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进路与趋势展望

张志强 侯凤芝

【摘要】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迎来研究热潮。在一流学科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者们从出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视角，围绕出版学的“三大体系”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文章在梳理2023年度重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主要研究成果、现存问题及趋势展望，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出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出版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体系 理论体系 方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1-030-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1.004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出版学界和业界积极响应，围绕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政府部门牵头，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学术团体、出版单位多主体联动，高起点谋划开展共建工作，成为2023年出版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五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2]该文件的发布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出版学科专业共建的热情，进而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检索出版类期刊、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数据库等平台，收集资料，结合笔者参与的各类学术研讨会的交流成果，对2023年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热点、核心观点、取得成效、存在问题、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并就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1. 推进一流学科和新文科建设的时代之需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对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22年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高校探索学科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基于出版学科发展的时代需要，2022年7月，在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议上，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等首批五所高校新设的出版学院或出版研究院揭牌，高起点谋划部署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一年多来，五所共建高校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业界导师加盟等方式优化了师资团队，启动了“全国出版学科共建院校学生交换生项目”，打造了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等，在扎实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2023年8月，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等三所部校共建的第二批出版学院或出版研究院成立。出版学科以共建工作为抓手，贯通政产学研用，通过打破知识孤岛、技术壁垒，促进不同高校、科研单位、出版企业、数字技术公司等多种主体紧密协同，打造雄厚师资队伍，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为我国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第5条“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出：“高校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深化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优秀青年人才团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完善多渠道资源筹集机制，建设科教、产教融合创新平台。”[3]之后，全国出版领域的学术力量积极参与探索一流学科建设实践，2023年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会议以“共创一流新学科，同圆出版强国梦”为主题，热议出版融合发展、产学研合作、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出版史研究、数字出版与文化传播、学术出版“走出去”、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出版范式等话题，形成了广泛的学科共识。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应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与出版行业的沟通与协作，从而培养兼具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为中国出版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通过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出版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改革方案》第9条“加快新文科建设”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文科专业数字化改造，深化文科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统一，打造文科专业教育的中国范式。”[3]文件中的“新文科”，特指回应新问题，运用交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版学属于应用型社会学科，契合新文科建设的题中要义。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应把握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契机，抓住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发展的时代机遇，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价值观引领，重视现代信息技术、优化课程结构体系、强调学科交叉融合、谋划数智前沿领域，全面整合资源，打造出版教育服务共同体，促进出版教育高规格、高质量、高层次的人才培养。[4]

2. 提升学科自主性和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自主性、本土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自主性的中国学术理论需要建构于中国实践的基础之上。出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文明记录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文字的发明、出版物载体的创新、出版业的产生与发展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在出版理念、出版规模、出版技术等方面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出版实践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是我国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底气与根基。

话语是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等的规范化表达，也是一个学科是否具有深度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5]话语体系，是反映学科表达范式的学科要素，是学科共同体成员间以及学科共同体向社会传递学术思想的方式与方法。[6]我国出版学的学科建制较晚，外界对出版学科的认识不足，出版學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存在重实践应用、轻理论创新的误区，出版学界关于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学科独立性等的认知尚未达成共识，这些都导致了出版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一直处于弱势。围绕基本概念、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开展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构建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和提升出版学科话语权的关键。通过出版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指导出版实践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展现出版学科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出版业迈入新时代，出版政策法规保驾护航，主题出版聚心铸魂，全民阅读、农家书屋、东风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成绩斐然，出版从“数字化”走向“数智化”，从“相融”走向“深融”，出版“走出去”实现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在话语体系上，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阐释体系正走向成熟。[7]出版工作在思想引领、公共服务、对外传播等方面作用日益彰显，这是出版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体现。

二、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的学理性与可及性

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出版学界和业界围绕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开展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丰富和发展了出版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2023年，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相关论文涉及主题包括出版学科体系、出版学术体系、出版话语体系、出版创新体系、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等。

1. 出版学科知识体系是出版学知识以一定逻辑建构的知识序列

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专业的所有知识，以符合该学科的特点、方式呈现出的系统性全貌。知识体系通常由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基本系统组成，知识的基本组成、思想内核和知识方法构成其知识体系的核心元素。[8]出版学知识是人们对出版现象、出版活动认识结果的总和，而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则由组成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构成。

（1）概念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理支撑。概念是对对象、现象或过程的基本理解和描述，是构建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被用来定义和解释体系的组成部分和运作机制。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首要问题便是核心概念的厘清与凝练。[9]对出版元概念（基本概念、基源概念）的思考是出版学研究的原点。[10]“出版”“出版学”“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核心概念的溯源及演变是当下出版学研究的热点。在确定出版学核心概念后，还需探索核心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何共同构成该学科的基础框架。分析这些概念在出版实践中的应用范围，可进一步明确学科的应用领域和实践边界。识别与核心概念密切相关的子领域，将相关子领域纳入出版学科，与核心概念共同构成出版学学科范围。

（2）理论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建构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理论体系，基本的理论、概念、术语、方法、对象、范式等要体现中国特色，要从出版业务描述转向出版知识论述。在笔者所著《现代出版学》一书中，将出版学的理论体系划分为理论出版学、应用出版学、出版史学三大部分。[11]（16-18）在出版理论研究层面，要聚焦出版的概念、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学研究范式、出版学研究方法、出版史学的研究转向等核心内容。在出版应用研究层面，主要对出版产业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既要体现出版业的一般性、与其他国家出版学术研究的共通性，也要体现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还要观照出版业的时代性。出版史学研究维度，是将历史上的重要出版机构、出版人物、代表性出版物、出版管理法规等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当下的出版业提供历史借鉴，更好地促进出版业的发展。

（3）方法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推动学术研究迈向纵深的重要推动力和工具抓手。出版学属社会科学，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版学研究较多采用社会科学和计量科学的研究方法。围绕出版学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出版学研究方法或范式研究存在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学视角弱化，出版学是历史的科学，出版史研究是出版学的基础。[12]还有学者结合中国当代出版研究特点，从出版学的下位学科“数字出版”出发，提出以哲学方法、实证主义方法为支撑，以专门研究方法为主线，辅以交叉学科方法，构建起多元一体化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方法体系框架。[13]

从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看，研究方法论是对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和总结。有学者提出出版学定位研究方法论，从时间与内容、空间与内容、介质与技术、受众与反馈四个研究维度综合研究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不同文化区域的出版活动、当前的出版活动，并将是否适合当时国家、族群或组织的意义和利益需要作为出版目的和衡量标准，从而对研究对象和问题得出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移动的结论。[14]而从出版学研究基础维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出版学方法论既包括出版学术的研究方法体系，也包括出版主体认识和改造出版实践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出版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应包括人文范式（经验研究）、产业范式（实证研究）和技术范式。”[15]

2. 出版学科“三大体系”研究成果彰显中国特色

2023年，出版领域的研究者围绕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学术探讨异常热烈，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学科共识，这些成果为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出版学科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1）强调学科建设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自主性是知识体系的鲜明特质，关键是要彰显中国特色，明确出版学科的独特价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出版思想，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出版学科需围绕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自主”与“学科自主”进行学理分析，从出版学科地位、科学研究范式、话语表达创新三个层面对“学科自主”的内涵进行深入阐释。[5]同时，需明确建设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所要解决的不仅是独立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还包括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出版学科的“自主性”。[16]

强调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就是要从根本上厘清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的不独立使得出版学科长期游离在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门类间，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学科范式的养成，使其迈入常规学科的发展进程滞后。[17]因此，当前出版学“三大体系”建设应当抓住三个重心：一是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二是出版学研究应当坚持立足本土，坚持问题导向；三是以元出版学研究为抓手，建构自主话语体系。[16]

（2）重視学科发展的历史性与实践性。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出版文化史，但对出版的真正系统性研究直到20世纪前后才开始。相比之下，中国出版学的学科发展史更晚。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学学科建制才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机遇，出版学科知识体系研究掀起第一波高潮。进入21世纪，我国出版学在政策导向、市场驱动、技术创新、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因素推动下，知识结构、研究范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学科边界不断拓宽，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特点日益显现，出版学科知识体系迎来变革重组的新时代。具体而言，出版学科应立足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以中国出版现实与未来发展为核心，从知识生产主体的去精英化、知识生产场景的虚实结合、知识生产逻辑的多元互构、知识生产动力的自主并存等方面，建构超越学科边界、打破学科壁垒的中国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16]

出版学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关联的学科，基于实践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和学理性提炼是理论创新的源头，也是加强出版学理论建构的路径。[15]出版学科对出版实践问题的观照及经验总结，有助于发挥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国家现代化治理、助力国际话语传播等方面，彰显出版的价值。围绕出版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既反映出版的本质，也体现学科的实践性特征，还可以丰富学科知识体系内容，消解出版理论与实践应用脱节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分析视角，从立足中国出版实践、面向国际出版视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出版发展的时代脉搏四个方面，回应出版学“四问”，为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发展动力。[18]

（3）倡导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与协同性。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性，要求建成多主体参与、目标一致、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出版学学术共同体。有学者通过对近20年数字出版学术研究成果的计量分析发现，数字出版学术共同体的特点是以高产研究者为中心，以学术关系、地域、平台等要素为依托，初步形成松散型合作网络，具有团队内合作为主的“小世界”特征，可从主体合作、共识形成两个层面推动共同体建设。[13]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以全学科学术共同体之全力开展学科建设。中宣部、教育部牵头的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模式，以构建学术共同体为主要手段，推动出版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需要以国家、社会、人民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串联起政、产、学、研、用的整个生态链条，形成各参与主体间合作共赢、坦诚互助、共同发展的出版学术共同体”。[19]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促进了不同学术研究主体、企业主体、管理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与成果分享，优化了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为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践范例。

（4）聚焦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与交叉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兼具内生性与开放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全面性、独特性与包容性。在“新文科”理念指导下，出版学正努力拓展学科的融合性与交叉性，为不断加速出现的新技术、新现象、新问题与新知识提供充足的兼容空间，通过跨学科合作研究促进中国出版学的理论创新，推动学科知识体系的更新与重构。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不断优化内部逻辑结构与外部实际应用的系统化过程。随着技术对出版的渗透、出版实践活动的深入，与出版相关的新兴分支学科不断产生，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不能只局限于出版流程各环节，而应立足于出版产业的开放式、动态性、立体化的发展格局，遵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思维，建立一个多维纵深的学科体系。

三、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问题与破解方式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统筹设计与系统思考，需要出版学的研究者、出版从业人员乃至社会各方人员的广泛参与，进而发挥出学科建设对推动出版业、文化事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关键性作用。

1. 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问题剖析

学科，既包括作为知识的学科，也包括作为大学的学科专业。[20]出版学的学科知识是基于出版实践活动的理论提炼与经验总结，出版学科专业的发展则关乎出版人才的培养质量。目前，我国出版学科在理论与实践的呼应、知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学科独立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1）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与实践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学界围绕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成果已有所显现，但学科研究对实践的观照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学术研究成果对出版实践的指导作用还不够明显。有学者呼吁，针对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强大而知识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现实问题，出版学人应行动起来，尽快推动关于知识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为连接人与知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1]从实践视角看，出版行业发展中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数字化转型、出版深度融合、泛IP产业链重构、盈利模式创新、从业人员数字素养提升、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出版“双效”问题、版权保护等关键性和重点难点问题，在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层面尚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回应。

未来出版学的研究应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思維下，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出版人才服务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特别关注出版与文化强国建设、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出版新业态与新模式、出版物营销渠道创新、出版管理与法制体制建设、版权与知识产权问题、出版与公共文化服务等出版理论与实践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2）出版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自觉性不足。学术的发展是一个赓续不断的过程，经过一代代出版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出版学学科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作为知识的学科，出版学研究沿着多元化路径，构建了包括出版理论与历史、出版物编辑与复制、出版营销与管理、出版技术等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但学界对出版学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有待加强。近年来，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范畴，但在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上尚不能全面支撑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是系统化研究的论著较少。出版学术共同体应以学术自觉的意识，围绕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尤其在出版学的核心概念、价值取向、学科方法论等基础理论内容上形成学科共识，这对于构建一个全面、有效和具有前瞻性的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3）出版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亟须解决。作为大学的学科专业，我国出版学学科设想萌发于20世纪30年代，专科和本科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生教育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目前已形成包括专、本、硕、博在内的完整的学科教育体系，出版学已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出版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2012年，数字出版被列入本科专业目录，正式获得专业建制。此外，出版学也不断与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交叉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的出版学科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相较于出版产业的体量，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与之并不匹配。学界对于出版学的学科归属并未达成共识，学科独立性问题已成为困扰出版学科发展的痛点或瓶颈。高校出版学专业的学科归属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高校对出版学学科性质的认知差异。出版作为专业学位一级学科，被列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這是申请独立设置出版学学术学位一级学科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使得出版学科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善，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科独立性的问题。围绕出版学学术学位一级学科建设，探讨出版学学科独立性问题，应成为出版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我国出版学科专业本硕博一体化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一方面标志着出版学教育开始迈入学位教育和授予体系建设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将为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和人才储备。

2. 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与方向标

（1）坚持思想引领，推动学科共建，打造学术共同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出版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2]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23]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是深化“两个结合”的生动典范，是出版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思想指南。在当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自主的出版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要以“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打造具有本土性、原创性、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的出版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组建由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构成的出版学术共同体，开展出版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审视问题，促进创新思维和综合性研究。出版学术共同体成员应夯实出版学理论知识，深入理解出版学的基本原理，洞察出版业的发展趋势，还应具有对出版问题的敏感性和觉悟力。除出版学理论知识，出版实践经验和技术能力也非常重要，出版人员的“四力”是推出精品力作、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前提。学术共同体成员还需熟练掌握出版流程、熟悉数字出版技术、掌握市场分析和版权管理等实际技能，能在已有问题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颖的研究问题，敢于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挑战，采用创新的方法进行开拓性研究。学术共同体成员需具有国际视野，参与国际出版研究，与全球研究团队进行交流和合作，提升出版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立足出版实践，强化学科溯源，形成学术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出版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探讨出版工作规律的社会科学”，[11]（16-18）出版学具有显著的应用特征，出版实践是学科知识建构的沃土。中宣部、教育部联合推动下的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将打开多主体参与出版学科建设的新局面，深度融通学科建设与行业实践。如成立于2012年的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是全国范围内政产学研联合共建的先行者，以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积极响应国家在出版领域的政策部署，以出版理论和出版实务研究为立足点，围绕出版学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出版流程优化控制、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发展与社会转型、出版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外出版史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近年来，出版研究院服务科学决策，形成的一系列咨询报告分别被中央及省部级领导采纳，出版了一批以“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丛书”及《江苏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年度报告》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培育了一批以长三角地区出版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出版论坛为代表的活动品牌，形成了一股助力出版学学科发展、服务出版业战略决策的中坚科研力量。出版研究院先后入选2022年度和2023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团队研究成果《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提出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建构方法被应用于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评估中。2020年提交的《国外出版专业现状及在学科目录中的地位》等相关建议被中宣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采纳，在出版专业学位一级学科申报工作中发挥了决策参考作用，为出版人才培养及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立足中国独特的出版历史实践，从史学角度强化中国出版学学科溯源与学术史研究，提升中国出版的文化自信，适应出版强国建设需要，为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在中国漫长的图书出版历史中，先后形成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出版学相关学科，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学研究。直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我国才开始出现专门研究图书和出版的刊物，如《图书月刊》《出版月刊》等。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最早研究版权的著作《版权考》。在20世纪30年代，杨家骆在《图书年鉴》一书中率先构建了出版学研究的大概框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时代发展的实际要求，制订了大量与出版工作相关的方针政策，如“二为”方针、“双百”方针、“两用”方针等。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路，则主要体现了党性原则、质量原则、“双效”原则和节约原则等重要原则。在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两个历史性关键节点，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出版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等，对于促进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面向21世纪，出版学的学科边界不断扩大，但学科体系建构依然是出版学研究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而规范的概念体系建设又是出版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出版学研究还需要从出版史研究和国外出版学研究两方面着手，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广泛吸收各种优秀成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研究，探索出版的内在规律，提升出版学学科内涵，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构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的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出版现象的根本性认知及由此形成的体系化观念”，[24]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和核心理论，党性原则、出版导向、出版方针、出版规律四个概念又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要与当代技术革命条件下多业态出版发展相结合，以更好地指导出版实践。

（3）坚持创新驱动，促进交叉融合，提升学科竞合力。坚持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出版与科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和服务体系，实现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与出版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自2022年12月起，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出版领域的影响成为关注的热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创新推动出版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较多风险与问题，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利归属、侵权、权益保障等著作权问题，技术伦理和学术伦理失范等伦理问题，以及引发的意识形态渗透、文化价值观偏离等文化安全问题。出版学科专业建设需要把握技术变革的科学规律、技术人才的培养规律，主动适应科技创新趋势，优化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加强出版专业实践，推动出版科技再创新。[25]

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要牢固树立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思维，保留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参考中国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建设经验，从出版史、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经济、出版管理、出版技术等方向思考出版学科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同时，出版学的学科知识涉及出版历史、出版理论、出版实务、数字出版、阅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在技术变革与学科交叉融合加速背景下，出版学科的知识体系不断更新，这就要求以发展的思维和系统观理念，构建基础与交叉、重点与特色、传统与新兴兼顾的专业体系，使专业设置更加全面、科学、规范，以适应出版业发展对人才能力的要求。

（4）坚持发展理念，开拓国际视野，促进学科交流互鉴。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要立足中国本土，也要放眼国际，关注和研究美、英、德等出版教育强国在出版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以发展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明确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方位与向度，促进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与国际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融通互鉴，有助于我国出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26]目前，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一是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出版教学科研人才队伍；二是国内与国际科研团体之间的科学交流不通畅；三是我国出版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中文出版发行，难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27]2023年6月17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次举办的出版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倡议成立国际出版教育联盟，通过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交流交换、研究生留学等方式，履行服务全球出版教育的使命。[28]这一学术平台的搭建对于全球出版领域交流与合作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出版学科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主动地拥抱国际化，通过打造国际化的出版学术交流平台、发表高水平外文学术成果、形成制度化的国际交换学习机制等方式，切实推动出版学科大跨步发展，在培育世界一流出版学科的同时，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从而推动出版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

结语

综上，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应以回答好出版是什么、出版学是什么的出版元概念问题为起点，从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厘清出版学科发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转向，从“中国特色”和“学科自主”中建构出版话语权，并着眼全球视野，讲好中国出版的学科故事和世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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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oach， Trends and Pro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Zhi-qiang1，2， HOU Feng-zhi1（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Academy of Publish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undergoing a research boo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round the "three systems" of publishing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publishing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important research literature in 2023，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rgency， main research results， existing problems as well as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building publishing disciplin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education.

Key words： publishing disciplin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ceptual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methodologica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