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山遗址与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相关问题*

段天璟 高云逸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众所周知，东北地区史前玉器起源时间早、发展连续、阶段性特征明显，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点。

东北地区的玉器产生于公元前5000年以前，或可称之为查海时代[1]。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活跃着兴隆洼、西梁、新乐下层、左家山下层、双塔一期、新开流、哈克一期、北山洞遗址第三期、小南山等文化或遗存[2]。其中，小南山、兴隆洼、西梁、双塔一期、哈克一期、北山洞遗址第三期等文化中发现了玉器。

从已有发现来看，辽西地区是东北地区玉器出现较早的区域之一，年代可上溯至兴隆洼文化，该地区存在着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序列[3]，并产生了繁荣的玉文化[4]。

近来，地处东北地区东边、乌苏里江西岸的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资料颇引人注目，将研究者探讨东北地区玉器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目光引向乌苏里江流域[5]。

乌苏里江流域和辽西地区分别位于东北地区的东、西两边。小南山遗址和兴隆洼文化均发现玉器的情形颇耐人寻味，对讨论东北地区玉器起源和诸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小南山遗址：东北早期玉器研究的重要线索

小南山遗址出土遗存的特征鲜明，年代较早。所以，讨论和明确小南山遗址出土遗存的年代与性质问题成为探讨我国东北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玉器问题的重要前提。

1971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对小南山遗址的发掘是该遗址开展的首次考古工作[6]。简报刊布了8件陶器标本，未交代出土的具体单位及其层位。因此，我们以其他相关遗址的材料为参照探讨小南山遗址出土陶器的相对年代。

首先，1971年小南山遗址出土陶器至少包含两类遗存。一类是T6出土口沿呈锯齿状的花边口陶片（图一，3），与吉林白城双塔遗址[7]一期ⅡT118②:3陶盆相近，T4出土施指甲状按压纹的陶片（图一，4）亦见于双塔一期。值得注意的是，嫩江汇入的松花江与乌苏里江均属黑龙江支流。小南山遗址与双塔一期遗存共见相似的文化特征应非偶然，两地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关系。第二类，T6出土陶片所饰弦纹及波浪纹（图一，2）与新开流遗址[8]Y1:10器表纹饰相同，说明新开流文化或曾在小南山遗址出现。于是，我们将小南山遗址1971年出土的新石器遗存分为两组，甲组以花边口陶器为代表，乙组以弦纹、波浪纹陶器为代表。

2015年，小南山遗址的发掘[9]为我们深入认识该遗址出土陶器提供了条件。发掘分为3个区，其中Ⅰ区和Ⅲ区发现了墓葬。在Ⅲ区共清理9座墓葬，除15M1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第③层外，余皆叠压在第③层下。墓葬中仅发表1件陶罐（图一，1），其颈部饰平行凹弦纹的特征亦见于遗址1971年乙组的陶器（图一，2），故可将其归入乙组。此外，第③层出土的陶罐（图一，5）所饰窝点纹与甲组T6出土陶片（图一，3）相仿，二者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2015年发掘出土的陶器及其层位关系亦证实了1971年出土陶器可分为甲、乙两组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图一 小南山遗址出土遗物

1991年，该遗址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墓葬（以下简称91M1)，出土玉器67件，种类包括玦、匕形器、环、珠、斧、簪、斜刃器和矛；一并刊出的还有1982年采集到的玉璧、石质弯条形器及骨凿[10](图一，6～14)。囿于没有发现陶器，学界对这座墓葬年代大致存在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该墓葬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11]。另一种推定其相当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距今7500年左右[12]。还有主张将出土玉器分为两个阶段，以玦、匕形器为代表的早期相当于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以环为代表的晚期相当于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早期，距今7000～6000年[13]。此外，墓葬的文化属性也不明确。

15M2、M3 和第③层中共发表12 件玉器，其中有珠、管、璧、斧和玉料（图一，15～19），这些出土单位的年代均不晚于1971年甲组。另外Ⅰ区出土的层位上不晚于甲组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穿孔弯条形器、璧、匕形器、环等玉器[14]。前三类玉器与1982年采集的石质弯条形器、玉璧及1991年M1出土的玉匕形器形态相仿，表明1982年采集遗物、91M1与2015年发掘墓葬应存在关联。

玉器的发展演变速率较陶器缓慢，因此仅通过形态比较尚不足以准确确定其年代和文化属性。以往研究表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玉器的种类存在差异，吴丽丹等将公元前6000至前4500年视为东北地区的玉器“发生期”，玉器种类包括“玦、匕形器、管、珠、斧、锛、玉蝉等”[15]。可以看到，91M1和2015年发掘墓葬出土玉器类别均未超出东北地区玉器“发生期”的基本组合，不会晚至红山文化晚期，这与前文所得出的结论相契合。小南山遗址历年出土玉器的年代上限应不晚于1971年甲组所代表的时期。

2015～2017年，小南山遗址共清理了41座第③层下开口的墓葬。出土玉器包括匕形器、弯条形器、璧、环、珠、斧、管等，部分玉器表面留有砂绳切割痕迹[16]。2019年的发掘再次发现了玉玦[17]。91M1中玦、匕形器、环、珠、管及斧的基本玉器组合又一次比较完整地揭示出来了，故它们应属同一时期。

无独有偶，91M1和15M2、15M3墓坑中都有填充碎石层及红烧土层的现象，这些特征也暗示着它们的年代和性质相仿。

发掘者将2015年第③层及其叠压的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小南山文化，其中15M2和15M3的碳十四测年分别为距今8775～8595年、9135～9010年（经树轮校正）。综上可知，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当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

需指出的是，由于乌苏里江流域可供对比的材料较少，关于15M1的年代和性质的问题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讨论。

张忠培曾推断我国黑龙江地区不但能找到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可能至少存在两个独立起源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指出“渔猎经济的提升，在某些地区也能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18]。

小南山遗址2015年发掘墓葬出土遗物中，石叶、细石核、箭杆整直器以及数量众多、出土概率极高的石镞，表现出浓郁的渔猎经济色彩，这一情形与同时期的双塔一期遗存相类。同时两个遗址都发现有玉器。可见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经营渔猎采集生业方式的先民完成了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文化转变，而玉器的产生与渔猎经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小南山遗址的一系列发现，为我们深入认识玉器在新、旧石器时代转化中的作用及其与渔猎经济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二、兴隆洼文化：东北地区玉器发展的认识基础

兴隆洼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同时期材料积累最多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对周邻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判定具有标尺性的意义。

在已公布材料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当中，查海遗址出土遗存最为丰富，单位间打破关系较多，是兴隆洼文化分期研究的首选。该遗址有陶器发表并存在层位关系的兴隆洼文化单位有以下5组[20]：（1）H26→F33；（2）H25→F32；（3）F30→F24；（4）F37、F27→F28；（5）F47、F48、F52、F55→F49。

第1组中仅有一组2件筒形罐可供对照，因此分期研究只能依赖于其他4组层位关系。陶器组合以筒形罐为大宗，器物造型简单，阶段性变化较弱。相比之下纹饰演变及组合的时序性特征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以上述4组层位关系中所涉及的12个单位出土陶器的主体纹饰[21]为着眼点，总结陶器纹饰的阶段性特点，并以此为标尺对该遗址其他单位进行归纳分析。

第2组中，H25出土两件陶器分别施斜线纹和之字纹。H25所打破的F32出土陶器以交叉纹、尤其是潦草交叉纹和素面为主，不见之字纹。

第3组中，F30出土之字纹陶器占绝对比重。F24出土陶器以人字纹为主，其次为潦草交叉纹、草划纹和网格纹。在F24:12筒形罐居主体的人字纹之下还施一周连续排列的横压竖排之字纹，多见于器底。

第4组中，F37发表的两件筒形罐均饰之字纹。F27出土陶器以潦草交叉纹和素面者居多，之字纹其次。在F28所发表的陶器中，潦草交叉纹、规整交叉纹和人字纹占较高比例。以之字纹为主体纹饰的仅一件，且施纹不甚规整。

第5组中，F47和F52出土陶器中均只见短斜线纹和之字纹；F48出土陶器以规整之字纹和短斜线纹为主体；F55出土的20件陶器中除短斜线纹和素面各一件外，余均为规整之字纹。被以上四座房址打破的F49出土陶器情况则大不相同，以窝点纹为主，潦草交叉纹、网格纹、素面其次，不见之字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第2、5组中被打破者（F32、F49）出土陶器不见之字纹和人字纹，窝点纹和潦草交叉纹占主导地位，同时素面陶占有较高比例。第3、4组中被打破者（F24、F28）出土陶器所饰潦草交叉纹、人字纹和网格纹占有较高比重，存在少量之字纹，但施纹较为粗糙，且往往是以辅助性纹饰的形式出现的。

表一 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遗迹分段表

图二 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筒形罐、鼓腹罐分段图

4组中的打破者（H25、F27、F30、F37、F47、F48、F52、F55）出土之字纹的比重占据绝对优势，除F27外，其余均在50%及以上。

F32和F49为代表的阶段占有较高比例的窝点纹和素面风格显然延续了年代较早的小河西文化的传统。H25和F30所代表阶段发达而规整的之字纹是在以F24和F28为代表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于是，通过对诸单位出土陶器纹饰的分析可将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遗存分为三段，代表了兴隆洼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早段以潦草交叉纹、窝点纹和素面为主，不见之字纹，以F32、F49为代表（图二，11～15）；中段交叉纹由潦草向规整方向转变，人字纹所占比重上升，新出现原始的之字纹，以F24、F28为代表（图二，6～10）；晚段规整之字纹占绝对统治地位，潦草交叉纹、人字纹和网格纹显著减少，短斜线纹、几何纹等比例极大提升，以H25、F27、F30、F37、F47、F48、F52、F55等为代表（表一；图二）。

玉器的阶段性变化不如陶器敏感。兴隆洼文化中，仅有查海和兴隆洼遗址提供了玉器与陶器的共存关系，因此考察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年代及其发展阶段问题应以这两处遗址为依据。

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处于公元前6200～前5000年之间[22]。不过据已发表的材料看，玉器的出现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形成年代。兴隆洼遗址仅披露了M117出土的两件玉玦[23]（图三，8、9），M117属F176的居室葬，二者可视为共时的单位。F176发表的一件筒形罐形态及纹饰组合与查海遗址中段D4:1（图二，7）相同。

查海遗址共出土41件玉器，基本组合为玦、匕形器、斧、凿、管五类。依本文关于兴隆洼文化的分期及查海遗址出土玉器的组合与形态，可将该遗址兴隆洼文化玉器发展分两个阶段，兴隆洼文化早期单位尚未发现玉器，因此玉器发展的两个阶段分属查海遗址中、晚段（图三）。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讨论小南山遗址15M1的年代、性质以及兴隆洼文化与小南山文化玉器的年代关系问题。

小南山遗址15 M 1 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第③层及15M2。鼓腹罐15M1:1，束颈，鼓腹（图一，1），整体形态与查海遗址晚段F16:127（图二，4）几乎完全相同。前者颈部饰平行凹弦纹，装饰理念与查海遗址晚段T0415①:1（图二，5）一致。可知它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即小南山遗址15M1年代相当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晚期。

小南山遗址1971年乙组和15M1:1鼓腹罐均见弦纹带，因而15M1应归属于新开流文化。新开流文化的绝对年代处于公元前5500～前4500年之间[24]，这亦再次证明了我们对小南山15M1年代的判断。

15M1打破第③层及其下开口的墓葬15M2，说明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或早于新开流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晚期。如前所述，第③层出土陶器的装饰风格与双塔一期遗存具有共性特征，二者年代应相当。双塔一期遗存的绝对年代约处于公元前9000～前6000年的范围之内[25]，据此判断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15M2和15M3的碳十四测年，均早于公元前6500年[26]。近年研究显示，兴隆洼文化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前5600年左右[27]。

图三 兴隆洼、查海遗址出土玉器

于是，结合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推断，小南山遗址15M2、15M3以及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当早于兴隆洼文化早期。

因之，小南山遗址早期墓葬出土的这批玉器成为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群，从而将我国用玉的历史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再次向前追溯。同时近年的数次发掘明确了该遗址出土玉器的年代和性质，从而为澄清长期以来的模糊认识提供了新的基点。

综上，我们将小南山遗址历年出土遗存划分为两种考古学文化，即1971年甲组、91M1和近年发掘的第③层及其下开口墓葬所代表的小南山文化，以及1971年乙组和15M1所代表的新开流文化。小南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新开流文化。

小南山文化先民率先掌握了辨玉与制玉的技能，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琢玉工业，东北史前时期尚玉的传统由此发端。稍后，兴隆洼文化在玉器生产上勃然兴起，并出现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等与小南山文化相同的器类。不仅如此，二者的共性特征还表现为砂绳切割的制玉技艺，暗示出它们不同寻常的文化联系。

图四 塔布敖包遗址出土遗物

三、东北地区早期玉器及其考古学文化格局

除小南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外，辽西地区北部边缘的西梁文化、海拉尔河流域的哈克一期遗存及嫩江源头的北山洞遗址第三期遗存也零星发现有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玉器，为我们更为全面地掌握东北地区早期玉器的流布提供了材料支撑。

2009年发掘的赤峰市巴林左旗塔布敖包遗址Ⅱ区出土陶器仅有筒形罐和钵，纹饰以附加堆纹和各类压划纹组成的复合纹为主，发掘简报将该类遗存认定为兴隆洼文化[28]。近来，杜战伟提出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并非兴隆洼文化而是西梁文化，并判断其年代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早期[29]。朱永刚将以西梁遗址[30]和塔布敖包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称为“西梁类型”，年代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31]。

首先，从文化面貌来看，遗址出土陶器上发达的条形附加堆纹极具指征性（图四，1、2、5～7、9），这种呈数条平行排列和呈几何形布局的附加堆纹完全不见于兴隆洼文化，二者间文化面貌的差异可谓泾渭分明。其次，就分布区域而言，塔布敖包和西梁遗址代表的文化遗存仅见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以西拉木伦河南部为核心分布区的兴隆洼文化形成了南北对立之势。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宜将塔布敖包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归入西梁文化。

塔布敖包遗址中除居主导地位的条形附加堆纹以外，还伴出少量典型的分段施纹的具有兴隆洼文化特点的陶器。例如，ⅡF1出土的两件筒形罐所饰交叉纹十分规整（图四，3、4），年代可能晚于兴隆洼文化早期。另外，ⅡF1:9由弦纹带、经戳压的附加堆纹和交叉纹构成的基本组合（图四，4）与查海遗址中段D4:1（图二，7）如出一辙，陶器上规整的人字形纹（图四，7、8）同样具有查海遗址中段特征（图二，8）。因此，塔布敖包遗址西梁文化遗存的年代似应相当于兴隆洼文化中期。

显然，兴隆洼文化因素的存在并不足以改变遗址主体文化构成的基本性质，这恰恰表现出西梁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密切联系。耐人寻味的是，这不但体现为两种因素在同一单位内共存，还表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人字纹两种特征纹饰共饰一器的现象（图四，7），生动地体现了两支考古学文化由互动到交融的历史图景。

塔布敖包遗址还出土一件穿孔玉弯条形器（图四，10），是目前仅知的西梁文化玉器。兴隆洼遗址曾出土一件同样形制的玉器[32]，两者之间似应存在一定联系。当然就现有材料尚难以准确地判断其影响方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南山遗址1982年采集（图一，9）及近年出土的玉（石）弯条形器年代均早于兴隆洼文化和西梁文化。

呼伦贝尔市哈克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陶器仅有筒形罐，且均为残片，无完整或可复原标本。除素面外，纹饰仅绳纹一种，部分罐口经过按压呈花边状[33]（图五，1～3）。这类素面、绳纹及按压花边口的筒形罐在东辽河流域双辽市盘山遗址H1[34]中也有发现。盘山遗址H1的年代处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35]，推测哈克遗址第一期遗存年代与兴隆洼文化及西梁文化大体相当。

哈克遗址M3出土的一件玉匕形器，器身窄长，两端呈圆弧状。一端对钻圆孔，其顶端打磨出一个缺口（图五，4）。其形态与小南山91M1出土的两件玉匕形器（图一，12、13）相似，尤其是穿孔上方制出缺口的做法与91M1:23风格一致。这些共性特征显然不是巧合，恰恰传递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信息。

图五 哈克遗址、北山洞遗址出土遗物

此外，地处嫩江源头的伊勒呼里山北麓北山洞遗址第三期遗存也发现了玉器[36]，是目前我国出土史前玉器纬度最高的地点。共出土6件玉器，简报刊布了玉珠、玉坠各一件（图五，8、9）。陶器均为筒形罐，除素面外多装饰附加堆纹。附加堆纹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不经按压的锐棱状（图五，5），另一种于附加堆纹上按压出菱形纹（图五，7）。唇面上多按压出长条形窝点，形成花边口（图五，6、7）。

陶器唇部按压花边的做法具有双塔一期遗存的显著特征，但锐棱状附加堆纹则是后套木嘎遗址二期遗存的标志性特点。据此判断，北山洞遗址第三期遗存应稍晚于双塔一期遗存，而与后套木嘎二期遗存[37]存在并行阶段。该遗址第三期遗存共有6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均集中在公元前6000～前5700年之间（经树轮校正），这与陶器形态的分析结果吻合。

乌苏里江流域和海拉尔河流域、嫩江流域虽分处于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的东西两翼，但就大的地理单元而言，它们均属于黑龙江流域。水系的连结有效地维系并推动着沿线内史前人群的联系，在此空间内若干个文化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并逐渐形成了与辽河及其延伸地带南北对峙的文化格局。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东起三江平原，西至呼伦贝尔草原，南自辽西山地，北抵伊勒呼里山之阴，东北的史前玉器就已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成为这一阶段区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重要地域特征。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玉器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被上述区域所环抱的广袤东北平原仅有双塔一期遗存发现了一件玉珠。那么，这种态势究竟是历史实际情况的反映？还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过去在东北平原曾采集到大量的史前玉器，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出土单位和共存陶器，学界对其年代和性质的认定尚未达成一致[38]。相信随着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地域分布、阶段特征及互动流变等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