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多维审视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蒙 象 飞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政党国际形象是政党的内在特质和外在实践在国际社会公众中的具象化体现,是国际社会公众对政党的主观映象,其好坏关涉政党国际利益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我们要对外塑造好、展示好党的国际形象。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研究已然成为热点,总体上呈现出多视角切入、多学科参与、多观点交流的态势。就研究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与党的建设的关系、与执政绩效的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与具体现实问题的关联等均有较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侧重讨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具体方法。如许正林、王卓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国际传播要“完善政党自身的内涵建设”[2]73,孙雪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是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是树立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3]52。然而,形象塑造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还是一个关系范畴、认识范畴。我们不仅要从传播学的具体方法、技术路径角度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而且要从时空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维度对其进行哲学审视,从经验性研究进入学理性阐释。这对于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什么、怎么塑造具有根基性的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时空维度:“三个之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人类对客观实在的两种认识方式。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形成、产生和发展的。政党国际形象亦是如此。政党国际形象是伴随政党的产生和人类历史由地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形成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通过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35。人类历史由此从地域史、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生产要素的交换、信息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等广泛而深入地展开。诞生于欧洲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突破狭隘的地域藩篱限制,走出国门,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塑造了自身的国际形象,政党形象由国内形象向国际形象转化。恩格斯指出,“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5]258。同样地,政党及其国际形象也应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为政党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了时空背景,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政党国际形象提供了维度。

当今,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世界历史进程加快,“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6]60,人类社会正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等“三个之变”深刻表明了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之变的深度、广度及其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其一,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的程度相较以往大为提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6]60。其二,全球经济结构正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出现严重裂变,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三个之变”的世界历史现状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塑造其国际形象的时空维度,任何政党塑造其国际形象都不能也无法脱离这一现实场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7]22。审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问题,需要立足“三个之变”这一时空维度。

第一,“三个之变”赋予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新的时代内涵。“三个之变”表明,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各地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代不复存在,各国、各地区不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各政党的竞合关系、竞合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景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塑造良好形象、努力赢得国内外认知主体的赞誉成为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当然,无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如何突飞猛进,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大党的使命、担当。塑造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党、百年大党形象,提升美誉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现实必然。

第二,“三个之变”影响和规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方法论原则。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是政党塑造其良好形象的必要前提。“三个之变”不仅改变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竞合关系,而且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8]301。新时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必须立足“三个之变”的历史大语境,依据新时代发展的哲学基础,坚持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主导性与主体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等多对关系的统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进方法论的创新。唯有如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定位、塑造和国内外公众的认同才会在“三个之变”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本体论维度:政党实在

从本体论维度审视政党国际形象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国际形象的客观本性,推动其塑造。在本质上,政党国际形象并非原初性的范畴,那么其根源或者说原初性是什么?“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2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深刻揭示了政党国际形象产生的内在机理,即政党实在是政党国际形象的客观本源,政党实在与政党国际形象的关系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

第一,政党国际形象根源于政党实在。政党实在是政党国际形象的客观本源,没有政党实在,政党国际形象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般来讲,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社会政治组织,政党有其自身的使命、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外在的政治行为及其绩效,以及独特的政治理念、政党精神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体系。这个要素体系就是政党实在。也就是说,政党实在既包括政党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政治行为及其绩效等客观性要素,也包括政党的使命、理念、精神等主观性要素,是政党自身具有的并为外界主观认知的客观存在物。作为政党实在的派生物,“政党国际形象一方面是指政党自身特质在国际社会的外在呈现,包括其理论理念与制度行为的整体表现;另一方面是指国际社会公众对政党各种信息进行认知、判断和评价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包括对政党有形表象、政党文化、国际行为、执政绩效等要素的综合反映和看法”[10]40。当然,外界对于政党的认知、判断和评价,既可能源于政党实在中的某个单个要素,也可能源于若干个要素的综合。此外,政党实在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存在物。在构成政党实在的诸要素中,有些是常量,基本上保持不变;有些是变量,是运动的、不断变化的;还有一些是介于常量与变量之间的。比如,执政党的执政使命、利益代表性等就是常量,一般不会变化;执政理念、执政绩效、规章制度是变量,可以也可能变化;政党精神既可能变化,也可能不变。政党国际形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量的变化。

第二,政党国际形象作为政党实在的派生物又反作用于政党实在。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存在的本源性、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反作用。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党实在与政党国际形象的本源与派生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党国际形象不仅反作用于政党实在,而且这种反作用是能动的、积极的。因为良好、正面的政党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政党实在的理解、支持和认同,从而为政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使政党实在在国际社会中朝着既定目标或方向发展;反之,不好甚至恶劣的政党国际形象会给政党实在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和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一旦一个政党的国际形象变坏,国际社会对政党的评价就会降低,政党实在就会处在不良的国际环境之中,政党的政策目标就不会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政党实在只是形成政党国际形象的本源物,政党实在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党国际形象。换言之,政党国际形象的相对稳定性首要地取决于政党国际形象所具有的客观物质基础,但政党国际形象的状况如何还受到对外展示这种客观物质基础的方式方法、理论与实践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政党的客观存在在某一时期并没有发生改变或变化不大,但其国际形象却出现了变化。与之相反的是,一个政党的客观存在在某一时期大为改观,但其国际形象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充分说明,政党实在只是根源性的,政党国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塑造出来。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政党热衷于利用各种方式对其国际形象进行战略传播的主要原因。

综上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必须以政党实在为基础,同时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首先,要厚植政党国际形象形成的客观物质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的守正与创新、治国理政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与推进,还是在初心使命的坚守与践行、精神谱系的孕育形成、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实在,也是塑造国际形象的客观本源。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政党实在的各要素特别是可变量要素,为我们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提供更为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次,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增强我们党的国际形象的塑造力、传播力。在外塑我们党的国际形象过程中,“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1]316,用融通中外的话语、方式、方法向国际社会真实、立体、全面地呈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制度、行为、精神等要素,让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实在为外界广泛理解、支持和认同,进而塑造良好的、积极的形象。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认识论维度:能动的、革命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是对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的特征。这为我们理解政党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了认识论维度。政党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政党的主观映象,其塑造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行为,是政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政党实在被外界认知和反映。作为一种认识范畴,政党国际形象体现出能动性、革命性的认知关系,这种认知关系是我们准确把握政党国际形象塑造本质的关键。

在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政党是其国际形象塑造的行为主体,包括个体与组织体在内的国际社会公众是认识主体,政党实在是认识客体,政党、国际社会公众、政党实在三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一般而言,在相对静止的时空里,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呈现的是一种单纯的主体-客体的关系,但政党国际形象是在一个运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它不仅是静态的主客体关系的结果,更多的是行为主体、认识主体、认识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仅认识主体具有能动性、革命性,行为主体、认识客体也具有能动性、革命性。在国际社会中,政党国际形象经常会出现“自我形象”(行为主体期待塑造的形象)、“本我形象”(政党实在所展现的原始的形象)“他我形象”(认识主体建构的政党形象)三种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党国际形象塑造过程中行为主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三者不仅具有能动性、革命性,而且这种能动性、革命性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反复作用于彼此。

政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行为主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三者的能动性、革命性。具体地来讲,一是行为主体的能动性、革命性。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国际社会中都有其价值诉求,并将其价值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其国际形象建设之中,以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实现其价值诉求。为达到塑造良好形象以提升政党话语权、影响力的目的,政党会依据国际社会对自身的认知和反映,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创造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相关要素进行认知所需要的条件,以使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形成积极的、正面的评价。这说明,构成政党国际形象认识论基础的不仅是政党对形象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主体和政党实在各要素功能的认识。二是认识主体的能动性、革命性。在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塑造行为的发动者构成主体,即行为主体,形象塑造所指向的对象构成客体,即国际社会公众。但国际社会公众并不是被动地存在,而是会依据自己的价值立场、态度、意愿和判断力等对政党实在有选择地认识,或认同,或排斥,或无感而保持中立。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公众成为认识政党实在的主体。由此,国际社会公众既是形象塑造所指向的客体,也是政党客观实在的认识主体,具有主体间性的特点。此外,由于认识主体具有能动性、革命性,因此认识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同样,政党实在在不同认识主体中的“他我形象”具有差异性。三是认识客体的能动性、革命性。这主要表现为政党实在各要素具有动态性、变化性。政党实在是一个复杂、多面向的存在,向国际社会展示哪些方面、不展示哪些方面取决于形象塑造的需要。如前文所述,政党实在各要素中有些是变量因素,这导致认识主体对政党实在的认识并非完全真实、即时地映现,而是处在无限性、反复性的状态之中。

总之,政党国际形象塑造是一个认识上的双向互逆过程,这个双向互逆过程是形象塑造行为主体、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能动性、革命性相互作用的过程。新时代,要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就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充分认识国际形象塑造行为主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三者的能动性、革命性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掌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对政党实在这一认识客体的建设、传播,也要加强对认识发展规律的研究,加强对认识主体的价值立场、态度、意愿和判断力等因素的研判,还要加强对不同认识主体中“他我形象”的分析,精准把握不同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强化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做到以我为主、练好内功,尽量缩小和消除“自我形象”“本我形象”“他我形象”三者之间的差异和不一致性,摆脱我们党的国际形象经常处于“他塑”的现实困境。只有这样,我们党的国际形象塑造才能真正达到目标。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价值论维度:中国之治、中国方案世界意义的彰显

受具体任务和条件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创立一个完整的价值论体系,但他们非常重视价值问题的研究,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对人的需要与客体属性的关系性质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判断主要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人们对政党形象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认识,即这种认识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利益需求等所作的价值判断。“从概念内涵上讲,党的形象建设国际化,就是指党的形象要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着力打造在世界舞台、国际社会、世界政党政治领域内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形象。”[12]4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国际形象若要更具竞争力、影响力,就需要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价值意义上的认同。这种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国际社会、世界政党政治领域内彰显的政党实在在治党、治国以及解决人类共同重大问题中的世界意义。

首先,中国共产党彰显治党的世界意义。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存在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政党在各国政治实践中的功能愈发显著;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对政党集体的认同走向式微,离散化趋势明显,甚至“作为现代政党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出现了政治冷漠等多重因素导致的政党衰退现象”[13]3。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政党自身出现了问题。作为政治组织,政党在内部利益的平衡上如何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在自身建设上如何提升政党的代表性、组织力和战斗力,以回应民众诉求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列宁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4]167。在政党治理上,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一个好的典范。为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1]13。治国先治党,党强才能国强,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治党与治国内在关系的核心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形成的治党思想、治党经验,对于世界各国政党加强自身治理而言无疑是宝贵财富,具有世界意义。

其次,中国共产党彰显治国的世界意义。国家治理是现代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当今国际社会并无定于一尊的国家治理模式。虽然各国的社会性质、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不一样,但是在国家治理上都会碰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执政党如何制定和影响公共政策、如何保证公共权力的公正运行、如何赢得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如何消弭贫富差距、如何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国取得全面执政地位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为谁执政、何以执政和怎样执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深化执政规律认识,探索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之治”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指出:“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15]18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体”和“序”的核心,就是将“国家之治”和“人民之治”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治理上坚持党的领导是首要主体与人民是根本主体的统一。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六个必须坚持”。包括十条历史经验、“六个必须坚持”等在内的“体”和“序”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治党治国的科学回答。“受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国家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等因素的吸引,世界许多国家想全面、准确地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理想,借鉴和参考中国的发展经验。”[16]8很显然,在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国家治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具有先进意义。

最后,中国共产党彰显解决人类共同重大问题的世界意义。如前文所述,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些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前,各国政党都不应该独善其身,而是要有所作为,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17]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共产党秉持世界大党的责任与担当,坚持胸怀天下,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包括: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用自身生动的奋斗实践向世界昭示走向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范式;提出并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主张世界各国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抛弃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携手共建一个新世界;倡导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把平等、包容、互惠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原则、态度,主张摒弃丛林法则和零和思维;等等。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187。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作出的贡献、为人类带来的利益。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关切,目前虽然尚未得到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普遍认可,但是其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和追求人类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世界意义,必将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不断彰显。

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实践论维度:国际交往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并在相互关联中形成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产生认识的源泉和检验认识的标准。作为“社会动物”,政党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基于交往互动的实践而形成的。不参与任何交往互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孤立的政党是不可想象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19]138政党国际形象亦是如此,是以交往互动为基础的“共同分有的世界”。在本质上,政党国际形象作为政党实在的派生物,是以交往互动实践为基础的政党实在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映。申言之,政党国际形象不是一个实体,而是认识主体与客体基于交往互动实践之上的一种相互承认、认同的关系。由此可见,交往互动是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实践论基础,政党塑造其国际形象,离不开交往互动的实践。

第一,交往互动是国际社会认识主体对政党实在进行形象感知的前提和基础。这种交往互动是形象塑造行为主体为使认识主体与政党实在产生相互作用而主导推动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本身就是交往互动。在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形式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前者主要是面对面的定向传播活动,后者是借助一定的技术媒介参与的不定向传播活动。不难发现,受限于空间距离,在国际社会中认识主体与政党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认识主体对他国政党的认知主要是通过信息传播来完成的。这就说明,塑造政党的国际形象,需要广泛开展信息传播活动特别是有效信息的传播活动。二是政党与认识主体之间的直接交往互动。政党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既有以信息传播为中介的间接方式,也包括政党领导人访问、政党会谈会晤、国际合作、经济贸易往来、旅游和教育文化交流等直接的活动。相比较而言,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广泛,但直接交往互动的实践方式更为深刻,对认识主体产生的影响作用也更为强烈,因此对政党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政党国际形象是基于交往互动实践之上的社会性的产物。政党国际形象不是政党自身或者认识主体单向度的塑造物,而是政党与认识主体之间在交往互动的实践中共同作用形成的产物,是自我和他者在交往互动中相互博弈的结果。交往互动实践的社会性决定政党国际形象是社会性的产物。事实上,政党实在的各构成要素只有被纳入交往互动实践的现实社会场域之中,即与认识主体发生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进而形成共有观念,才可能对政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产生本体论意义上的作用。正因为政党国际形象是基于交往互动实践之上的社会性产物,所以政党可以通过改变与国际社会交往互动的内容、频次和方式方法等来改变它的国际形象。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越密集,方式方法越恰当,行为主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所形成的“共同分有的世界”就越牢固,政党在国际社会塑造的形象就会越鲜明、越稳定,也就越能达到形象塑造的目的。

总之,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实践论维度即交往互动是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本体论维度、认识论维度和价值论维度在一定的现实场域中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频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政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成败、好坏。如果说本体论更多地体现政党是什么、做了什么,价值论体现政党为什么做,那么实践论体现的则是在认识论前提下怎么做的问题。新时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需要在充分把握认识论维度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在良性的交往互动中充分展示政党实在,彰显中国之治、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使之被外界认知、理解和评价。当然,由于政党国际形象的塑造还受到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良性的交往互动并不一定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真实客观性,但至少能确保其更加接近政党实在。此外,外界对政党实在的认知特别是客观公正的认知是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政党国际形象塑造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塑造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我们需要保持耐心。

六、总结与展望:基于哲学视角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几个重点

由于形象塑造是一个关系范畴和认识范畴,涉及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自塑与他塑、自我认知与他者评价、实然与应然、一般性与特殊性等多对矛盾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对形象塑造所具有的客观本性、对形象塑造所蕴含的理论依据进行根本性的哲学反思,并基于其哲学基础进行推动。归结而言,新时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准确定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国际形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起支配作用。政党实在是多面向的存在,政党形象也是多面向的。为提升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成效,避免面面俱到、四处用力,就需要定位一个最值得向国际社会展示、最具战略传播价值也是符合政党客观实在的形象。由此,塑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首要之举就是依据“三个之变”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意义,准确定位核心国际形象。只有聚焦并充分展现世界大党的责任、情怀与担当,中国共产党才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肩负世界大党的责任、情怀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命的使然。很显然,世界大党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向国际社会展示也是最具战略传播价值的形象。

其次,注重提升治理绩效,厚植政党实在物质基础。一般而言,政绩基础、制度基础和理念基础三者合力支撑着人们对政治体系或政治组织的认知和评价。实际上,政绩基础、制度基础和理念基础是构成政党实在的核心要素,但在三者之中,政绩基础起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一般是依据自己的利益或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来认知和评价政治体系或政治组织的。因此,厚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政党实在物质基础,就要把重点放在提升治理绩效上。当然,这个治理绩效不仅仅包括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绩效,也包括参与全球治理的绩效。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治理超大型国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参与全球治理上,国际社会还认知不一、褒贬不一。对此,我们不仅要在信息传播方面提升宏大叙事的能力,阐释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执政理念和执政故事,而且要以中国的发展成果、发展经验惠及世界人民,给世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强劲的活力。以利益共享为纽带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基础。

再次,加强国际交往互动,强化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相互作用。政党国际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结构性(相互依赖性)而非个体性的问题,政党国际形象的改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国际交往互动上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持续推进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而且要针对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认识的反复性不断优化国际交往互动的形式,使政党实在这一认识客体被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比如,针对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要推进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1]318,注重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交互性,加强话语能力建设;针对认识的反复性,要加强传播平台建设特别是分享功能突出的社交媒体建设,抓住重要节点、关键问题设置议题,对国际公众进行持续性传播,变革回应—反击的被动传播模式;针对国际社会还存在的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甚至诋毁,要积极开展政党合作、民间交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扩大“朋友圈”。强化国际交往互动并化优国际交往互动形式,使政党实在被充分认识和理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必由路径。

最后,坚持形象塑造的内外统一,增强主导性。“三个之变”的世界历史现状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样的时空场域中,我们党的国内形象甚至党内形象因社交媒体的发达和国际交往的深入而成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渠道,反之亦然。将我们党的形象区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清晰界限,只是因为国内受众与国际受众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等不同,两者在塑造策略、传播方式上应有所不同。因此,新时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在某些领域需要“内外有别”,但整体上应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统一。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常处在“他塑”的窘境之中,对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带来极大伤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还要有整体设计和明确规划,牢牢把握主导权,以防止陷入形象“他塑”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