[30][31]，认为底层缺乏或不具有优势文化，文化资本是外在于寒门学子的“流动密码”。第三，因不满于高雅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及其对微观个体进行文化实践能动性的否定，适于解释中国化经验的本土概念“底层文化资本”应运而生，为再认识文化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是人类主动编织的意义之网，其本身不具有优劣与高下之分。既然特权阶层可以利用文化再生产模式巩固自身的阶级优势，为什么底层子弟不能通过文化生产实践以生成利于自身发生社会流动的特殊文化资本呢？“文化生产或文化实践在于‘洞察’”[32]，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底层叙事的动力逻辑，认为寒门子弟能通过文化生产生成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以摆脱优势阶层的文化中心主义[33]。诚如有学者所批判的，中国化的文化生产并未逃脱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慎重界定文化生产的原初内涵[34]，但本文从行动建构的文化逻辑出发，认为寒门学子独特的文化行动的确为其打开了新的实践窗口，使其能有效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建构多元的文化与心理生态，因此本文将文化生产纳入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三）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职教寒门学子的阶层跃迁

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生产理论有效解释了寒门学子跨越阶层障碍的独特历程，使得文化资本理论成为分析寒门学子在学校场域中实现阶层跃迁的有力工具。然而，“寒门贵子”研究主要以学生是否取得高学业成就或是否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为“贵”的判别依据，且主要关注获得精英教育机会的寒门学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资源要素与文化动因，淡化或漠视了职教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得有关职教寒门学子阶层流动的研究尚属空白。已有研究中不乏从量化视角探究职业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35]，但冰冷的数据指标无法涵盖分析过程的丰富性与层次性，无法细致勾勒出高职院校中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动态影响。

从文化资本理论的既有应用来看，其一，基于文化流动“可行”的视角来看，农村学生通过以勤补拙、勤勉踏实的态度，在学校积累人力资本可以弥补其在家庭背景上的劣势[36]。其二，从文化流动“不可行”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过程更符合文化再生产理论而非文化流动理论[37]，与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结论相似[38]。其三，从文化生产“可行”的视角来看，后生性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是农村大学生弥补先赋要素匮乏的重要通道[39]。朱镕君以底层文化资本的生成空间为线索，提出弥补型底层文化资本在城市（高校）空间中的优势发挥机制[40]。其四，从文化生产“不可行”的视角来看，在学生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影响其发展的主导因素也会发生相应变化[41]，衍生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因在高校场域中失去情景依附性，待子代步入高等教育后其影响将会弱化甚至消失[42][43]。其五，有研究指出“寒门贵子”的流动模型已发展出兼有文化再生产与底层文化生产的双重路径[44]。可见寒门学子实现阶层流动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间接反映出阶层逆袭的风险性所在。

总之，寒门学子实现阶层跃迁的经历并非空穴来风，其求学道路往往充满了“风险、无效与不确定性”[44]，阶层跃迁必然需要资源与资本的生产、传递或转化。无论是源自家庭的“资源补给、自觉共情”[46]（底层文化生产）还是来自学校的“广义文化资本传输”（文化流动），都是助力寒门学子突破阶层固化天花板的决定性动因。综上，本文以文化资本理论为依托，从质性分析的角度考察实现阶层跃迁的寒门学子在高职院校中的教育与学习经历，破除高等职业教育效应发挥的模糊性，进而回答三个问题：文化流动理论能否解释职教学生的阶层跃迁过程？带有“寒门”特质的底层文化资本是否适用于高职院校？寒门学子能否带着底层特有的“惯习”，在高职院校积极地“洞察”以生成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资本？

三、质性分析

本研究在充分了解受访者的教育经历、家庭及职业状况后，将职业地位作为判断阶层流动的依据，选择就读于高职院校，且其职业地位与父辈相比已实现跃迁的寒门学子作为访谈对象。最终，选取11位符合条件的“寒门”子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长为20～30分钟。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人基本信息与编码

（一）文化流动路径

本文将“文化流动”定义为职教生通过学校提供的技术或文化资源进行知识、技能或行为模式的学习与内化，实现文化资本“从无到有”“从学校到自身”的单向传递。

1.抓住技能性稻草：人力资本的获得

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非是两对相互冲突的概念范畴，两者同为抽象、具身的非物质性资本，且人力资本中核心的文化要素，如教育、经验、文化知识等，也与文化资本存在高度同质性，即“被视为是人力资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训，都可被视为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47]。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视为认知性文化资本纳入到文化资本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中。

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是职业发展的基础。通俗来讲，职业教育是面向“职业”的技能教育[48]，认知性技能是职教生通过课程学习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一系列知识、能力、技能的集合，亦是其立足职场的竞争优势。

“学的这个专业嘛，技能（还）是主要的。”（M-05）

“前期的话（刚入职），跑现场的话，技术能力比较重要。”（F-03）

职业发展离不开专业技能的储备。与增进专业能力相关的认知性技能主要通过学校中的正式课程习得，是高职院校传播知识技能的主要渠道。藉由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缺乏家庭资本的寒门学子通过理论学习或实践淬炼，扎实专业功底、积累认知性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能力，继而在职场中展露专业优势。

“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走向社会的基本功，不管去哪里，干什么，基本功是最重要的东西。”（M-07）

“（学校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也不能说没有，毕竟学的专业比如多媒体这些，现在发展比较好，像公司有些宣传等等，一些媒体方面的都可以参与（都用得到），有一定的技能还是（对职业发展）有利的。”（F-04）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依托课程教学这一正式的教育形式展开，是学校传授“职业技能”的主要渠道。寒门学子从课堂实践中习得认知性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此种学习模式暗含着“自身匮乏的”知识或技能由学校向学生的单向输送，是寒门学子主动同化的体现，本质上从属于“文化流动”的范畴。

除了课堂这一正式教育渠道外，高职院校内部多样化的竞赛、比赛也拓宽了文化流动的范围。其中，以项目钻研或技能比赛为支线的“竞赛”在培养学生认知性技能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积累人力资本的又一关键途径。

“竞赛有很多要求，包括（怎么收集）资料呀，怎么把事情做好，比如我首先第一件事情该怎么着手去做，第二怎样着手把它做好，第三怎样把这个时间缩到最短，这对于我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启发我）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布局……。”（M-08）

“（大学期间）比赛一直有参加……。（如果）没有课堂的积累，那你根本就上不了台，上台（比赛）以后学的有些东西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所以这就是相互的吧。”（M-09）

“学校比较重视竞赛……我们平时会进行一些额外的补课，补课的内容就是针对电子竞赛做一些实验，当时我们一有空就往实验室跑，要么就是找辅导老师……就那段时间学到的东西比较多，（学到）比较实际的东西，完全不是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实践比较多吧。”（M-10）

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技能竞赛对实操技能的训练效果甚至会优于正式授课，成为文化流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49]，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50]。除了正式的课程学习与非正式的竞赛比赛，校企合作也是职教生积累技能经验的重要途径，帮助高职生找到适应和匹配的职业。

“我进这个企业的时候专业不对口，（我能到现在的企业工作），是因为“A+”计划，这个计划策划了一场校企联合实习。本来（我实习）是做管理的……后面他们就发现我适合做技术，然后就把我调整到技术岗位了……。这个平台就是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师资等方面的力量去培养我们。”（M-01）

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泛化的知识基础与能力素养，高职教育毕业生对劳动力供求关系更为敏感，当知识经验与岗位技能要求的契合度较低时，职业教育对劳动者的职业获得不能发挥积极作用[51][52]。因此，校企合作对于规划职教生的可持续技能发展路径、提高人才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论及学校教育经历是否影响其职业发展时，并非所有受访者都认同正式教育经历的价值。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普遍存在，职业技能不完全依赖学校教育而习得。相比而言，入职后的自我摸索与企业的学习引导更为重要。

“我们学校当时是高职院校，它比较……侧重技术，但是学校里都是请的企业的一些主管给我们上课，其实讲授的那些东西在我们当时的水平很难理解，只能说（上完课后）我对这个产品有一些概念。”（M-02）

“当时进入社会的年纪小，很多常识或经验都是上班后学到的，像我现在学习新的技能，保持学习的习惯都是职场中养成的……。”（F-04）

“学校经历的话，给我的帮助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主要都是在企业上成长比较快一点。”（F-11）

人力资本主要是以课堂教学等正式教育与技能竞赛等非正式教育为载体促成个体知识或技能的积累。尽管人力资本所代表的认知性文化资本在决定个体职业地位时尤为重要，但它并非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唯一因素。复杂的职场环境不仅需要个体运用专业技能证明其生产能力，还需要非认知性能力辅助其目标的达成，如缓和人际矛盾、负责团队及组织运营等。寒门学子需要在高职院校中摸索和习得非认知性技能以积累职场优势，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2.在后知后觉中渐入佳境：社交惯习的习得

“寒门”出身与“职教”求学的叠加经历塑造了高职院校中寒门学子独特的人生路径，也放大了职教寒门学子在社会交往技能方面的弱点。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具有契合教育与职业的双重属性，侧重于培养工程技术与技能应用型人才[53]。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在课程模块与内容设计上相对重视学生对具体技术的操作与应用，能力结构要求侧重于技术应用层面，不注重对学生沟通、领导力等软性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另一方面，寒门学子的原生家庭氛围、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往往是压抑的[54]。维持生计的重担压缩了亲子互动的时间与质量，这种互动与交流模式也暗示着底层家庭匮乏的社交与审美艺术（中上阶层的话语体系、态度倾向、价值观念等）。

由于原生家庭生活中缺乏足够的社交互动与仪态训练，加之高职院校的训育导向忽视了非技能型经历的必要性，使寒门学子往往倾向于在身份认同与社会活动的胜任力方面持负向评价[55]。他们往往意识到在职场中从容、坦然、沉着等非认知社交原则的重要性，但也坦言自己在与同事交往、上级沟通时的“有心无力”。

“我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样导致很多不好的事情……特别是交流这方面……比如，领导其实看重（表达，交流）这个方面，特别是你的间接领导，直接领导还好，间接领导并不是时刻在关注你的工作，他只是看你的工作汇报。有的时候你工作完成得很好，但是你汇报得很差，就（让老板）感觉这个工作被你做得一塌糊涂，他（间接领导）会这样认为。”（M-01）

文化群体通过组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学生的制度性惯习[56][57]。“脱离”家庭环境后，寒门学子需要适当调适、矫正自己在群体中的互动方式，利用各种手段和资源进行补偿，学习和模仿自身匮乏的文化惯习，消除社交神秘性，形成与主流价值相符的品位与态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言谈举止、沟通方式、展露领导力等行为传递“同化”信号，更自然地融入“优势文化”群体并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在学校中担任学生干部、参与社团活动等非正式教育经历是寒门学子潜移默化地锻炼交际方式、习得“社交惯习”的有效途径。社交惯习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也是行为层面的态度倾向。寒门学子主要通过参与社团活动或学生工作等非正式教育，藉由复杂多元的交往空间与人际资源等外在条件形成通识社交能力，如表达、沟通、协调能力等，逐步养成得体、适洽的表达与行为方式，习得社交惯习。

“我在大学担任过班长和爱心社团社长……当时大学的班长就相当于班主任，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完成的……大胆地上台（发言）或者管理（班级），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有很大的帮助……”（M-07）

“学生会以及社团的一些经历让我在各方面都学习到很多东西，锻炼蛮大的。”（F-06）

惯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属性，是非制度化的行为规约。藉由参与社团活动、担任学生干部等非正式教育经历，寒门学子获得了试错与学习的机会，通过锻炼社交技能与组织能力，了解并习得“得体”“合宜”的交往互动模式。社交惯习使个体形成在社会生活中从容地与他人沟通、交流、表达的状态，并表现出合作与协调的能力态度，以适应团队或组织成员的观念、文化与社交方式，进而从容地应对职场中的挑战。

（二）文化生产路径

本文将“文化生产”定义为寒门学子以家庭或学校教育为媒介，依托物质空间内的知识、关系、权力资源，生成具有主体特质的文化倾向与行为样态，从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1.逆境中的希望：苦行品质的发挥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场所，在家庭中生成与积累的“苦行品质”在高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非但没有“失灵”，反而与职教生面临的日常挑战高度契合，扮演着重要的“护航”角色，成为职教生用体能与毅力应对挑战的能量站。

主体在不同空间中主动建构自己的文化行动方式。文化生产的场域包括家庭、乡村、城镇（学校）[58]。其中，家庭是农家子弟（或循规者）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59]，已有学者意识到家庭在促成底层文化资本生成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关注家风、家教、家训[60]、节俭、勤劳、追求稳定[61]、本分[62]等要素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心性品质与能力态度，认为寒门学子取得高学业成就凭借的是正向能动性[63]与底层独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心性品质[64]。贫困、艰苦的家庭条件于寒门子弟而言无疑是其“立志发奋”“出人头地”的奋进推力。寒门子弟期望通过自身的奋斗实现逆转，以宽慰养育自己的家人并承担起家庭责任。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然后去孝敬父母，让爸妈轻松一点，让他们生活更好一点，幸福一些。”（M-01）

家庭是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65]。寒门情景中“苦难”激发出农家子弟生成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66][67]。面对生活或学业上的困难，家庭无力为外界的残酷冲击提供必要的缓冲支持。在直面逆境的冲突中，寒门学子没有其他可替代资源进行弥补或对抗，只能通过压缩闲暇时间、进行体能性抗争等方式调动主体能动性，通过“熬”与“磨”等实质性行为内化并强化“苦行”品质。这些品质是韧性、努力、勤奋、上进、坚持等系列态度与价值的集合体，是具有“底层”特色的文化资本。

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产生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不仅没有失灵，反而能够帮助寒门子弟克服困难、战胜难关。在面对压力性、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与竞赛项目时，寒门子弟凭借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底层“苦行”品质，磨练个体意志，锤炼意志心性，积极采取行动以应对学业任务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在学校，有课的时候我继续上（课），没有课的时候我就会待在工作室，做实验或做研究。有的时候待到晚上十点钟或十一点钟是很常见的事……”（M-01）

“当时参加呼市技能状元比赛，比赛前一直都没间断（地练习），那会儿天气比较冷，手都冻僵了还要练。”（M-07）

“我们那时候训练的环境比较艰苦，是在顶楼一个房子，天气很热，整天闷在里面，从早到晚训练下来身上都是湿的（汗水浸湿），而且每天都去（训练）。”（M-08）

“暑假留校进行培训……当时做实验要到晚上十一二点，困了就直接在实验室睡，睡醒再继续干。”（M-10）

高等职业教育中最稳定、核心的特质是培养技术型人才，使其具有浓厚的实践性基础。从几位受访者的陈述中发现，相比于“心智”层面的挑战与冲突，高职生更多面临严酷环境与“身体”的直接对抗。这种不舒适甚至略带折磨的体能对抗是他们普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同时，生成于农家的“苦行”品质正是发端于农业社会中身体与自然对抗的结果。“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是乡土社会中苦行品质最直接的反映与表现。可见，高职院校中的体能型挑战与生成于家庭的苦行品质高度契合，能够帮助职教生更好地适应高职学习环境。

“苦行”品质还能让寒门学子快速锁定学习榜样与潜在的模仿对象，帮助他们定位成长方向。在与朋辈、师姐师兄等重要的非正式互动和交往中，寒门学子倾向于从“悲观”视角捕捉榜样“成功”经历中的“不易与辛酸”，放大“勤奋、刻苦、踏实、努力”等品质的作用。此时，榜样人物“励志经历”中的“闪光点”极易成为他们学习或模仿的标杆，他人的“高光”经历也间接肯定了“苦行”意志的价值。

“有一个比我大两届的学长，我看着他从大专到专升本，再从专升本去考研，一个大专生去考研究生其实这个路程（很艰难），他准备考研的这段学习期间一直也在工作室工作，（他的经历）对我启发也是蛮大的。”（M-01）

“我的师姐，她现在在北京工作，我很羡慕她能进入正宗的西方餐饮店（工作）……她的技能我很钦佩，她也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的人，特别刻苦。”（M-07）

“苦行”品质形塑了个体的处事逻辑与抗压韧性，是极为重要的底层文化资本。虽然“苦行”品质归属于先赋性特质范畴，但从“家庭”移步到“学校场域”的过程中，底层文化资本并没有随情景的转变而“失灵”。“苦行”品质能先验性地影响个体的动机、注意力与投入程度，增加寒门学子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使之成为其打开阶层固化枷锁的“密钥”。可见，“苦行”品质作为源起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

2.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生成自信力

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实现“五对接”[68]，展现出教育与生产、教育与职业发展的紧密关系。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技能应用特性使得短期教育成果能够被显性表达，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也是检验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此外，技能比赛对职教生“自信力”的生成发挥着关键作用。

自信作为一种控制力知觉，其水平高低关乎个体的任务胜任与完成效率，是自然决定的重要心理维度之一。首先，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高压下，职业教育往往不是教育分流的最优解，成绩表现普遍不佳的学生往往被分流进入职业教育学轨[69]，因此高职教育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业优势”，在学业成绩比较中，受挫是职教生的共性遭遇。其次，“不自信”往往与早期欠缺的文化资本相连[70][71]，匮乏的家庭资本使得寒门学子难以引申出积极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建构。来自学校生活与家庭体验的双重夹击使得职教生倾向低估自身能力及潜能。同时，这种消极的自我认同使得寒门子弟在面对冲突时呈现退缩的防御状态，不利于其认知方式和行为决策的正向发展。

“我觉得从本科院校毕业的，跟我这个职业院校毕业的在学习能力上面，包括学习方法上面，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慢一点。”（M-02）

“如果说是硬着头皮去学习的话，肯定比不过人家那些学习好的那些同学……”（M-05）

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未健全的当下，职业教育被贴上了“能力弱者”的污名化标签。寒门学子在职业教育污名化中备受煎熬，其自我控制感与效能感普遍较低，容易落入由社会建构的“自我低估”陷阱[72]。然而，寒门学子在有限空间内形塑身份张力的同时，也在努力洞察着有利于文化资本生成的因素。譬如，在高职院校举办的各类技能竞赛中，职教生找到了对抗自卑、生成“自信力”文化资本的路径与出口。

“那时候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我还是（得了）湖南省的一等奖，后来还在学校写了两个专利。……当时就是蛮喜欢这些，想投身去钻研这些东西，感觉自己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了啊，很有成就感，就是说你对后面的兴趣会越来越大。”（M-01）

“自信不可能说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可能原来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你进入到职业学校后，总会学习到一些专业技能，当时你做得比别人好，比如十个人中你排到中间，心里就会觉得，我最起码比剩下的那五个人要强，慢慢地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一步一步地建立自信吧。”（M-05）

“当时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电子竞赛，……我们组就做到了市前十名，以第十名的成绩去参加全国总决赛……在这么多、这么强的队伍里面，我们能‘杀’到前十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虽然我们是高职高专的，没有他们本科、研究生的学历高，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去专门研究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做下来也不会比他们差太多。”（M-10）

“自信力”属于具有稳定的性情特质，预示着个体进行积极决策与行事的态度或倾向，属于身体化文化资本范畴，对职教生而言更是重要的文化心理资源。适度的良性竞争机制能激励职教生开拓自己的潜能，跨越自我低估的陷阱，从而找到自恰且积极的能力定位，增进自我认同的自信力，坚定自我控制力的决定性效能。

职业院校中的技能竞赛重构了评价的刻度。高职院校内部以及高职院校间设立的各种竞赛为寒门学子自信力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持。高职学生或通过在竞赛活动中与对手的实质性互动，或通过比赛结果的正向反馈，生发出“自信力”文化资本，从而肯定曾经一度被低估的潜能。

总之，家庭与学校作为个体社会化、品行养成与能力习得的重要场所，亦是个体文化资本习得与生成的关键场域，职教寒门学子的阶层流动之路兼具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的双重路径，呈现出先赋性文化资本与后致性文化资本的叠加影响效应。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寒门子弟阶层流动的要素及路径见图1。从文化流动路径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正式课堂教育与竞赛等非正式教育的“资本”输送及传递；社团活动及任职学生干部等非正式教育经历是寒门子弟了解交际仪态、互动规则，获得自然展现、融洽沟通等社交惯习的重要途径。从文化生产路径来看，虽然脱离了家庭情景，“苦行”品质这一先赋性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坚韧、刻苦、努力等品质仍然会在寒门学子的行动实践中扮演关键的动能角色；技能竞赛等非正式教育活动为职教生提供了利于其自信力文化资本生成的“价值重估”平台，成为寒门学子利用高职院校资源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

图1 高职院校中的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示意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根据布尔迪厄的分类框架[73]，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相比于另外两类资本具有较高的能动弹性，高度依赖主体的选择与能动意志。对于寒门学子而言，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极度依赖家庭的原生资源存量，是难以改变的资源要素，而文化资本则因具有相对弹性优势而更易突破结构性束缚，成为个体跨越不利地位的可操控资本，也是本文立足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依据。

本文通过分析已实现阶层跃迁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教育经历，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寒门学子通过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双重路径实现阶层跃迁。第二，苦行品质作为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场域中依然适用。第三，学校作为除家庭外的第二场域，为寒门学子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空间与资源，职教生通过课堂等正式教育和竞赛、校企合作实习等非正式教育获得利于职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通过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技能竞赛等非正式教育经历习得社交惯习、生成自信力。

（二）政策启示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众多非精英普通院校尤其是职业院校承担着吸纳高等教育扩张群体（特别是来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角色。关注弱势阶层群体的代际流动状况有利于揭示社会事实，矫正制度设计缺漏以建立更为合理的流动途径。结合本文的探究，拟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建设与发展，为职教“寒门”子弟疏通代际向上流动途径。

第一，强化职业教育的技能育人优势，助力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对家庭资本“先天匮乏”的寒门子弟而言，高职院校需要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通过设计、改良课堂教育等方式建设并优化高质量课程体系，发挥课程资源优势，巩固职业教育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与效能提升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只有建立健全高职院校技能型课程发展体系才能助力学生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吸纳优质生源，激发办学活力。

第二，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力度，为高职生提供广阔的实训与发展机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通过为广大高职生提供实训机会，有效激发了职业教育的内在活力与旺盛生命力[74]。通过产教融合、校企结合等形式使教育培训技能与劳动力市场要求衔接，发挥“对接产业，对应职业”的教育定位职能，深化高职教育服务型、应用型功能，促进职教生“特殊人力资本”的优势积累与转化。

第三，挖掘非正式教育资源，疏通文化资本流动与生成渠道。无论是文化流动路径还是文化生产路径，都是高职院校助力寒门子弟突破阶层天花板的现实途径。除正式课堂教学外，以竞赛、学生组织、志愿团体为代表的多样化非正式教育活动为寒门子弟编织了一套文化资本流动与生成的意义空间。鉴于此，高职院校应重视并利用非正式教育的价值。其一，重视技能竞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规划（2023-2027年）》要求健全赛事体制，坚持职教特色，为以赛促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此外，举办技能竞赛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也能引导寒门子弟生成自我认同、激发积极效能的自信力。其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学生工作等，为寒门子弟提供锻炼领导力、沟通能力与社交技能的机会，通过挖掘非正式教育资源、拓宽文化资本流动与生产的空间与范畴，提高职教学生的人才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