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长“双减”政策认知调查与引导*

曾宇恒 张又文 薛海平

摘      要：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家长的“双减”政策认知是政策实施顺利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20位城市中小学生家长进行深度访谈，经编码分析后发现，城市家长“双减”政策认知存在偏差，满意度较低，且教育焦虑扩散蔓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行为反应问题。上述认知问题可归因为个体、环境和行为三个层面。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转变传统的考试观念，淡化功利性教育目标；其次，深化普职融通的人才培养改革；最后，提升家校沟通质量，厚植家校共育文化。

关 键 词：“双减”政策；政策认知；城市家长；家长政策认知

引用格式：曾宇恒，张又文，薛海平.城市家长“双减”政策认知调查与引导[J].教学与管理，2024（04）：6-11.

近年来，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教育短视化、功利化的问题突出，激发了全社会的共同焦虑，影响了基础教育的生态环境。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力图从校内和校外两方面治理教育乱象，重塑教育生态。“双减”政策作为一项实施力度强、覆盖范围广的减负新政，愈发引起家长的关注。不同家长的政策认知差异较大，其中部分家长表现出大力支持的态度。有学者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的焦虑和不满并不少见，包括对校外培训治理的不满和对学校课后服务的意见。可以看出，家长的“双减”政策认知情况仍需明确。作为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家长政策认知对“双减”政策实施意义重大。据此，本研究选定二线城市D市展开调研，通过对20位城市家长进行深度访谈，借助班杜拉提出的认知、行为和环境形成的“三元交互”模型，研究城市家长的“双减”政策认知情况，破解认知黑箱，以期探究如何树立科学政策认知的对策。

本研究采取方便采样的策略，访谈对象的纳入标准基本如下：所在区域为D市5个主城区的中小学生家长；可进行深度言语交流；了解“双减”政策并有意愿表达个人观点；无精神疾病。为了信息的客观性，每个城区均选取部分研究对象，且在职业（如银行职员、医生、营业员、全职妈妈、企业经营者、自由职业等）、收入（此次受访对象家庭年收入范围从9.6万元至60万元不等）、社会阶层等方面均有涉及，被访对象的子女所处年级涵盖小学到初中所有年级。

访谈完成后，采用逐级登录的方式对最终转录的13余万字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开放式登录：锁定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去除无用资料，形成30个开放编码；主轴式登录：对相似信息进行合并，最终生成11个概念含义，即11个主轴编码；核心式登录：将类似概念再次归纳，最终形成5个核心编码，共计184个参考点。

一、家长“双减”政策认知问题深描

1.对“双减”政策认知存在偏差

（1）对政策措施认知不足

政策认知决定行为反应，对“双减”政策内容的充分认知是家长对“双减”做出客观评价和支持行为的基本前提。在实施访谈前的沟通说明环节中，每位家长都表示自己知道“双减”政策，然而在详细访谈中，很多家长明显对“双减”政策认知不足。例如MumL04的女儿处于小升初的转折阶段，然而她表示：“也没有太仔细了解过，就知道‘双减’是减轻学生负担吧。”再如DadG16说道：“我和她妈平时都忙，确实没仔细研究过。”在访谈的20位家长中，只有两位表示自己曾仔细阅读过“双减”政策文本，而其余家长均未阅读过，他们的了解不少源于小视频、新闻等二手信息。

（2）对政策主体认知不清

在“双减”背景下，学生的可支配时间增加了，因此需要家长合理利用儿童居家的时间，发挥家庭教育作用，提升沟通质量，为“双减”的顺利实施和儿童健康成长双向赋能。然而在本次调研中，很多家长更关注“双减”的“显性”方面，将政策主体简单定义为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当被问道“双减”对家长的要求时，大部分家长表示没听说过。例如MumM18就说道：“没特别注意到对家长有什么要求，就补习班关停了，老师不敢留作业了，家长可能就是协助呗，具体还真说不好。”部分家长没有认识到“双减”政策实施后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俨然将自己视作了“局外人”。

（3）对政策内容认知窄化

“双减”内容涉及范围极广、主体复杂，从“校内”至“校外”，从“课上”至“课下”，从“学校”至“家庭”“社会”。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当提及“双减”的内涵时，很多家长只能想到关于校外培训的治理措施，单纯将“不让补课”“不让留作业”等部分措施混淆为“双减”的全貌。MumS12表示：“主要还是限制文化课这类的补习班吧。我理解的就是这样，想减轻孩子的负担嘛，不让孩子参加补习班。”MumS05说道：“我大概知道的就是不让上课外辅导，减少这种作业量，别的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4）对政策细则存在误读

“双减”政策内容涵盖了对校外培训的治理和对基础教育改革的诸多方面，然而部分家长“想当然”地将“双减”等同于以往听说过的“减负”政策。例如，MumY02說道：“有一些老师上课只讲一部分，课外自己办班，所以现在禁止这个事。”这一则规定是教育部印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中的一项重点内容，显然不是“双减”的重点。再如，对于“双减”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MumH19认为：“就别内卷嘛，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可以上职高。”MumM18回答：“‘双减’的目的是加大分层。”显然仍有一定数量的家长对“双减”内容和目的存在误读。

2.对“双减”政策满意度偏低

（1）对课后服务的质量不认可

调查发现，D市中小学实行课后服务“5+2”模式，开设各种兴趣活动，然而课后服务并未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MumL11表示：“我就是专心在家带孩子，所以我不需要课后服务，有的双职工的家长是希望有课后服务的。”部分家庭对课后服务的“不需要”直接造成了参加人数不足、学生混班，导致班级管理混乱、师生互不了解等状况。MumL11继续说道：“学校把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放在一起了，纪律各方面都不是太好。”

另外，课后服务的内容设置和师资状况也遭到了部分家长的质疑：

“就让看看红色故事啊，听听红色歌曲啊，做手工啊……尽量花样多一点，达不到校外兴趣班那种效果。”（MumZ09）

“学校大部分都是学科老师，现在美术和体育都是好几个班合用一个老师，甚至一个年级一个老师，这些老师不可能天天接课吧！”（DadS10）

家长还反映了课后服务的时间设置问题：

“以前放学时间刚刚好，孩子奶奶直接就接回来了，现在弄个延时服务，正好赶上晚高峰，回家都得半个多小时。”（DadG17）

“这么晚再回家学习，孩子更累了！”（MumC01）

（2）对校外培训被重拳治理不接受

“双减”政策大幅压减了培训机构数量，规范了培训内容及时间，这原本可以让孩子有更多休息的时间，然而一些家长却认为这封锁了孩子受教育的途径，也剥夺了家长的权利。MumL11说道：“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浪费钱，那你可以不上，但是要让想让孩子提高的家长有得选嘛！现在完全就没有！”MumC01也明确表示：“减不减都是要上的！”DadG16说道：“就是不让孩子提高成绩啊！有的孩子笨，需要课后辅导。”

此外，随着中高考压力的逼近，家长对校外培训治理举措的满意度也越来越低。MumH19表示：“我孩子初一、初二的时候没补课，但初二下难度加大、知识量加大，孩子主动要求想补课，现在让愿意学习的孩子怎么办？”DadS20也表示：“孩子学科成绩不达标，怎么办？平常大礼拜、寒暑假正好孩子就能有时间把上课不懂的补一补，好家伙‘双减’一出来，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了！我们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了！”在家长心里，校外培训并非必选项，但应成为可选项，可见部分家长不太认可“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的治理措施。

（3）对“双减”政策的整体效果不清晰

有些家长表示，似乎没有看到政策对孩子成绩和成长的帮助。在作业布置方面，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然而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老师也不得不私下给孩子“开小灶”。MumS12表示：“这学期我想让老师把她自己出的口算题私下分享给我，结果老师特别高兴，马上就答应了。然后我又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分享给别的家长，老师说可以呀，你愿意分享给谁就分享给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师迫于政策规定不能直接给学生留作业，但是在与家长互相试探的摸索之下，彼此心照不宣，作业也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孩子放学后的时间甚至在家长“东拼西凑”的作业裹挟下受到进一步压减。

部分家长表示，不论如何“减”，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依然是他们不能松的“弦”。MumM18说道：“我身边的家长，该补课的，该找家教的，该看作业的，一样也不会少！我姐家孩子上初二，她天天看到晚上十点多，也没说因为‘双减’就不学了，反正我没发现有什么变化。”

3.教育焦虑扩散蔓延

（1）对升学压力的担忧和普职分流的恐慌

在当代社会，父母为子女设计的主流上升路径依然为：提高学习成绩—考上重点高中—进入名牌大学—高质量就业—享受幸福人生。家长不得不在对升学压力的恐惧中加重孩子的负担和自己的焦虑。MumS05表示：“我觉得不能减得太多！你光注意那些素质教育了，考不上大学，那什么都免谈。”MumL11表示：“现在五五分流，高中入学率那么低，我很担心中考这一关过不了，被分出去。”DadX07是大学教师，博士学历，他并不反对“双减”，但是在“减负”和“成绩”之间，他也很难保持平衡：“毕竟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论怎么‘双减’，最后还是要看你高考。”有家长表示，自己就是靠考大学才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如今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这种想法也理所当然。MumY15就提到：“我和孩子爸爸都是普通农村家庭，就是自己考到了市里，所以现在孩子的成绩是我抓得最紧的，减什么都行，就是成绩不行！”

（2）对培养学习习惯的无奈和掌控成绩的迷茫

一方面，不少家长认为，学生心智不成熟、自律性较低，彻底“放松”下来伴随的便是学习习惯和态度的涣散。MumL11就说道：“孩子的学习习惯培养不好，回家就玩去了……家长着急啊！”MumZ09也表示：“最起码应该让孩子知道，我每天来学校是学习的，是有任务的，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学习任务完成。”家长们认为，低年级是养成学习概念和任务意识的关键期，然而“双减”后的现状却让他们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对家长而言，“学习”长期以来是一个借助成绩、作业时长等指标“量化”的概念，而“双减”后，学习却让家长“看不见、摸不着”了。家长需要精确的成绩来审视孩子的学习成果并进行规划。MumC01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很激动：“我现在成宿成宿睡不着觉！更焦虑的是什么？现在老师发期末的卷子，就在班级里念ABC，最后总分是多少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排名啊，什么水平啊，都不知道！”对于一个其孩子即将参加高考的家长而言，她急需知道孩子成绩的班级排名、学校排名、全区排名甚至全市排名，以确定孩子的相对位置以及是否存在“被分流”的風险。

（3）对家庭教育胜任力不足的忧虑

“双减”背景之下，家庭教育也需要科学合理的打开方式。但是长久以来，家庭教育似乎逐渐“退居二线”，慢慢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候补队员”，加之以“影子教育”为代表的社会教育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家庭教育的场地受到进一步挤占。“双减”后，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家庭教育必须挑起儿童教育的一条大梁，无法再继续让位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然而家庭教育的胜任力很难随政策落实而一步到位。一方面，部分家长虽然学历不低，但是长久不接触书本知识，加上教育理念的偏差与教育方法的匮乏，很难担起辅导孩子的责任。MumS12表示：“我当年的发音跟现在的发音也不一样，我可能也不标准。”另一方面，家长焦虑于亲子沟通的方式方法，认为“双减”后，家庭反而增加了不少不和谐的音符。MumY15表示：“一教孩子就火冒三丈的，孩子越不会就越不想学。”展现出面对亲子交流深深的无力感。

4.因認知不足或偏差导致行为反应失当

（1）寻找“隐秘的角落”进行校外培训“高消费”

“双减”政策落地后，大批培训机构的撤场和转型使家长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隐秘的角落”参与补习。MumL11表示“双减”后还在上补习班，并隐晦地表示：“就是我们几个家长自己撺的小班。”MumC01说：“亲戚朋友，各种渠道，反正想办法肯定是能找到的。”部分家长甚至不惜进行“高消费”。MumC01说：“我这刚刚交完钱回来的，今年就打算所有科全部都上！”“双减”后，低价班课大量缩减，于是她为孩子报了价格较贵的一对一课程：“就这一个孩子，我们俩算了一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高三结束，得花60万！如果他能好的话，也值了。”MumL11说自己和身边的家长都很焦虑，只能花“大价钱”补习：“现在大家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花在培训班上的钱，孩子将来工作都挣不回来。”MumH13也说道：“现在我也不管了，看到哪还有班课我就去看，差不多就给孩子报上吧，那怎么办？”MumZ09的丈夫在北京工作并租房，15万的家庭年收入已经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她向研究者详细地计算了目前在校外培训方面的教育支出：“不减的时候，不上的班一样不上，减了吧，该上的班我也会想办法让她上，就花更多的钱呗。美术一年是5000，弹琴是3000多，阅读是按次上课，加一起也得3000，这一年就是一万多。”

（2）学校作业明显减少，“妈妈牌”作业与日俱增

面对 “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等要求，家长们算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普遍的对策就是布置“妈妈牌”作业。MumS12说道：“老师留的作业少，十分二十分就写完了，那我肯定要给她加作业。”MumC01苦笑着说道：“孩子说了，‘双减’后确实学校作业少了，但是你格外还给我加，这‘双减’也没用啊！”MumL04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给孩子布置书面作业，但是在微云网课等平台给孩子布置额外的“任务”。MumL11也说道：“只好我自己留作业了。比如说学了一节课的生字，我肯定要求你当天把每个生字写五遍，课后组词、近义词、反义词也都要过一遍，不复习肯定不行！”DadS10认为：“‘双减’就得需要家长自主地去寻找资源，不管是培训也好，题目也好。”

（3）对校内活动和课后服务冷眼相待

通过调研发现，多数家长对学校的日常活动以及课后服务的满意度并不高，导致他们的参与意愿也较低。MumL11说道：“我是全职在家的，我说实话我不需要（课后服务）。”MumZ09表示：“我们班就一半（不参加课后），有的班级人数更少。”MumS12也没有让孩子参加课后服务，她说道：“如果是班主任带，能托管把作业写完，那我会参加。但是我们班里大部分孩子都不参加，参加的可能就十几个二十几个。”除此以外，不少家长认为目前课后服务的设置并不合理。DadG16说道：“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很一般的水平，跟人家好学区比不了，根本没有所谓的绘画、舞蹈、音乐、唱歌等艺术类的服务课，为了孩子安全考虑也不让去操场上玩，说白了孩子就是干等着放学。”MumS12认为：“我想让孩子效率高一点，做完就可以出去玩，所以学校里的写字和足球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参加，对孩子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二、家长“双减”政策认知问题归因

班杜拉提出人的认知、行为和环境之间互相影响，并形成“三元交互”模型。家长的“双减”政策认知属于“个体认知”。基于此，若要了解家长“双减”政策认知问题的原因，理应从个体层面入手，而后再依次考虑环境与行为因素。

1.个体层面归因

（1）对教育资源的渴求与对培训机构的依赖

“双减”政策实施后，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更进了一步，但家长们认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仅存在于“金字塔”尖。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社会优势阶层在任何教育阶段中都会寻求质量更好的教育机会（Samuel R. Lucas，2001）。家长希望孩子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追求“不同”而非“相同”。在本次访谈中，很多家长让孩子参与补习的原因是学校教育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

“我们（孩子）班的语文老师不是科班出身，对作文没有系统的认识，所以我就给孩子报了一个写作班。” （MumZ09）

“全班有50个孩子，老师能讲过来吗？” （MumC01）

在此认知下，很多家长将教育需求的满足寄托于培训机构，而难以被证实的教育效果容易让家长陷入逻辑盲区：只要补不差，就要继续补。正如MumY15所说：“（参与校外补习）学了总比不学强，她怎么也会记住一点。”在提到参与校外补习是否有用时，MumC01坚定地认为：“学霸不是天生就会学习的，80%学习好的孩子都是补课补出来的。”但当研究者问及孩子补习后成绩是否提高，这位母亲沉默不语。MumY15的孩子在参与校外培训后学习成绩不升反降，然而她却说：“这上着还跟不上呢，不上就更跟不上了。”MumS12也坚定地认为付费的课程效果更好：“就像写字，托管的效果肯定没有花钱学的好啊！”

（2）教育评价导向束缚与家庭教育知识匮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考试的国家，“分数”自然成为了家长衡量孩子学习成果的标尺。“双减”政策致力于减轻教育功利化，然而“取消排名”“等级评分”等措施在缓解“唯分数论”的同时也让对成绩摸不到底的家长们陷入了恐慌中，究其根本，是“分数至上”的教育评价导向已经成为家长的桎梏。DadG16认为：“没有分数就没有一切。”MumC01说道：“现在老师发期末的卷子，就在班级里念ABC，你考多少分，什么排名啊，都不知道！着急！”此外，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也让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手足无措，只能将学习成绩视为教育成果的唯一体现。

2.环境层面归因

（1）信息“茧房”效应与“攀比”观念影响

信息过载的时代下，“关心则乱”的家长常年穿梭于质量参差不齐的网络信息中。在访谈中，不少家长常把“网上说”挂在嘴边，部分家长提到自己是从抖音、视频号等渠道了解“双减”的：“开家长会的时候也提过，但是关于‘双减’基本上都是从网络上了解到的。”（MumS05）由于网络个性化推荐机制，信息“茧房”效应加剧，内容相似的信息会随着用户的点击而不断被推送到家长手机上，进而煽动家长情绪，加深认知误区。同时，这类煽动性信息也易滋生家长的攀比心理，尤其是在参与补习方面。DadX07在访谈中时常提到一位“别人家的孩子”：“他家孩子跟我孩子同一个年级……家长投入特别多，‘双减’之后他也在给孩子补语文，数学英语也一直在补，我们也不能落下吧。”MumC01说：“我同学孩子六年级就弄到加拿大了，人家主要看平常的成绩。”MumM18说道：“现在很着急，我们补的都比人家少一半，人家都六门七门地补。”MumH13并不推崇校外培训，但是在对比其他家长后，她表示：“但是现在大家都报，你不报又不行，这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2）家校沟通方式单一与沟通内容单薄

“双减”政策文本中明确提到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然而笔者在D市调研过程中发现，家长与老师的沟通主要依托于微信，通话频率很低，更不要提家访、家长沙龙等其他方式了。虽然学校老师都明确传达过“双减”政策，但是文字的传达力欠佳，加之家长的背景不同，因此沟通效果并不好。除此以外，家校沟通在内容方面也略显单薄。教师日常工作繁忙，沟通主要围绕孩子的学习情况，很少探讨“双减”，而教师所谓的对“双减”政策的解读更多是转发一些网络信息，或者按照学校的要求发放资料。MumM18回忆到：“老师只发个条说‘双减’这个事……我记得就是一个通知书。”MumS06表示：“老师提醒过家长，不要太放松，但是老师不会天天说这些（‘双减’），就说过一两次吧。”MumS12说道：“有时候学校可能分享一些‘双减’的文章，老师转发到班级群里，但是反正大家也就是看一下。”研究者问道学校老师有没有详细向家长解读一下“双减”政策，MumY02这样回答：“没有过，只是把‘双减’给你发成电子版的，让你打印出来签上字，没有什么强调的。”可见这种“签字”“转发”“阅读”的方式很难引起家长们的关注和重视。

3.行为层面归因

（1）校内活动参与不足

在本研究中，家长对“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的一系列举措配合度并不高，尤其体现在课后服务的参与度上。不少家长表示，因为D市课后服务的前半段学校要求家长强制孩子参与，因此家长不得已选择配合，而后半段的一小时采取学生自愿参与的方式，按需选择。这种低参与度同样也部分地影响着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认知。很多主张不参与的家长在未详细了解课后服务的设置和仔细感受课后服务的效果前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其质量低，这便是个体行为对认知的反作用。与此相似，在家校沟通的过程中部分家长与老师联系较少，这进一步促使这类家长形成“学校那么多孩子”“跟老师联系也没什么用”的认知误区，从而进一步疏远家校关系，造成沟通障碍。

（2）校外补习高度参与

通过本项研究不难发现，在长期对参与补习的路径依赖中，家长在潜意识中似乎更关注于“参与”本身而非“成效”。研究显示，仅有个别家长能具体说出孩子参与补习的成果和收获，而更多家长是在人云亦云和教育焦虑的裹挟之下先让孩子参加补习，然后产生“补习有用”“不补不行”的认知。MumY15说道：“学了总比不学强……现在每家都上补习班，你们家孩子不上，你们家孩子就更跟不上了。”在与MumC01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问道：“你上了补习就比不上的成绩好吗？”她只说：“我感觉是吧。”对于很多中小学家长而言，参与校外补习已经成为“常规操作”，在这种参与习惯下，培训机构的效用假象也在家长脑海中不断加深。如此一来，“双减”对校外培训的一系列改革极易引发家长的不满情绪，形成政策认知与行为问题。

三、家长“双减”政策认知问题应对

1.转变传统考试观念，淡化功利性教育目标

首先，家长应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观，以孩子为中心，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尤其要避免“唯分数论”的功利心理和“只抓成绩”的短视态度。

其次，调节自身关于参与校外培训的盲从心态，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儿童自身的能力特点和兴趣爱好出发，有针对性地适度开展“培优”或“补差”训练，并要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终极目标。

此外，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协助儿童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和学习观。2021年8月30日，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考试的主要功能并非甄别和选拔，而是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所以，家长对考试目的的理解应为对子女全面发展的促进和协助，并不是要通过考试将孩子打造为小小“做题家”；努力学习的内核也并非“消耗时间，以苦为乐”的“增负”，而应该是追求真知与寻找真理的本能。

2.深化普职融通的人才培养改革

由中考直接带来的升学分化已成为很多家长的一块“心病”。因此，可以适度学习他国的职业教育改革经验，强化综合高中的建设，打造多元化办学体系。既然普职分流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那么就应该注重提升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氛围，打消家长对职业中学“学习氛围差”的刻板印象，让大量打算送孩子到普通高中“陪跑”的家长意识到职业教育的意义，树立平等的职业观，最终破解阶层分化所致的认知困局，缓解家长的认知问题。

3.提升家校沟通质量，厚植家校共育文化

家庭和学校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两大教育主阵地，可以开展创新性、多元化的实践活动来吸引家长参与，破除固化模式，提高家长的参与感知力，增强信任感。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家委会的作用，利用平台优势，建设价值共识的家委会文化，加强家校合作的凝聚力。

在家校共育的文化体系建立过程中，教师充当着核心的桥梁作用。在“双减”政策改革的“阵痛期”，教师需要比家长更快地适应新政策和新环境，把握最新的政策方向和实践指南，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能力，保证自身對“双减”政策的解读科学且客观。同时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传达客观准确的政策内容，协助家长解读政策意图与价值，纠正家长由于认知能力、主观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而对“双减”政策形成的认知误区，缓解其焦虑，在此基础上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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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旸，张雪，刘文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与化解[J].中国教育学刊，2021（09）：27-32.

【责任编辑    杨   子】

*该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落实的过程监测和成效评价研究”（AHA22002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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