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工作，特权还是权利？

齐然

在各地结束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个显著现象：城市中心的写字楼空置率没有随着经济复苏而相应降低。这背后的原因是：经济虽然恢复，但在家工作的风潮还在继续。甚至有不少报道提及：一些写字楼白领挑选工作时，会看看是否会每天都要坐班。于是为了争抢人才，很多公司也把允许一周几天远程在家工作，当作员工福利和岗位卖点。

美国大报在2023年底刊登了一篇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icholas Bloom撰写的评论，其中提到，2023年美國大城市办公室上班刷门卡的数据，只有2020年2月的一半。他继而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下，五天工作制和办公室制度都将走到尽头。

远程/在家工作，的确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叠加疫情大流行带给世界的巨大变化。不过，欧美国家的语境和中国并不尽然相同。当我们在微信或微博搜索远程工作和在家工作，就会发现：弹出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零工兼职—“可以在家工作，不用坐班就赚外快”。

带着这个问题，我又问了做白领工作的朋友们：“疫情结束后工作环境有什么变化吗？出现了远程工作的潮流吗？”只有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表示了肯定，而非外企的朋友们几乎都答曰没有。看来，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远程工作概念，在中国职场中仍然像是某种高级特权。

这其实说明：是远程工作还是来办公室坐班，并不是简单的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问题，它更多也是职场生态、文化和上下级权力关系的体现。

我问还在大公司坐班的朋友：“为什么远程工作在我们这儿不流行？”得到的回应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卷了吧，没有改变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我们竞争激烈，所以大家没办法说“我希望能够有几天不来上班”—哪怕这么做，其实有可能改善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不成。

在已经开始习惯远程工作的欧美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讨论。一些人开始提出：远程工作不一定是员工福利，也可能是特权和职场中的控制方式：一些公司让人远程工作只是为了节约成本，甚至方便随时炒掉员工；还有一些公司发现，远程工作有助于让企业分化员工，阻止他们凑在一起争取更多福利；还有人提出，远程工作依旧是少数白领阶层的特权，因为大多数实际的工作不可能在家完成。也有研究显示：远程工作虽然让工作环境变得舒适，也省去了通勤时间，但很多人也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因此变长了。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未来，我们这儿也会有不少企业出于“降本增效”等等原因，削减在办公室上的开支，允许更多员工远程工作。但到那时，这种远程工作安排的性质，就不是现在少有的特权和福利，而是另一种对员工权利的侵蚀了。

要说不坐班的好坏，身处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打工族可能更有发言权：自由、自主，但代价是常常24小时待机，疲于奔命；要说坐班的好坏，在大厂或体制内工作的可能体会更深：有办公室福利，有单位的文娱设施，也有办公室政治和无法拒绝的领导监视与加班。在家工作好还是去办公室好？不同管理者和不同岗位若只是着眼效率和个人发展，都会有不同见解。但人们在工作中遇到更多的问题，仍然是诸如通勤会否影响带娃和照顾老人，强行打卡是否令人喘不过气等等。远程工作的话题仍然会回到这里：选择在哪里工作，多久来一次办公室，单位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场所，不应该是一件大家都有权利参与讨论和决定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