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四大件”

张武昌

傍晚，我朝着海旁的人行道走，金黄的夕阳伴我前行。路旁种有许多花树，我手里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细心察看微信群上朋友的聊天，对有些话题饶有兴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上收音机，称之为“三转一响”，农村家庭要得到其中的一件非常不容易。拥有“三转一响”的婚嫁，那是豪嫁，并不亚于现在的“有车有房”。若是谁家有其中一件，那绝对是极有面子和值得炫耀的，它是身价的象征。

红色收音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70年代末，混乱的社会刚刚恢复正常的秩序，省城的二叔公也恢复了工作。二叔公是一个有文化的知名人士、副厅级干部，大半辈子从事新闻工作。爷爷已经快80岁了，二叔公为了让我们家更加了解外面的世界、掌握更多的新信息，以及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叫堂叔叔买了两架红色的收音机，一架给我爷爷，另一架给仍在家乡定居的满叔公。

由于小山村地处山沟里，无线广播的信号非常微弱，常常接收不到信号。收音机播出的内容也经常会串台、走台，有时候还会发出很难听的“叽叽”声。信号不好时，我会拿一根电线把它的一端接到收音机的天线上，另一端则缠绕在带有绝缘体的电灯线上，以增强接收无线电波的信号。

收音机还可以收听到台湾等电台的广播。那时，收听到的台湾电台经常会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比如她唱的《阿里山的姑娘》以及《甜蜜蜜》，脍炙人口，至今仍然可以哼上几句：“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

我喜欢用收音机来收听轻音乐节目以及流行歌曲。广播电台还会推出点播时段，让喜欢听歌的人通过电话、书信去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

由于好奇，我经常用螺丝刀打开收音机的塑胶盒，对它进行探究、调试。

俗话说“久病成医”，我的红色收音机经常坏，小毛病自己可以修好，修理不好时再拿到维修店里去修。我也曾买过《无线电》书籍，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或许我当时的想法非常幼稚，没有“雄心壮志”，看到维修行业容易赚钱，就想通过自学，掌握维修技术，将来加入此行业，赚钱帮补家用。在维修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很多关于电器维修的技巧，同时也知道了收音机有矿石收音机、二极管收音机和电晶体收音机等。而我的收音机是二极管半导体的。

电子管收音机，是20世纪初的产物，随着电台的开播，很快成为那个年代的“新宠”。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晶体管的出现，致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管被晶体管所取代。90年代人民生活富裕了，对音质有了新的认识以及更高的追求，又回到了电子管收音机（音响）的时代。

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在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小众产品，主流的收音机还是采用真空电子管。为了区分采用半导体晶体管制作的收音机和电子管制作的收音机，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被直接称为“晶体管”或者“半导体”。这也是现代收音机被称为“半导体”收音机的原因。

在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架收音机，既是山区群众了解外面大世界的窗口，又是时下山村收听天气预报信息最快的工具，还可以增添村民生活的乐趣，其意義非凡。

20世纪80年代末，我离开学校步入了社会。因为以前对无线电感兴趣，第一次去福州探亲。在东街口百货商场的电器柜台买了一个中音喇叭，以及制造音响用的功率放大器，回到家后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音箱。因为没有达到音箱配置的需求，音质可想而知，也是“有限公司”。但它是我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不管好坏也用了一段时间。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集成电路、半导体的发明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世界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不同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和回忆都是见证历史发展的有力佐证，值得被记录、被收藏。

钟山牌手表

一个休息日，我在整理家中的橱柜，在一个抽屉里，突然发现了一块用塑胶袋包装好的手表。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那是20年多前我从家乡带来的一块“精工”牌手表，它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是非常稀罕的物件。也是当时婚嫁“三大件”之一，谁家姑娘出嫁，要是男方给送一块手表，能轰动整个村庄，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

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居住工作的叔公每个月会汇钱给爷爷当生活费。爷爷收到汇款后，凭汇款单到银行兑换，银行都会附赠一张等值的“侨汇券”。“侨汇券”又叫侨汇物资供应票、侨汇商品供应券。这类“侨汇券”里有工业品票、粮票、油票、布票，还有糖票等。只有侨眷才有机会得到这样的票证。用这些“侨汇券”可以到友谊商店去购买当时紧俏的商品，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等。父亲用“侨汇券”加30元托人买了一块“钟山”手表。

1977年，大哥初中毕业，当时入读高中需“走后门”，家里也确实缺乏劳动力，因此离开了学校，回到农村加入了农耕大军的行列。因为“文革”，大哥入学比较迟，所以初中毕业时的年纪比较大，已经到了17岁。他赶上了大集体生产的尾声，参加了生产队的专业队，专业队的任务就是搞副业，哪里需要劳工就会被派到哪里去。父母为了让他表面风光一些，母亲用9个银圆给他换了一块“海欧”牌走私手表。

1979年，大舅恢复了工作，分配到石培小学教书，父亲把“钟山”手表送给了大舅。几个月后大舅买了个闹钟，又把“钟山”手表还给了父亲。

20世纪80年代初，大哥获公安部门批准，前往香港定居，“海欧”手表就留给了父亲，父亲把“钟山”手表给了二哥。

二哥在村庄附近的学校当代课老师，四年后，也经公安部门批准前往香港定居，“钟山”手表就名正言顺地留给了我。

初初以为“钟山”手表是广州制造的，因为广州有个地名叫中山市，后来才知道它的厂址在南京市。“钟山”手表给我后，我把它戴在手上，并带到读书的学校。心里有点得意，因为我不但有手表，还有收音机以及照相机。我所读的学校刚由普通高中转制为职业技术学校，本来不想入读，当时当地的教育部门为了保证职校学生不流失，下文规定其他普高不得收录被职校录取的学生，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转入普高，硬撑着读完了两年的职校。

20世纪80年代，由于手表是稀缺物品，一律凭票购买。当时结婚都讲究家里有“三大件”，即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排在首位，这既是婚后新生活的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拥有这“三大件”的婚礼才叫体面。想买手表即使有票有钱，也要找关系。

“钟山”手表伴随我度过了五六年时光，其间也不知道修理了多少次。后来，市场上开始流行的石英手表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而且价格便宜、外观时尚，要上发条的机械表逐渐被淘汰，我也换上了一块二哥从香港带回来的石英手表。后来，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也有卖钟表，于是，我也换了一块日本制造的“西铁城”全自动机械手表，之后又换了一块“精工”牌手表。我的“钟山”手表也就成了历史，被父亲存放在抽屉里。父亲离开我们时，“钟山”手表被二哥收藏起来了。

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戴手表的日子逐渐减少了。“精工”手表戴在手里显得有点重，智能手机里的时间非常准确，而且智能手机还可以调校闹钟，我的“精工”机械手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退役”了。

时光记忆的老手表，它们是有故事的。听着“嘀嗒嘀嗒”的聲音，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走过了几十年，那些遗落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有些已经开始模糊，但是老手表却让我找回昔日的美好回忆，重现家的温馨。

蝴蝶牌缝纫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都是紧俏物品，普通市民很难买到，我家已经拥有手表及收音机。后来，父亲利用“侨汇券”加现金、委托熟人花费了一番心机，再为家里买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蝴蝶牌缝纫机是上海生产的中国名牌商品，它不仅是民族的记忆，更有着时代的烙印，它是中国缝纫机的杰出代表，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它都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品牌之一。蝴蝶牌缝纫机最早可追溯到1919年，生产蝴蝶缝纫机的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前身只是一个小铁车铺，当时人们把缝纫机形象地称为“铁车”。

缝纫机按照它的用途，可分为家用缝纫机、工业用缝纫机和位于二者之间的服务性行业用缝纫机；按驱动方式可分为手摇、脚踏及电动缝纫机。闽江牌缝纫机是福建省的品牌，也曾红极一时，福建省内百货公司的配送车每天都在工厂的仓库门口排队等候，只要货一出来，马上就被装车拉走。那个时候，闽江牌缝纫机比蝴蝶牌缝纫机便宜，在福建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

初期，家用缝纫机基本上都为单针、手摇式缝纫机，后来发明的电动缝纫机，一直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当年农村流行“学个手艺好傍身”，泥水、木匠、裁缝是比较大众化的。20世纪80年代，我被一所职业技校录取，当时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就是“裁缝”与“种植”，因为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懂得照相，后来经全体学生的申请，再加入摄影课程。

我家里有缝纫机，虽然我学的是裁缝专业，但是我家的缝纫机没有被充分利用，因为我对制衣行业没有真正的兴趣，自己缝纫出来的衣服屈指可数，只为自己做了一套米黄色的西装，为妹妹及邻居做了一件时髦的青春夏装。我从职业学校毕业后，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又到下洋侨育中学插班读高中二年级，把所学到的裁缝知识给慢慢地遗忘了。我在那个年代也未能如愿进入大学的大门，几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终于迈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离开学校后，我也没有利用学到的裁缝知识为生，而是到坎市镇汽车站打工，工作的方式完全是另一种尝试。后来，妹妹也去学裁缝，家里的缝纫机又被使用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两兄妹对制衣都没有真正的兴趣。其后，妹妹去深圳打工，缝纫机被彻底遗忘了。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后来在全国各地城镇开了很多售卖成衣的商店，请师傅量体制衣的越来越少。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缝纫机厂的产量开始下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缝纫机的需求也慢慢降低了，结婚“三大件”的名单里也没有了缝纫机，改为彩电、冰箱。

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型制衣厂的飞速发展，家庭式的制衣模式逐渐式微。福州市生产缝纫机的工厂后来转产摩托车配件，停产缝纫机，闽江牌缝纫机也成了历史。

半个世纪过去，家用缝纫机已成了“艺术品”，我的蝴蝶缝纫机也不例外。

五羊牌自行车

在科技发达、交通方便的年代，脚踏自行车代步的模式已经逐渐式微，并开始改变了它原有的用途，成了以锻炼为目的的用具。

1987年4月，我到永定区坎市镇汽车站食堂做临时工，每月工资51元。工作时间分早中晚三段，早晚各两小时，中午则为三小时，每个月有10天凌晨加班煮粥，其余时间均为私人空间。下班后便会想找老乡聊天，每天走路感觉到不方便，便想买一辆自行车代步。当时，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要20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才51元，要买一辆自行车得筹一年半载。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回家向父亲借钱，父亲节俭惯了，初初是不同意的，后经不起我的“蛮缠”，才给了我200元，买了一辆“五羊牌”自行车。自行车到手了，午饭以及晚餐之后，急忙收拾好东西，骑着五羊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跑到老乡工作的单位，去炫耀自己的“宝贝”。

买了自行车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工作之余即使没有去老乡的单位，也会骑着自行车周围走动。工作单位的附近有很多煤矿、石灰矿，还有水泥厂，在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基本上都是重型货车。它们从身边经过时，“地动山摇”，发动机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更会扬起一串串长长的黑色灰尘，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回到单位，衣服脏兮兮、脸黑黑的，赶紧洗刷干净。附近的居民基本上是煤矿的小股东，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有钱的。我们这些外地来打工的人，有时候还会受到他们的歧视、欺负。幸好我只在当地工作半年时间，便辞职回家，回到农村不久便张罗着搬家到城区居住。

我也是比较迟才拥有自行车的，那个年代自行车是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生活在基层人的宝贝。搬到城区居住后，自行车给我带来了方便，与住在城区的同乡、同学、朋友交流多了。

在读职业技校的时候，流行一种通信交友方式，即在信中提供3个朋友的通信地址，收到信的人便给排在第一位的朋友寄一份礼物，然后将信的内容重复10封，把排第二位的放在第一位，再将自己放在第三位，如此寄给自己的10个朋友。如果每个朋友按信的要求做，预计一个月后将会收到许多礼物，当时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单纯啊。然而，我也从中认识了一位朋友，她收到我寄的礼物后给我回了信，这样一来一往的通信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离开学校之后，我与她还有书信来往，但大家都没有见过面。书信来往多了，也就有了那种微妙的想法。后来找了一个机会，约好了见面的方式，终于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我与她始终保持着信友的关系。之后，她也加入了到广东打工的行列，我虽然对她有那种微妙的感觉，可我的心一直想离开家乡。

一天，她从广东回到永定，跟我摊牌谈婚论嫁的事。我用五羊牌自行车，载着她爬山越岭，去离城区约15公里的她的闺蜜家。在路上，我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思，她一心一意想跟我结婚，而我因为事业仍然没有着落而犹豫，跟她挑明我不想那么快结婚，彻底伤了她的心。我虽然用五羊牌自行车载过她，可是我与她始终没有跨越那道鸿沟。我的五羊牌自行车最终没有把她载回自己的家，这就是我的初恋。

五羊牌自行车，给我带来了许多酸甜苦涩的故事，也给我提供了锻炼身体的机会，它伴随着我度过了8年的青春时光，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笔“财富”。如今，我写作的时候还常常会想起它，是它把我摔醒，也把我送向远方。

作者简介：

张武昌，60后，笔名自由人，供职于香港《文汇报》，香港文联副理事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香港作家联会会员、蔡丽双研究会副会长、蔡丽双博士艺术团副团长、香港国际诗歌研究会理事，《香江文艺》《香港文学报》编委，福建省龙岩市作家协会、散文学会会员，永定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