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普罗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薛展嵘

【摘要】哈尔滨普罗文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东北新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潮下发生新变而呈现出的文学形态，同时也涵盖本埠所译介的苏俄文学。《灿星》周刊于1928年诞生于哈尔滨，以发表无产阶级文学和译介苏俄文学著称。本文选取《灿星》周刊为该时期哈尔滨普罗文学代表，围绕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现代传媒、苏俄文化三个层面的影响，探究其文学生成发展的成因与影响。

【关键词】：普罗文学；哈尔滨；《灿星》；苏俄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4）06-001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6.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黑龙江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尔滨普罗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202310212080）的相关成果。

一、哈尔滨普罗文学之溯源——无产阶级文化思潮

东北新文学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与孕育革命文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诞生伊始便承继关内“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模式与审美标准，并积极学习借鉴外来文学思想与表现方式。1923年以后，东北地区受关内文学思潮影响，相继出现一批进步的文学团体，同人社团与其代表刊物相辅相成，通过群体性的文学实践诉诸东北文坛风格的转变与社会革新。1928年东北易帜后，伴随左翼文化思潮的兴起，东北新文学开始呈现鲜明的革命倾向，并在本土文化语境下孕育出普罗文学的地域性特质。

（一）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思潮的兴起

自1926年起，关内革命势力逐渐向东北文坛渗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思想引领下集聚，并以文学社团的形式向东北地区辐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奉天的“关外社”应运而生。其出版的刊物《关外》代表了1928年东北新文艺运动[1]，并在创刊后期鲜明地高举无产阶级文学旗帜。由于所刊载的内容赤化色彩较强，《关外》的发刊历程饱受阻碍，最终被迫停刊。但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仍如火如荼地发展，1928至1930年间，奉天先后发表《冰花》 《北国》 《翻飞》 《现实》等定期刊物。哈尔滨的进步刊物则以《国际协报》所设副刊为代表，如《绿野》 《灿星》 《蓓蕾》等。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些刊物参与进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而推动20世纪20年代普罗文学思潮兴起与发展。

东北新文学在20年代兴起、发展与更迭的过程也与该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息息相关。受普列汉诺夫和“拉普”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影响，普罗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便成为沈阳一带文学的主流。黑龙江地区的文学理论则相对落后，但仍呈现社会革新和阶级革命的进步主义倾向，这在哈尔滨地区尤为鲜明。青年知识分子安怀音在1923年接连发表《文学与实势》和《文学家和革命家》两篇理论文章，从文学的社会功用角度强调作家的责任感，提倡革命文学，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为社会民众改造社会提供鼓舞，其核心思想遥指“普罗大众”的创作理念。之后，中共党员楚图南于1929年在其创办的《灿星》上发表《读〈史记〉》，又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作者将《史记》的创作动机引向对君主的批判，“寄托着著者遥深伟大的情思，袭击着凶残暴戾的权威的黑影，暗示并股荡着一切自由解放的热情和活力”[2]，以“自由解放”等进步思想为《史记》的传统理念赋新意，虽有些许偏颇不当，但对宣传阶级斗争，提倡革命文艺等方面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总体上，20世纪20年代的黑龙江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学对于改造社会的鼓舞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融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引导东北新文学从“五四”文学传统向革命文学转变。由于地域性文化语境的影响，黑龙江地区的革命文学与关内地区相比，在叙事模式与审美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分野。其中，哈尔滨普罗文学因其“红色文化枢纽”的地缘优势，而呈现迥异于“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模式。

（二）东北新文学形态下“普罗”范式的突破

早期的普罗文学以“革命+恋爱”模式化书写为显著特征。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因袭“五四”文学传统，聚焦革命文学中“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构筑起非经验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世界。20年代普罗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小说结构方式无外乎“革命”与“恋爱”的拼凑、冲突乃至融合[3]，从而落于“革命浪漫主义”的窠臼。相较于关内地区“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哈尔滨的普罗文学则展现出浅显朴实的风格特征与忧患意识的情志抒写。《灿星》所刊载的作品诠释了哈尔滨普罗文学自然质朴、直率浅显的审美特征，如均风的《乌鸦》讲述了青年外出游行遇见从江岸飞来的乌鸦，以拟人的方式通过乌鸦与人的对话，表达其不愿意留在江南而向往艰难困苦的塞外，“函有战意的苦门的春的塞外，有我愿意的巨风黄沙，觉在这里高翔大唱……才能追求真实的生意”[2]以凝练直白的语言和清晰简练的情节渲染革命的热诚，融合了抗争精神与对社会的希冀。同时，《灿星》的普罗文学也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矛盾冲突，折射出创作者的忧患意识。如浮生的《十字街头》《可怜的马四》、鸣千的《菜汤》以及一些苏俄译介的契诃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叙事风格上，哈尔滨普罗文学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进步青年“我”的视角投射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在情节中，设置与之相对立的资本家、地主、军阀等剥削阶级，以此深化阶级意识下人物典型的塑造。

此外，《灿星》所登载的刊物在书写阶级意识的同时也涵盖个体人生的体悟与内心情感的抒发，这源于“五四”文学传统中“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如玫篌的《爱的落红》《哀愁》、逢汉《苦酒》《爱的创伤》、朱锡后《寂寞的诗》等，介于早期东北文学对文体划分模棱两可，这些作品依篇幅结构可分为诗歌、散文两类，思想内涵上多以自我意识为抒写对象，展现内心的苦闷孤独、渴望爱情以及追求自由解放等“五四”传统的文学母题。

《灿星》中阶级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分庭抗礼，构成“革命”与“恋爱”泾渭分明的文学形态。因此，哈尔滨普罗文学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并将写作视野囊括底层人民的困窘生活、所受阶级压迫与斗争经历，实现了革命经验的再现，从而开拓本土化普罗文学在主旨内涵上的深刻性。

二、哈尔滨普罗文学之产生——与现代传媒的对话

伴随现代报刊业的兴起，现代传媒深刻影响着哈尔滨的作家活动与文学发展。哈尔滨在20世纪20年代“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已有《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滨江时报》《哈尔滨晨光报》等十余家国人报纸[4]，为普罗文学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提供媒介平台。尽管哈尔滨普罗文学的兴起是受东北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启蒙，但在普罗大众和启迪民智方面仍帶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

（一）哈尔滨普罗文学的先锋阵地：《灿星》

20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作家构成以受现代媒体作用下形成的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与传播苏俄文化的进步留学青年。20年代的哈尔滨报刊业蓬勃发展，在包容多元文化思想的同时也成为各类文人群体活动的“公共领域”。受现代传媒影响的哈尔滨作家，在思想观念和审美标准的建构上与哈尔滨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灿星文艺社是在1928年由中共地下党员楚图南创立的无产阶级文学社团，成员构成以高凤鸣、张逢汉等中学生为主，并组织出版代表刊物《灿星》。这一文人团体孕育于由哈尔滨现代传媒发展所营造的现代性文化语境，并受到楚图南等地下党员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因此《灿星》自创立之初，便以其文人团体身份的独特性而倾向于普罗文学。

现代传媒推动着灿星文艺社的兴起，赋予文人团体红色革命文化共识的同时，也通过市场、政局等社会因素主导着哈尔滨普罗文学的发展历程。《灿星》在出版两期后，因经费、发行等原因受哈尔滨民报《国际协报》主编赵惜梦接济，改编为副刊《灿星》 （周刊）。《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赵惜梦与创刊人张复生均为进步知识分子，使得其成为倡导新思想、培养新青年、促进新文艺发展的文学阵地，并在1928年以后相继增设《绿野》 《蓓蕾》 《蔷薇》等副刊[5]。这与《灿星》致力于宣扬红色文化的文学理念相符，因而《灿星》得以受到《国际协报》的青睐。《灿星》确定选稿有3个不准：不刊描写才子佳人之作；不刊对当局歌功颂德的文章；不刊对人生悲观失望的作品[6]。三条限定标准映射出《灿星》的文学理念，即反对五四以前旧小说的主题模式，提倡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在审美标准上奠定昂扬向上的情感基调。这其中也蕴含哈尔滨普罗文学的本质特征。并且，依托《灿星》《绿野》 《蓓蕾》等现代报刊，哈尔滨普罗文学出于迎合商品化市场与宣传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需要，在主题风格上倾向朴素直白的写实主义，摒弃“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创作贴合民众的平民文学。哈尔滨普罗文学的产生便与现代传媒下的文学主流相契合。

自改为副刊后，《灿星》最初的稿件来源从吉林六中师生扩大为哈市各个学校，成为深受当时教育界喜爱的文艺刊物[5]。经初步整理统计，《灿星》现存《灿星》（周刊）共收录文学作品76篇，包括诗歌35篇，散文15篇，小说 20篇，文学评论2篇，通讯稿4篇，作者共计23人，其中以介青（即楚图南）、高鸣千、张逢汉、王岫石等为代表。可见《灿星》创作者以青年学生为主，文体风格趋于多样，发挥了培养青年作家的社会职能。哈尔滨普罗文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该时期的文艺青年经过《灿星》《绿野》等进步的报刊创作指导与思想启蒙，推动哈尔滨普罗文学逐渐走向成熟。不同于关内地区主流文化对普罗文学的批判立场，哈尔滨普罗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二）哈尔滨普罗文学的“雅”与“俗”

以往史料文献对哈尔滨普罗文学的评价多以“尚未成熟”或“内容浅俗”定论。究其原因，是多数学者将研究视野置于20年代的黑龙江地区的文学总体面貌，而疏略了如《灿星》等报刊所呈现的普罗文学的具体形态。纵观哈尔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历程，20年代由现代报刊主导下的文学思潮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推动文学在叙事风格和思想内涵上不断创新，因而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较之30年代左翼文学稍显“尚未成熟”。这是由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所限，以《灿星》为代表的进步报刊推动普罗文学发展的历史价值无可非议。并且，《灿星》搭建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本源性目的并不是“纯审美的目的”，而是“假借审美活动而进行的社会改革”，使“文学活动成为其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7]。《灿星》中的诗歌既有情绪激昂的言志诗，如岫石的《愿将热血撒遍人间》、浮生《这里来奋门》、淡火《生命力的升华》等，也有批判社会的讽喻诗，如浮生《十字街头》，还包括运用意象抒情表意的现代诗，如逢汉《黄昏》、均风《机器》等。在诗歌体式上倾向于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以此激发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在主题思想上，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抗争精神，寓意鼓舞广大青年读者摆脱冷气，努力奋进，投身于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谈到，纳入现代传播媒体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观念、文学观念、叙事方式和抒情方式上并未有明显的“雅”“俗”分野[8]。如果依照现代媒体的范畴，哈尔滨普罗文学的“雅”则体现在依托进步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普罗大众的思想武器。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在于对阶级矛盾的揭露，对民众的思想启蒙。而这也不可避免在内容直白浅显、不加藻饰，拘囿于“俗”的观念定式。

在作品的审美特征上，哈尔滨普罗文学在基于本土的创作实践上也融汇了西方艺术手法与“五四”文学传统。这在意象的运用上尤为鲜明，均风《雨后的夜晚》赋予“水”生命活力，歌颂抗争不平、争取自由的崇高理想，“水是安静的，哪知碰到了不平则踊跃前进争夺自由的声浪，翻腾着不被阻挠的生命的力。”[2]T.S.《复活祭与狗》出现本土化的松花江意象，映射出现实生活的萧索凄凉。“丧失了流动的活力的松花江，从远处便可以看见它凄碧的寒光。”[2]均风《光与热》中采用象征主义，通过甲虫、蛾之类卑微的虫豸传达强烈的反叛与斗争精神。“他们的追求，只是热与光，所以在这黑暗的夜里，他们宁可死在灯下。”[2]此外，《灿星》 （周刊）刊载的作品中还涉及“黎明”“黄昏”“冰风”“雷雨”等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景物描写，体现出哈尔滨普罗文学在审美风格上的象征色彩与意象化的巧妙运用。

三、哈尔滨普罗文学之发展——苏俄文化的引入与

传播

凭借临近苏俄的地缘优势，哈尔滨被瞿秋白称为“红色文化传播中心”。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左翼作家提供深刻的红色文化体验，因而造就了哈尔滨普罗文学在地性的文学景观。十月革命后，“红党”俄文报纸大量创刊。俄苏报刊书籍通过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广为流传[9]。20年代以后，哈尔滨兴起苏俄文化思潮，大量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书籍和苏俄文学被翻译，并由哈尔滨向关内地区传播。哈尔滨普罗文学发源于20年代中后期，正值苏俄文化繁荣时期，其内在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深受苏俄文论与文学作品的滋养。同时，苏俄文化的引入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警惕，哈尔滨普罗文学也因带有浓厚的赤化色彩而难逃被地方当局封禁的命运。

（一）苏俄文化指导下的文学实践

随着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侨民涌入哈尔滨，俄侨文化势力朝境内不断渗透。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创办“中俄工业大学”“中俄法政大学”，同时俄国人也在哈尔滨出版大量俄文报纸，如《光明报》 （1919）、《东方报》 （1925）、《哈尔滨公报》 （1926）等[10]。因此，哈尔滨地区的俄文教育较为发达，大量苏俄文学经过翻译后在社会各界广为传播，为哈尔滨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1925年，任国祯在哈尔滨开展地下党员活动中，在《东北早报》中发表所翻译的《苏俄文艺论争》，此举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灿星社”成为20年代哈尔滨唯一的翻译文学团体，在创作新文学作品的同时，大力翻译俄苏文学。苏俄文学的引入造就了哈尔滨普罗文学别样的文学面貌，依据作品所带有的苏俄文化因素，其文学实践大致分为三类不同方式。一是以白话文的形式对苏俄文学原作进行直译的文学创作，如鸣千的《菜汤》、逢汉的《莱芒托夫诗二首：〈读歌德〉、〈无题〉》、逢汉的《李门托夫诗二首：〈梦〉、〈邻人〉》等。二是对苏俄文学的进行摹仿，使其与本土化文学语境相适应，但在内容上仍以苏俄文化元素为主导，如介青的《吉普希人（Gupsy）追风曲》、青枫的《Gyspay之流浪》等。三是吸收苏俄文学的创作理念，并因袭五四文学传统由此进行本土化的文学创作。如岫石的《阿黄的一生》采用小狗“阿黄”作为叙事视角；浮生的《可怜的马四》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展现仆人马四的生存困境；血风的《病人》模仿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风格，对“病人”所处社会的病态心理进行剖析。

（二）多元政治格局下的文学处境

苏俄文化思潮下，中共哈尔滨党组织的地下宣传也为哈尔滨普罗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20年代中后期，大批来自外省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共党员因政治需要调入哈尔滨，同地下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革命文化的宣传，进而发展哈尔滨普罗文学。其中就包括楚图南、姜椿芳等青年知识分子。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对地下党员的文化活动进行控制与镇压。进步报刊作为传播红色革命文化的阵地而最先受到有关当局的警惕。1930年12月5日，《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为查禁普罗文学刊物“灿星”咨》中陈述，“案据检查楚图南之书籍中，有名‘灿星’之刊物。内容确为普罗文学，其编著者为哈尔滨灿星社，又系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物。并注明哈埠各大书局，均为代售。查此种刊物，实足以煽动青年。若任其宣傳，殊能危害治安。为根本取缔计，除分行外，相应咨请贵公署查照，转饬所属，严行取缔出版。并禁止售卖，以免流行为荷。”[11]查阅《黑龙江民运》得知，《灿星》与同时期进步刊物《满洲工人》《哈尔滨日报》《微光》等是少数明令查禁的刊物，而相较于《满洲工人》《哈尔滨日报》等带有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政治报刊，《灿星》仅仅作为进步文学刊物而遭遇。可见《灿星》所刊登的普罗文学作品在社会民众中受到剧烈反响，是真正起到“普罗大众”“启迪民智”的进步刊物。进步刊物的屡屡封禁，使哈尔滨普罗文学随之失去了传播载体，其发展之势锐减。“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相继沦陷。伪满政府控制着传媒领域，宣扬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殖民文化，使哈尔滨普罗文学遭受沉重打压。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萌芽的左翼青年作家，继承了哈尔滨普罗文学的创作理念，并在30年代以左翼文学的新面貌重振文坛。

四、结语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干线的枢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广泛传播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苏俄文学，并在红色革命文化语境下催生出具有地缘特色的普罗文学。哈尔滨普罗文学依托以《灿星》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在主流媒体的红色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在主题风格上质朴率真，斗志昂扬，但因文学发展尚未成熟而有“直白浅俗”之嫌；在艺术特征上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吸收苏俄文化元素，并尝试挖掘本土化的创作方式。然而，由于地域的政治局势风云诡谲，东北易帜后多数进步刊物被地方当局封禁，哈尔滨普罗文学也因此日落西山。20世纪30年代初期，哈尔滨左翼文化活动兴起。地下党员联合左翼文人，在文艺领域宣传无产阶级文化，传播爱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精神。受普罗文学滋养的哈尔滨左翼文人团体重整旗鼓，并由此拉开了左翼文学抒写民族危亡与家国精神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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