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本书

张瑞田

一

雍陌村在中山市的三乡镇，村路弯弯，曲径通幽，古意中渗透着时尚，时尚里储存着历史的遗响。洒满阳光的草坪，站着一棵高大、宽阔的榕树，树枝圈起一团浓荫，很像国画家在宣纸上晕染而成。几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在浓荫中跳跃、觅食，见到陌生人就飞到树枝上自由鸣叫。

阳光充沛，天高云淡，这是岭南的好天气。从草坪经过，进入一条幽深的老街，一股清凉暗涌，身处其中，明显感觉到新的气场。老街的尽处，就是一栋老房子，我拾级而入，似乎来到了另外的世界，心跳缓缓加速，目光也变得迷离，身处这栋摄人心魄的老房子，似乎感受到了与此相关的旧日时光，恍惚之间见到了与此相关的旧年人物郑观应。

郑观应的宅邸，对，就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的宅邸。“秀峰家塾”四个楷书大字就是确切的标志。

此刻，我站在郑观应的宅邸，“秀峰家塾”四个字就在我的眼前。此时，郑观应的宅邸转身而成郑观应故居，成为令人瞩目的人文遗产和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一块橘红色的木牌，做了简单、客观的注解：郑观应故居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郑观应及其兄弟出资修建。2008年中山市人民政府出资重修。主体建筑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二进三开间，带东偏房和前院，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该故居有丰富的历史和建筑艺术内涵。2008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著有《盛世危言》等。

客观、简单的注解就是画龙点睛，其关键词“1903年”“该故居有丰富的历史和建筑艺术内涵”“思想家、实业家”，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块墨迹斑斑的绢帛，墨迹横陈之间，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段落变得鲜活，一位熟读经史、好论古今的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更为清晰。就沿着这种感觉，我在郑观应的故居驻足许久。

二

中国多灾多难，近现代尤甚。19世纪中叶，中国就像一头疲惫不堪的狮子，无法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在一次次激烈的冲突中，腰弯了，头低下了，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残缺。敢为天下先的知识精英面对洋货拥挤的市场和外国旗帜翻飞的通商口岸，以及日渐破产的传统社会，产生了强烈危机感，于是开始寻找富国强民的方案。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写作、出版的，成为朝野关注的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读物，启发了一个时代。

郑观应故居辟有“郑观应生平史迹展”，墙壁上陈列着主人一生的大事记，橱窗里摆放着他的著作，其中有辑著的《成仙捷径》，有《易言》《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盛世危言》等，不同的著作展现了作者广泛的兴趣。《成仙捷径》，劝说富人们捐款助赈，开展慈善事业。1881年刊行的《易言》（二十篇），则是郑观应“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于此可窥郑观应的心路。五卷本《盛世危言》就是从《易言》扩充而成，是他处身一个王朝尾声的独白和呐喊。情感真挚，声音清脆，目标明确，“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应该说，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一位不知名的诗人说过，老房子是主人的衣裳和思想。这句话有点意思。这栋1903年修建的老房子，是郑观应的衣裳和思想吗，我不能一一比对，不过，从老房子的每一个房间走过，的确可以体味一个人的精神风采，一个人栉风沐雨的气质，一个人的忧患与焦虑。从1903年，到郑观应故去的1922年，十九年的时间，不是简简单单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对中国而言，那是绝无仅有的时日，浓缩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此前，那个周而复始、以家長制官僚体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宗法家族为主体的社会伦理，还有以自己为世界核心的国际观念，让我们陶醉了两千多年。这时，也就是郑观应与他的兄弟们在乡梓修建宅邸时的前后，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现代文明产生的距离，也看到了我们制作的枷锁，是如何束缚着自己单薄的身体。

我想深呼一口气。从郑观应故居的一个房门走出去，来到他的偫鹤园。郑观应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罗浮偫鹤山人、慕雍山人等。他的别号亦儒亦道，浮现出主人的人生志趣。用彭玉麟的话来讲，“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然而，作为杰出的工商精英知识分子，他内心依然有一个文人结构，他的书法奇崛、明朗，他的诗感事、抒怀，每每披览，都会激起丰富的联想。我眼前的偫鹤园，一定是他梦魂缠绕的精神家园。他浪迹世界，依然回到雍陌村的宅邸，此时此地，就是罗浮偫鹤山人、慕雍山人的最佳归处。我看着偫鹤园中的树、草，以及房檐边上的瓦当，还有天空慢慢飘动的白云，仿佛看到了郑观应年轻的身影。

的确不同凡响。“目击时艰，遂弃举业”，这需要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需要对自己有强大的自信。他放弃了那条贯穿两千年建功立业的老路，也就是依靠毛笔字、文言文中举，并被朝廷任用的唯一机会，而是“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勇敢地纵身一跳。这一跳，改写了中国读书人的生活方式；这一跳，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念；这一跳，抖搂掉身上的腐朽尘埃；这一跳，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求富求强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愿意拜谒那些有灵魂的老房子，每一次进出，就是与主人的一次晤谈，一次求教，一次洗礼。然而，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的这栋老房子，让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这是谒拜老房子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或许这栋老房子还不够老，或许这栋老房子藏着待解的历史密码，进进出出，心总是跳个不停。不错，这次到中山，到郑观应故居寻访，心事满腹。

三

郑观应是在十七岁时离开雍陌村的，那时候居住的郑家大屋与1903年修建的宅邸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地方绅士的居所，后者则是顶级名流、新型富商的豪宅。也许就是为了修建这栋光宗耀祖的豪宅，郑观应才离开家乡，走上了“弃书学贾”的人生道路。所不同的是，郑观应一面“学贾”，一面思考，一面谈生意，一面赋诗作文，他寻求家庭的富足，也追求国家的强大。雍陌村地缘优势十足，香港与香山县隔海相望，而澳门就是本县的一角。珠江三角洲腹地，人生戏份之足，领全国之先，身处其中的郑观应自然会有上佳的“表演”。

他的朋友何卓勋深有感触，他说郑观应“幼读书，有大志，以八股帖括无关于世，不屑屑咿唔作村学究状”。就是这样的，他的眼前有几条路可走，他选择的路，也是中国应该走的路。1858年，郑观应只身来到上海，投奔他的叔父郑廷江。上海开埠十几年，遂成为通商五口岸最为繁忙的港口。郑观应本能地意识到，想在这里出人头地，学好英语是当务之急。他到郑廷江管理的新德洋行工作，有时间就向叔父学习英语。郑观应“不屑屑咿唔作村学究状”，对实用之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他有了英文基础，也懂得了经商之道。第二年，在乡党友朋的帮助下，进入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兼管轮船揽载等业务，一个人的买办生涯继此开始。在宝顺洋行工作的十年，他成为国际贸易专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与其他买办不同的是，他不仅赚钱，而且对时局特别关心，美国的南北战争，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竞争，中国社会的变革，均牵动着他的神经。工作之余，他辑著了《救时揭要》，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之作。

财富有了自由，想象就丰富起来了。他投资经营生祥茶栈，又同外商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自己的生意渐渐有了规模。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总船主麦奎因曾与郑观应在宝顺洋行供职，对他的能力自然了解，便邀请他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他欣然同意。麦奎因的眼力没错，郑观应在太古洋行长袖善舞，为了扩大公司的盈利途径，他在长江和沿海的重要口岸设立揽载行，与此同时，又开设钱庄、杂货号，夯实太古洋行的市场竞争力，扩大洋行的盈利空间。

作为太古洋行的职业经理人，郑观应的收入也是可观的，年薪七千两银子，分红所得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再加上协作方的佣金和杂七杂八的收入，郑观应的富豪身份名副其实了。对于郑观应来讲，赚钱是理想，但不是目的，赚钱是自强，但不是炫耀，赚钱是为了花钱，钱怎么花，就是一个人的智慧和格局了。他清醒地意识到，经济是富民强国之本，没有民族工业，就没有希望。他的资金从流通领域向实业转移，入股开平煤矿，染指造纸、纺织、电力材料，又联合盛宣怀等人合资开采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等地的五金矿藏。郑观应的大手笔意味深长，他感兴趣的产业，正是国家需要的产业。他心里有数，国家之所以贫困、落后，就是没有民族工业，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密切接触的工商知识精英，郑观应对实业的热衷，也是践行他对中国时局的洞察，对中国未来的设想。要知道，郑观应不管是在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工作，以及在自主创业期间，他的阅读、思考、著述伴随着他的商务活动，也就是說在“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一个有沿海生活经历，有商业经营经验，又有着对传统文化切身体悟的工商知识精英，没有在丰厚的物质条件中迷失自己，而是于自身烦琐、曲折，危机丛生、悬念不断的商务运营与人际交往中，把中国的现实看得清清楚楚，对中国的未来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心里有事，他注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郑观应民族资本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他的责任感与日俱增。1878年前后，陕西、山西、河南、直隶等地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民不聊生。郑观应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筹集善款，救济灾民。他的母亲陈氏，死后留下一千两银子，也捐纳出来，得到清政府委任的道员衔。郑观应的善举，引起广泛好评，由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郑观应在老家竖立“乐善好施”的牌匾，还将相关人的姓名、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

在郑观应的老家，我看到了“乐善好施”的牌匾，我仰首瞻望，郑氏一门见多识广的气魄、悲悯扶弱的情怀如在眼前。

四

我在“乐善好施”的牌匾下，翻开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看到彭玉麟所写的序言，其中说道：“……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反之则为俗吏迂儒。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彭玉麟所言，切中《盛世危言》的肯綮。

如果说郑观应博弈于商海，追慕于利益，以商自强，是新一代读书人的觉醒，那么，他在实践中体悟，时刻保持问题意识，寻找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力图国家走上大道，振作国势，振兴经济，则是一名思想家、改革家、实业家的必然选择。应该说，郑观应是近代中国第一代提供政治与社会改革方案的人，是第一代践行重商主义的实干家，是第一代鼓吹富起来、强起来的先行者。手中的《盛世危言》就是证明。《盛世危言》从《易言》而来，当然，一度在政商领域流行的《盛世危言》比之《易言》更为立体了，目标性也更明确了。从书名的变动，就可看出端倪。“危言者，危险万状，不易说出的建言，又是危机深重，不得不讲的建言”，不错，建言是《盛世危言》的核心。

对任何人来讲，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郑观应也不例外。1885年1月，深度参与招商局管理与经营事务的郑观应，在香港吃了官司。原因是，他保荐到太古洋行担任总买办的杨桂轩亏欠四万余元，他负有责任，被拘留在香港，让他赔偿。在拘留所，他致函盛宣怀，请他“始终成全”“助会集资”，以期早日解决。无独有偶，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他也产生了经济纠纷，两件事虽然得到解决，导致郑观应心灰意冷。一段时间以来，他在澳门“脱累归里，杜门养疴”。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又到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游走的空间十足宽广。与李鸿章、张之洞、彭玉麟等人有紧密的工作往来。人生的坎坷，清静的生活，恰是回眸往事，思考问题的机会。就在这段时间里，开始辑著《盛世危言》。

“富强救国”是《盛世危言》的主题。彼时，清王朝危机四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涌动，郑观应基于现实，顺应时代，把《论议政》改名《议院》，陈述了在中国实行议院制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他说：“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盛世危言》可谓体大思精，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富含治国理政的策略。他主张强军，有一支会打仗、能打仗的军队，就会“不战而息战”。同时又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提出的“商战”包括商品流通、工业制造、金融服务、税收合理、重视人才、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等，可操作性极强。

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引起各界读者的好评。江苏布政使邓华熙读后，拍案叫绝，准备奏呈光绪皇帝。郑观应着手将五卷本的文章，以“富国类”“开源类”“强兵类”“节流类”为题，分为十二卷，然后为光绪写了一篇《论西学宜设特科》的文章，由邓华熙奏呈光绪。邓华熙认为郑观应的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光绪有励精图治的理想，他读完十二卷本的《盛世危言统编》手抄本，浮想联翩，书中所谈到的问题，正是他关心的问题。他在书上加了朱批，要求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发给大臣们阅读。一时间，王公大臣人手一册，他们沉浸在《盛世危言》的思想构架和宏大叙事之中，寻思着帝国的未来和个人的出路。

《盛世危言》在郑观应的朋友圈也引起轰动，他的朋友、洋务派骁将，时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读后，深有感触，他对郑观应说要将此书“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张之洞对《盛世危言》的评价不逊盛宣怀，他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统筹全域，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鍼之度。”

晚清士大夫在《盛世危言》中看到了疗治帝国的良方，革命家则在书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孫中山与郑观应同是香山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二十四岁，他于1887年到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学成在澳门行医，其间与在澳门休养的郑观应相识，共同语言颇多。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以商战为核心，以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就像一条小溪，缓缓流进孙中山的心田。1894年孙中山带着陈情书欲去天津面交李鸿章，郑观应致书盛宣怀，请他引见。李鸿章收到了孙中山的陈情书，或许因为孙中山的社会地位不高，或许他太忙碌，未能拨冗接见，对陈情书也没有回应。这是一个特别生动的细节，孙中山的短暂失落，没有让他放弃追逐梦想的信心，至此，孙中山大踏步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小孙中山二十七岁，《盛世危言》出版的时候，毛泽东仅仅一岁。毛泽东在少年时期阅读了《盛世危言》，中年后他在延安对美国作家斯诺深情地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一个人与一本书，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风，为一代有雄心壮志的中国青年提供了思想指南。1911年，他所欣赏的同乡孙中山埋葬了清朝；1949年，他的读者毛泽东又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盛世危言》中埋下的一粒粒希望的种子，开始落地生花。

走遍郑观应故居的每一个房间，看遍了所有的物件，阅读了每一幅图文，不自觉回到“秀峰家塾”的匾额前仰首观望。“秀峰家塾”的下面是一扇门，我的目光移到门口，忽然看到那位于1922年离去的老人正从门内向我们走来，他穿着长袍马褂，眼睛有异样的光彩，他微笑着面对我们，似乎等待与我们交谈。我的心又一次急促跳起来，我慢慢向他走去，我想告诉他，《盛世危言》依然是我们喜欢阅读的书，也是这个时代离不开的书。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