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帝国主义的“四种面相”

摘 要：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表现，具有浓厚的精英化特征，其衍生的“四种面相”——“经济至上主义”“技术主义”“生态霸权主义”“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具备权力的属性，对其理解不能局限于帝国主义的抽象概念，更要关注其权力属性。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沉浸于对未来制度美妙幻想的乌托邦主义，都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因此，对生态帝国主义“四种面相”的破解需要回到馬克思主义，聚焦生态正义、开展生态革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从全球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价值等维度实际地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权力；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4）02-0106-08

全球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的矛盾使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将视角转向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埃尔弗雷德·克罗斯比首次将“生态帝国主义”作为理论概念提出，分析了欧洲的生态扩张史。比尔·阿施克罗夫特将生态批判与殖民主义相结合，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欧洲空间化的主要形式。尤汉·阿里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立法、绿色壁垒和剥夺生态资源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内学者在分析生态帝国主义内涵、表现和成因时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西方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生态环境上的资源剥削、经济掠夺和政治行为的总称。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理论研究，丰富了生态帝国主义研究的范畴与理论视野。当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单纯以生物学和生态学视角分析生态帝国主义尚存理论罅隙，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还原生态殖民与生态剥夺的真相，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帝国主义的运行理路

生态帝国主义不是指称帝国主义的某个阶段，而是为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各种生态问题。作为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生态表达，生态帝国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以国家政权和资本权力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利润持续地输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态权力形态。生态帝国主义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面相”，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路内涵及其“面相”的研究需要汲取历史唯物主义营养，以理解生态帝国主义何以成为一种权力形态。

在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由前现代社会转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生态资源牢牢地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且二者的矛盾张力愈加凸显。在西方“精英民主”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生态问题成为了“精英民主”的实验场。其中，生态帝国主义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污染转嫁、资源掠夺和回避生态责任的真实写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现实延伸。乔治·科威尔指出，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边界使“人祸与天灾站在同一屋檐下”。从生态殖民史看，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掠夺从大航海时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开始，移民和欧洲动植物的涌入、殖民战争以及黑奴贸易迅速改变了殖民地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性。当自由竞争进阶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产生并竞相争夺全球市场与划分各方势力。“资本输出”与“生态权力”在生态帝国主义范畴中日益成为重要的争夺领域，国际间的生态不平等交换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生态领域的新延伸。生态帝国主义国家运用技术—资本的“上游优势”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能源与资源，并形成了“资源掠夺——商品生产——异化消费——生态破坏”的反生态循环链条。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环境困境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从现实运行逻辑看，全球的贫富分化为生态帝国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展开资源掠夺提供了必要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和科技等优势对非西方地区进行资源掠夺，“资本输出”“转移生态危机”“控制劳动力”“鼓励自然资源私有化”等殖民手段不仅强化了第三世界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更造成了世界性的生态危机。

在唯物史观中，资本主义的任何变化形态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性扩张带来了帝国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置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不公正的国际合作、不平衡的自然资源分配、不对等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与生态殖民、大量有毒垃圾的倾卸转移构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真实图景。作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环境领域的一种理论主张和实践诉求，生态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于维持和再生产资本主宰下的压迫性社会权力结构，强化社会控制，从而“保证霸权和不同维度下的非对称社会结构”。在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交换过程中，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已不可分割，处于全球分工尾端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仅通过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以换取现代化必需的资金和技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主导了商品交易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可以对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进行最大化的压价，以此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掠夺与剥削。在遮蔽劳动与资本矛盾的手段中，生态帝国主义国家试图将阶级矛盾转移到生态环境范畴中，如强调生态毁灭、生态危机与全球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并无因果关系。在支配第三世界与自然的双向过程中，生态帝国主义支配人类的权力也在不断增长，并在社会结构领域中演化出了“四种面相”。

二、生态帝国主义“四种面相”之表现特征

生态帝国主义的“四种面相”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态领域结构性表征，也是资本逻辑生态殖民的体现，对生态帝国主义的“面相”可以从四个特征加以把握。

（一）“经济面相”：自然资源私有化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生态领域发展的新形态，是经济至上主义的实体性存在。在生态帝国主义的范畴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具有反生态性，相反，资本与生态二者具有耦合性。生态帝国主义认为“地理扩张—生物扩张—资源扩张”符合全球化的历史趋向，并着力推动自然资源商品化、市场化。生态帝国主义主张自然资源私有化既是现代国家现代化与生态保护的主要手段，也是實现资本逻辑与生态保护协调的主要方式，认为“把环境转换成可以买卖的商品，……赋予环境以商品的属性，赋予它们以价值，就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

在生态帝国主义的“经济面相”中，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并非因果关系，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生态资源没有市场化定价，没有按照市场原则对环境及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其“经济面相”的实践采取了三种主要措施：一是将自然资源分解为特定的商品，使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相分离；二是以资源的供求关系对自然资源进行估价；三是设置各种政策使自然资源服务于市场机制。

自然资源私有化作为生态帝国主义“经济面相”的主要方案，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家认为，要维持西方中心区域主宰的权力结构，就必须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性，使第三世界臣服与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符合剩余资本走向的逻辑轨道，更有利于“对原材料的垄断性控制”。在消费方式方面，生态帝国主义通常以两种路径规避生态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即通过传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产业循环，扩大消费群体的绝对需求量与相对购买力，实现生产—消费逻辑的快速循环，以此减缓产品堆积与“无效开采”，促成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相对的、形式上的健康。

（二）“技术面相”：技术万能论

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中，生态危机的出现及目前存在的生态矛盾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圈的线性发展过程与生态圈的自然循环过程不匹配，只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就能减少生态资源的消耗、预防和控制科学生态危机。

约瑟夫·胡伯认为，应用“低废”和“无废”技术是实现生态经济的必然要求，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科学技术进行绿色改造，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工艺流程，也能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生产与生态相协调。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希冀达到两方面要求——由末端污染治理技术转型为预防型技术、由生态治理的单个技术转变为系统性的技术创新，即完成“技术—生态—社会”互动体系，实现生态技术“研发——扩散——取代旧技术”的绿色转换。

西方技能万能论学者认为，现代化本身是以西方大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引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相互联合与交织，共同将传统社会塑造为工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因此，生态危机的出路是新技术和更加智慧的技术变革加以消解。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不仅是改善自然、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而且还是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方法。科学技术的变革意味着西方生态现代化转向了更安全、高效、节能的全面生态实践，在其视域中，技术革新不仅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绿色闭环，更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手段。

（三）“政治面相”：生态政治霸权与全球资源流动化的“规训术”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权力，所形成的生态霸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具有独立性的生态霸权在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反作用于其本身的生产关系，虽然在历时维度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态帝国主义形态具有先后顺序，但是在共时维度上二者是同时并存的。

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政治面相”中，部分西方理论家秉持着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破坏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生态环境污染越高，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也就越大；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地区国家，生态污染的治理费用低、经济损失小，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对于生态更偏重经济发展。劳伦斯·萨默斯认为，欠发达国家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生命价值要比发达国家低，且对污染的承受力更强。因而，应当允许和鼓励将污染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辟国际市场，以全球空间生产方式支付消耗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费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污染。在这一过程中，欠发达国家获得了物质支持，发达国家则在生态资源的“合理分配”中实现了本国的生态空间修复。生产方式决定了对自然的使用及其评价机制，发达国家较高的人均收入需要获得较高的自然资源占有率，生态资源差异化分配和欠发达国家承接生态污染则更符合经济比较优势。

另外，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政治面相”中，现代社会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源流动化正在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贸易流通的内在契合点。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呈现梯度发展的格局，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生态污染。对欠发达地区或国家来说，环境质量相较于人们的基础生存需求（温饱、交通建设、失业率）来说，是一项普通的需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型和污染型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输出的资本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形成新的工业化区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该区域的工业与农业的资本化改造，为当地人口就业创造机会。

（四）“意识形态面相”：“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生态意识表达

在早期的西方诗歌中，自然资源和动植物获得圆满的方式就在于人的消耗。无论是笛卡尔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社会的附庸，还是培根将自然视为无生命的物质，都强调人就是自然的代理人。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如同血液流淌于资本主义文化中，并演化为“西方至上”的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西方文明中心论视剥夺自然、生态殖民合法合理，甚至纳入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生态帝国主义试图以科学、理性、现代性等力量为其理论寻找支撑，将科学和理性作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天然属性，并在生态殖民中为自身合法性进行辩护。“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早已成为“摆脱压迫”和“维护人类利益”的表达。在部分西方右翼看来，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殖民符合全球化趋势，第三世界这种“失败国家”就应该是“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垃圾的下水道”，而所谓的生态危机就是理论焦虑者“末日审判神话”的把戏。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相中，世界被划分为两部分——“发达的西方文明”与“落后的非西方文明”。发展中国家属于落后的、贫穷的和愚昧的，其发展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较小，其人民与生态资源都是“商品”，应该被西方代表的文明所“享有”。因此，欠发达国家出卖自然资源、“碳排放权”，提供核污染堆积地等，都是理所应当的。“发达的西方文明”和生态优美才是匹配的，而“落后的非西方文明”就应该成为“污水池”。

三、生态帝国主义的“四种面相”批判

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不仅加剧了资本对自然、对人的控制，而且由于其隐蔽性，遮蔽了阶级矛盾与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阻碍了人对资本主义“规训”的认识与反思。布兰德指出：“‘生态帝国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扩展，以及‘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抗衡性运动的成长，其复杂程度恐怕要远远超出当今世界格局或欧美局域下的想象。”事实上，生态帝国主义的多重面相本质上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把脉”，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

（一）经济至上主义“面相”的批判

在生态帝国主义主导的压迫性社会权力结构中，经济至上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对其生产方式和政治理念进行反思，而是片面地谴责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从而占据生态领域的道德制高点以及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事实上，生态帝国主义所维持的压迫性社会权力结构试图将世界一切运行法则交给市场，使市场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仲裁者。这种做法无疑将自然、生态环境推向了“地狱之门”。

在生态帝国主义掌握的经济权力中，经济至上主义愈加合法化。吉登斯指出：“观念的扩散严重依赖于经济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环保主义、“浅绿”或“深绿”等思想与行动，但是从其本质来看，环保主义不过是生态帝国主义试图缓和生态矛盾的一种手段，不仅在理论与行动不彻底，反而愈加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态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日益恶化，因为资本的目的只有一个——无止境的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

面对生态帝国主义鼓吹的自然资源商品化、货币化、商业化以期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波兰尼批评指出：“将商品形式强加在自然世界不仅‘怪异’，本质上还是破坏性的。”生态帝国主义倡导经济至上，目的在于开采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以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消费，其倡导的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维护的是现存不合理、非正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少数人占有生态资源的权力。可见，生态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生态帝国主义所倡导的“绿色经济”“绿色新政”，从未质疑过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更难以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消解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结构性阻力。因为，生态帝国主义本身具有经济至上主义的属性，区域化和局部化的绿色行动无法在根本上消解其经济趋向。生态帝国主义倡导的所谓“绿色新政”不过是迫于全球人民的反抗而在内部进行的选择性生态优化行为，其生态环保行为无法改变资本增殖的本质，“而且很可能会更加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为前提”，因为生态帝国主义的“经济至上主义”既无法有效解决生态恶化，也无法形成生态正义的共识。

（二）技术万能论“面相”的批判

生态帝国主义惯于借助技术的生态改进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性进行辩护。这样“资本便可以支配生态话语，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自然……并试图以符合资产阶级广泛利益的方式，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生态帝国主义所倡导的技术具有两种特征：一是保障资本增殖的前提下试图实现生产关系与环境的协调；二是掌握技术阐释的话语权遮蔽生态危机的根源，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还不够完善。

诚然，生态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技术革新对生态危机的缓解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关系危机的一种，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技术主义的面相往往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工具理性”的态度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试图从技术层面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性生态危机，这本质上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的辩护。

“技术合理性”与“技术统治论”已成为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面相。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霸权中，一面是“资源吞噬机”持续的运转，一面是人类陷入生态恶化与拜物教的双重危机中。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作为资产阶级遮蔽所有制矛盾的工具，往往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态不平等交换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运行法则，天生具有反生态性。这一矛盾在生态领域的表現则是：私人占有生态资源与生态资源公共所有的矛盾。要破解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就必须澄清技术的应用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不同，对技术的应用进行历史唯物的分析。

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将生态危机还原为技术问题。在认识论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人与自然进行简单的主客二分，以机械的或“工具理性”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奶牛”，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良性循环，也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整体性、对象性的存在关系。

绿色、节能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生态问题，但是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中，无论是对人与社会的规训还是对技术万能性的辩护，其本质上都在遮蔽一个事实：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同一过程。生态帝国主义是对全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持续运行的“规训与惩罚”，因为生态帝国主义关注的是剩余价值的剥削与资本的增殖，并非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生态帝国主义的“技术面相”中，人与自然界统统被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遮蔽了人与自然界的真正面貌。由于这种遮蔽，人变成单纯的影子和格式。同时，新的技术以对生命的宰制为攫取利润的方式，不是促进人的发展，反而扭曲了人真正和全面的生活，成为以殖民主义、技术控制和权力规训为表征的“异托邦”现实。

（三）生态政治霸权“面相”的批判

生态帝国主义凭借生态霸权，抹杀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技术应用、人口规模等方面的差别，其宣扬的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调和”路线，本质上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便利地占有和盘剥全球生态资源。就全球生态资源现状和发展实情而言，生态帝国主义所描绘的美好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精英化特征，仅限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生态的“调和”路线缺乏时空的连续性。在生态霸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污染转移顺利地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资本增殖的最大化提供可能。

马克思指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资本邏辑的盛行，使其生态霸权愈加稳固，在生态霸权的支配中，全球生态资源日渐支离破碎并随着资本全球化扩散开来，甚至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进行新一轮的剥夺和危机的再生产。

资本积累的政治合理性遮蔽了世界空间原有的差异性。生态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可持续发展不过是其利用资本优势与生态霸权对第三世界进行更深入的生态殖民与生态剥夺的借口，本质是牺牲第三世界的生态资源以满足生态帝国主义国内生态建设需要，无法脱离其自身狭隘的阶级局限性。资本扩张和积累的“正义”遮蔽了资源的地缘性不平等配置，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在不同地缘间的剥削。生态帝国主义臆想借用“生态主义”的绿色外衣，来遮蔽帝国主义在生态领域对第三世界国家生态资源的盘剥、榨取甚至是转嫁生态危机的主体责任，这是典型的生态霸权主义。

（四）“西方文明中心论”“面相”的批判

“西方文明中心论”作为生态帝国主义的“文化面相”，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导向，是资本主义在生态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往往撇开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性原因和主体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当下生态危机负责，无视和抹杀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差异，否认资本及其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全球化的事实。可以说，“西方文明中心论”保障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的利益。在“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生态帝国主义的任何“生态努力”，都不是矫正自身不正义的生态行为，而是为了更大范围地开拓生态资源市场和转移生态风险，从而获得更大收益。生态帝国主义者所关心和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部分人群生活质量的提升，至于污染转移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破坏和人们生态权益受损问题，他们则表现出始终如一地漠不关心。

根深蒂固的“控制自然”“控制人类”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往往成为生态帝国主义通畅在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合法性功能和主导权都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天然属性中找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走向历史的终结，为了阻碍这一必然进程，资产阶级往往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以此遮蔽资本扩张、经济剥削和劳动异化的秘密。在生态领域，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经济权力掩盖社会现实的颠倒，对于存在的阶级关系矛盾，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体系则会营造其他镜像并对此加以遮蔽。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颠倒了意识与现实的关系，“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的过程了”。生态帝国主义在争夺生态问题解释权中往往塑造了颠倒的生态错觉，将生态危机的出现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原罪”。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离与对立往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被遮蔽，生态帝国主义则往往凭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着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卫道者的形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竭力将资本家的利益抽象为全社会的利益，通过制造资本的合法性来掩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正如彼得·圣吉指出的，“这个世界正陷入深层的、愈演愈烈的生态不平衡和社会不平衡之中”。其原因在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和自以为是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从历史上来看，发达资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当今世界气候失律的主因；从现实看，当前生态危机的出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生态殖民与生态剥夺不无关系，包括对生态危机的不作为（比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生态帝国主义的做法无一不契合“西方中心论”。

四、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破解

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如何破解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在消解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危机的方案中，资本主义的异质性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者所谓的限制经济增长以保护生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更不具有现实性。因此，倡行生态正义、坚持人民逻辑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成为消解生态帝国主义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必然之举。

（一）倡行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不同于社会正义，指向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每个人既共同享有生态权利也合理地承担生态义务，是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的命题。

面对帝国主义的多重面相，倡行生态正义强调的是立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同命运，反对生态霸权行径、合理地调整生态资源“开发——分配——消费”环节，要求在保障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良性互动。生态帝国主义衍生出的生态哲学往往囿于伦理说教，甚至异化为维护生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无法真正聚焦生态正义和消解生态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恶化的“物质断裂论”，无论是美国的“地力损耗”、英国与法国的“森林消失”，还是德国的“气候改变、江河淤浅”，资本轨道与生态的割裂关系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地方就会出现生态问题。列宁十分清楚，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不同，帝国主义时代的现代生态困境已经蔓延全球。在列宁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受资本逻辑宰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割裂了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界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生态帝国主义就是分配“一小撮人”的资源占有权，异化的生产方式、分配模式与消费结构只会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不断加深。而生态帝国主义的消解，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不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仅仅一味地推行所谓绿色环保运动，对生态危机而言是治标不治本的。

就现实实践模式而言，生态正义要求构建公正的生态责任观。在生态治理范畴中落实“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面对生态与经济双重难题的首要责任是消除贫困；发达国家应承担保护生态的历史职责，完成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任务。世界各国要共同抵制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反对生态问题政治化，重构公平正義的全球生态秩序，积极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合作。

（二）坚持人民逻辑

在生态帝国主义的诸多面相中，环境保护运动往往演化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行为，甚至成为生态帝国主义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支配第三世界的现实权力。对此，要坚持人民逻辑，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

福斯特指出，在资本逻辑中，资本对生态资源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利润。面对生态帝国主义，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绿色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骗局。在生态领域嵌入资本逻辑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更遑论构建符合全球生态正义的格局。在生态领域坚持人民逻辑就要树立科学的自然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和破坏生态资源的发展模式已然无法持续性发展。加内特·哈丁认为，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和解的关键在于对自然资源进行严格管理，违背者要付出有法可依的代价才能防止“公地悲剧”。因此，在促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中需要明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责任，坚持国际共同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的过程中，坚持人民逻辑不仅要注重效率和物质利益，更要考虑全球生态平衡，因为美好的生态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一部分。既要兼顾人类自身的发展，也要兼顾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其它物种的发展，使其与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相平衡协调。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人的价值相较于资本价值的优先性与重要性，以人民逻辑代替资本逻辑，要求发展具有促进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和生态效应的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对各类生产要素配置的积极作用，引导科学技术合理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

（三）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生态帝国主义在生态领域造成了诸多矛盾与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与生态的天然对立性，指出“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肥力的破坏”“无产阶级生存空间的持续性恶化”是资本权力颠倒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为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指出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真正解决；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也就消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基本条件。

面对全球生态风险与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异质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整体逻辑，在生态领域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彰显人与自然的整体历史观，指向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解。诚然，西方伦理学也曾表达了“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但是由于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具理性”思维范式难以消解，其本身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在其思维范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两种——“服从”和“征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着深厚的土壤，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天人合一”，人生于天地之间，天然地与万物是共生存在的生命共同体。人异于万物即在于人既有“天地之心”的道德意识，也有“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倡导“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自然观，本质上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的思维。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底蕴，在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拒斥生态帝国主义的“工具理性”与“人类中心主义”。在现实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倡导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可持续的消费观。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人类社会、自然界作为共生性的整体处于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状态，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全球共同的责任，注重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涵盖着传统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生态文明，为人类生态文明现代化提供了系统的中国智慧，践行着马克思所倡导的“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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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1.

［16］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

［17］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郭中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49.

［18］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9］史小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功能研究［M］.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40.

［20］李庆霞，孙晓黎.资本主义社会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的内在机制探究［J］.教学与研究，2021（5）：105-112.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5.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7.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2.

［24］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M］.李晨晔，张成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言4.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7.

［26］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40.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责任编辑：雨蕙】

基金项目：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及其绿色发展理念研究”（22NDJC048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甄玺（1994—），男，山西运城人，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