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分析
——以外卖骑手为例

文／孙 茜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不断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成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关注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是全面激活劳动力要素的内在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外在体现，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数字技术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革新的同时，亦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突出。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对培育新增就业岗位、重塑劳动就业形态以及调整就业技术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契机。

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却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学者指出，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带来生产方式和价值产生过程的变革，形成就业的“创造效应”，为职业类别、优质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2]2022 年7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首次标注数字职业97 个（标注为S），既是绿色职业又是数字职业的类别23 个（标注为L/S），占职业总数的7.3%。[3]目前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职业仍存在大量潜在就业缺口，表现出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成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在驱动力。此外，智能化、数字化驱动的转型升级能够为大部分行业从业者带来高就业技能结构调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以及中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提高等数字红利。[4]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在带来“就业创造”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替代”和“就业破坏”效应。[5]我国自2015 年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市场规模约占全球比重的三分之一，服务机器人约占25%，工业机器人密度约为118 台/万人，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工业智能化导致就业结构高技能单极化的现象出现，使得具有中低端技能的劳动者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增加，对已形成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也存在挤出效应，降低工作稳定性，从而影响就业质量。[7]同时，在工业智能化领域，数字技术使得个人的特定工作技能与工作需求信息能够较为契合地嵌入生产活动中，出现“去雇主化”的就业模式，非正规就业者占比呈扩大趋势，失业风险增加，劳动保障和职业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8]

综上，既有研究从生产过程变革、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技能结构调整等方面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双重效应，为理解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劳动力的就业质量特征提供了整体性的分析思路，奠定了知识基础。然而，现有文献某种程度上存在调查数据积累不足、数据来源单一、对高质量就业内涵的测度指标不清晰等问题，导致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讨论上，忽略了对政策难点、痛点以及盲点的精准定位。如何扩大数字经济的积极效应，以推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尚需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充足的实证资料为依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在构建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分析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特点。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呈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选取外卖骑手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尝试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聚焦于新职业群体，以期丰富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或劳动者整体视角得出的研究结论。外卖骑手是数字经济塑造的最为典型的新兴职业群体，根据《2022 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2022 年有624 万骑手通过美团获得收入。预计未来5 年，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将达到3000 万，成为当前社会的就业蓄水池，有效发挥了稳就业的作用。本研究从就业质量视角检视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对这一群体产生数字红利，是对数字经济发展与民生关系探讨的直接回应。第二，在对高质量就业进行清晰操作化的基础上，以从业者自评的大样本实证资料为基础，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内涵释义增加新的证据来源。

二 研究设计

（一）就业质量的内涵释义及操作化

关于就业质量的内涵，我国尚无官方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主要参考国际组织和现有学术研究的界定。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99 年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并于2008 年完成了评价指标的构建，[9]是目前国际上关于就业质量评价的基础，主要从以下测量属性进行考察：（1）就业机会、（2）足够的工作收入与生产性的工作、（3）合理的劳动时间、（4）工作、家庭与个人生活平衡、（5）应摒弃的工作、（6）工作的稳定性与安全性、（7）就业中的公平机会和待遇、（8）安全工作环境、（9）社会保障、（10）社会对话及劳动关系、（11）体面劳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2010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对已有的就业质量政策愿景表述和测量指标进行整合，编制了由7 个维度组成的就业质量(quality of employment)指标体系，包括就业安全保护和道德规范、工作报酬和福利、工作时间和工作生活平衡度、就业的安全性和社会保障、协商与谈判机制、技能发展与培训、职场人际关系以及工作动机，[10]并发布了欧洲九国的就业质量报告。

在学术语境中，“就业质量”具有多维特征，研究焦点也存在学科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大多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两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宏观层面的观测指标大多涉及劳动力市场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运行情况以及劳动保障体系相关的制度因素，例如：经济发展情况、劳动力供需情况、就业结构与就业稳定性、就业机会与就业效率、教育发展水平与培训机会、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微观层面则强调与劳动者自身获得感相关的效用因素，例如：劳动收入、职业发展、工作生活平衡度、工作强度、工作满意度等。[11]

（二）新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研究者进一步拓展了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应用，认为可以通过就业报酬、劳动保护、就业环境和就业能力等方面来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就业质量进行考察。现有关于外卖骑手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从就业脆弱性、[12]社会保障、[13]薪酬制度、[14]劳动安全、[15]劳动关系[16]等方面来探讨。对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评价，尽管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从评价标准的选择上看，大多带有应然性的假设。即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赞同数字经济带来“就业替代”和“就业破坏”效应，认为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中低技能职业群体在数字化进程中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足，因此忽略了职业发展、体面劳动两个重要的就业质量评价维度。除此之外，对于就业质量的评价，鲜有研究将其置入我国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数字经济能否改善新职业群体经济收入、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而带来高质量就业红利。综上，本研究选取工作收入、工作报酬的城乡差异、职业发展以及体面劳动四个维度，对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进行实证分析。上述评价指标与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关联性和逻辑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收入维度延续了国际劳工组织以及现有研究对劳动者就业质量进行评价时采用的“劳动收入”“就业报酬”以及“工资”等测量属性。本研究将以外卖骑手的工资平均数为观测指标，对照国家统计局同类传统服务行业的最新平均工资统计数据，分析新职业群体劳动者的收入情况。

根据《2022 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数据显示，美团骑手中有近八成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安心进城，稳定就业。[17]由此，本研究试图探讨数字经济对县域乡村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经济收入的影响，加入了“工作报酬的城乡差异”（评价指标为城乡样本的月工资平均数）作为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正当性与合理性。

职业发展这一指标主要考察新职业群体在获得满足生存最基本的工作报酬之外，劳动过程能否有更高的潜在收益，是高质量就业的体现。[18]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对于新职业群体而言，在职业生涯规划上很难与从事传统职业的群体获得类似的纵向发展的参照体系，如果将新职业群体的职业发展路径和特征置于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容易得到偏差性的结论；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的完善，劳动者流动性越来越高。尤其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组织结构扁平的平台改变了以往在传统企业内部纵向的职业发展路径，新职业群体常常通过跳槽和流动的方式实现职业晋升和发展，因此，对职业发展这一维度进行评价时，应将考察的对象限定在有意愿从事同一职业或相关岗位的调查对象中，以降低个人特征和劳动流动性带来的隐性偏差。结合以上背景，通过整合现有文献对“就业质量”以及“高质量就业”两个概念中涉及职业发展的测量维度，本研究首先统计了研究对象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包括继续做外卖骑手、继续晋升管理岗、在数字平台内转岗、以及离开外卖平台）。在此基础上，通过“有实现职业晋升的机会和渠道”“工作有干劲，有职业认同感”“平台不断完善，工作条件逐渐变好”三个指标对有意向继续从事外卖骑手或相关岗位的调查对象进行了职业发展特征的考察。

体面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质量进行评价采用的初始性定义。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带有应然性的假设，倾向于赞同数字经济带来“就业替代”和“就业破坏”效应，忽略了这一重要的就业质量评价维度。本研究采用了“收入满意度”“工作场景开放，心态放松”“报酬支付有保障，不拖欠”“机会公平、多劳多得”四个自评指标考察外卖骑手对新兴职业岗位的体面劳动感知。其中，“收入满意度”“工作场景开放，心态放松” 反映了对物质条件、合理的劳动时间、工作家庭与个人生活平衡的满意程度，是主观上对国际劳工组织评价指标的延伸。“报酬支付有保障，不拖欠”“机会公平、多劳多得”则体现了对工作关系、就业环境公平性以及体面的社会环境的评价。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3 年南开大学与某数字平台研究院合作的“外卖骑手职业技能与技能形成研究”。研究团队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网络调查，共计发放问卷72063 份，经过质量控制和数据清理，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8524 份，有效填答率95.09%。样本平均从业时长为428 天，覆盖全国30 个省级行政区（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四个地区未获得数据信息）、200 个城市（自治州）。性别构成以男性骑手为主，占总量的94.6%（n=64833），平均年龄为34.09 岁（标准差为8.10），约三分之一的样本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n=20644）、四分之一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n=17130）。有50767位调查对象来自农村，占总样本量的74.1%，其中3435 位骑手来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占调查对象总数的5%。根据平台公开的年度统计数据，本研究采集到的样本特征与骑手群体的总体特征基本一致，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三 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实证结果

外卖骑手就业质量指标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月工作收入平均值为4445.02 元，其中，城市户籍样本平均月收入为4735.65 元，农村户籍样本平均月收入为5017.18 元（其中，来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样本平均月收入为4871.90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 年统计数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774.50 元，可见，无论对于本研究的全部样本还是内部有城乡户籍差异的子群而言，其收入均高于国内同行业的人均工资水平。

表1 外卖骑手就业质量指标描述统计结果

在职业发展维度上，接近70%的调查对象（n=47920）表示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愿意继续从事外卖骑手或相关岗位。其中，5.6%的调查对象（n=2693）认为这一职业有实现晋升的渠道，11.2%的调查对象对外卖骑手职业有较高的认同感，10.2%的调查对象认为平台不断完善，工作条件逐渐变好。在体面劳动维度上，有超三分之一的样本肯定了工作机会的公平性(n=23512),对收入满意度、劳酬支付保障、工作心态放松等三个指标的评价也比较好。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新职业群体受益于数字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劳有所得”到“劳有优酬”的转变。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表示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愿意继续从事外卖骑手或相关岗位，并显示出具有新职业群体岗位特征的成长路径。劳酬支付保障、工作心态、收入满意度等指标反映出该群体对体面劳动的正向感知，从而获得就业质量的提升。

四 数字经济对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数字技术打破就业时空限制及信息壁垒，促进新职业群体实现从“劳有所得”到“劳有优酬”的转变

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市场的运用，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时空限制，催生了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下的职业群体。数字科技的渗入，延展了劳动力市场的覆盖范围，在工作任务碎片化、专业领域细分化的背景下，新职业群体的工作模式呈现出灵活就业的特征。一方面，这一群体的工作任务通常是拆解性的、单项的、简化的，入职门槛较低，鼓励了闲置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者参与其中，为他们创造了获得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与传统受工头限制的灵活就业模式不同，数字经济扩大了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范围，促进了市场的资源使用效率，劳动供给方能够以更自由的模式参与工作，在工作选择、劳动时间分配以及劳酬获得等方面均有更高程度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以上原因使得新职业群体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劳动报酬的可能成为现实。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凸显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提升就业质量的积极效应。通过对样本的户籍进行分类筛选，结果表明，外卖骑手劳动报酬的城乡差距不明显，甚至农村户籍样本（包括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平均月收入略高于城市户籍样本的平均月收入。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对研究样本的户籍来源地点和工作地点进行了地理信息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样本的户籍分布范围大于工作地点范围，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呈现更多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就工作地点分布而言，东部发达省市（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反映出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

新职业群体的出现恰逢我国脱贫攻坚关键时期，通过改善就业形式和从业条件，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从本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劳动力约占样本总数的74.1%，其中有5%来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反映出数字经济强劲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吸纳效应。通过对样本内部有城乡户籍差异的子群进行劳动报酬分析，本研究发现新就业形态有助于带动更多低收入的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相较于同类传统服务行业的平均工资，增加了1242.68元，逐渐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数字交易模式，数字金融在平台经济中的运用显著提高了新职业群体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东部发达省市成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重要吸纳引擎，通过提供较好的就业条件和就业机会，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低质量就业的可能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联通，打破了农村劳动力在平等就业过程中的信息壁垒，使得他们从户籍地流向发达地区从事新就业形态工作的可能性和概率大大提升，从而获得更多增加劳动收入的工作机会，改善就业质量。

（二）数字经济为服务行业带来更加明显的就业创造效应，形成适应性的默会技能是新职业群体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人与环境匹配理论认为，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交互影响个体认知与个体行为，就劳动者与岗位匹配而言，当劳动者的技能与岗位发展需求相匹配时，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19]与现有研究认为外卖骑手容易陷入职业发展困境，缺乏职业发展规划的结论[20]不同，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70%的调查对象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愿意继续从事外卖骑手或相关岗位，包括但不限于继续做外卖骑手、继续晋升管理岗以及在数字平台内转岗。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亦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外卖骑手群体内部已形成了高技能骑手与一般骑手的明显群体分化。与一般骑手不同的是，高技能骑手掌握的熟练劳动无法被还原成简单劳动，降低了被“去技能化”的概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岗位的发展需求。根据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暗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概念，[21]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高技能骑手掌握的职业技能并非“可符码化的知识”，而是不易编码和传播的“暗默知识”，具有不易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将这些默会的技能应用于生产环节，在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任务中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复杂劳动。因此，拥有较高职业技能水平的外卖骑手能够获得远高于一般骑手的经济收入，与平台建立更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劳资博弈和管理制度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清晰地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并能持续性地获得更为全面的职业发展机会。这部分从业者的职业发展路径符合本研究所提出的高质量就业特征。

与传统行业内部纵向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同，新职业群体常常通过跳槽和流动的方式实现职业晋升和发展。在数字经济框架中，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零工样态有时会成为从业者过渡性或者阶段性的工作安排，对于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就业质量的评价，往往需要在职业转换的整个历程中进行动态分析。数字技术降低了行业技能门槛，但从长远的职业发展生涯来看，并没有降低对技能的要求，从业者技能素质的进步对于其本身就业质量的提升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平台经济就业模式促进个体能力与工作岗位的有效匹配，增强了新职业群体对体面劳动的正向感知

长期以来，外卖骑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被看作是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低质量工作从业者，对其就业质量的讨论也往往带有应然性的假设，忽略了体面劳动的评价维度。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体现了调查对象对体面劳动的正向感知，尤其是在薪酬支付保障、就业环境公平性等维度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一模式满足了新职业群体的就业期望与偏好，在个人层面产生了体面劳动的积极感知；从宏观层面来看，平台经济就业模式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是从业者体面劳动感知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化，在个人层面，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为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闲置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公平地从事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契机，降低了他们为谋取工资收入而不得不从事低端工作的可能，改善了他们的工作环境，提升了对就业机会公平性和体面工作的正向感知。根据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理论，[22]个体在选择工作时，不会对所有的职业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循序成对的方式在某一选择和下一选择之间进行比较，直到出现“令人满意”的工作时，便停止继续比较。因此，对大多数从业者而言，外卖骑手是其在当下能够选择的最好职业，满足了其基本的生存诉求和就业期望。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管理严格、管束较多的工作，平台提供的灵活空间允许劳动供给方能够以更自由的模式参与工作，使他们形成较为放松的心态，提升从业体验；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灵活性还体现在劳动者技能的释放与工作安排的自主性。对于那些客观条件无法适应固定工作时间的从业者而言，平台的工作自主性使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组合选择更加多元化。例如，利用碎片化时间在平台上快速完成任务获取报酬,这种强烈依附于消费市场的商业模式为渴望快速获得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了机会，保障了劳动报酬支付的及时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生态体系，通过重塑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催生出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对保障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契机。本研究尝试突破既有研究的思路，将新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放在我国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来审视，基于工作收入、工作报酬的城乡差异、职业发展、体面劳动四个维度，对外卖骑手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描述统计。通过对覆盖全国30 个省级行政区、200 个城市样本的平均月收入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具有公平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提升工作报酬、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关键的作用。创造效应形成的拉力将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以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转移到新就业形态中，与工业智能化领域不同，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加明显，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表现出继续从事外卖骑手或相关岗位的意愿。同时，外卖骑手在体面劳动的评价维度反映出较为积极的感知，体现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形态的革新，以趣缘合作为基础、赋予从业者更多自由权和创造性发挥空间的工作模式，成为提升新职业群体就业质量的关键原因。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营造促进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持续有力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培育新经济、新业态衍生出的新型就业形态。有序递进地制定人力资本优化以及就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措施，现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可适当向新技术应用领域倾斜，促进其释放生产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扩大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充分发挥新兴职业“就业蓄水池”的作用，促进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消弭数字鸿沟，推进普惠共享数字化，为农村居民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平等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高质量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在职业发展方面，重视数字经济对新职业群体技能要求的更新和结构性转换，突破原有传统行业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框架限制，重塑数字技能成长阶梯，实施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再技能化”措施。在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工会、企业等多元主体应该逐步引导劳动力要素从低创新率、低附加值、低进入壁垒的生产环节进入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进入壁垒的生产环节，做好对劳动者数字化技能方面的转岗培训。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技能框架，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制度的数字化改革，充分发挥职高教育的作用，在具有层次性、阶梯性的技能框架下，培养具备高技能，能够适应未来技能密集型岗位的劳动力。提供终身学习的制度保障，让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社会常态。

第三，对体面劳动的正向感知反映出现阶段新职业群体对薪酬支付保障、就业环境公平性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也对公众的既有认知，尤其是对外卖骑手的负面刻板印象解构提出了新要求。外卖骑手通常被认为是一份入职门槛较低的工作，对于其技能水平和劳动过程，大多数人倾向于进行简化的概括性理解，认为是低技能的、重复性高的、无法创造更多附加值的。然而，有高质量就业特征的骑手往往拥有与复杂劳动过程相匹配的技能。同时，骑手的劳动过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配送物品，还包括了赋能系统、为数字平台技术优化迭代提供实践依据。[23]因此，媒体、学者以及社会组织应引导大众理性、客观看待新职业群体的工作特征，巩固新职业群体对自我效能感、掌控感以及体面工作的认知。平台作为有效链接新职业群体的枢纽，具有强大的信息、资源优势。建议在此基础上，链接整合企业、劳动者、社会团体等资源，注重对新职业群体的人文关怀，从而助力包容性数字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