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残砖

田鼠

昆明的雨季还在继续，有些故事却注定要终结。

我跟杨寒羽二十二年没见过面了，这次他到昆明出差，无论如何我要请他吃点出了云南就不可能吃得到的东西。我们在一家野生菌火锅店坐定，看着窗外时而绵柔时而滂沱的雨，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我对杨寒羽说，在你家蹭了三年饭，终于轮到你蹭我了。他想了想说，二哥，我虽然搞学习不行，但我不傻，我觉得你去我家蹭饭纯粹是别有用心，你是奔着熊二去的。

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人再次提起了熊二。她是那么的不起眼，以至于我们都无法准确地回忆起她的真实姓名，就连她的老邻居杨寒羽都叫她熊二，但是，她是我生命旅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过客。

1997年，我小学毕业，到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接龙中学上初中。原本，这所学校只接收农村户口的学生，但杨寒羽却是个例外。这个个子矮小、整天没精打采、跟我一样邋遢的城里孩子莫名其妙地坐在了我的前桌，解决了我的窘迫。凭良心说，我家那会儿虽然算不得多有钱，但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也勉强够我每顿吃一荤一素的。可是，我从用脚步就能丈量得出面积的山间小盆地突然一下子到了县城附近，那点钱就不够花了——城里有那么多电子游戏厅。跟杨寒羽成为兄弟后，这一难题一下子变成了过去式。每天中午，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省下的生活费就可以拿去打电子游戏。

走读生都有一块胸牌，上面写着学生的相关信息，还贴了一张登记照片。住校生没有这样的胸牌，每周日入校后，要到周五下午放学才能出校门。杨寒羽他有一辆红色的轻便自行车，为了让我混出去，出校门前，他会把自行车交给我，自己走路出去。他已经摸清了门卫检查胸牌的套路，他们从来不检查推着自行车的学生。

杨寒羽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们家住在一栋筒子楼里，外墙没有粉刷过，青砖早已被岁月侵蚀成了铅灰色。那种筒子楼跟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不一样。影视剧里的筒子楼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两侧是房间。杨寒羽家住的筒子楼只有一排房间，前面是一条长长的公用阳台，护栏是用钢筋水泥浇灌成的。家家户户的房门都朝着一条专卖煤炭的街道，那里人称炭行，炭行两旁稀稀拉拉地各种了一排病恹恹的法国梧桐。楼梯间在筒子楼的正中间。爬上二楼，右转，第三间就是杨寒羽家。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他家那斑驳的木门曾经涂过蓝色的油漆。

第一次进杨寒羽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他家其实也不富裕。总共就两个房间：进门的那间集厨房、餐厅、客厅于一体，一个角落里码着整整齐齐的蜂窝煤，将白色的墙壁染得像黑白电视机里的大熊猫，其它地方分别被沙发、餐桌、椅子、煤炉子、橱柜和锅碗瓢盆等家什占据，拥挤不堪；里面的那一间是卧室，摆着两张床，没地方摆衣柜，只在一个角落里摞了几口木箱子。但他家的伙食非常好，岂止是好，简直就是人间美味。我每次去蹭饭，桌上基本上都有肉，偶尔没有的那一顿也必有鸡蛋。

我记不得那是我第几次去杨寒羽家蹭饭时的事情了，只记得那天中午的太阳特别毒，我骑车驮着杨寒羽，一路高唱“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的光彩”。一进到筒子楼的楼梯间，我俩就热得迫不及待地将上衣脱掉，打着赤膊上楼，嘴里还在唱“太阳太阳”。到了二楼右转的第一间屋子前，我发现门是开着的。门内坐着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在埋头缝补衣服，大腿和膝盖用一块黑色的布覆盖着。大概是因为我俩动静太大，惊扰了那个身影，身影抬起头，冲我们微微一笑。那一笑，像一块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那是一张瘦削的女孩的脸，看上去年龄跟我俩相仿。她的短头发呈黄色，不是染出来的黄，而是那种营养不良的枯黄，细碎的刘海盖住额头；两片薄薄的嘴唇是淡紅色的，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白白的牙齿细而密，脸色跟牙齿一样白。只可惜，那时候我还没读过《红楼梦》，不然我一定会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强烈地感觉到，我跟那女孩儿之间应该会发生点什么，但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杨寒羽跟她互相打招呼的时候，我记住了她叫熊二。这显然不是她的名字。在我们老家，兄弟姐妹排行是不分性别的，谁先出生谁是老大，依次是老二、老三……

杨寒羽是一个记忆力超凡的人。他能准确地回忆出我第一次见到熊二那天，在去往他家的路上，自行车的链条掉了，是我重新安上去的，弄了一手的油污。停好车后，我把这件事忘了，只顾着擦汗、脱衣服，弄得脸像花猫似的。杨寒羽说，熊二当时差点就笑出声来了，但她忍住了，她这一生从没笑话过别人，只有被人笑话的命。你那时候好像也挺自卑的，也觉得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笑话，所以，你俩相互喜欢是有道理的。我赶紧否认道，你别乱说！他仗着记性好，不依不饶，说，你家那时候是挺困难的，但你人缘好，班上多少走读生都盼着你去家里吃饭呢。要论距离，徐一家最近；要论饭菜味道，星哥家最好吃；可是你去我家蹭的次数最多，这还不是明摆着去看人家熊二嘛。我反问道，你咋不说我是去看你妹妹呢？杨寒羽很不屑地斜乜了我一眼，说，我妹妹那时候才多大啊？读小学一年级。你抱着她往河里扔，跟抱个玩具似的，我都懒得说你。既然你说到了我妹妹，那有件事你可别想抵赖。我们毕业以后，你还去找过熊二，被我妹妹撞见了，我家门大开着，你看都没看一眼。

其实我并没有抵赖的意思，我只是不确定自己对熊二的那种感觉算不算喜欢。杨寒羽说我抱着他妹妹往河里扔，我就坦然承认。那小姑娘是个假小子，中午不睡午觉，非要屁颠屁颠地跟着我们下河游泳，赶都赶不回去。我把她往河里扔，仅仅是为了吓唬她，让她别老跟着我们，游完泳之后，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当然，这一招的效果并不明显，我越扔她她越高兴，她被我抛在空中的时候还咯咯地笑个不停。熊二则不一样，每次路过她家门口，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笑。有时候，我们邀请她一起去游泳，她笑着摇摇头。大概是经不住我们的热情，终于有一天，她跟我们去了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骑自行车出了城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她静静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为我们看管衣服。我们往她身上泼水，她也不大呼小叫，只是用双手挡住脸，身子后倾。在阳光的照耀下，她的牙齿更白了。这件事曾引起了兄弟们对我的不满，带着熊二，我们怎么好意思去那座废弃的水厂拣废品卖？

大多数时候，我见到的熊二都在做两件事之一，要么缝补衣物，要么看碟。那时候，县城里有很多音像店，他对外出租各种故事片。熊二家有一台黑白电视和一台杂牌影碟机，遥控器早已丢失。屋里光线昏暗，我从门外看去，看碟的熊二专注得像一根暴风雨来临前的竹竿。

天气热的时候，每次去杨寒羽家蹭完饭，我俩都会偷偷下河游泳，跟其他兄弟们在河边汇合，然后去那座废弃的自来水厂拣东西卖。入秋以后，我们也不下河了。杨寒羽主张吃完饭直接去水厂，而我则总想去熊二家坐坐，但我拗不过他。其实也不是拗不过，主要是因为刚在他家吃了饭，转脸就撇下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我想跟熊二在一起聊聊天的愿望总是很难实现。后来，我总算找到了突破口。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都在杨寒羽家蹭了那么多次饭了，周末的时候，怎么着也应该邀请他去我家坐坐啊。杨寒羽欣然接受了邀请，欢呼雀跃。不仅仅城里的孩子，就连我那些家住城郊的兄弟们都一致认为，山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我们可以一起摘石榴、摘李子，不用担心会有人跟我们抢。只有星哥对此表示不屑，在他看来，没有竞争的事一点也不好玩。我们这帮兄弟中，他是唯一一个没去过我家的人。

我知道，杨寒羽做事向来磨磨唧唧的，去我家前收拾东西这件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东西要准备，说走就走不是挺好的吗。但这于我有利。趁他收拾东西的空当，我就去找熊二聊天。

现在回想起来，我去找熊二的时候，如果她在缝补衣物，我们是不聊天的。她坐在屋里，我站在门外，就这样凝固着。她也不招呼我进屋坐，只是缝上两针就抬头冲我笑笑。如果她在看碟，就更不会聊天了。屋里没开灯，光线很暗，只有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一闪一闪的。熊二不坐在沙发上，而是搬把椅子坐在电视机跟前，鼻尖距离电视屏幕很近。我贸然进屋，站在她身后，并不说话。她很警觉地回头看看我，微微一笑，然后继续盯着电视机。杨寒羽虽然做事磨蹭，但毕竟没多少东西可收拾的。我每次站在熊二身后，顶多能陪她看上十几分钟录像。

我记得那次，我跟熊二看得正入迷，杨寒羽突然冲了进来，说，走了，再不走天都要黑了。这时，熊二按下了暂停键，问我们去哪里。我如实相告。青春期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邀请一个女孩子去我家。她似乎想了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想，问我家里有没有影碟机。我说没有，但邻居家有。她从堆满杂物的餐桌上拿起一个薄薄的彩色纸袋子，递给我说，这个你们男孩子应该喜欢看，拿回去看吧，看完记得还给我。我接过纸袋子，里面装着两张VCD碟片，是一部电影的上下集。电影的名字叫《狱中龙》。

当晚，我们就看完了《狱中龙》。影片讲述的是三个狱友的故事，主演有刘德华、何家劲，另外一个不太出名，而且长得也不帅气，我们不认识。我平时几乎没看过电影，这片子看得我热血沸腾，可是究竟怎么个热血沸腾法，我却怎么也说不上来，一种语亏词穷的无力感油然而生。 星期天下午，我们回到杨寒羽家。他像个娘们儿似的，非得洗漱一下。这很好，我可以自己去找熊二。刚才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她坐在屋里，什么都没做。这是一个说话的好机会。

熊二静静地坐在门的正中央，身子前倾，两个肘关节抵在双腿上，双手托住下巴，似乎在发呆。我出现在她面前，把碟还给她，她依然不动声色，只是很平静地接过纸袋，随手搁在腿上。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跟她说话，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所幸，她先开口了。她问我电影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像从门前那排法国梧桐的树叶间透过来的夕阳。她问我怎么个好看法，這让我急得脸颊火烫，无论如何搜索枯肠，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词汇。她仿佛看出了我的困窘，说，我觉得这碟子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讲述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她后面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听进去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现在又忘记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感到自惭形秽。“伟大”这个词我是经常挂在嘴边的，尤其是在语文课上，却从没想过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友谊。熊二说，你在学校也有可能遇到这种伟大的友谊，遇上了要珍惜。这句话，也曾一度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珍惜”这个词，我在写作文的时候也会用，但嘴上却说不出来，觉得肉麻，难以启齿，她却能说得那么自然。那时候我在想，我跟杨寒羽、徐一、星哥，还有其他兄弟们的友谊能不能称得上伟大？我甚至将我们的生活套进剧情里，认为自己可能是何家劲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出狱后当了一名律师；杨寒羽和徐一是刘德华扮演的那人，他后来成了一名补习学校的老师；星哥则是那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演员演的那个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家伙；至于其他兄弟，电影里没那么多角色供他们一一对应。

那次，我尝到了跟熊二聊天的甜头，往后就不断地故技重施。熊二家里总有看不完的碟片，看完一批，又来一批新的。每周五，她都会借我几张。每周天，我们在她家门口聊观后感。她坐着，我站着。她说话慢条斯理，却句句让我感到佩服。有时候，我也会不服气，跟她辩论。辩论的时候，我能感觉自己脸上发烫，而她依然一脸的平静。我们争论得最多的是《古惑仔》系列。熊二说她不喜欢那些片子，虽然她看完了，她讨厌一切打打杀杀一无是处的电影。而我却认为，男人就应该活在那种热血江湖里，为了道义，将生死置之度外。她说那不叫道义，顶多算是哥们儿义气，而那些哥们儿不过是一群在刀口上舔血的没脑子的小流氓。我俩谁也没法说服谁，经常不欢而散。每次不欢而散后，我再次找她借碟片，她仍然会平静地借给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她曾经向我推荐过一盒DVD，是一部电视剧，叫《老房有喜》，苏有朋主演的。她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她看完后如何深受感动，曾几度落泪。但我终究还是遗憾地婉言谢绝了。我邻居家的机器是VCD机，播不出DVD的碟片。

我读高中后，作文题目由命题作文变成了话题作文。每次作文课上和语文考试的时候，读完题干中的话题，我总能联想到某一部影片。高中阶段，我写了三年的观后感。那些观后感写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要将我记住的熊二的话从脑海里誊抄下来就足够精彩了。

餐厅的窗玻璃被一层水汽蒙住了，里面很吵，也不知道外面的雨有没有停。杨寒羽饶有兴趣地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熊二？我说我不知道。他白了我一眼，说，你们这些文人就是不爽快，喜不喜欢会不知道？算了，我也懒得为难你。你知道熊二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碟子吗？我说不知道。他问我想不想知道。我自然是想的。他将我的酒杯倒满，说，干，干了我就告诉你。我没有犹豫，尽管我的酒量小得可怜，而且不能喝急酒，容易吐。见我一口干了，他总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那些碟子基本上都是我借给她的，我知道你喜欢她，你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但跟女孩子搭讪这方面，你最弱智，除了借碟子，你想不出其它接近她的办法。你现在是作家了，脑壳比我聪明，你好好想想，以熊二家的情况，她租得起那么多碟子？五毛钱一部哟。

是的，杨寒羽说得没错。五毛钱，那是我在学校食堂的一顿饭钱，而对于熊二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细想起来，那些年，虽然我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但因为有了那群兄弟，不仅可以去他们家蹭饭吃，还能自己赚钱打电子游戏，日子倒也过得自在。相比起兄弟们，熊二显然没那么重要，至少那时候是这样的。兄弟们在一起，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下河游泳抓鱼捉虾、去稻田里钓黄鳝、去河里捞螺蛳、去废弃的自来水厂拣东西卖、去城里打电子游戏……时不时还会遇上跟我们一样的兄弟小团伙，免不了会打群架。为了让我们打群架有必胜的把握，星哥给我们每人打了一把刀子，他亲自去铁匠铺盯着打的，钢火足，都开过血槽。我和杨寒羽通常都只是拿着刀子吓唬人，很少真的砍人。星哥不一样，他很少亮出刀子，一旦拔刀必见血。有一次，他砍断对方一根手指头。那手指头就从我眼前飞过，拖着红色的大尾巴，最后掉进草丛里。那件事以后，我和杨寒羽都活得战战兢兢，每次走出校门都会反复观察周围，看看有没有找我们寻仇的人。那些家伙都不是光明磊落的人，他们从来不下战书，而是躲在角落里搞突然袭击。有一次，要不是我们熟悉周围的地形，跑得快，我跟杨寒羽估计就不止断一根手指了。我们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应付，也就没多少时间想熊二的事情了。

有一天，熊二像往常一样在看碟，我突然灵光一闪，觉得哪里不对劲。每次我们到达她家门口，她都已经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了，难道她不用上学吗？杨寒羽说，嗯嗯，熊二不上学。这可把我给羡慕坏了。我要是可以不上学，就天天钓黄鳝、捞螺蛳……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劲，要是熊二不上学，她家人不管她吗？我要是不上学，非被我爹妈打死不可。

我觉得有必要搞清楚答案。吃午饭的时候，我问杨寒羽的爸妈，为什么熊二可以不用上学。他俩相互看了一眼，并不回答我，继续埋头吃饭。这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死缠乱打、胡搅蛮缠，打破砂锅问到底。终于，杨寒羽他妈大概觉得烦了，用右手肘关节拐了拐他爸，说，你说。

熊二是个苦命的孩子。我至今都还记得，杨寒羽他爸的讲述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据杨寒羽他爸说，熊二患有一种天生的病，具体什么病他也说不清楚。冷静地想想，这病是熊二苦命的起点，也是终点，而中间的过程则更为凄凉。

熊二生下来就有病，这一点，杨叔叔是可以作证的。但他无法确切地知道，熊二他父亲的病又是在什么时候染上的。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工友们俗称为长鸡眼，其症状表现为脚背溃烂，烂得可以看见骨头，还散发出阵阵恶臭。熊二的父亲本来是建筑公司的木工，手艺精湛，娶了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就是熊二的母亲。随着病情的加重，熊二的父亲难以正常上工，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拮据。终于有一天，熊二的母亲消失在了炭行汹涌的人流里。有人说她是被人贩子拐跑的，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忍受不了家里惨淡的日子，自己跑的。具体是因为哪种情况，早已无从考证了，她留下的唯一线索是，她收走了她的所有衣物和一张全家福。那年，熊二四岁。

熊二她妈跑了之后，她爸变得更加消沉，逐渐嗜酒如命，终于把自己喝进了另一个世界。那年，熊二正准备上小学，她哥哥熊大正要上中学。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熊大身上。一个小童工，能养活他们兄妹俩就已经非常艰难了，哪里还有能力供妹妹上学？

杨叔叔讲完熊二的故事，长叹一口气，上工去了。而我的那口气，一直没有叹出来。

我本能地觉得熊二可怜，应该帮帮她。那以后，每次钓黄鳝、捞螺蛳、拣废品我都格外卖力。当我把积攒的六十八块钱拿给熊二时，她先是一愣，然后不停地往后退缩，看上去有些战栗。当时，我意识到我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自己家就够穷的了，但我自忖我有自尊，绝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施舍，不是谁想请我去他家蹭饭就请得动的。那么熊二呢？她何尝不是？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给她钱，这不是施舍又是什么？只可惜，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如何真诚地表达歉意，只会转身离开。

第二天，我租了一套影碟给她看。我猜想那是她喜欢的剧集，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她收下了碟片，并请我和杨寒羽一起观看。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家落座。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又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哎哟哎哟地叫了两声。熊二捂着嘴笑了一会儿，说不好意思，沙发坏了，弹簧崩了出来，忘记告诉我们了。我看了看她的眼睛，清澈、明亮，没有丝毫歉意。这正是我想要的，这说明她没把我当外人。我又转身看了看沙发，上面铺着一层洗得泛白的红被单，上面印有大朵大朵的牡丹，弹簧尖从一朵牡丹的花心处扎了出来。熊二进到里屋，拿出一块小小的木板，掀开被单，将木板垫在突出的弹簧上，又将被单重新铺上去。她笑着说，好了，现在可以坐了。

我们又恢复了静谧而快乐的看碟的日子。不同的是，以前都是熊二把碟借给我，那天以后，我会时不时租碟去她家看，并告诉她是在哪家租的，如果我们没空，麻烦她去还一下。熊二家曾一度俨然成了我们仨的专属影院。

杨寒羽说我们毕业后，我还去找过熊二。这件事我也不打算抵赖。

楊寒羽没考上高中，初中一毕业就出远门打工去了，走之前跟我们这群兄弟中的任何人都没打过招呼。我也是高中开学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漫长的暑假终于过去了，我迫切地想知道这段日子里，熊二都看过哪些碟、有何感受。想要见熊二，杨寒羽是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一帮兄弟中，就我一人考上了高中，其他人基本都远走高飞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杨寒羽单独出门后，星哥领着六个兄弟也走了，他们自称“天罡北斗”，走的时候还合唱了一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既然杨寒羽都不在家，我哪好意思再去他家蹭饭？不去他家蹭饭，就失去了见熊二的正当理由。这是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我考上高中而有所改善，相反，每况愈下。高中的学费可比初中高得多，家底就那么薄，交学费都快拆屋卖瓦了，我如果想要改善生活就得自己想办法。我就读的那所高中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都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出校门，其他时间都关在学校里。我家距离学校十公里左右，周六下午的时间足够我回家取一趟生活费。但我知道，一旦我回到家，除了父母的满面愁容，我必将收获甚微。索性不回去了。可是，没有杨寒羽，我连去哪儿能挣点小钱都不知道。

杨寒羽看着砂锅里翻滚的汤汁，露出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说，还说你不喜欢熊二！兄弟们分散后，你都没找过我们，却去找人家熊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我想了想说，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一个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我上哪儿找你们去？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脑。但熊二就在那栋筒子楼里，找起来容易。

事实上，我上高中后，除了开学那天，只见过熊二一次，就是被杨寒羽他妹妹撞见的那次。那天下着毛毛雨，我刚好挣了点小钱，就租了碟子去熊二家。

我租的碟是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无厘头”这个词。熊二一天学都没上过，竟然拥有那么丰富的词汇，而且张口即来，不像我，结巴半天也说不出句完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不佩服她的理由。那天，熊二问我，假如她混在一群戴着相同盖头的美人里，我能不能准确地点到她。那一刻，我竟然没有结巴，斩钉截铁地说了个“能”字。

在想见而不得见的惆怅中，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过完年，我再次来到炭行，那栋筒子楼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没被收走的垃圾，其中包括熊二家那张露出弹簧的沙发，锈迹斑斑的弹簧尖指向不见天日的楼板。凄风苦雨中，我询问那些卖蜂窝煤卖炭的商家，对面楼里的人搬去哪儿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说不准，每家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回农村老家去了，有的在城里租房子住。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熊二。

照这么说，你其实是喜欢熊二的，对不对？杨寒羽如此问道。

我不打算正面回答他。我也无法正面回答自己。我对他说，你狗日的不要动不动就提喜欢不喜欢好不好？这世界要是真像喜欢或不喜欢这么简单就好了！有些感觉是没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他笑了笑，说，你是作家，我不跟你比咬文嚼字，我只是好奇，我们搬走后，你难道就没找过她？

这话问得相当多余。我能不找吗？每到周六我都会去炭行看一看。除了看一看，我什么都做不了。不知道那是我第几次到炭行，我发现连筒子楼也不见了，只剩下一地残砖。我看着那一地残砖发呆，然后默默地走开，再然后又去，继续发呆。天气渐渐转暖，残破的砖头缝里长出了一朵朵白色的牵牛花。薄薄的花瓣在风中颤巍巍地抖动着，像极了熊二那张缺少血色的脸。炭行里人来人往，有的背着背篓，有的背着小孩，有的骑着三轮车，步履匆匆或讨价还价，没有人觉察到这些花的存在。它们自顾自地美丽，自顾自地凋零。

没有熊二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杨寒羽和熊二都是城里孩子，如果说熊二可怜是因为她家突遭变故，那么杨寒羽呢？堂堂的工人子弟，读完初中也只有出门打工的命，更何况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下定决心，跟兄弟们断绝往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切不可让自己活得像那一地残砖中纤弱的牵牛花。这话说起来似乎很悲壮，但做起来并不难，兄弟们都走了，想联系也联系不上。

熊二就这样彻底地走出了我的生活，只是每到看电影的时候，她那安安静静的笑容总会在我眼前浮现。杨寒羽也就这样彻底走出了我的生活，但我们终究又联系上了。

再次跟杨寒羽取得联系，是在我大学毕业前夕。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QQ号码并申请添加好友。那以后，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些年各自的经历，却从没聊过跟家庭相关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初中毕业后，杨寒羽在做一个在我看来不切实际的梦：他想当电影明星。他整天守在北影门口，盼星星盼月亮般盼着有朝一日被哪位导演看上。可事实是，除了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参演了几部电视剧，他一事无成。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他的梦已经变得毫无可能性，可他不死心，依然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一名特型演员，因为他的脸上有一道蜈蚣似的疤痕。这道疤是我们分开后才有的。有一次，为了一个扮演路人甲的机会，他跟另一个怀着同样梦想的人争，被那人砍了一刀。杨寒羽说，外面的世界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樣，我们十几岁那会儿哪会挨刀子啊。我对他说，人有梦想是好事，但不能因为梦想而孤注一掷，活着更重要。我鼓励他弄个大专文凭，说不定情况会有所好转。现在跟我们小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有些工作明明小学毕业生都能做得很好，可人家非要应聘者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杨寒羽发了会儿呆，然后伸出右手，用右手食指在窗玻璃的水汽上写了三个字：错错错。每个字后面都跟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又另起一行，用同样的方式写了莫莫莫。我调侃他说，哟，没看出来呀，你还是陆游的粉丝。他转过身，正眼看着我，一脸的严肃，问，你摸着良心说，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熊二？我说，你狗日的有病吧？十几岁那种似有若无的感觉，鬼晓得算不算喜欢！他说，好吧，我不跟你玩文字游戏，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但是，我们都曾经喜欢过熊二，我都敢承认，你是作家怂什么？

平心而论，我很讨厌他叫我作家。或许他说得对，我们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但我很怀念我们的青春年少，用王朔和姜文的话说，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不停地用“狗日的”这样的称呼，就是要提醒他，这是我们当年表示兄弟情深的特殊话语，见面不互骂几声就不足以表达情深义重。而他自从坐下后，一次都没用过这个词。

杨寒羽说，不瞒你说，我们这群兄弟，我就佩服你，除你之外，其他人坐牢的坐牢，奔命的奔命，甚至有的已经死了，而你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后来我想明白了，你比我们都醒悟得早，你早早地选择了走正路，一条踏踏实实走得通的正路，而我是在你劝我学个大专文凭的时候才想明白的，星哥至今没想明白，所以他还在号子里。也就是我们重逢的那一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你跟我、星哥和徐一都不一样。我们当年，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父母眼里的坏孩子、其他人眼里的小混混，很多人让着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而是人家根本不想跟我们这种人纠缠。你老早就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跟熊二有关，你不希望熊二把你当成小混混。其实我也不想，我想成为她喜欢的那类人。你说得对，有些梦的确不适合我们这些人做，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你把文学当成业余爱好，你已经成功了，有了作家的头衔；我听你的话，我不是演电影那块料，但我可以把写影评当成业余爱好，虽然我没有熊二那种天生的表达能力，也不像你受过专业训练。

我说，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我们当年的很多想法都是要不得的。星哥想当老大，他已经成了我们的大哥，但他不满足，想要成为全县的老大，让所有人都怕他，所以他进去了。

杨寒羽给自己点了根烟，说，不聊这些了，其实我们公司派来昆明出差的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同事，我跟他商量了好久他才跟我换的。我想见你。

杨寒羽说他想见我，我自然是深信不疑的。这些年来，我也很想当年的兄弟们，包括星哥，我甚至想过去沙洋监狱探视他。杨寒羽将半截烟掐灭，说，有件事我讲出来你不要难过。我说我有什么好难过的？我现在过得虽然不是很有钱，但也还过得去，我既不在文联也不在作协工作，但大部分人见了我都会叫我一声田老师或者田兄。他说，熊二死了！死了很多年！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圆，而且一眨不眨，像两枚灯泡。

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打雷，反正我心里正遭受着晴天霹雳。据杨寒羽说，他们搬走后，还没有回迁，熊二就嫁人了，嫁到了一户非常好的人家。她丈夫也是建筑工人的后代，像我们一样，经常租碟给她看。结婚后没多久，她家里添了台电脑，二手的IBM586，看片更方便了，还配了一套漫步者音箱，音响效果也比电视机好得多。他们过着一种简单的快乐生活，就像《天仙配》里唱的那样，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恩爱苦也甜。熊二的小姑子也一天天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叽叽喳喳的不懂事的小女孩儿，她上了大学，一到假期按时回家教熊二识字。熊二认识了很多字，很快就会写文章了。按照杨寒羽的说法，如果熊二还活着，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影评人。对此，我毫不怀疑，我见识过熊二的语言表达能力。杨寒羽说，熊二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她丈夫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有病，从没要求她生孩子。但是熊二要强，她觉得丈夫对她那么好，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生命就不够圆满。就在她丈夫四处打听如何领养一个孩子的那段时间，她在避孕措施上动了手脚，怀上了，然后死在了产床上，大的小的都没保住。

杨寒羽将筷子伸进砂锅，夹起一片大红菌，说，你刚才是不是说过，这种菌子很多云南本地人都不敢吃？我说是的，这方面我很有研究，这种菌子跟很多毒菌子长得极其相似，所以很多人不敢吃。其实分辨起来也不难，童谣里说的“红伞伞白杆杆”很容易区分出来，红色的菌帽、白色的菌脚，有没有毒主要看两点：一是有没有菌环，有就最好别吃；二是看菌帽和菌脚的比例，如果菌脚的高度明显长于菌帽的直径，也别吃。他似乎对我的科普并没多大兴趣，继续说熊二。他说，熊二的一生就像这菌子，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绚丽而又短暂，很多人都无法靠近她。我没有接他的话。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聊熊二，我有更贴切的意象来形容她。我想到炭行旁边的那一地残砖，以及缝隙里瘦弱的牵牛花。他继续说，我想我大概听明白了，你喜欢熊二是因为你认为她没上过学但语言表达能力比你这个作家还要强，你那叫佩服；还有一种可能，你对她只是充满了好奇，好奇她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天赋。但是，不管怎么说，熊二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人，这你总应该承认吧？我读过你那本写我们老家的书，里面提到了兄弟们的名字，写到了很多我们一起翻螃蟹、摸螺蛳的事情。我晓得你是个恋旧的人。可是你的书里面一笔都没提过熊二。你能为她写篇文章吗？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叫《狱中龙》，人生是一座监牢，我们是牢里的龙凤；或者叫《血红的蘑菇》，这是我刚刚想到的。我說我会写的，而且我有比大红菇更好的意象。他向我拱拱手，说谢谢你，二哥，从小我就没对你扯过谎，我是真的真的很爱熊二，比你爱得深……他大概还说过更多的话，只是我没听见。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气若游丝。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到底哪两根神经搭错位置了，又或者外面真的在打雷，我被劈到了，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我跳起来，先是重重地拍桌子，然后指着他说，你应该娶了她！他也跳将起来，指着我说，你狗日的吃错药了么？你才是最应该娶她的人！他话音刚落，我一下子瘫软到了座位上。他也随即向后滑倒在椅背上。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坐下来就喋喋不休、步步为营地引导我回忆熊二，当我聊到其他兄弟的时候，他还要刻意将话题扳回来。

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桌上的大砂锅冒着阵阵热气，逃也似的不断升腾。

不知过了多久，窗玻璃再次起了雾。杨寒羽写下的那六个字和六个感叹号已经模糊成了一片。他摊开手掌，在之前写字的地方使劲地擦拭。透过他擦过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变得格外清晰。雨还在下。豆大的雨滴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水凼，又向四周飞溅而去，像那一地残砖中不为人知的牵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