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高瑞泉

(1.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2.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又恰逢他的《新民说》刊发120年,经过两个甲子的思潮沉浮,重读这部篇幅不大的书,还有什么意义呢?遥想1902年,清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今日中华赫然成为外人不敢小觑的东方大国,当初囿于列强环伺,梁氏觉得“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而促成之作,是否已然过时,或因其不成体系却又被后人反复讨论,因而全无余蕴了?笔者以为简单地回答有些鲁莽。他不断地被人重新提起讨论,即使是批评,也说明至今我们讨论此类问题时,无法完全绕过梁启超。任公一生著述宏富却没有构筑精巧的哲学体系,此乃半为时代使然,半为个性使然。但并无损于他现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的地位。根据之一就是在“道德革命”旗帜下他写作了《新民说》,它已经成为一部现代思想文化经典。当初梁氏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于他所称的“过渡时代”——从旧制度瓦解到新社会秩序构建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从长时段历史着眼,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此过程实尚在途中。放眼当今世界,虽亟待秩序重建,但本质上依然是民族国家“竞/合”关系的不同组合,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家乐见中国的崛起。与此相应,中国人的道德建设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民说》构作不够精巧,论述远非圆融,但内容富赡,故问世以来,研究者不知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