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专题询问何以“常问常新”

金果林

询问，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人大开展询问，是人大法定监督权的一种外化载体，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进行的庄严之“问”。人大行使好“询问”这一监督权力，是党的主张、人民的期待、法律的要求、代表的愿望，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修改后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地方组织法，均将“专题询问”增入其中。“专题询问”正式入法，不仅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运用这一监督形式的常态化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为进一步提升其质效提出了新的要求。

务求监督实效，防止流于形式走过场

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在专题询问的形式上多有创新，如上海人大的“委员发问之后还可追问”、陕西人大的“把问题牛奶带到询问会场”、江西人大和武汉人大的“专题询问现场电视直播”、合肥人大的“把询问现场搬到工地上”、大连人大和襄樊人大的“问过之后再来‘回头看’”、池州人大的“专题询问加满意度测评”、日照人大的“练好‘三段锦’、询问见真功”等等，都可以感受到地方各级人大强烈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浓厚的民生情怀和创断精神，其专题询问的做法和思考、内容和方式、过程和效果，对丰富、完善这一监督形式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有的地方人大在开展专题询问中也出现了流于形式走过场的问题，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询问过程缺乏互动、浮于程式。

众所周知，人大工作程序性很强，但程序是保障内容的，是为达成实效、取得成果服务的。如果专题询问不在内容上下工夫、不在实效上下工夫、不在质量和成果上下工夫，只是看上去很美、徒有其表，就会陷入机械主义、形式主义，就会成为走过场、走“秀场”的一种“表演”，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作用就难以真正发挥。

流于形式的专题询问，问了白问；走了过场的专题询问，不如不问。这是因为，流于形式、走了过场的专题询问，浪费国家资源、损害人大权威、伤害政府形象、动摇人民群众的法治信念、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有害而无益。

推进工作和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是专题询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监督实效是专题询问的“生命”之所在。这是各地人大开展专题询问是否有实效、是否有作用的“试金石”，都应该拿来对照一番、检验一番，看看到底是真问还是“秀”问？是实问还是“虚”问？是客套地问还是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地问？是为了“问”而问还是建设性地问？

各地应切实防止专题询问流于形式、浮于程式，成为走过场、走秀场的“花架子”，特别是防止出现彩排、预演、对口型、念台词等形式主义现象，从而使专题询问起到人大监督的实际作用，真正能够产生影响力、推动力，而不是图形式、图热闹。

把握关键环节，让询问质量走深走实

人大的询问者、发问者、提问者要拿出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责任、胆识和智慧来为国发问、代民发问，真问、敢问、会问。

做到“真问、敢问、会问”，工夫要下在“问” 前。常委会和与会委员、列席代表在询问之前就要紧紧围绕全国和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与中心工作，紧紧扣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选准专题询问的选题，开展深入细致、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倾听民声、汇集民智，真正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瞄准问题、揭示问题，从而强化询问时的针对性。

之后，在会上再通过丰富有效的询问形式，在浓烈的互动氛围过程中，充分提出问题，真问、敢问、会问，问出症结、问出思路、问出办法、问出措施，问出态度、决心和承诺，帮助和促进被询问者对问题产生更深刻清晰的认识、对解决问题产生更强烈的责任和更明确的方向与办法。

询问程序也要确保问出实效。这需要询问组织者在会议的组织上、程序的设置上作出科学的安排和规范，为询问者“真问、敢问、会问”提供程序保障，确保询问能够问出实效、问出成果，防止专题询问流于形式走过场，从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问前下工夫，会后也不能“一问了之”，还要不断强化“问”后监督、跟踪落实“回头看”，同时还要在探索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实现专题询问的常态化、机制化。

不断探索创新，让专题询问更有力度

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展了30 多次专题询问。询问中，提出问题者聚焦重点、简洁明了、切中要害、精准到位，回答询问者态度诚恳、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每次专题询问的会议组织和程序设置上都作出了很好的安排和规范，有效地保证了专题询问能够取得预期成效。

首先，询问主题都是围绕中心工作，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关切的重大主题；其次，在询问之前，有关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进行广泛深入的专题调研、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 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为询问提供充分而科学的素材依据；其三，提问的委员和其他委员在认为有关部门回答得不清楚、不完整时可以进一步追问、补问，应询的部门负责人之间也可以相互补充回答，列席的专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也可以提问，增强了询问的互动性、多样性，有利于问清、问透和说清、说透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四，询问会场有媒体记者现场采访并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使专题询问的透明度大为增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询问还有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委员长多次出席专题询问、多次主持专题询问、多次在询问过程中提问、多次在问答之后作出实时点评和讲话，其中有总结、有论述、有要求、有希望，甚至还对有的委员的提问给予附议、补充。这都大大增强了专题询问的权威性，提升了询问层级、加大了询问力度、创新了询问形式、丰富了询问内容、强化了询问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审议报告、进行专题询问这三种监督形式衔接、结合起来，形成人大监督工作的“全链条”“组合式”监督模式，并首次对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开展了专题询问。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新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增加了专门委员会可以就有关问题开展调研询问的规定，进一步丰富了询问形式，这一点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专题询问之后“不止于问”。对委员、列席代表们在询问中提出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汇总之后函送国务院等机关研究落实，并要求其在适当时限内书面反馈整改落实情况。全国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委员会还跟踪监督整改落实情况、审议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并向社会公布这个报告，有效地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实效，切实推动问题的解决。

专题询问这一监督形式经过十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正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崭新活力，正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逐步地发展和演进。但是，专题询问仍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长期深入的探索实践，无论是在内容形式上、 程序规则上，还是在方式方法上、理论研究上，都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都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创新、不断地丰富发展。各地人大在开展专题询问方面，需要不断适应新时代、顺应新期待，脚踏实地要质量、开拓进取求实效，使专题询问更加有声有色、精彩纷呈、卓有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