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激励下主产区粮食低碳生产“稳中求进”策略

王曙光 张泽群

摘 要：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条底线，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粮食安全、有效防范和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促进粮食生态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农业领域碳排放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财政专项补贴为激励手段，构建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拟仿真分析在不同财政激励程度下对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三方博弈主体在财政激励影响下，最终可达到粮食主产区政府激励、粮食生产者支持和社会组织保障的稳定均衡状态。故此，应强化粮食增产财政激励、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精度、优化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和注重粮食保障财政倾斜等发展策略，实现粮食低碳生产“稳中求进”。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低碳增产；演化博弈；财政激励

中图分类号：F32611；F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4）01-0131-12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 王曙光（1963—），男，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公共政策；张泽群（199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SH01977；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黑龙江省粮食流通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21-694HSD；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东北地区农村人口收缩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RKB164。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首页：新闻：再创新高！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657亿斤。

②https：//baikebaiducom/item/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798944？fr=aladdin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长期以来，我国始终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我国首次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安全保障类约束性指标，即202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于65亿吨，到2021年我国已连续7年“稳”在13万亿斤以上①。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下简称“粮食产能”），力图在耕地有限的现实条件约束下实现粮食产能的“进”升。

2019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發布的《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中第一次将气候变化与人类脚下的土地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作为一项显著的人类活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气候变化引起农业气象资源的改变，进而影响作物产量从而威胁着粮食安全，只有通过减少包括土地和粮食在内的所有行业的排放，才有可能实现将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的目标②。2021年，我国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多次在重要场合宣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而种植业碳排放作为影响农业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国实现远景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因此，我国不仅要牢牢把握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还应通过财政激励发展低碳种植业，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这是实现粮食低碳生产“稳中求进”的重要策略。

关于财政政策激励粮食生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粮食主产区低碳增产财政政策效益的评价。一方面，在“粮食产量越高，地方政府反而越穷”的困境下，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弥补主产区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1］，可弥补主产区部分财政欠账外，盈余部分可用于支持粮食再生产［2］；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在扩大种植规模时发挥补偿效应［4］等。但也有学者认为，现行粮食政策效果不明显，如粮食补贴虽提升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但产出效果不佳［5］；直补金额增长会抑制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6］；政策资金针对性差，增收增产积极作用有限［7-8］；粮食补贴政策环节复杂，农业、财政和金融等部门配合不足影响政策效益［9］；补偿激励效应放缓［10］，对种粮主体激励不足［11］；粮食生产生态效率整体偏低，政策支持有待加强［12］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生产者、农机购置和耕地保护补贴等财政政策支持下，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非粮化”［13］，但农用化肥、农药、农膜和农机灌溉［14］等因素均会产生碳排放，也增强了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碳排放量、密度和强度的消减作用［15］，财政支农力度对农业碳排放率有着负向影响［16］。第二，提升粮食产能、低碳减排财政效益的研究。学界认为政策效率不佳、针对性不强的内在原因在于各利益主体的矛盾与冲突，可通过对各主体的利益均衡达到产能提升、低碳生态可持续和提高财政效益的目的。如通过对主产区政府与农户两者［17］，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三者［18］，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粮农和粮食消费者四者［19］间的博弈与利益诉求进行剖析，在各主体未实现纳什均衡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可通过财政激励粮食作物经营行为，或采用财政与金融工具的强大政策合力［20］，鼓励粮食作物种植生产中低碳环保技术的推广与应用［21］，应强化农业低碳环保科技创新，地方政府从财政支农资金中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给予适当补贴［22］，同时加大粮食主产区主体补贴力度。但针对粮食低碳增产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即缺乏对核心主体立体化、全方位的政策激励方案，且常规的研究方法较难实现多方主体的策略稳定分析，也难以还原其在财政激励政策引导下的动态收敛路径。

本文基于演化博弈和激励理论，从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三个行为主体出发，以提升粮食产能、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补贴为激励手段，通过演化博弈探究各主体间的稳定策略与路径，寻求更为合理的补贴激励方式，更好地发挥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促使粮食低碳生产向着“稳中求进”的动态路径发展，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二、财政激励对粮食生产稳中求进的必要性分析

（一）主产区粮食产能的约束性

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经贸秩序复杂的外部影响和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就更加强化了立足国内的战略选择。结合“十四五”规划，全国主要粮食主产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首页：新闻：再创新高！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657亿斤。关于粮食产能约束性指标情况分析见表1。

在农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粮食主产区为完成2025年目标均需提升粮食产能（除河南省）。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13个粮食主产区占总产量的785%，全国90%以上的粮食增产量来自主产区。可见，粮食主产区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为构建我国粮食安全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仍需警惕的是，未来国内粮食安全依然面临着粮食供需“紧平衡”、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生态资源要素约束增强等突出问题，这将会对部分涉农主体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为此，粮食主产区需要发挥“头雁效应”，尤其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更需要牢牢保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稳定局面。

（二）主产区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农业已成为全球碳排放的第二大重要来源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R］．2006，而种植业作为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起到“碳源”和“碳汇”的双重作用，对实现农业发展可持续、生态系统碳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粮食主产区作为全国粮食种植的核心区域，要在实现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双碳”目标。但目前粮食主产区仍处在面临要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力度以提升粮食产能效率发展模式的困境中，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将会直接或间接引起碳排放，如农业机械使用的柴油就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农用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等使用低质或过度使用将会间接致使大气和土壤的污染，将可能出现碳生态赤字［14］。为此，本文将从两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碳生态进行分析，对粮食主产区从2000—2020年农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柴油和耕地灌溉面积进行碳排放量的测算如图1（农用化肥碳排放量、耕地灌溉排放量為次坐标），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E=∑Ti×δi （1）

其中E为碳排放总量，i为碳源种类，Ti为各碳排放源量，δi为各碳源碳排放系数，各生产要素排放系数如表2所示（参考相关文献［14，23］）。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粮食主产区产能潜力的不断挖掘，单位面积产能的提升逐渐开始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粮食主产区主要生产要素中耕地灌溉排放量占比最大，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除耕地灌溉外各生产要素总体呈现由上升到下降且均在2015年后呈现递减趋势，其原因在于2015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农办计〔2015〕15号）以粮食主产区、畜禽养殖大县等典型区域为试点主体，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重点开展农药化肥减量施用等综合性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该项目按照“填平补齐”原则由中央财政拨付资金1000万-1200万元。可见，发展生态循环种植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此外，我国粮食主产区主要耕种水稻、小麦、玉米和豆类，对2000—2020年粮食主产区主要种植品种进行碳吸收的测算如图2（豆类碳吸收量为次坐标），碳吸收估算公式为：

T=∑ni=1Ti=∑ni=1Ci×Yi×1－Vi×1+Ri/Hi （2）

其中T为碳吸收总量（t），Ti为第i种农作物碳吸收量（t），Ci为含碳率（%），Yi为第i种农作物的产量（t），Vi为第i种农作物的水分系数（%），Ri为第i种农作物的根冠比系数，Hi为第i种农作物的经济系数，n为农作物种类数，本文n=4。各系数具体指标如表3所示（参考相关文献［24-25］）。

从图2中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作物的碳吸收量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自2004年起各粮食主产区实施粮食直补、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调动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增产，各财政补贴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并延续至今；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低碳种植业发展的重视，不断提高农作物质量，注重生产过程中的科技研发与创新从而在2016年呈现小幅度增长态势。2000—2020年粮食主产区主要生产要素投入碳排放总量约为主要农作物碳吸收总量22倍，其碳排放量远远高于碳吸收量，粮食主产区种植业实现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农业实现“双碳”目标亟待破解的难题，侧面也反映出种植业实现低碳的巨大潜力。而财政补贴资金在前期项目建设和粮食增产提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持作用，政策效益显著且具有持续性。因此，应继续挖掘种植业农作物吸碳、土壤固碳潜力，充分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精准优势突破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瓶颈，提升农业整体碳汇水平，这也是实现粮食低碳生产“稳中求进”的重要举措。

三、财政激励对粮食低碳增产的博弈分析

粮食稳产增产、种植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最终受益者是国家及全体社会成员，但因粮食生产有基础性、弱质性和粮食安全的公共、外部性［26］及低碳发展的涉多主体性等特征，在客观和效率分析上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看得见的手”的积极调控作用。“以政控财，以财行政”［27］，各项粮食财政补贴政策是政府推进粮食低碳增产的主要政策工具，对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具有引领和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运用财政政策提升粮食低碳生产，其本质是激励粮食低碳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主体，采用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激励方式来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和协调性。因此，厘清财政激励政策对调动各主体积极性的内在影响关系，是实现粮食产能“稳中求进”的核心，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模型假设

H1：假设各参与主体均为有限理性个体，具备行为选择权力，且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完全对称性，即在给定的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均使期望效用最大化。参与主体共同构成博弈方组合为Ω=｛g，f，o｝，其中：分别代表粮食主产区政府（g），作为中央下达政策的执行者是发展地方经济、肩负粮食安全、“双碳”目标政治责任的经济主体；粮食生产者（f）（包括主产区内普通农户、种粮大户和以生产经营为主的规范经营合作社等），作为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者是政策激励的核心主体；社会组织（o）（包括支持农业低碳增产发展、开设农业保险业务等各类金融机构，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重大科技发展以农业科学院为主的农业科研机构，二者均受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其在提升粮食产能行动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各主产区均有各类金融、农业科研机构，可因地制宜使科技成果“落地生根”为主产区低碳增产注入强劲的资金和技术动力。

H2：假设财政激励政策对粮食低碳增产的各参与主体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粮食主产区政府的策略集为Ig=｛激励，保守｝，其粮食主产区政府以区域效益为目标，选择激励策略为提升粮食产能和低碳发展出台各类专项补贴激励政策的概率为x（0x1），选择保守策略推进区域粮食生产的概率为1-x；粮食生产者的策略集为If=｛支持，维持｝，粮食生产者以短期增产增收为目标，当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选择支持策略为低碳增产加大投入资金、科学合理耕种及购入农机设备等概率为y（0y1），当收益低于预期收益时选择维持策略进行粮食生产工作的概率为1-y；社会组织的策略集为Io=｛保障，不保障｝，社会组织主要以效益为核心，主要扮演粮食生产过程中资金、技术等支持的“后备军”，其选择保障策略是为区域内选择支持低碳增产的粮食生产者提供各项资金、技术等保障的概率为z（0z1），选择不保障区域粮食低碳增产的概率为1-z。

H3：在演化博弈模型中，中央政府给予粮食主产区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为D，为主产区粮食实现低碳增产的财政补贴激励系数为α（α1），对主产区政府在提升粮食产能工作中未充分发挥区域生产最大效率、生产与“双碳”目标脱钩而采取保守策略等执行不力的惩罚为Pg；粮食主产区政府为低碳增产所需的财政补贴、政策宣传等激励资金为Cg，针对粮食生产者支持低碳增产发放的专项激励补贴为Sf，针对社会组织保障粮食生产者支持低碳增产所发放的专项激励补贴和各项优惠资金为So，且CgSf+So；粮食生产者支持低碳增产所需投入的提高耕地土壤肥力和固碳能力、购入农机设备、低碳技术引进等成本为Cf，选择维持原有粮食生产模式所获收益为Rf，支持低碳增产收益系数为β（β1）；社会组织为保障粮食生产者低碳增产所需投入成本为Co，保障粮食生产者低碳增产收益为Ro，且Ro>Co。粮食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在三个行为主体共同合力的情况下对粮食主产区所形成的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益为M（潜在性发展收益），其中γg、γf、γo分别表示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对低碳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效益的分配系数，即分配给三个行为主体的粮食生态效益分别为Mγg、Mγf和Mγo，且γg+γf+γo=1。

（二）模型构建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建立3*3矩阵博弈模型，则此时的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三方博弈策略组合及收益矩阵如表4、表5所示。

根据三方博弈收益矩阵得出：粮食主产区政府激励策略期望收益（E11）、保守策略期望收益（E12）和平均收益（E-1）分别为：

E11=yz（Mγg+αD－Cg）+y（1－z）（αD－Cg）（3）

E12=yz（－Pg）+y（1－z）（－Pg）+z（1－y）（－Pg）+（1－z）（1－y）（－Pg） （4）

E-1=xE11+（1－x）E12（5）

即糧食主产区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dx/dt=x（E11－E-1）=x（1－x）［Pg+y（αD－Cg）+yzMγg］ （6）

粮食生产者支持策略期望收益（E21）、维持策略期望收益（E22）和平均收益（E-2）分别为：

E21=xz（Mγf+Sf+Co+Rfβ－Cf）+x（1－z）（Sf+Rfβ－Cf）+z（1－x）（Co+Rfβ－Cf）+（1－z）（1－x）（Rfβ－Cf） （7）

E22=xz（Rf）+x（1－z）（Rf）+（1－x）z（Rf）+（1－x）（1－z）（Rf） （8）

E-2=yE21+（1－y）E22 （9）

表4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三方博弈策略组合

策略组合粮食主产区政府激励（x）粮食主产区政府保守（1－x）

粮食生产者粮食生产者

支持（y）维持（1－y）支持（y）维持（1－y）

社会组织保障（z）｛G1， F1， O1｝｛G1， F2， O1｝｛G2， F1， O1｝｛G2， F2， O1｝

不保障（1－z）｛G1， F1， O2｝｛G1， F2， O2｝｛G2， F1， O2｝｛G2， F2， O2｝

表5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三方博弈收益矩阵

博弈策略组合粮食主产区政府收益值x粮食生产者收益值y社会组织z

｛G1， F1， O1｝Mγg+αD－CgMγf+Sf+Co+Rfβ－Cf

Mγo+Ro+So－Co

｛G1， F1， O2｝αD－CgSf+Rfβ－Cf0

｛G1， F2， O1｝0Rf0

｛G1， F2， O｝0Rf0

｛G2， F1， O1｝－PgCo+Rfβ－CfRo－Co

｛G2， F1 O2｝－PgRfβ－Cf0

｛G2， F2， O1｝－PgRf0

｛G2， F2， O2｝－PgRf0

即粮食生产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dy/dt=y（E21－E-2）=y（1－y）［Rfβ－Rf－Cf+Coz+Sfx+Mγfxz］ （10）

社会组织保障策略期望收益（E31）、不保障策略期望收益（E32）和平均收益（E-3）分别为：

E31=xy（Mγo+Ro+So－Co）+（1－x）y（Ro－Co） （11）

E32=0 （12）

E-3=zE31+（1－z）E32 （13）

即社会组织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z）=dz/dt=z（E31－E-3）=z（1－z）［y（Ro－Co）+xy（So+Mγo）］ （14）

（三）模型分析

粮食主产区政府、生产者和社会组织的动态演化趋势见图3-图5。

图3 粮食主产区政府动态演化趋势    图4 粮食生产者动态演化趋势    图5 社会组织动态演化趋势

1 粮食主产区政府渐进稳定性分析。结合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与演化稳定策略（ESS）性质可知，粮食主产区政府策略选择处于稳定状态须满足：Fx=0且F′x<0。

通過对（4）求导可得：

dF（x）dx=（1－2x）［Pg+y（αD－Cg）+yzMγg］ （15）

令z10=－Pg+y（αD－Cg）yMγg （16）

当z

当z>z10时，F′x|x=1<0，则x=1为演化稳定策略，故粮食主产区政府选择激励区域粮食低碳增产策略工作。

当z=z10时，F′x=0，则x∈［0，1］均处于稳定状态，故无法确定其稳定策略。构建粮食主产区政府动态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

2粮食生产者渐进稳定性分析。粮食生产者策略选择处于稳定状态须满足：Fy=0且F′y<0。通过对（8）求导可得：

dF（y）dy=（1－2y）［Rfβ－Rf－Cf+Coz+Sfx+Mγfxz］ （17）

令z20=－Rfβ－Rf－Cf+SfxCo+Mγfx （18）

当z

当z>z20时，F′y|y=1<0，则y=1为演化稳定策略，故粮食生产者选择支持粮食低碳增产策略工作。

当z=z20时，F′y=0，则y∈［0，1］均处于稳定状态，故无法确定其稳定策略。构建粮食生产者动态演化趋势如图4所示。

3社会组织的渐进稳定性分析。社会组织策略选择处于稳定状态须满足：Fz=0且F′z<0。通过对（12）求导可得：

dF（z）dz=（1－2z）［y（Ro－Co）+xy（So+Mγo）］ （19）

令x0=Co－RoSo+Mγo （20）

当x

当x>x0时，F′z|z=1<0，则z=1为演化稳定策略，故社会组织选择保障粮食低碳增产策略工作。

当x=x0时，F′z=0，则z∈［0，1］均处于稳定状态，故无法确定其稳定策略。构建社会组织动态演化趋势如图5所示。

4 三方主体共同作用下的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依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演化博弈模型处于稳定状态需满足复制动态方程等于零，即Fx=0、Fy=0、Fz=0，本文对三方演化博弈中的8个均衡点E1（0，0，0），E2（1，0，0），E3（0，1，0），E4（0，0，1），E5（1，1，0），E6（1，0，1），E7（0，1，1），E8（1，1，1）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雅克比矩阵为：

J=F（x）/xF（x）/yF（x）/zF（y）/xF（y）/yF（y）/zF（z）/xF（z）/yF（z）/z

=（1－2x）［Pg+y（αD－Cg）+yzMγg］x（1－x）［（αD－Cg）+zMγg］x（1－x）yzMγg

y（1－y）（Sf+Mγfz）（1－2y）［Rfβ－Rf－Cf+Coz+Sfx+Mγfxz］y（1－y）（Co+Mγfx）

z（1－z）y（So+Mγo）z（1－z）［Ro－Co+x（So+Mγo）］（1－2z）［y（Ro－Co）+xy（So+Mγo）］ （21）

根据李雅普诺夫第一法则［28］，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对应雅克比矩阵特征值应均具有负实部。为此，将各均衡点对应的雅克比矩阵特征值进行渐进稳定分析，如表6所示。

四、财政激励粮食产能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运用Matlab工具模拟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三方随着时间变化的策略选择。初始设定三方作出不同选择的概率均为05，在满足表6条件①②下各参数初始赋值为：D=10，α=15，Pg=5，Cg=15，Sf=5，So=5，Cf=10，Rf=12，β=15，Co=8，Ro=10，M =20，γg=05，γf=025，γo=025。ESS二维和三维演化轨迹分别如图6、图7所示，系统最终稳定于E8（1，1，1）策略组合，即在重复博弈过程中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分别逐渐趋向于激励、支持和保障策略。为进一步检验粮食产能提升的财政激励效果，对粮食主产区政府的财政补贴激励系数α、政府执行不力惩罚Pg，粮食生产者支持粮食低碳增产收益系数β、专项激励补贴Sf，社会组织保障粮食生产者粮食低碳增产收益Ro、专项激励补贴So及三方共同作用下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益M的敏感性分析，探讨各参数在不同财政激励程度和收益水平下的演化轨迹。见图6-图14。

（一）财政补贴激励系数α敏感性分析

如图8所示，针对中央给予主产区政府低碳增产的财政补贴，设置低中高三个层次的补贴激励系数，分别赋值为15、2、25。随着财政补贴激励力度的进一步加强，三方均出现向粮食低碳增产的目标方向收敛。但财政补贴激励系数α对三方的影响程度不同：一是对粮食主产区政府的激励效果最为明显，即当中央给予主产区政府財政激励补贴时，主产区政府对区域内粮食低碳增产的行为选择较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更加积极。当财政补贴系数α为中等激励时，其激励效果较低档愈加显著，收敛速度明显提升，而在高档激励下的效果不如中档提升效果明显。二是粮食生产者在政府补贴激励的作用下的支持力度也随之提升，但收敛整体效果次于主产区政府，其在中档激励下收敛小幅度提升，而高档激励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而对社会组织来说，在低中高三个层次激励政策下的保障效果均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在财政激励政策下仍会趋向于保障粮食生产者低碳增产的策略选择。为此，中央给予主产区政府低碳增产的财政专项补贴激励政策对三方在粮食低碳增产方面具有正向引导作用，且中档激励效果更加显著。

（二）政府执行不力惩罚Pg敏感性分析

图8分析了政府在中央政府激励政策下的积极作用，结合图9分析粮食主产区政府在惩罚机制作用下的策略选择。随着对粮食主产区政府低碳增产执行不力惩罚程度加深时，其选择激励策略意愿也会随之加强。政府执行不力主要是由于粮食主产区始终被“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的现状所困。相对粮食主销区而言，主产区始终以牺牲地方经济发展为代价。现实中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执政情况进行考核时主要以GDP为衡量指标，粮食主产区显然不具优势。但粮食主产区政府若偏向甚至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则会丧失得天独厚的农业种植条件、错失当前“双碳”变革的最优时机，也降低了国家各项财政补贴资金的政策效益。这不仅造成农业资源、财政资金的损失与浪费，也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和整个生态的碳平衡。可见，增加对主产区政府执行不力的鞭策，不仅有利于其更好地落实地方粮食安全、低碳生产责任，还能充分发挥财政补贴激励的政策效益。

（三）粮食生产者支持粮食低碳增产收益系数β、专项激励补贴Sf敏感性分析

如图10所示，粮食生产者随收益系数提高，收敛速度加快，最终均趋向于支持策略，且中档收益系数的收敛幅度较高档的变化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生产者会根据比较收益分配资源，当粮食生产预期收益處于理想状态时，政府将无需采取财政激励措施，粮食生产者便会在现有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实现积极的粮食生产期望目标；反之，粮食生产者会将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分配到其他获益更高的地方，如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等。

近年来，种粮比较效益依然偏低，农资价格不断攀升，“谷贱伤农”正逐渐打消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若提升粮食产能再需投入较多的成本，同时兼具保护农业种植生态的责任，那么种粮收益必会直线下降，其将更倾向于维持策略甚至弃耕抛荒。但倘若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实施更具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政策，通过采用有效的补助等激励政策填补甚至超额补偿这部分损失时，粮食生产者则会逐渐主动转向支持策略（图11），即当提高粮食生产者支持低碳增产发放专项激励补贴越高时，其趋向支持策略意愿将愈加强烈。

（四）社会组织保障粮食产能提升收益Ro、专项激励补贴So敏感性分析

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除粮食生产者核心主体外，还需资金、技术和各项服务的引导与支持，才能确保具有弱质性的农产品在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依然能保证数量、质量及生产者的种植收益。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流通中支农配套政策的实施者，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强调“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机制”，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单列“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办公厅均发布“做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金融服务”“优先保障粮食安全”等要求，金融机构在推动农业发展中形成内部运作机制，从而为粮食低碳增产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而财政对国家贴息贷款政策分担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并在资金链良性循环下又会为金融机构带去一定的收益，从而增加了保障粮食低碳增产的意愿。

另一方面，以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作为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主力军，在全力提升粮食产能、保障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性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农科院作为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担负农业重大基础与应用研究、高新技术研究等任务，以提高科技对农业生产综合支撑能力为目标，培育出高产、优质、多抗等优质作物品种，其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专项激励补贴支持下可为农科院增加在粮食低碳增产模块中的专项政策资金，其科研成果不仅能使粮食低碳增产实现跨越式进展，也能将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效益，形成良性激励循环。这与图12、图13仿真结果一致，即随着政府对社会组织在提高粮食低碳增产给予专项激励补贴和收益时，其采取保障策略的意愿逐渐加强，并最终趋于稳定。同时保障低碳增产收益Ro在时间的作用下比专项激励补贴So的收敛速度快，即当政府给予社会组织提升粮食低碳增产专项激励补贴时，其补贴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隐匿性，最终在政策主体收益方面得以体现，而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更多依靠最终的受益结果。

（五）三方共同作用下粮食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益M的敏感性分析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杀鸡取卵”是不可取的做法，尤其是针对消耗资源型的发展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实现了短期目标，却是以透支未来增长潜力为代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202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八连丰”，但在粮食产量不断攀升的背后却隐藏着对农业生态资源严重消耗的巨大隐患。地方政府承担着落实种植生态环境保护和推动农业资源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主体责任，无论从成本付出还是受益情况，政府均占比最大，为此假设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对于低碳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效益的分配系数分别为05、025和025。从图14可知，在财政激励的政策作用下三方共同合力在涵养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会再一次激发粮食低碳生态效益对三方博弈策略的积极导向作用，并随着时空的发展不断提高粮食产能的意愿。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演化博弈理论，探析在财政激励政策下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在粮食低碳增产过程中的动态策略选择，并对主要参数仿真模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动态演化博弈中，三方在各项财政激励政策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收益不断调整策略选择，并最终趋于稳定博弈策略组合Ω=｛激励，支持，保障｝，这充分体现了财政激励对粮食低碳增产的重要作用。（2）若中央在提升粮食低碳增产方面给予主产区政府财政政策倾斜时，不仅能发挥财政补贴激励政策的导向作用，也会使三方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其受益情况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且在中等激励程度下效果最为理想。（3）对粮食主产区政府提升粮食低碳增产的策略选择，与国家激励政策和执行不力惩罚正相关；对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专项激励补贴等支持政策内在驱动后转化的最终效益值，即粮食生产者收益和社会组织获益状况。（4）在稳定博弈策略组合下，三方在提升粮食低碳增产财政激励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低碳生态效益会反作用于三方的策略选择，并发挥着“加强版”的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效果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社会组织。根据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强化粮食增产财政激励，国家做好粮食安全和双碳目标顶层设计。粮食政策是粮食低碳增产的基本保障，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引导财政资金下沉。从仿真结果看，应建立粮食低碳增产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实施中等补贴力度，确保推动粮食主产区落实粮食安全［29］、“双碳”目标责任时实现区域粮食产能效率的最大化；构建“差异化”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适当提高粮食主产区产能贡献率、种植生产率和低碳生态等指标权重，并结合奖惩机制激励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挖掘主产区粮食低碳增产潜力者，问责落实地方粮食安全、“双碳”目标责任执行不力者，矫正地方政府“舍本逐末”的选择偏差；启动相关部门联动机制，以财政专项激励资金为纽带，缩减粮食主产区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三者的博弈空间，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效率，以利于国家对财政资金集中动态监管，确保粮食低碳增产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平性。

第二，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精度，粮食生产者做好粮食生产的“耕耘”者。粮食生产者作为粮食低碳增产最有效的核心激励主体，支持粮食生产者财政资金下沉。要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者的针对性激励，将财政资金精准落实到每个粮食生产者，激励和确保粮食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针对粮食主产区小农户分散生产、生产效益不高、财政补贴效率较低、低碳生产意识不强等情况，可实施粮食低碳增产集群补贴政策，提高区域内粮食生产资源整合力度，形成梯队生产模式，共享粮食低碳增产集群财政资金增值收益；为适应“水热双增”农业资源的改变根据中国气象局网，朱定真：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不容忽视。，打消粮食生产者对气象灾害可能造成收益损失的担忧，可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和粮食总值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以确保粮食生产者在支持粮食低碳增产、加大投入力度后获得理想收益，从而促进粮食生产者“耕耘”的积极性。

第三，优化财政资金导向作用，社会组织做好提升粮产“穿针引线”人。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政策的受益者、金融资金和农科技术的拥有者，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将低碳种植政策资源下投，与粮食生产者紧密结合。树立多方保障公共粮食安全战略思维，构建财政有效激励和普惠机制，加强金融、科技对粮食低碳增产的社会责任感；推行“金融+农技”双重财政激励政策，既为粮食生产者在低碳增产享受政策福利时按下“快捷键”，也为农技科研投入提供充足的“捆绑式”保障金；加强粮食低碳增产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激发财政资金导向活力，形成社会组织对粮食低碳增产的财政内生增长机制；加强推进数字化农业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基于大数据下动态财政资金监管、技术服务，夯实粮食产能提升财政资金和农业科技基础，实现粮食低碳增产和数字农业的有机衔接。

第四，注重粮食保障财政倾斜，打通提升粮食产能安全“最后一公里”。在政府、粮食生产者和社会组织多维度的牵引下，以环绕式覆盖整个粮食低碳增产全过程的保障体系。当前，我国粮食惠农政策未能发挥普惠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粮食生产者对惠农和生态政策内容缺乏细致的了解，未能切实感受到政策红利。为此，应在财政政策的倾斜下专设以系统性服务为主的粮食生产保障队伍，从种粮补贴、农用物资、金融贷款和技术引进等方面进行帮扶，开通绿色快捷通道为粮食低碳增产筑牢保障型屏障；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耕地综合产能保护的财政资金倾斜，完善农业种植低碳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培养专业粮食生产保障人才队伍，鼓励并指导各主体参与种植生態保护修复工作，进而为粮食主产区提供发展动力，提高土壤固碳能力，充分深挖农作物生物量碳潜力，实现粮食主产区产能“稳中求进”、粮食种植业低碳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贾康.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J］．经济学动态，2009（7）：54-58.

［2］ 崔奇峰，蒋和平，蒋黎，等.主产区粮食生产与财政收入关联分析及政策建议——基于与主销区比较的视角［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6，18（4）：190-198.

［3］ 辛翔飞，张怡，王济民.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效果评价——基于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视角［J］．经济问题，2016（2）：92-96.

［4］ 张慧琴，吕杰.农户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认知与规模变动反应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的调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7，38（4）：614-622.

［5］ 张慧琴，韩晓燕，吕杰.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机理与投入产出效应［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5）：20-27.

［6］ 焦晋鹏，宋晓洪.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1）：126-129.

［7］ 费佐兰，王有国，郭翔宇.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以黑龙江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6（5）：35-41.

［8］ 肖琼琪，王文涛.粮食补贴政策的中美比较、效应评价及我国补贴建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4）：68-75.

［9］ 张明，杨颖，邹小容.新时期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战略协同与差异设计［J］．农业经济问题，2021（3）：53-61.

［10］陈明星，唐轲，张淞杰.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及对策［J］．区域经济评论，2022（1）：45-51.

［11］赵惠敏.新时期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50-55.

［12］李雪，顾莉丽，李瑞.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生态效率评价研究［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2，43（2）：205-213.

［13］邵喜武，周杨，吴佩蓉.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与农业生态污染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2022，42（5）：831-840.

［14］段华平，张悦，赵建波，等.中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分析［J］．水土保持学报，2011，25（5）：203-208.

［15］杨晨，胡珮琪，刁贝娣，等.粮食主产区政策的环境绩效：基于农业碳排放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12）：35-44.

［16］吴昊玥，黄瀚蛟，何宇，等.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测度、空间溢出与影响因素［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21，29（10）：1762-1773.

［17］焦晋鹏.粮食主产区动态补偿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4（11）：41-46.

［18］朱晓燕.粮食安全背景下政府与农户间关于粮食生产激励监督机制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2）：32-44.

［19］吴珍彩，张军民.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之间演化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22）：61-64.

［20］徐枫，王帅斌，汪亚楠.财政金融协同视角下的碳中和目标实现：内涵属性、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23，（01）：152-173+8.

［21］张扬，李涵，赵正豪.中国粮食作物种植变化对省际农业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7）：29-38.

［22］丁宝根，赵玉，邓俊红.中国种植业碳排放的测度、脱钩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5）：1-11.

［23］王雅楠，张琪琳，陈伟.基于碳汇功能的省域农业碳排放及减排潜力研究——以中国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22（5）：58-75.

［24］张鹏岩，何坚坚，庞博，等.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时空变化——以河南省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2017，28（9）：3050-3060.

［25］周瑞婧，燕振刚.基于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和碳吸收近10年对比与分析［J］．生产力研究，2020（7）：61-64.

［26］赵和楠，侯石安.新中国70年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变迁与取向观察［J］．改革，2019（11）：15-24.

［27］贾康.当前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J］．财政监督，2020（9）：37-43.

［28］郭亮，王俐.现代控制理论基础［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3：127-128.

［29］杜志雄，李家家，郭燕.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应重点突破的方向［J］．理论探讨，2023（3）：154-162.

The Strategy of “Striving for Progress in Stability” of Low Carbon Grain

Production in Main Grain Producting Areas under Fiscal Incen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WANG Shuguang， ZHANG Zequn

（Colleg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Abstract： In 2022，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firmly hold the bottom line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effectively preventing and resisting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in ecology and promoting carbon emission targets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With the financial special subsidy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grain as the incentive means，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grain produce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s constructed. The policy impact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centives on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low-carbon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grain is analyzed through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the main players of the tripartite game can finally achieve a stable equilibrium state of government incentives， grain producers suppor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guarantee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strengthen the accuracy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optimize the guiding role of financial fund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fiscal tilt of food security and othe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 as to achieve “Striving for Progress in Stability” in low carbon grain production.

Key words：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low carbon production increase;evolutionary game; financial incentives

（責任编辑：邹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