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杨燕飞

摘 要：认知翻译学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理论框架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认知翻译学关注作者、译者、读者与现实世界的认知交互作用，为传统的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因此，在认知翻译学的指导下探究译者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提出语篇性原则、凸显原则、多重互动性原则的认知翻译原则，开展翻译实例分析，论证认知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期望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开拓新方法。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 译者主体性 翻译原则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建立、学习及使用都可以通过人类的认知和体验而加以阐释。翻译活动是人类的一种主动的大脑运作，同样受到人类对外界的认知和体验的影响。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近年来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认知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也应运而生。王寅认为，翻译的语言转换仅是外在的、表面的，认知运作才是内在的、深层的，因此翻译研究更重要的是考察认知层面上的运作。［1］谭业升指出，认知翻译学是将人类认知和主体性置于因果链条的中心位置的新兴学科范式。［2］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的认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文化背景、认知能力、生活体验、行文风格都会影响译文的呈现状态。因此，在认知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究译者主体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结合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开展翻译实例分析，期望认知翻译学这一新兴理论能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认知翻译学的内涵与价值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末，把语言学、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作为其理论背景，把人类的生活体验作为其实践基础，强调人类的语言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密切联系。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众多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索和发展翻译研究的理论构建，促成了认知翻译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诞生。认知翻译学便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理论框架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马丁（Martin）率先提出认知翻译学这一术语，主张尽快建立理论与实践间的互动研究。［3］国内学者正在分析翻译活动的认知过程和影响因素，寻找认知翻译学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尝试构建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谭业升认为，认知翻译学是基于意象、意象图式、识解、隐喻和转喻等认知概念和理论，深化和细化翻译主体认知能力、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的研究。［4］王寅细述了认知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原则。他提出，翻译的体验性强调主体的认知体验是翻译的基础，翻译的多重互动性指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主体之间存在多样的互动关系，翻译的创造性提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有节制的主观能动性，翻译的语篇性表明语篇是翻译的基本层面，翻译的和谐性提出翻译应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翻译的两个世界强调译者应尽量展现原作想表达的现实和主观世界。［5］由此可见，认知翻译学关注作者、译者、读者主体与现实环境的认知体验的交互作用，为传统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认知翻译学利用认知科学技术和手段开展着富有成效的实证研究和数据统计，推动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进步。

二、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與价值

翻译活动的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是否完全遵从于原作者、是否需要发挥主体性、如何发挥主体性等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传统翻译观以原文文本为中心，强调翻译活动应当完全忠实于原文文本和原作者思想，译者只不过是源语到目的语的转码者和原作者的传声筒。与这种忽视译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传统翻译观不同，认知翻译学强调了翻译过程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码，译者应当充分发挥主体性地位。认知翻译学认为，译者的认知和体验活动贯穿了源语解码乃至目的语编码的全过程。因此，认知翻译学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认知翻译学可以更有效地引导译者利用其认知和体验在原作者、原文本、目的语、目的语读者之间开展多重互动关系，从而选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尽量准确地描绘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翻译学赋予译者充分的主体性，但也提出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采取一定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约束。译者首先应当考虑原文作者的创作思想、原文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体验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因素。除了这些客观因素的约束外，译者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认知体验等主观因素的不同也使得原文文本和原作者思想的再现存在差异。因此，认知翻译学下的译者主体性是一种相对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应兼顾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译者中心、读者中心，从而“创而有度”地产出和谐的译作。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哪怕在机器翻译飞速发展的今天，译者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译者更要充分地发挥主体性，利用人的创造性来填补机器翻译的局限。认知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原则

在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提出语篇性原则、凸显原则、多重互动性原则，利用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开展案例分析，论证认知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指导作用，以拓展认知翻译学的实证探索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一）语篇性原则

语篇是人类交流和表达的一个基本单位，由连续的句子或段落组成，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的特点。语篇传递某种交际目的和功能，是现代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翻译研究越来越关注语篇这个整体对象，而非受语法规范约束的独立的句子。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单词和句子，而是能够表达完整语义并且拥有独立交际功能的语篇。翻译的语篇性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建立清晰的语篇意识，在整体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再现交际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例1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6］（夏衍《野草》）

Though nobody describes the little grass as a “husky”， yet its herculean strength is unrivalled. It is the force of life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It will display itself so long as there is life.［7］

张培基先生通过自己对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对原文的整体语篇开展解读和再创造，所以他的译文读来语意连贯、一气呵成。他把中文的并列语句拆分译成多个语义不断升华的英文句子。在第一句译文中，他准确地运用though（尽管）和yet（然而）这两个表示让步转折的连接词，表达了不为人知的小草的表面和内里存在巨大的反差。在这两个连接词的助力下，这句译文展现出明显的语篇逻辑性。“它的力量之大”没有按照中文的原有语序逐字翻译成主系表结构的语句，而是巧妙地转换成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名词性短语herculean strength（赫拉克勒斯的力量，即强大的力量），为后面译文里的核心词the force（力量）做好铺垫。原文第二个意群的主语“这种力”没有直译成名词短语，而是用代词it（它）指代前文的strength（力量），并用It is the force（它是一种力）引导句子来进一步解释是什么样的力量。这种精准的转换和指代使得整个语篇衔接得当、表达有力。紧接着，张培基先生尊重英语常用代词指代的语言习惯，依旧用it（它）来指代第二个“这种力”。此外，他打破原文的语序，把条件状语从句as long as（只要）置于后半句，而把it（它）放在句首较为突出的位置。这样的调整使得本段语篇的逻辑主语前后呼应、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强了本段语篇的交际性。

整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如果译者只是从原文的部分文字出发，是不可能再现原文完整的画面感的，更不可能体现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张培基先生摆脱了原文的语序和结构的影响，重新配置了目的语的形式，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原作品的整体意义。他采取了由高到低、自上而下的语篇观，层层解剖原文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探究原语篇的整体意义和形义关系。因此，他的译文具有连贯性和凝聚力，譯文的语势也是层层递进、不断升华，把对小草的顽强生命力的赞颂表达得淋漓尽致。这证明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建立明确的语篇意识，从原文的语篇着手，自上而下地解构和建构。

（二）凸显原则

认知语言学中的凸显是指语言传达信息的某种特殊的选择与安排。使用凸显原则的目的是吸引目标读者关注显著的信息。魏在江指出，译者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把握凸显成分，并创造性地构建译文。［8］在翻译实践中，凸显的成分和凸显的方式应该根据不同的原文表达以及译者不同的个人理解和能力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在认知翻译学视角下，译者在自身认知和体验的基础上去探析原作品想要描绘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精准地选择凸显的成分和凸显的方式，从而创造性地构建兼顾作者、文本、读者的和谐的译文。

例2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9］ （茅盾《雾》）

The mountain peaks directly facing the back window of my room were veiled in fog.［10］

例3 从江岸直到我的楼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带点儿青的意味。［11］ （叶圣陶《看月》）

A wide sandy beach lay stretching all the way from the riverside to where I lived， showing a vast expanse of white in the moonlight， with slight undertones of green.［12］

在例2中，中文的主动结构译成了英文的被动结构were veiled in fog（被雾遮没），并且译句的句末强调了“遮没”动作的实施者“雾”。英语是一种尾重的语言，重点信息通常放置在句末，以达到凸显和强调的目的。汉语则相反，常常是句首凸显重点信息。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时改变了原文的主动语态，调换原文主语和宾语的位置，是为了凸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信息：是“雾”遮没了山峰，让“我”看不见原本的风景。凸显原则可以帮助译者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深刻描绘出原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观世界，即借“雾”咏怀，表达对当时的黑暗势力的失望和憎恶。例3原文有多个意象，如“江岸”“楼下”“沙坪”“月光”。此外，原文还有多个并列结构。张培基先生选择关联整句的中心意象“沙坪”作为译句的主语，把中文的并列结构译为英语的主从结构。他利用分词showing（显示）和介词with（带有）引导两个从属结构，将其放置在译文的末尾，从而以译文的主句为背景信息，用随后的从属结构来凸显“沙坪”在月光下的颜色和状态。这种兼顾英语尾重的句法特点和原文内涵表达的翻译实在巧妙，充分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例4 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13］ （茅盾《雾》）

The westernmost one had on top a cluster of houses while the rest were topped by nothing but trees.［14］

原文有两个意象“最西的一峰”和“其余的（山峰）”，这两个意象并列排布。张培基先生在两个意群之间增译连词while（然而），表达出“最西的一峰”住着人家，但 “其余的（山峰）”只有树，从而凸显了前后两个意群的对比关系。此外，他没有直译“有”，而是采用被动语态把“有”译为更为生动的动词短语were topped by（顶部被覆盖），并使用强调结构nothing but（只有）引出句末的最后一个词trees（树）。他利用英语尾重的特点再次突出了“最西的一峰”和“其余的（山峰）”的不同。他改变了原文的部分表达形式，通过增补连词和使用被动句来凸显前后分句的对比关系，将原作者借景抒发的郁闷和茫然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认知翻译学的凸显原则帮助译者突破原文形式的制约，同时兼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从而“创而有度”地发挥主体性，做到形式与意义的合理匹配。

（三）多重互动性原则

认知翻译学的多重互动性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建立原作品、原作者、读者、译者和目的语之间的多样互动关系，综合考虑原作者的意图和社会背景、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风俗和语言习惯，才能有限度地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达成和谐翻译，重现原文想要表达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例5 所以，古人说：习之难改也甚矣。［15］ （夏衍《无题》）

Thats why the ancients say， “Old habits die hard.”［16］

原作者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谚语“习之难改也甚矣”。如果按字面意思直译为It i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old habits（旧习难改），也未尝不可，目的语读者同样能够理解其中含义。然而，这种直译的方式导致译文丢失了原作者援引古语的行文风格。张培基先生借用英语中的一个同义谚语Old habits die hard（本性难移）来翻译，不仅考虑到了原文的形式和作者的意图，也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风俗和语言习惯。这样的译文能够推动目的语读者对译文和原作者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由此可见，译者与原文、作者、读者建立多重互动关系后，能够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更优秀的翻译作品。

例6 驾雾腾云，在从前哪一个人不视为“封神传”里的“瞎三话四”？［17］（邹韬奋《什么事不可能》）

Nobody in the past ever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fly in the air like “gods and spirits” in classical Chinese mythology.［18］

中文里有着历史悠久、寓意豐富的成语和谚语，它们反映出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例子里的“驾雾腾云”是成语，传说中，神怪能乘云雾飞行。“瞎三话四”是谚语，指无根据的推测、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如果译者采用逐字直译的翻译策略，英语国家的读者就不能理解这些成语和谚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与原文、作者、读者多重互动后，张培基先生省略“驾雾腾云”里的“云雾”意象，采用意译策略译成fly in the air（在空中飞行）。同样地，他把“瞎三话四”译成目的语读者能理解的意象gods and spirits（神怪）。《封神传》本可译为Canonization of the Gods，但他改用classical Chinese mythology（中国古代神话），也是出于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领会意义的原因。同时，他根据整段的语篇性，把原文的反义疑问句译为肯定句，创造性地构建译文的形式和意义。译者通过与主客体的多重互动，在原文表达和读者接受度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四、结语

认知翻译学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理论框架的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认知翻译学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比如暂未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达成统一的研究原则，但是它为在新时代下开展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深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认知翻译学视角下，语篇性原则、凸显原则、多重互动性原则能够指导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译者利用自身的认知和体验来探索原作品和原作者想要表达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从而创造性地构建兼顾原文、作者、读者的和谐的翻译。

参考文献：

［1］ 王寅.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中国翻译，2017（6）：5-10，17，129.

［2］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重新定位［J］.中国外语，2021（3）：79-87.

［3］ Martin， R. M.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M］//Shreve， G. M.， Angelone， 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10：169-187.

［4］ 谭业升.新时期的翻译活动变化：认知翻译学透视［J］.东方翻译，2016（4）： 20-23.

［5］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15-20.

［6］ ［7］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87，189.

［8］ 魏在江.翻译的构式观——基于构式语法的翻译原则新探［J］.中国翻译，2020（6）：119-129，192.

［9］ ［10］ ［11］ ［12］ ［13］ ［14］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56，158，24，26，156，158.

［15］ ［16］ ［17］ ［18］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61，6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