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发展与历史突破＊

刘同舫

提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结晶，依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得到具体化表达。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根据时代需要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制度保障，展现了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认识，根据具体国情作出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展现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创新，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出伟大理论，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创新，实现了思想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是新时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体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7 月2 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性发展和历史性突破，需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其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孕育而生，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实践创新得以具体表达和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仅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涵，同时也构成了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维度。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充分认识和利用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的作用，不仅要将其置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模式中进行理解，同时也要将其置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范式中进行把握，由此才能探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创新，即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乃至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

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本质是利用国家而非市场调控资源配置，通过政府有计划地在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分配资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在预定目标轨道上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依据其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计划经济模式奉为圭臬，并将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经济制度固定下来。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后，即无产阶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00 页。。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确立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如何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成为革命后的首要问题。列宁强调：“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②《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9 页。列宁有意在苏维埃推进计划经济，但是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的动荡，列宁认识到商品贸易、经济核算、货币等市场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新经济政策轨道。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取代，从新经济政策迅速转入计划经济轨道导致对市场关系的忽视和排斥。斯大林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③《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11 页。计划经济是通过有计划地分配资源实现生产快速发展的手段，蕴含着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为了以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进而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将计划经济完全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作为不可置疑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延续下来。

在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程中，苏联制定的“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规划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战后生产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各领域、各部门的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分工愈益复杂，原先完全由行政命令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如：效率低、官僚化、严重浪费等，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讨论过经济改革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限制，人们“一般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甚至把‘赢利’只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①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81 年版，第2、11、49 页。，对市场关系的排斥观念仍然占据主流地位。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领导者逐渐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开始在以往被视为经济领域“禁区”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进行探索，希望通过改革解决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带来的企业和地方自主权不足的问题。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提出“‘向资本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和研究南斯拉夫经验的问题”，以及“‘更多的利用和完善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的问题’”②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81 年版，第2、11、49 页。。但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革始终是在不改变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管理方面的改革，如：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结构、改变计划经济指标等，没有能够改变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弊病以及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不足、经济活力不够等问题。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就针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革探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提出了全面经济改革，但是最后都没能取得成效。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因改革并未改变指令性的、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二是因改革未能真正解决利用市场问题。”③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81 年版，第2、11、49 页。在苏联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苏联领导人以及社会民众对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始终处于对立模式，既想要获得市场条件下的生产积极性和利润回报，又不想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而只能通过扩大信贷、改变利润分配、改变经济指挥权等措施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发展生产、盘活经济、提高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的问题，更不可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以及推进政治改革。归根结底，苏联的经济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围缝缝补补，没有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没有触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利用计划和市场发展生产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在于抛弃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二元对立论，促成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不仅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发展成就，而且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认知基础。事实证明，针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根源于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推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市场经济改革是影响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认识到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的转变。④党的十八大前后，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 年至1988 年）是改革开放之后，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阶段（1989 年至2012 年），发挥或者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95 页。，这一认识转变对于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历史性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6、116、118、117、116 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走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极端，也不能落入传统社会主义以国家行政指令完全取代市场的极端，而是需要坚持政府与市场的辩证法。一方面，“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57-58 页。；另一方面，也不能单讲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关键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6、116、118、117、116 页。。两点论和辩证法要求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各自职能，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6、116、118、117、116 页。，“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6、116、118、117、116 页。。由此，“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6、116、118、117、116 页。。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推动经济按照市场规律合理运行，使各市场主体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中国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文化积淀，中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551 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效抵御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危机影响，而且在自身富有韧性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率先带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反证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发挥个人和企业的主体作用，积极运用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商品规律，吸收引进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有益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效弥补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生产条件下发展不足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十分明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5 页。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质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本质就是利用市场经济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功能是在公平中实现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在效率中谋求发展，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要在坚持公平与效率中不断实现发展。

创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制度，不仅彻底扭转了以往现代化建设（包括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的现代化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的发展方向，全面解放和发展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产力因素，而且在创造更高物质文明基础上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在新时代改革发展进程中，坚持和发展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改革的基本遵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成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通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节才能够达到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既兼顾了公平的议题，也兼顾了效率的议题，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

二、国家治理制度的创新：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

在苏联社会主义推进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出现了极端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问题，而苏联社会主义最后的解体，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社会主义背上了政治集权主义的骂名。马克思和柏拉图、黑格尔一起被贴上“民主的敌人和专制主义”的标签，攻击马克思的民主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致命的错误”①[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3 页。，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②[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9 页。。虽然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共产主义的诋毁过于武断，但是也要承认这些误解或谩骂或多或少与传统社会主义在民主实践中出现过的偏差存在关联，即没有将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和贯彻到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上创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政治形式。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的新型民主形式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更贯穿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在根本上反映的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存在，科学地解决了在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二者关系的问题。科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所实现的国家治理制度的创新，既要看到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也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在基于对自身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中所创造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6 页。为了彻底消灭国内剥削阶级，苏维埃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已经通过宪法确立国体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但是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同时，并没有将城市市民、知识分子等纳入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上的创新。人民民主专政的精髓在于，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基础上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如何最大程度发扬民主。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则为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持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74-675 页。。在充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②《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5、135 页。。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旨在通过最大程度发扬民主以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78-1479 页。。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力量以及农民阶级的支持，“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④《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5、135 页。。

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被宪法规定的国家国体。⑤1978 年宪法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体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1982 年宪法再次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人民民主专政”，此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延续至今。1962年1月，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7 页。邓小平也明确提及，自己“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⑦《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3 页。，“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5 页。。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8-169 页。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推行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基础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力手段，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只有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才可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普遍规律的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259、258 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确定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实质上回答了马克思关于“民主是什么”的提问。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人民进一步推进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259、258 页。的民主宣言，将民主提升至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充分把握民主价值，将人民民主充分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④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303、336-337 页。在理论和实践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充分反映，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⑤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303、336-337 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坚持人民民主的制度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形式，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治理形式，“有力推进了民主现代化进程，同时牵引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推进民主治理、实现国家治理民主化”⑥张文显：《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治理研究》，2023 年第1 期。。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将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而且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既坚持了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无产阶级原则，同时也在工人阶级领导基础上团结了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阶层，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以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方式释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既保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不变色，又在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基础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创新：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性发展还表现在，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提出改革开放，并在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中再次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社会主义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中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也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最终在全球化中形成了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文明互动局面，这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条件。伴随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逐渐失序、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失灵等现实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率先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顺应了世界文明紧密联系和交流互鉴的发展趋势，也为世界文明的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指引。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主义从以改革实现自身文明发展到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文明发展，在实践中创新了社会主义运动形式，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榜样。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创新及其意义，必须抓住改革开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碰撞的文明逻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促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且以中国改革的成功实践引领了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全球化条件下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运动具体形式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与发展也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主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促发展构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内容。实际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并未指明落后国家革命、建设的具体发展方式，但已经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只有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才能解决。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时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74 页。马克思既批评了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畏缩和退却情形，也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停留于自我批判和想象而必须付诸革命的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也认识到，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来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如何从革命转向建设，是事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本质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在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前提下充分借用资本主义成果发展生产。在列宁看来，“任何一个多少能够历史地观察事物的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组织涣散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过渡状态，是这种新事物成长的状态”②《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41 页。，新经济政策就是在俄国条件下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列宁逝世之后，新经济政策的改革陷入停滞，并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取代。到了斯大林及其之后的发展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宣扬“两个平行市场”，实践上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革命和建设的双重逻辑，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及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改造资产阶级生产资料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探索如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创造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苏联社会主义完成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但是没有很好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特别是“两个平行市场”排斥了世界上先进的技术，阻碍了世界文明的交流碰撞和发展，最终成为推动苏联走向解体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中叶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充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的惨痛教训，特别是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改革发展实际中，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很快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不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而是充分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生动实践。历史证明，中国在后来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不仅极大推进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且也影响了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自身发展与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相统一的有效举措。

在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运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化拓展的基本现实，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持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达。在传统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要大力增加生产总量，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加需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如果说改革开放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问题，那么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发展社会主义自身文明转向强调社会主义文明与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同世界发展紧密相连，中国不仅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中国也以自身文明实践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交往和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逐渐认识到全球文明发展必须依靠各国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顺应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经受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考验，并通过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非凡奇迹使得社会主义者从中国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之光。从世界大变局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再次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①参见陈明凡：《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趋势》，《人民论坛》，2022 年第1 期。

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走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改革开放中彰显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实践中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发展。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变历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逻辑，也蕴含着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即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对抗转向为社会主义文明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造和升华中发展。

四、思想理论的历史突破：建构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终走向高度意志化管理，以思想文化的僵化教条扼杀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动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且在新时代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创新，其最新理论样态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社会主义思想文明发展的民族向度，又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彰显社会主义思想文明演进的世界历史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思想理论上突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续写了气势恢宏的篇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使命和历史经验。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视野，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改革发展实际，发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最强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最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根本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而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类文明发展，为21世纪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本，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中国力量。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镌刻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的显著位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样态。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实践方能孕育伟大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代问题为导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下，以新的历史视野推进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艰辛理论探索中最终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①参见李捷：《党的理论的百年探索》，《党建》，2021 年第7 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在改革发展中以“非斯大林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最终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6 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既取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也得益于思想理论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在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不仅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而且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概念，而是开放和包容性的概念，其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且推进着理论创新和思想突破——从民族向度转向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的辩证统一。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并成为全球化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大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日渐具有世界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方位。在对历史发展新的判断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立足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力求更为深刻地思索和攻克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难题，在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同时，也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因而体现出了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0 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中国发展难题过程中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时以其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以及现实实践，有力构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民族向度和世界向度两方面的意义，使其当之无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当下时代难题的实践中催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更多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立足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范围限制，积极吸收包括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为全人类的文明演进贡献了力量。在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彰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效性，而且也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理论创新与魄力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多领域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完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向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转变。在经济层面，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在政治层面，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国家治理制度的创新；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推进改革开放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开拓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式；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以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为视角，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代表了苏联在20世纪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形成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谋求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的文明创造。源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在本质上构成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视野出发，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剥削文明的可能性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在继承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文明在最新世界局势中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基础，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机与活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视野中，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构成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维度。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同样也将成为未来文明的母体，为更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提供条件，而不能将自身固化为永恒真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蕴含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民族向度，也蕴含与整个人类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历史向度。脱胎于新的历史条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球化条件下通过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纳入自身文明发展轨道，正日益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力量，并逐渐表露出构成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新基石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