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终结史观的一次有效滗清
——评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

李春光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庄逸云教授的《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以下简称《收官》)一书,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小说史学界首次探索文言小说终结史观的一部力作。在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后的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收官》一书具有不可轻觑的学术史意义。经历了一百年的文本廋斠、学术反刍与价值重估,文言小说的终结问题,终于浮出了学术史的地表并在《收官》一书中完成了史观层面上的一次有效滗清。

小说史学界对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化问题多有探赜。需要指出的是,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年)、袁进的《中国小说史的近代变革》(1992年)、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2000年)等专著,虽然对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化问题有所解诠,但是对并非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文言小说的终结问题大多浅尝辄止、难成定谳。问题的症结在于,文言小说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拨之下果真价值式微了吗?那种跨世代的小说文体转化真的仅仅发生在白话小说身上吗?诚如黄霖先生在《收官》的“序”中所言：“在眼睛盯着求新谋变时,又往往简单化地向西方看。于是民族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被销蚀,看待清末民初后的小说一古脑儿地唯‘新’是好,一部文学史就只成了‘新’文学史。”在小说史学界百年唯“新”后,《收官》却立志要打造一部去“新”的“旧”小说史。韩国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桓看重的就是《收官》一书“对中国文言小说最后阶段的研究做了翔实、有益的补充,使其得到完善”。

在《收官》看来,1872到1921这五十年间,中国文言小说在传承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逐步走向历史终结。“聊斋仿作”“阅微余绪”“拟唐小说”等文言小说的百舸争流,证明先代文言小说确定的文体传统在清末民初仍拥趸甚夥。旧瓮装新酿,即沿用文言语体及现成的文体传统去叙述清末民初的社会百态,是这五十年间文言小说谋求发展的重要方式。林纾的《技击余闻》、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关注的是武术救国,短篇小说《一条鞭》关注的是反华工禁约问题,《老学究叩阍记》关注的是科举废止后士人的心理状态,陈冷血《催醒术》中作为先觉者的“予”已略具几分鲁迅笔下“狂人”的精魂,张冥飞的《十五度春秋》更是将义和团起义、留学生风潮、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等晚清大事件囊括其中。由内容趋新引爆的文言小说的发展势能,终究为文言小说语体的偏执化及其蕴含的审美僵化所抵消。在云诡波谲的时代际遇中,民初文言小说语体的古文化甚至骈俪化,最终将这种绵亘了千年的小说文体逼进了历史的死角并走向终结。秉承着这种文言小说的终结史观,《收官》一书在如下三个方面尤为值得推许。

第一,就小说发展观而言,《收官》认为,文言小说在这最后的五十年间同样出现了叙事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所谓小说发展观,就是小说史著作对小说发展阶段、小说发展节点、小说发展要素的史学描述。陈平原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一书中,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限域框定在1898到1927这三十年间。其中,“新小说家”指活动于1898到1916年之间的小说家,“五四小说家”指活动于1917到1927年之间的小说家。单就叙事视角而言,“新小说家”在翻译西方小说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限知视角的真谛。林纾曾提醒读者《斐州烟雨愁城录》多以“洛巴革为针线”。在创作上,第三人称叙事在“新小说家”这里被改造成为融合以一人一事作为线索的“新技巧”与以见闻录为方法的“旧趣味”的别具中国特色的新小说。相较于“新小说家”的暗地摸索,五四作家多有现成的理论(如孙俍工《小说作法讲义》、汉密尔顿《小说法程》)可供学习。五四作家的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我”大多是行文的主角,多以“我”的“情绪线”作为行文展开的动力。诚如《转变》所言：“新小说那种只带耳朵和笔记本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已很少在五四作家笔下出现。……五四作家已跨越过复制古老的见闻录或模仿西洋回忆录的阶段。”(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3页。《收官》的时间跨度(1872—1921)要比《转变》的跨度(1898—1927)多二十年。这五十年间文言小说也在有意无意地探索着叙事方式的改革,“有部分短篇小说在题材和叙事方面皆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呈现出向现代小说嬗变的迹象”(2)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3页。。《冤孽镜》采用了第一人称倒叙的叙事手法。周瘦鹃的《西子湖底》的叙事视角可图示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第一人称(予)限知叙事——第一人称(老桨)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予)限知叙事”。该书叙事摇曳多姿,叙述一波三折,“不能不说是叙事文学的一大进步”(3)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242页。。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采用人物自白的方式,多次描摹了小说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不仅标志着自叙传小说的新变,也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新变”(4)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274页。。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大多是文言、白话两场均擅的能人,均受到了西方小说叙事手法的潜在影响。在白话小说大张旗鼓地实现叙事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同时,文言小说虽然在声势上起伏不定,但在叙事方式的求新求变上却从未甘于人后。因此,《收官》与《转变》合看,可得清末民初中国小说谋求叙事方式现代化之全貌。

第二,就小说生态观而言,《收官》认为,传播生态的复杂性也同样推动了文言小说在这最后五十年间的瞬息繁荣。所谓小说生态观,就是小说史著作对小说现象形成原因、小说作品甄别取舍、小说主题理解差异的史学解释。陈大康先生在《明代小说史》中明确指出,所谓小说发展史,其实就是“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五种因素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有序的运动过程(5)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这其中,书坊主和读者的意义尤为重大。明代的书坊主,曾亲自参与小说的编创工作,并以刊发“识语”、插增配图、降低价值等方式增强了小说的传播能力。明代小说的读者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除了文人士大夫,学生群体也值得关注。明人李时勉在奏章中提及“经生儒士”喜欢“记忆”“谈论”《剪灯新话》,吴承恩“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私求隐处读之”。一切以市场为旨归的书坊主,以及品位各异的读者,构成了明代小说有效传播的重要生态,并最终促成了明代小说的极大繁荣。《收官》关注的出版方式的现代化以及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去现代化,共同构成了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瞬息繁荣的传播生态。《收官》以“1872年申报馆的成立和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版作为‘清末民初’的上下限”。其中,后者可视为“中国文言小说史宣告终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6)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2-3页。。以出版机构之成立与转型作为某种类型小说发展的上下限,在小说史学界是极为罕见的。毋庸置疑,出版方式、行销方式的现代化,必然会扩大文言小说的流通空间。就创作主体而言,旧学深厚的新知识分子,在以文言为国粹的复古主义思潮中,扛起了创作文言小说的大纛。这些“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的小说家大多都有供职出版机构的经历,如《时报》的包天笑,《申报》的周瘦鹃、陈蝶仙,《太平洋报》的苏曼殊、胡怀琛,《民权报》的徐枕亚、刘铁冷等。他们是当时小说界的中流砥柱,“但整体来看,大多数人的创作是以文言为主的”(7)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58页。。就接受主体而言,转型中的士大夫群体与转型中的学生群体是本时期阅读文言小说的主力军。士大夫的文人情怀与复古倾向,使其阅读兴趣更趋近于文言小说。学校“读经”运动的死灰复燃,让在旧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学生重拾对文言小说的关切。加之,“哀感顽艳”的文言情爱小说适应了“一般浅学青年的脾胃”(8)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84页。,故学生群体成为文言小说的另一大读者群。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求新思变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让日趋式微的文言小说在出版方式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实现了后难再继的瞬息繁荣。因此,《收官》与《明代小说史》合看,可得明代以来文言小说得以繁荣之传播生态的全貌。

第三,就小说价值观而言,《收官》认为,文言语体的偏执化及其蕴含的审美僵化,致使文言小说在这最后五十年间沉毁多于浮誉。所谓小说价值观,就是小说史著作对小说认识价值、小说艺术价值、小说文体价值的史学评判。刘上生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以下简称《艺术史》)中明确指出：“文言语体的由雅趋俗,白话语体的由俗趋雅,这就是古代小说两种语体的发展态势……由雅变俗,言文趋一,乃是古代小说语体发展的基本方向。”(9)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就艺术史观而言,文言语体的俗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乃是文言小说发展的必然要求。《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极高,就是因为该书实现了文言语体艺术的极大升华。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过日斋杂记》语,称《聊斋》“行文驱遣成语,运用典籍,全化襞袭痕迹”。清人王之春《椒生随笔》引衡阳曾耕楼语,称《聊斋》“善于用典,真如盐著水中也。读其四六,可以见无一字无来处”。清人孙锡嘏称《聊斋》“更能翻新出奇,为雅俗所共赏”。“全化襞袭痕迹”“真如盐著水中”证明蒲松龄对文言语体艺术的提升,并最终实现了“雅俗所共赏”的审美高度。即便如此,清人潘德舆在《读〈聊斋志异〉书后》中称《聊斋》“摹古太似……不足以感人;饰词太文……性情或于是乎不出”。可见,文言语体的过度雅化确实是折损文言小说价值的主要原因。在写作技巧上远不及《聊斋》的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其文学价值自然会大打折扣。《收官》认为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古文化与骈俪化倾向,共同将文言小说推进了历史的坟墓。其一,本时期的古文小说家“过分强调小说向古文靠拢甚至泯灭二者的界限,自然不利于小说的正常发展”(10)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305页。;其二,本时期的骈文小说家在刻画普通民众的常情之时显得捉襟见肘,且“极易陷入词穷或语言上陈陈相因的尴尬境地”(11)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325页。。着眼于这种终结史观,清末民初的大部分文言小说的价值都有待商榷。如沈友莲的《忍不住》,虽然语言流畅丰腴,“文笔不俗”,但“有炫弄才学之嫌”(12)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365页。的大量诗词歌赋的出现,还是折损了小说自身能够企及的价值。白蝶魂的《飞英劫》,“语言缛丽,写景好用骈语,但写人物对话时所用之典故及骈语较显酸腐”(13)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401页。。《江上青峰记》作者黄花奴“用语文雅,未能尽拟下人之口吻”,成为该书“相当明显”的“缺点”(14)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408页。。虽然得到了“小说界之药石”“学界作文之模范”类的赞誉,文言小说创作中语言文章化与雅化的倾向,还是离雅俗共赏的语体发展目标相去甚远且越走越远,并最终阻碍了该种文体能量的散发。因此,《收官》与《艺术史》合看,可得中国文言小说语体价值日趋消弭并最终走向终结的全貌。

需要格外提及的是,《收官》在首次尝试文言小说终结史观的同时,还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诸多新视角。其一,1908年,由上海时报馆印行的南梦的《双泪碑》曾荣获“时报馆悬赏小说第二等”(15)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370页。。上海时报馆“悬赏”小说的行为,无疑从出版领域有力地促进了文言小说的创作活动。由此可见,从出版机构“悬赏”小说创作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厘清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在短时间内呈现井喷之势的直观动机。其二,现存蒋景缄《费娥剑》的版本,是1909年11月19日至1910年3月6日《舆论时事报》的“剪贴本”(16)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374页。。“剪贴本”,类似于今日之翻印本。剪贴本小说比排印本小说耗时更短、问市更快、成本更低,更有利于短篇文言小说的迅速流播。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传播样态,清末民初的剪贴本文言小说的价值理应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其三,1917年,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发行的梁翀的《打单》,被定性为“秘密社会实事小说”(17)庄逸云：《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第403页。。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在题材上包罗万象,尤以婚恋题材居多。《打单》以岭南盗匪下帖抢劫富户的故事为切入点,实录了清末民初岭南“一隅之民生世局”。因此,以类似的“秘密社会实事”为突破口去研究文言小说题材的变革与扩大,有利于小说文化学的纵深发展。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小说史著述,是小说研究成果的阶段性体现。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随着时代的变化,‘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小说史撰著也不例外。”(18)朝戈金、刘跃进、陈众议：《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可以说,庄逸云教授《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一书的出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终结史观研究的空白,更为“重写小说史”这一永恒的学术话题增添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