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 · 诺塔奇《内衣》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解读

【摘要】《内衣》是著名美国非裔女作家林恩·诺塔奇早期重要作品之一，该剧体现了诺塔奇对于20世纪初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与思考。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出发，试从身体空间、身体外部空间两个角度出发，揭示女性在性别化空间分隔中承受的性别权力压迫与束缚，以及女性是如何在其中沦为边缘地位与不被言说的客体。与此同时，该剧也揭示了女性反抗性别空间压迫的可能性，她们能够借助姐妹情谊、掌控自身身体等手段来汲取重塑甚至颠覆性别化空间的力量。

【关键词】《内衣》；女性主义地理学；性别；空间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6-000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6.002

林恩·诺塔奇（Lynn Nottage，1964—）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之一，曾凭借作品《毁灭》 《汗水》分别于2009年、2017年两度获得普利策戏剧奖，一举成为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剧作家。诺塔奇的作品深切关注边缘人物，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成长与生存状况。《内衣》 （Intimate Apparel，2006）是诺塔奇最负盛名的早期作品之一，由其曾祖母的一张旧照获得灵感，创作完成后，该剧在加州首映，转而在外百老汇多次上演，反响热烈，并成为美国上演次数最多的戏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2004年斩获纽约戏剧评论界最佳戏剧奖、外百老汇外环剧评圈大奖两项大奖，为林恩·诺塔奇的“戏剧女王”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衣》围绕35岁的单身黑人女裁缝伊斯特，刻画出了一幅20世纪初纽约各色女性群像，其中包含黑人妓女梅梅、白人社会名流范布伦夫人、黑人房东迪克森太太等人。女主角伊斯特独身多年，除了犹太裔布料商马克斯先生，她日常极少与男性来往，直到一封来自巴拿马的书信终结了她的孤独。在两位顾客范布伦夫人与梅梅的帮助下，目不识丁的伊斯特与巴拿马运河工人乔治频繁书信往来，并且飞速确定了婚姻关系。然而，婚后来到大都市纽约的乔治开始吃喝嫖赌，最终骗取了伊斯特多年积蓄挥霍一空。剧本末尾，孑然一身的伊斯特又再次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公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到女性群体，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女性主义地理学也就此诞生。将“性别”与“空间”作为两大关键研究对象，女性主义地理学深度探索性别与空间的关系，对于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空间，重新从性别视角进行解读，从而揭露出空间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主义地理学直面性别二元划分结构，批评传统男性建构下的空间表征，试图挑战与破除习以为常的性别认同与空间分隔。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出发，试图探讨诺塔奇《内衣》中女性在身体空间、身体外部空间两个维度所承受的性别压迫与束缚，并且试析女性在性别空间压迫下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身体之重

著名英国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琳达·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提出将身体也视作一种地方，并将其作为研究空间是如何与性别相关的重要视角。福柯将身体描述为文化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认为身体是受到事件铭刻的表面[10]169。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同样采用福柯这一观点，研究身体作为一个空白表面是如何被铭刻为社会文化的加工品，以及身体如何同时重复铭刻并投射自身到它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该环境既生产又反映了身体的形式与利益[7]87。列斐伏尔曾经提出，“整个（社会）空间都始于身体。”[6]596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承受的性别权力压迫，也从身体这一小小社会空间单位开始。男权通过诸多手段塑造自身理想的女性身体形态，使之成为任其主宰的客体、身体承受着漫长的禁锢之苦。

在《内衣》中，女性人物身体承受的禁锢首先便表现在“内衣”这一全剧核心意象上。长期以来，内衣作为一种女性身体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融合产物，就被建构成为专属女性的象征符号。世界各地女性穿着内衣的历史悠久，西方最早的内衣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一种名为紧身塔的紧身胸衣，这种内衣材质坚硬，能够紧紧包裹住女性身体，塑造出男性喜爱的曼妙曲线。从那时起，直至1913年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文胸在美国纽约诞生之前，尽管历经多重改良，紧身胸衣始终作为最主要的女性内衣类型风靡于整个西方世界，《内衣》中的女性人物们也不例外。女主角伊斯特谋生的主要方式便是为形形色色纽约女性量身定制紧身胸衣，依靠这份工作，她从一位身无分文的南方黑人女孩逐渐在纽约站稳了脚跟。除了其精湛的缝纫技艺之外，也可窥见当时纽约女性对紧身胸衣的蓬勃需求。

《内衣》中，白人名流范布伦夫人试穿了伊斯特为她制作的新潮紧身胸衣，初试时感觉有些暴露，认为带子需要收紧。然而，当她得知这款胸衣与伊斯特为一位妓女客户所做的一模一样时，态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厌恶也随即转为喜爱。这位上流社会的白人女性甘愿自降身份，只要能挽回丈夫的心。无独有偶，女主角伊斯特在意外发现新婚丈夫乔治出轨妓女梅梅后，第一反应也是换上与其款式相似的紧身胸衣，以期重新唤起丈夫对自己的兴趣。紧身胸衣将这些女性紧紧包裹在美国父权社会之中，而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内部，女性客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凝视。“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8]227在性别权力结构中，福柯所提出的这种凝视机制同样产生作用。在男权目光的凝视下，剧中女性们丧失了自身身体是否美麗的评判权，她们透过男性的目光看待自己是否足够性感、娇媚？是否穿着紧身胸衣、穿着何种款式的紧身胸衣，诸如此类的抉择其实都非出于其自身的价值判断，而是为了迎合审美主导者——男性们设置的标准。她们将自己的身体如同一件物品一般修剪雕琢，并深信只要穿上特定的衣服就能让男性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一件件制作精美的紧身胸衣也成了规训她们身体最完美的工具。

此外，《内衣》中妓女梅梅这一人物的塑造，还向观众展现了另一种男性束缚女性身体的方式——性控制。梅梅是一位工作多年的美丽黑人性工作者，为了逃离家庭暴力，她来到纽约从事妓女工作，却陷入了男权社会中另一个无法逃离的漩涡。在纽约，梅梅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卧室，这间卧室既是她的私人住所，又是她的工作场所。她曾对伊斯特抱怨：“又抓又推，只花一美元，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你……他们真的令我恶心，总是充满酒气……”[1]18在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性成为男性顾客花钱购买的商品，他们以金钱来消费梅梅的身体，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梅梅自身的快感和欲望则完全被压抑，只为了换取微薄的财富和狭小的生存空间。即使在与后来成为她情人的乔治交往时，梅梅的剥削地位也未被扭转。波伏娃曾指出，“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9]629乔治在纽约是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失败青年，但当他进入梅梅狭小的卧室，通过占有地位低于自己的妓女身体，他重新找回作为男性的支配感，那被资本主义与种族歧视挫伤的男性气质也获得了一定修复。不难发现，梅梅身体再次成了不被言说的客体，主体性完全湮灭在了男性的欲望之中。

二、束缚重重的外部空间

家庭空间通常给人一种安全庇护所的印象，让人感受到幸福和稳定。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家宅最宝贵的益处便是，家宅庇护着梦想，家宅保护梦想者。”[3]4然而，在父权社会中，家庭空间却不总是与温馨挂钩。家庭空间也是女性处于边缘化境地的集中场所，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或丈夫恒常处于统治地位，拥有家庭空间的绝对主宰权，而女性仿佛寄人篱下的外来者一般，无论是生存空间还是从事的活动都受到诸多限制与阻碍。在《内衣》中，妓女梅梅从小就热爱演奏钢琴，尤其钟情于带有非洲音乐节奏的雷格泰姆乐曲。她梦想有一天成为专业钢琴音乐家，在布拉格举办自己的音乐独奏会。然而，在她家乡孟菲斯的家中，每当她练习演奏雷格泰姆乐曲时，却都会遭受父亲的残酷毒打。在这样的家庭空间里，客厅并非“我们的客厅”，父亲是真正的拥有者，他拥有绝对权威，可以随意对待女儿。只要他对女儿的学习内容不满意，便可以忽视可能对女儿身体造成的伤害，采取暴力终止她的活动。然而，一件事情正确与否，判断的标准却仍是在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父亲手中。尚未独立的女儿无权表达内心愿望与喜好，只得退回自己的小小卧室、长期在恐惧中长大。

女性在原生家庭空间中可能受到父权社会的规训，但即使在脱离原生家庭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后，她们面临的情况也未必会改善。琳达·麦克道威尔认为，“社区通常用来标明小尺度、空间上有边界的地区，并假定区域内的全部居民或部分居民，具有某种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共同特征。”[7]137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在《内衣》中，社区给女性自我身份认同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体现。当顾客范布伦夫人问伊斯特是否需要帮目不识丁的她回信给追求者乔治时，她忧心忡忡地答道：“不，我没有什么可介绍自己的。我和七个无亲无故的女人住在一起，为女士们缝制内衣。但那不是给绅士们看的。”[1]14她的身份感首先便与其居住状况紧密联系。寄宿公寓大楼像是一个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的社区，每位女孩的最终归宿似乎都是找到一位丈夫结婚并离开。与此同时，虽然伊斯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都会去社区附近的教堂礼拜，但即便在教堂这个她喜爱的公共空间，也存在着很多专属已婚夫妇的社交活动。由于未婚身份，伊斯特多年来被拒之门外。随着社区中所有相识的女孩都逐渐结婚，未婚的伊斯特感到越来越焦虑。每有一位女孩离开，她就加深一遍自己也应当找到一位丈夫结婚的认知。这种焦虑部分源于父权制中固化的性别角色期待：女性被期待进入家庭私人空间，照顾丈夫和子女等；而男性则与公共空间紧密相关，从事政治经济等生产性活动。单身的伊斯特本是全剧最具身体流动性的女性人物，得益于裁缝这份支薪工作，她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漫游于市区的部分公共与私人空间。但这样的女性仍与社区中所有女性一样，无法从主观意识上超越性别界限，不得不遵守父权社会的传统性别气质规范和角色要求。仅凭几封书信来往，她便仓促嫁给了素未谋面的巴拿马青年乔治，将这场婚姻认作帮助自己摆脱眼前困境的救命稻草。

然而，选择进入婚姻、再次退回至家庭空间的女性仍不可避免男性权力的侵袭。丈夫与妻子在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处境呈现出支配与依附的对立关系[5]79。基于西方基督教思想，丈夫被视为婚姻中的主宰者，而妻子则处于依附地位，无法独立支配财产或订立契约。长期深受主流话语体系影响的女性，难以避免主体性意识不足，在精神层面上依附于男性。比如，在与乔治结婚后，尽管伊斯特仍然外出工作赚钱，但她也开始时常进入厨房，为丈夫精心烹饪他喜欢的食物，并等待他回家吃饭。在家庭空间内，不同于书房这类象征知识的支配性空间，厨房通常被归为服务整个家庭的依附性空间，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将厨房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并认为家庭空间中最为激烈的斗争实际就发生在厨房内，谁能够逃离厨房，谁也就掌握了家庭空间真正的支配权。由此，伊斯特内心对于妻子从属地位的认可也就可见一斑。此外，在乔治找寻工作屡屡受挫时，伊斯特安慰他道：“我是你的妻子，无论我得到什么，都是你的”[1]53，尽管她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却不注重保护自己的个人劳动财产，甚至将所有积蓄给了乔治做生意。这表明伊斯特无意识地认同了社会关于丈夫作为财产支配者的观念，并在实践中按此行事。

三、反抗的可能

男权社会通过一系列手段建构并强化了性别化的空间，让女性在其中承受着诸多压迫。在男性霸权下的性别化空间之中，女性是边缘化的“第二性”。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看来，边缘地位也赋予其中的人们全面看待世界的方式，即“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4]9，其中充满对抗与解放的可能性。胡克斯还提出“姐妹情谊”应当作为女性对抗男权压迫的强大武器，并提倡所有女性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同在男性掌控的性別化空间中获得温暖与真情。特别是对于美国黑人女性而言，共同的历史背景与相似的成长经历，使得她们之间更加容易结成一种特别的精神纽带。作为一位非裔女性主义剧作家，诺塔奇在诸多作品中都曾流露出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姐妹情谊”意识，如在《毁灭》 （Ruined）中就有妈妈纳迪与女孩们在战乱背景下守望相助、共同对抗军队男性霸权势力，《内衣》也不例外。

在《内衣》中，许多幕的舞台说明中都曾涉及不同的卧室布置，剧中女性人物的活动也大多发生在卧室之中，房东太太每每都是进入伊斯特的卧室与其交谈，女主角大多数时候也是进入女性顾客的卧室为她们提供服务。那么，这就会让观众开始思考，让某个女性频繁进入其他女性最为私密的私人空间——卧室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于男性在场时的压制与束缚，剧中女性在卧室共处时展现得更为融洽和谐，只有在此时，卧室才变成了女性们在父权制下得以短暂喘息的物理空间。在伊斯特与白人顾客范布伦夫人的关系中，虽然二人种族和阶级不同，但在听说了范布伦先生的所作所为后，伊斯特仍然跨越社交边界，表达了对她的关怀，并鼓励她勇敢走出家门打破局限。伊斯特与黑人妓女梅梅之间更像是姐妹一般，她们愿意倾听彼此的梦想，真正关怀对方的命运。伊斯特得知梅梅梦想成为钢琴家后，特别留意自己常去的教堂唱诗班是否有空位，希望帮助她摆脱妓女职业。而在伊斯特与房东迪克森太太之间，则将黑人女性情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伊斯特苦恼自己嫁不出去而妄自菲薄之时，迪克森太太时常赞许她过人的缝纫天赋与善良细心的品质，并告诫以她的谋生能力不需急于依附任何男性。眼见伊斯特即将盲目跨入一场不靠谱的婚姻，迪克森太太不惜弄僵关系也要劝阻她。而当伊斯特最终婚姻破裂、重新回到寄宿公寓，迪克森太太依旧不计前嫌，用最温暖的拥抱接纳了她的回归。在伊斯特失去一切，是迪克森太太这样一位黑人女性为她提供了容身之所，让她不至于真的走投无路，也能够有勇气和希望继续走未来的路。二人之间的姐妹情谊，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误入歧途时的适时警醒、面临困难时的及时援助。这种姐妹情谊赋予女性在被压迫的边缘地带中汲取反抗的思考与力量，并为她们带来通往独立与自由的希望。

如果说“姐妹情谊”是让女性在边缘空间中得以喘息的外在因素，那么作为文化铭刻起点的身体则是颠覆传统性别空间的内部要素。身体空间是“男性使女性屈从于他们所划定的空间范围的关键，同时，也是女性逃离这一不平等的二元对立樊笼的钥匙”[5]83。身体作为一个地方，既是压迫之所，也是实行抵抗之所，身体蕴含着打破空间性别化分隔的希望，女性能够通过自己掌控自己的身体来对抗男权空间的压迫与束缚。不同于剧中其他驯顺的女性人物，女主角伊斯特是唯一一个获得身体解放的女性。在经历了丈夫乔治的背叛和意识到婚姻的虚伪后，她最终勇敢地拓展了自己的身体空间，离开了曾经束缚她的家庭空间。她首先就去见了犹太裔布料商人马克斯先生，并主动将那件承载着自己爱意的吸烟夹克赠送给了他。马克斯先生的父母早在很久之前就为他在故乡罗马尼亚定下了一门亲事，也是这门亲事，让互有好感的二人每每相见总是不敢互诉衷肠。实际上，观众全剧都能隐约感受到二人之间暗流涌动的情愫。但直到此刻，伊斯特才终于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欲望释放出来，作为女性欲望载体的女性身体，也是这时才拥抱了属于自己的愉悦。在过去由马克斯先生主导的布料铺内，作为女性的伊斯特也开始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她不指望马克斯先生有所回应，而当他有所回应后，也不幻想这段关系有更加长远的发展。她具备养活自己的经济技能，也挣脱了过去曾经束缚她的婚恋思想，未来仍充满希望。

四、结语

《内衣》融汇了诺塔奇对于20世纪初美国女性生存状况以及当下女性问题的关怀。正如其在采访中所言：“她们都是非常有专注力、非常努力的女性，但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一些选择而受到了惩罚。我认为这是许多走上职业道路的女性，尤其是非裔女性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的现状。”[2]197通过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对《内衣》的解读，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中，剧中女性无论肤色阶级年龄，皆在性别化空间中处于边缘地位、承受着束缚与压迫。与此同时，该剧避免了性别与空间问题的片面化处理，女性在性别化空间中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她们也可借助姐妹情谊与对身体的掌控等手段，来缓解或突破面临的性别空间困境，从而重塑主体意识、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的女性空间。正如在故事最终，女主角又在卧室重新开启了缝纫事业，无论是性别化空间的重塑，还是女性职业道路的发展，依然朝着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Lynn Nottage.Intimate Apparel，Fabulation：Two Plays，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2006.

[2]Phlip C.Kolin.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Women Playwrights，London：Routledge，2007.

[3]巴什拉.空間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5]方英.对立、越界与重构—— 《到灯塔去》中的性别与空间[J].山东外语教学，2021，42（03）：76-86.

[6]亨利·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7]琳达·麦克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M].徐苔玲，王志宏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0]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作者简介：

马瑶，女，汉族，湖南株洲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