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以“自然”为中心的跨学科文本细读
——评杨治宜教授《“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陈 娟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近日拜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杨治宜教授大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337页,ISBN 978-7-108-06301-4,45元),宛如跟随杨教授开启一场纵横四海的学术之旅,从瑞士巴塞尔到中国罗浮山,从中文英文到希腊文拉丁文,从艺术美学到社会伦理学,徜徉其中,跳跃腾挪,兴致盎然,欲罢不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为本书所作序言和封底北京大学张鸣教授精辟的书评,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惜有未详之憾。笔者不揣愚陋,拟从开阔的国际视野、跨学科比较思维、原创性文本细读、立足当下的研究视角等四个方面推介此书。

一、开阔的国际视野

此书开阔的国际视野由杨治宜教授的学术背景决定,杨教授接受北大中文系实验班本科和比较文学硕士的训练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期间为求在宋代思想史和欧洲哲学方向上精进,前往德国深造。2012年博士毕业后执教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2015年起任副教授(终身教职),现为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主任。杨教授治学之路穿行亚欧美三大州,涉猎三大陆思想文化,英文达到准母语程度,此外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日文,书末参考文献充分说明这一点。此书参考文献分为古籍书目142条、中文学术文献95条(其中港台文献21条)、日文学术文献18条、英文参考文献192条,总计447条,其中,大陆文献和216条,港台和海外文献231条,前者占比近一半,后者占比过一半。可见此书视域放眼国际学术,具有和国内其他学术著作明显不同的特质。

中文学术文献不限于大陆,众多港台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陈列其中,如台湾叶嘉莹《苏轼》、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禅与诗》、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刘维崇《苏轼评传》、刘石《苏轼词研究》、吴汝均《游戏三昧:禅的实践与终极关怀》、谢敏玲《苏轼史论散文研究》、徐月芳《苏轼奏议书牍研究》、朱传誉编《苏轼传记资料》、香港林天蔚和黄约瑟编《唐宋史研究》,还有台湾出版刊行的大陆学者或海外汉学家出版的学术成果,如王利器《葛洪论》、王水照《苏轼论稿》,柯马丁、李纪祥编《史记学与世界汉学续编》等。

日文学术文献18条涵盖日本苏轼研究专家论著和论文,如竺沙雅章《苏东坡》、久松真一《禅与艺术》,也包括日本学者编纂的文集,如吉川幸次郎编《中国文学论集》、古田绍钦等编《禅与艺术》、日本佛教学会编《佛教与自然》,还有专论一事或一题的论文,如竺沙雅章研究苏轼与佛教、西野贞治研究苏东坡诗歌源流、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交友、苏轼与元祐党争中的人物、内山精也对东坡乌台诗案的考查等。

英文参考文献192条,为数最多。其中一些经典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有的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如美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附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什么是艺术》有部分节译),美国哲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还有更多红遍英语世界暂无中文译本的论著和作品,如德国著名犹太学者、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散文集Illuminations和Reflections等。就参阅期刊杂志品种和数量而言,也略窥作者涉猎之宽,搜罗之广,一共有来自西方最权威汉学杂志《通报》(T’oungPao)、《美国东方社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ofAsianStudies)、《宋元辽金》(JournalofSong-YuanStudies)《道家文献》(TaoistResources)、《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ChineseLiterature:Easy,Articles,Reviews)、综合期刊《宗教史》(HistoryofReligion)、《亚洲学院院刊》(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亚洲专刊》(AsiaMajor)、《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刊》(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哲学学科期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andWest)、艺术学科期刊《东方学》(ArsOrientalis)、《亚洲艺术档案》(ArchivesofAsianArt)等十六种刊物的数十篇论文。关于这些文献所涉及的领域,将在正文第二部分进行梳理。英文参考文献搜罗细致详尽,几乎囊括西方汉学界成书之前所有关于苏轼生平、创作、理论的研究成果。192条英文参考文献中包含26种译著、22种编著、6篇博士论文,其中包含香港、台北出版的英文论著各一种,还包括7条德文文献、一条法文文献、一条日文文献,正如柯马丁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本书是博学的典范,广泛运用了古典中国传统的各种资料,并利用了当代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学术著作。”[1]3

成书过程是另一个国际视野的证明。此书最早的形态是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答辩的博士论文,后有2015年荷兰莱顿大学博睿(Brill)出版社付梓的英文版,书名为DialecticsofSpontaneity:TheAestheticsandEthicsofSuShi(1037-1101)inPoetry,在此基础上才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中文版。中文版由杨教授本人翻译和改写,和英文版之间的内容有些许差异。“除了具体行文顾及中文的学术常例和表达习惯有所增删润色之外,还添加了我这两年来对此问题的一些最新思索。但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增加了第三章‘名花的挑战’。这章原本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但是没有放进英文版专著,主要是因为比较侧重考据,不太适合英文阅读的缘 故。……出于敝帚自珍的意思,也为了这部分文章能继续与中文读者见 面,把它加以修订、重新收入本书。在结构上,与第四章之间花、石相映,或许也更加成趣。”[1]2英文版出版后西方学界先后有两篇书评,先是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美国宋诗研究专家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于2015年发表在《宋元研究期刊》第45卷长达13页的书评,后有2018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楚辞》研究专家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于2018年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前沿》第12卷篇幅5页的书评。近日有一篇针对中文版的书评,主要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角“探讨作者如何围绕此(自然)主题建构全书的逻辑论点与阐释框架”[2],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此书文本细读的原创性和研究视角的当下性以及对苏轼研究乃至学术研究的贡献。

二、跨学科比较思维

柯马丁教授在序言中说:“杨治宜对美学创造、对自然世界的化用以及对艺术之意义的探讨为中国学做出了深入而感人的贡献,也为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讨论增加了跨学科、比较式的维度。”[1]3关于跨学科维度,可以从文末参考文献涉及的领域和书中展开论证的行文来看。

此书除了涉猎国内外苏轼研究权威专家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同时广纳与论题相关联的思想、制度、文化、艺术等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笔锋所及,关涉美学、美术学、伦理学、佛学、禅学、道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唐宋诗歌、江西诗派、词)、文学理论、宋代制度、政治等各方面。下面以导论部分为例进行说明此书的跨学科特点。

导论分四个部分:《2016年2月20日,瑞士巴塞尔》《否定的自然》《艺术与自然》和《苏轼:一个天才的神话》,通过探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作为美学风格的“自然”一词的否定性定义和辩证性特点,并进一步论及作为苏轼作品风格的“自然”,从苏轼接受史角度选取北宋、南宋、明代、清代四个不同时期代表性人物对苏轼的评价所形成的矛盾性,从而进入正文讨论的对象——以苏轼作品以及关于苏轼的批评话语为代表的美学和伦理观。导论部分征引了20多位海外学者和中国古代6位士人(未包括论题人物苏轼)的言论,本书跨学科特点从这些学者研究领域可略窥一斑。列举的古代中国文人有黄庭坚、蔡绦、朱熹、袁宏道、赵翼、何薳,分布文学、书法、理学、文学理论、史学等各学科。海外学者有:法国艺术家杜步斐(Jean Dubuffet)、杜尚(Marcel Duchamp),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Zizek),德国艺术史家贝尔廷(Hans Belting),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哲学家丹顿(Arthur Danto),新西兰哲学家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诗人、文评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ee Sigmund Frued),德国哲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创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席勒(Johann C. F. von Schiller),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家久松真,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美国汉学家雷麦伦(Maureen Robertson),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Wendy Swarts),加拿大汉学家林理璋(Richard John Lyn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佛教和东亚宗教中心主任、佛教研究专家傅瑞(Bernard Faure),美国沙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禅宗研究专家福克(T. Griffith Foulk)等,关涉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宗教等领域。

为了研讨“艺术”和“自然”两个概念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博采名家,论述中常见中西方比较思维的运用。首先是时代的类比。“如果用古希腊比拟汉魏艺术的简淡、文艺复兴比拟盛唐的绚烂的话,那么现代艺术就好比中国的宋元,是一个对艺术和技巧本身开始反思的时代。”[1]4其次是观念的类比。在探讨技法与自由的张力和“自然之艺”这一美学理念时,借用台湾学者吴汝均提出的观点,“西方席勒‘自由游戏’的审美境界与佛家的‘游戏三昧’不无契合。”[1]15类比中作者善于异中求同,并与本书主旨人物苏轼的观点进行比对,如“这些美学理论都各有其背景与预设,自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艺术至自然创造力的中间性(in-between-ness)。唯心主义哲学家以理念为真,而佛家以空为真,然而艺术(或三昧之境)暂时肯定了现象界的真理价值。苏轼的佛学观倾向于艺术的肯定面。”[1]17

书中论述苏轼的艺术美学(第一、二章)和自然美学(三、四章)时,亦见精彩之中西比较。第一章《诗心如镜》检讨苏轼以人论艺的倾向和他诗心如镜的譬喻。通过对《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的文本细读,指出“水”的意象“象征着得道、入定的禅心,能够如实、即时地涵容映摄万象而不改其静。”[1]55苏轼建议求道之途不仅要研习佛经,也要钻研各种艺术,就要把自己转化为一面水镜。“就东西哲学比较的角度,这样的一面镜子有别于柏拉图模仿论所用的镜喻。当柏拉图把艺术比喻成反映了自然界形象的一面镜子时,他并没有赋予这面镜子以任何认识论价值。与此不同的是,水镜并不仅仅机械反映可见的形象,而且也揭示出‘群动’和‘万境’,这是我们的感官通常不能直接知觉到的。这表明冥想中的诗人具备了更加敏锐、包容万象的认知能力。”[1]56

第二章《制造“自然”》谈论艺术的自然创造力和创作运思的过程与状态。“苏轼把自己的文章比喻成‘万斛泉源’。泉源(或江河)是潜意识的、沉浸在遗忘之境的艺术的普遍象征。”无独有偶,西方文化中也有此类观点。“古典学者哈罗德·万礼希[Harald Weinrich]提出,一条具有魔力的河流是艺术的重要象征。在希腊神话里,‘忘川’[Lethe]是冥界之河。……希腊文的‘真理’[aletheia],是以否定的前缀a-加上-leth-构成。因此,从希腊传统,尤其是柏拉图哲学开出的欧洲哲学从来都是从遗忘的反面,即记忆和回忆里寻找真理。”[1]94-95“饮酒可以帮助诗人墨客放松意识的自我控制,陷入忘境,让他借意识的黄昏挥洒行文。这意味着饮酒也被用为艺术的自然创造力境界的‘方便法门’……在西方传统里,遗忘的艺术[ars oblivionis]是甜蜜的黑暗,治愈真理灼人的光芒留下的创伤。……我们的例子也不无相通之处:通过遗忘,艺术家短暂地悬搁了自己对悟道的不懈追求”。[1]94-95

第三章《名花的挑战》检讨苏轼的自然美学,分为四部分:自然美学、花解语、佛寺牡丹考、“色”与道德、结语。其中“自然美学”部分专门介绍在西方美学传统里,就自然物能否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有争论的。列举黑格尔、康德、顾彬、本雅明、海德格尔、诗人策兰、列奥塔、贡布里奇等西方学人的不同观点,最后总结,“这样说来,不仅‘艺术的自然创造力’是矛盾修辞,‘自然美学也是矛盾修辞,因为美学本质上就是阐释。……这将帮助我们认识中国11世纪对自然物的鉴赏话语”。[1]123“花解语”部分重点解读苏轼诗句“我观解语花,粉色如黄土。一眼破千偈,况尔初不语。”指出苏轼把当时已成常语的“解语花”之喻更翻转了一层,首句把花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系统,末句则打破幻相,重新肯定花的纯粹物质存在,这种存在成为无言、永恒的真谛的象征。“苏轼的譬喻让我们想到了上文所引的自本杰明以来现代美学思想家对非人语言的思索。尽管二者之间有哲学传统和理论体系化程度之别,但核心的出发点,都是渴望着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语言观,乃至思维模式的可能性。”[1]127作者的学养根基使得中西比较思维在书中随处可见,且异中见同,中西互证,也凸显了自然、美学和艺术的世界同一性,经由作者的阐释,苏轼的自然美学走向了世界。

三、原创性文本细读

杨治宜教授此书立论多建立在对苏轼作品的文本细读之上,每章都有精细的作品解析,整篇的、节选的、有时也有只言片语的。第一章《诗心如镜》中除了上文提到的作于1091年的《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还有作于1061年的《中庸论》、作于1095年流放惠州时期的《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1101年逝世前不久所作的《南安军常乐院新作经藏铭》,行文中亦提及为好友驸马王诜新修藏画楼所撰的《宝绘堂记》《墨宝堂记》。第二章《制造自然》里选取书信《与二郎侄一首》、诗歌《石仓舒醉墨堂》(常引,重读出新)、《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小篆般若心经赞》《雪堂记》《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第三章《名花的挑战》中,诗歌《次韵表兄程正辅江行见桃花》《赠东林总长老》《牡丹记叙》《中和胜相院记》《梅花二首》。第四章《雄辩的怪石》里《咏怪石》《书青州石末砚》《孔毅甫凤咮石砚铭》《凤咮砚铭并序》《龙尾砚歌并引》《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轼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焚画碎石,及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天石砚铭》《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第五章《回归内在的乌托邦》中《和陶归园田居其一》《和陶归园田居其二》《和陶下潠田舍获》《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二》《和陶拟古九首其九》《和陶止酒》《凤翔八观秦穆公墓》《和陶咏三良》《和陶桃花源并引》《和陶还旧居》《和陶东方有一士》《和陶归去来兮辞》。第六章《逍遥的肉身》中《过大庾岭》《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指出艾朗诺解读之误)《和陶读山海经其二》《跋嵇叔夜养生论后》《龙虎铅汞说》《白鹤新居上梁文》《天庆观乳泉赋》《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和陶形赠影》《答径山琳长老》,行文中提及《后赤壁赋》《谪居三适》和《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其一》。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教授在书评中开门见山指出:“尽管基于之前的学术成果,杨的研究也是高度原创的,因为她介绍了许多被忽视的作品,同时以极大热情和博学阐释了它们的哲学悖论和文体微妙之处。”[3]这种原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被忽视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以《雪堂记》《龙虎铅汞说》为代表;另一个是对常引的作品进行全新的文本细读,得出与以往不一致的结论,以《石苍舒醉墨堂》和晚期放逐诗为代表。

“相较于人们对于雪堂之名的热衷,《雪堂记》文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后世少有评说。以至于曾枣庄《苏文汇评》中未收此文,《苏诗全集校注》该文后亦没有集评。对文本语句的化用也较为少见。”[4]杨治宜教授在第二章《制造“自然”》中以长达12页的篇幅逐段细读了《雪堂记》,并以“雪堂与‘似境’为小标题”,阐释苏轼的“中道”观。“‘中道’也就是‘空’的绝对真理与‘假’的色相世界之间的第三种存在境界。苏轼贬谪黄州期间(1080-1084年)所撰的《雪堂记》,描述的恰是这一境界,这也是艺术创造的‘似境’,在空与假之间,外物的色相都通过艺术得以表现。”[1]97作者细读的结论是“《雪堂记》同时向以否定方式表达的绝对之‘道’致敬(因为道不可知也不可道,所以任何对绝对之道的陈述都必然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也为肯定性的审美之道辩护”,[1]110独具慧眼挖掘出《雪堂记》对于剖析苏轼哲学观和美学观的重要意义——“由文本建立起来的诗歌人格,不能完全与作者本人画等号。作品与作者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功能不仅在于简单的表达和抒发,而每每蕴含了作者的自我投射、自我幻想、自我塑造、自我说服。”[1]98

《龙虎铅汞说》是给苏辙的一封私人信件,对于苏轼的道教信仰和丹学修行研究如此重要,和《雪堂记》一样,成为第六章《逍遥的肉身》中一个部分的小标题。作者把文章分成四部分,逐一阐释评点,对艰涩的道教丹学术语如龙、汞、虎、铅、胎息、泥丸、悬癕等进行解释,对苏轼具体修行法门如饮食控制(吃干蒸饼,不饮汤水,略饮酒),采日月精华,呼吸控制和行龙虎诀等做出总结。杨教授迎难而上,旨在矫正之前中文学术界大多对苏轼的道教信仰和追求长生的修习讳莫如深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学术勇气、决心和眼力也是作者导师柯马丁教授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所嘉许的。

苏轼作为文学和艺术大家,很多作品被关注,解读不同,持论亦异。如关于艺与学的关系,苏轼是顿悟派还是渐悟派,两派看法迥异,因为苏轼有些诗歌文章似乎确实倡导“不学”和“无法”,《石苍舒醉墨堂》诗就是持“无法”论学者常引的论据。结合苏轼与石仓舒的身份(草书家)与关系(朋友),经过对“姓名粗记”典故的揭示,和“我书意造本无法”的文本细读(“意造”是按照主观揣度妄为的意思),得出不同的结论:苏轼并不主张摒弃学习和法度。又如苏轼晚期放逐诗,当代学术多数赞颂它们展示了对大自然、对“人民”的热爱。经过对苏轼和陶诗的文本细读,对比同一时期不同文类的作品,发现“私人书信里袒露的这种绝望感,却几乎从来不流露在苏轼的诗歌里”,指出“苏轼在散文书信里抱怨了身处的异境,而他的诗歌却浪漫化了他的重新植根。它们之间的差别显示苏轼要融入当地居民的誓言多少有自我说服的成分”[1]207-210,从而质疑苏轼向岭海山川的回归的彻底或者“自然”。

张鸣教授评也说此书“看点很多,以下三点最突出:第一,利用苏轼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和文学艺术中含义丰富复杂而又十分核心的‘自然’命题,将各个领域贯穿成一整体,构成宏大的阐释体系,核心概念的抽绎和阐释框架的设立都富于理论建构意义。第二,通过历史文本的细读,尝试还原苏轼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审美观念得以生成的语境,实现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在与苏轼对话的场域中,表达作者对苏轼的独到思考和认知。第三,在细读历史文本过程中体现出绵密的思维追求和方法论自觉。做到独出心裁、深入诠释、充分揭示文本承载的信息而又尽量避免背离文本的意义走向,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1]文本细读是此书中西方学者被共同吸引之亮点。

四、立足当下的研究视角

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教授的书评中着重强调了此书立足当下的研究视角:“杨治宜将《自然之辩》描述为‘对苏轼的现代重新体验做出的持续不断的评释努力’。杨教授探讨的中英文学术中讨论过的关于苏轼的论题,旨在使解读深入复杂,并重新构建苏轼作品在当代的意义。……从一开始,杨就塑造了她的批评术语,使其关注的不是苏轼的关注,而是后来文化和当今的关注。”[5]

虽然本书研究对象是苏轼的美学和伦理观,但导言部分交代研究的缘起,却是一个现代学者由参观瑞士巴塞尔贝叶乐(Beyeler)美术馆陈列的法国艺术家杜步斐(Jean Dubuffet,1901-1985)雕塑展品引发的对于“艺术”定义和自然与技巧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书中两个核心概念“艺术”和“自然”,也是结合当代的理论研究成果而界定的。德国贝尔廷(Hans Belting)认为欧洲的“艺术”时代起自1400年左右,美国丹顿(Arthur Danto)进一步提出“艺术”的时代终结于20世纪80年代,“苏轼生活在中国参照欧洲模式进入‘艺术的时代’之前,但他的时代依然存在‘艺术实践’……本书用‘艺术’一词指具有审美形式、由创造性活动产生、并在我们当代被一致认定为‘艺术’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了代表语言艺术之最高典范的诗歌。作为诗人、书法家、画家的苏轼,当然也不妨被称为‘艺术家 ’。”[1]9另一个核心概念“自然”是英文普通用法的词汇,但是经过作者用中国哲学里的一种核心理念加以阐释,从而上升为一种理论范畴。中文版主要采用老庄哲学中内涵丰富的“自然”一词来指称这个概念。

苏轼的时代和作品虽然离我们遥远,但艺术是永恒的论题,作者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也紧密结合当今理论成果。如“技法与自由的张力至今都是重要的美学课题……当代艺术尝尝试验各种表达的自由……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然之艺’这一美学理念代表了艺术反对惯例、当权者或体制化倾向的革命精神。”[1]14在谈及艺术家和艺术品互为因果时,作者列举了2016年5月24日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生的游客误把素人眼镜当做艺术品的趣事,从而进一步强调明确“自然”定义应为受过高度模式化训练之后、打破常规“回归”的自然,而不是未经任何训练的原始的自然。[1]21-22论及苏轼对艺术手段的物质性保持警惕时,引入“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认为人所占有的物质是自我的延伸……而苏轼所继承的哲学传统则认为心神平静、集中的主观自我才是个人力量的唯一来源。”[1]69在论及艺与学的关系时,作者用现代神经科学来解释[1]85。苏轼经常写诗记录作为礼物的石头,作者援引当代著述《礼物》里的言论,礼品赠送的基本原则是互惠,其目的在于达到社会团结,用以阐释苏轼与友人的馈赠唱酬[1]172-174。正如杨治宜教授在书《跋》中所说:“作为学者的我在阐释学上有意拉开距离,……苏轼的这面镜子里,映出的是我作为现代、跨文化读者的面孔。”[1]303

本书的创作宗旨,是为了揭示苏轼其人其文在当下的意义。第五章《回归内在的乌托邦》探讨苏轼109首和陶诗,作者一方面注意到西方学界关注苏轼在陶潜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苏轼和陶之于苏轼的意义。先经过文本细读得出“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的结论,紧接着从现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苏轼自称陶潜“后身”的问题,指出“把文学人格等同于诗人的真实人格,这在现代文学批评看来是相当靠不住的理论范式”,“哪怕苏轼作为陶潜的‘后身’可以合法‘继承’陶潜的风格,精确复制本身就将消解两位诗人各自的独特性。”指出“所有矛盾都指向了苏轼效陶深层的自我说服因素。……他有意维持的乐观主义净化去了陶诗中偶然流露的焦虑或怀疑。”最后揭示苏轼和陶对于苏轼的意义:“苏轼把陶潜的形象提升成了崇拜和神话,而通过戴上他所建构的这个陶潜的面具,他对自己的命运行使了一种想象的权力,并在迫害、困窘与绝望等苦难之上寻找自由。”[1]248-250亦即“通过陶潜,抵达自身”(第五章结语标题),作者也通过这些对话,抵达自身,“我在此书中要提出的,恰是如何以他为榜样,在人的有限性之内实现这样蓬勃勇猛的自由感。”[1]3

此书除了开阔的国际视野、跨学科多元思维、原创性文本细读、立足当下的研究视角这几个突出的特色之外,吸引人的还有精辟的见解、跳脱的行文和缜密的结构。全书六章,前两章谈“自然”美学风格的创作主体,即创作者或艺术家之必要条件和创作过程,中间两章谈苏轼“自然”美学的外部世界表现,后两章谈“自然”美学的内在心理机制,紧密围绕“‘自然’之辩”论题,上一章结尾必有牵出下一章的文字,结构缜密,文心细腻。行文游走于古今中外,轻盈跳脱,引人入胜。

最后以杨教授导师柯马丁教授的话语作为本文结束:“它代表了我们未来最好的希望,即不再拘于某一特定学术圈或意识形态之需要的学术。……它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把许多深刻的人文问题带入对苏轼的研究之中,也把苏轼的生平和作品带入全球学者共享的哲学、文学和美学话语语境,而不仅限于汉学学术圈的语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