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彭新宇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笔帖式是清代最独具特色的官职之一，其品级不高，属低级官员，但由于能够与闻机要，故位卑而权重。《清稗类钞》言：“微员中似无足轻重而关系极重者，莫如笔帖式。”[1]1334笔帖式素有“文臣储才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2]卷一之称，历来被视为旗人的进身之道。笔帖式“专任各部院衙门的满文书写及翻译等事”[3]，是政府部门中各项具体事务的实际承担者，设置广、数量多，有清一代，遍及中央及地方各个部门。清后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笔帖式的地位有所降低，其设置职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笔帖式的职掌及其沿革

笔帖式，满语音译，意为有学问的人，是满语中对有学问的人的敬称。天聪五年（1631），清太宗设六部、定品级，史载“庚辰，始设六部，以墨勒根戴青贝勒多尔衮，贝勒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每部满、汉、蒙古分设承政官，其下设参政各八员，启心郎各一员，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尚称巴克什者仍其旧”[4]本纪二，以笔帖式取代巴克什，形成了清初（后金）政权内部“贝勒—承政（尚书）—参政（侍郎）—启心郎—笔帖式—差人”的职官等级体系。自此，笔帖式有了明确的职阶品级，作为低阶职官正式登上了清代的政治舞台。

关于笔帖式，《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记载“掌翻译、缮写满汉文书之低级官员”[5]，就是相当于从事满汉文字翻译、抄写的秘书官。清制，政府公文实行“满汉合璧”，内外文移往来俱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翻译满汉章奏文书成为重要的日常行政事务。“国初海内再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文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6]卷八，同时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俱设笔帖式额缺。其名目有翻译、缮本、贴写”[4]志八十五·选举五。清统治者于中央各部院及地方督抚衙门遍设笔帖式沟通文字，协理公务，以解决满汉官员因语言差异引起的沟通不便问题。

事实上，笔帖式的地位职掌远不止于此。《听雨丛谈》中记载“国初都沈阳时，未备文学翰林之职，凡制诰簿籍，皆笔帖式司之”[2]卷一；《清史稿》中亦载“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4]列传二十六·沈文奎传，沈文奎请求清太宗增加文馆中的笔帖式人员以资办公，可见笔帖式除讲解经籍、翻译缮写满汉文书之外，还肩负着制诰簿籍、协理公务的职责。清入关后，中央文学翰林等机构渐次完备，笔帖式才不再负责草拟文诰之职，而成了“专管翻译，司文书收发”之官。

顺康之时，随着统治情形的日益复杂，清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教育之需要，开始将笔帖式作为皇帝意志的延伸大量派遣至地方。顺治时，笔帖式被派往各常关、海关充任监督，称关差笔帖式。顺治七年（1650），“定独石口、杀虎口差满官笔帖式收税”；顺治十一年（1654），“各关差兼差户部满汉官、笔帖式”；顺治十三年（1656），“各关专差汉官，两翼差笔帖式，张家口、杀虎口各差满官一人、汉军官一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覆准，福建、广东二省，设满汉海关监督各一人，笔帖式各一人”[7]卷一百八十九。此后，中央在向各关口派遣满汉官管理时，同时派遣笔帖式充任监督，并形成定例。关差笔帖式既掌握监督地方的权力，又可以代行管理关口职责，协助主官处理军政事务，保证地方机构正常运行，对地方的营私舞弊起到很大的监督、限制作用。

康熙时，笔帖式被派往紧要之地管理驿传，负责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康熙十三年（1674），为了加强对前线军情的掌握，及时了解战况以备决策，康熙帝“命兵部于驿递之外，每四百里置笔帖式、拨库什各一，速邮传，诘奸究，防诈伪”[8]，用以“接递军报，探发塘报”[4]本纪六，是为坐塘笔帖式。坐塘笔帖式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源源不断地将前线军情传送到朝廷，为康熙帝作出合理的应对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在蒙古建立驿站系统，“设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五路驿站，各设管驿员外郎一人、笔帖式二人负责，凡蒙古往来事件，专委料理，以规划一”[9]。正是看到了笔帖式在传递信息、驰递军情方面对中央决策所起的巨大作用，之后清帝便于边防紧要之地广设笔帖式管站，专门负责各种情报、公文的传递。

此外，笔帖式还肩负着一定的教育职能。天聪六年（1632）九月，沈文奎向皇太极上疏：“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日进四书二章，通鉴一章”[4]列传二十六·沈文奎传，从沈文奎的奏疏中可以看出，笔帖式能够讲解经籍，承担教育汗王及诸贝勒、皇子的责任。清入关后，陆续设置了许多官学教育八旗子弟，有隶属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有隶属内务府的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还有隶属国学的八旗官学等，其中皆开设有满语教学课程，教授满语的教习与助教多以笔帖式充任。

笔帖式官行吏职，“供笔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实则学习部务，以备司员之选，分吏胥之权也”[10]卷二，因而“登用之广、迁擢之优，固非前代仅称杂流者可比也”[11]。雍正帝曾言：“各衙门笔帖式在部院办事者，据系将来升用堂司官之人。虽经考取，必当慎重拣选补用，方与部务有益。嗣后补用笔帖式时，尔部据应将补用之人带来引见，朕酌量补用”[12]，将笔帖式视为中高层官员的补充。

二、笔帖式地位与职掌的嬗变

相较于其他官职，笔帖式掌翻译，主司文书收发、缮写之事，遍及中央地方各级军政衙门，充任类似于机要秘书的职务，故而能够与闻机要。笔帖式升迁较易，“三年大计，保列一等，不数年，提升郎官，掌印钥矣；又不数年，外任监司太守矣”[1]1334。笔帖式起于天聪年间，经顺康而发展壮大，至雍乾时臻于鼎盛，其间其分布日广，职掌日泛，设置日繁，构成了清代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清后期，随着笔帖式走向衰落，其地位职掌也发生了一些嬗变。

（一）笔帖式地位的嬗变

国初，“笔帖式亦奉皇华之役”“比于学士编检”，雍正时，“笔帖式仍转翰林编修等官”[2]卷一，乾隆帝“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4]列传八十九·刘统勋传，然在道咸之后，“厥后各署候补者纷不可纪矣”[4]志八十九·职官一的盛况不再，笔帖式地位大为下降，出现了衰落的趋势。

道光初年，笔帖式“仅存有赍颁制浩之差”；咸同之时，赍颁制浩之差“今亦停矣”[2]卷一。对此，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乃法久弊深，堂官视为微员，不任以公事。笔帖式亦自甘废弃，不复问及公事，而公事之权仍在吏胥。”[10]卷二此时，笔帖式已经难以承担公务之重，沦落为“堂官不甚介怀，司官羞与为伍，彼亦自侪于书吏、舆儓之列”[10]卷二。在清后期，“各衙门皆有额设，候补者又盈千累万，视为不足重轻矣”[13]，笔帖式渐为各司主官所不屑，沦为奔走攀缘的吏役之流。可见，清后期的笔帖式在地位大为下降，已经与国初之时不可同日而语。

笔帖式地位下降的表现之一就是内升大员、外至督抚者减少。笔帖式入仕是清代统治者为八旗子弟设计的一条重要入仕途径，清历代统治者皆视八旗为国家根本，对八旗子弟“教之、养之、取之、任之”[14]。韩晓洁在《论清代满人入仕途径及迁转途径》中统计了45 名由笔帖式出身而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满族官员，从顺治到光绪，人数分别为：6、14、4、12、1、3、1、1、3[15]。杨军民的《“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迁进路径考论》统计了清代陕甘总督的升任途径，其中乾隆时期25 位陕甘总督中笔帖式出身4 位；嘉庆、道光、咸丰三朝33 位总督，笔帖式出身者5 位，而咸同之后陕甘总督更是几乎为汉人所垄断[16]。显而易见，由笔帖式擢至朝廷大员或封疆大吏者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笔帖式走向衰落的另一表现体现在新设衙门的人员设置上。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例，同治八年（186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给吉林将军、察哈尔都统、黑龙江将军的函件中言道：

行吉林将军、察哈尔都统、黑龙江将军文，称窃照本衙门办理各国事务，所有各处将军、大臣与各国交涉事件行本衙门文书类多紧要，立须赶办，不容迟缓，且不无应行慎密之事，乃各将军、大臣来文往往只用清书，收到时，须先将清书译汉，不能立时即办，每致耽搁时日，或有漏泄舛错，关系匪轻，相应咨行贵将军、大臣，嗣后反与本衙门行文，能径用汉字固属简便，倘因各属原呈本系清文，希即先由贵处译汉，再咨行本衙门核办，以免延误。①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咨行各将军大臣嗣后与本衙门行文须间用汉字以免迟误由》，同治八年八月十六日，馆藏号：01-17-036-01-001。

从上述章奏内容可以看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来公文涉及满字文书需要其他衙门代译，其中并无专司满汉文翻译的笔帖式人员额设。按照清代各部院衙门皆设有翻译抄写的笔帖式职缺惯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中笔帖式员额的空缺显现了笔帖式地位下降，已经不为堂官所重。

（二）笔帖式职掌的嬗变

笔帖式官缺多，得官较易，通过翻译科举考试与官学生肄业等皆可直接补任笔帖式，满足了稍通文墨而又无法竞争于科场的八旗子弟入仕需求，因而“八旗就此途者，较他途为尤多”[10]卷五，被视为旗人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清后期，笔帖式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走向衰落，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清末官制改革，对泛滥的冗官冗员进行裁减，规定“裁缺衙门之实缺候补司员笔帖式，或由他衙门调用，或分别班次，分发外省补用”[17]卷五百六十四，明确了各衙门笔帖式的裁改原则。

笔帖式掌翻译、缮写满汉文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辅助政务，可以说只要有翻译抄写的需求，笔帖式就始终有生存的空间。一方面，在裁汰冗员的过程中，清统治者对人数庞大的笔帖式人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撤，剔除了一些实在不堪任用之人外，仍旧保留一部分善于誊写的笔帖式用于中央部门进行必要的满汉文缮写，其余之人多分发外省任用，继续充当监督或管理地方的职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从密云副都统德麟所请，“改密云印务笔帖式为额缺，添设左右司笔帖式二缺”[17]卷五百七十三，增设了边疆地区的笔帖式额缺；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奏，“吉林裁撤主事笔帖式共五十七缺”，并“请以对品分别归部选用”[17]卷五百九十四，对吉林所裁笔帖式进行了安置。可见，笔帖式虽然在清后期走向衰落，但依旧存在于部分边疆地区，活跃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

另一方面，对裁缺的笔帖式进行了转用。《清史稿·新官制》论及官制改革后各部门官员额设时有这样的记载：巡警部“一、二、三等书记官各十人，仿七、八、九品笔帖式旧制，三十二年改为八、九品录事”、民政部“八品录事二十人，九品录事三十有二人”、学部“一等书记官正七品，十有一人；二等正八品，十有七人；三等正九品，十有五人”、陆军部“协军校三十有二人，同协军校十有六人，额视七、八、九品笔帖式”、法部“八品录事五十有三人，九品三十人，内宗室各二缺”[4]志九十四·职官六。从各部门的人员设置来看，书记官、录事之官很多都是笔帖式转化而来。

清末官制改革中拟定的军谘府暂行章程中亦有相关记述，“各科额设科长一员办理该科事宜，并酌设一二三等科员经理科务，一二三等录事以供缮写”①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为酌拟军谘处暂行章程缮具清单恭折仰乞圣鉴事》，档案号49-00-000-000001-0004。，这就佐证了《清史稿》中所言的仿笔帖式旧例，设录事以供缮写、誊录之用。以陆军部为例，“兵部向设笔帖式九十四缺，太仆寺向设笔帖式十六缺，兹并未笔帖式一百十缺，其各项额缺，拟统为陆军部文武员缺”，将原兵部、太仆寺的笔帖式“均以原官阶分别补充各厅职任司”，并按新官制厘定军衔，“比照七八九品笔帖式额设，定为正军校十八缺，同正军校八缺，副军校二十四缺，同副军校十二缺，协军校三十二缺，同协军校十六缺，共一百十缺，统为陆军部官佐员缺”[18]。从兵部、太仆寺与陆军部前后的员缺数量来看，官制改革后的陆军部将直接将此前兵部、太仆寺的额设笔帖式进行对额转用。

从上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清后期的笔帖式在地位职掌上发生了一些嬗变，具体表现在：中央的笔帖式一部分被调往边疆地区管理旗务、处理民政，从事一些实际性事务；另一部分依旧存留于中央的笔帖式转为录事，担任各部门的文字誊录、缮写之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补、转用的笔帖式并不完全都是实职，也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任何实权与责任，是被供养起来的虚职。

三、笔帖式发生嬗变的原因

旗人入仕以笔帖式为正途，故而笔帖式入仕被视为旗人的进身之阶。然而，在清后期，笔帖式人员素质已经大为下降，难以处理各衙门之中的日常公务，成为了“无足轻重”之员，以至于在新衙门之中并无额设。笔帖式难以承担统治者寄予的厚望，逐渐走向衰落，在清末变革的大背景下，其设置职掌发生了变化。而造成笔帖式走向衰落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笔帖式自身自甘废弃、“自侪于书吏舆儓之列”，更非是简单的“培植无方”，而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培植选拔系统的紊乱

人员素质下降是笔帖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笔帖式培植选拔系统的紊乱。清前中期，在笔帖式的选拔任用上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有着严格的考试与选拔程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康熙帝对留任中央各部院及派往地方的笔帖式进行测试，“上试汉军笔帖式、监生，曳白八百人，均斥革，令其读书再试”[4]本纪七，对考试不合者均予以罢斥，令其重新学习，考试合格后方准任职。雍正帝在笔帖式任职期满后的业绩考核之外，增加了对现任笔帖式的能力测试，于雍正元年（1723）议准现任笔帖式行走三年考核一次，考试内容同候补笔帖式考试一样，请题考试，专门考核现任笔帖式的翻译水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对笔帖式人员能力考试的规则进一步细化，规定三年一次的笔帖式翻译水准测试，“取中一等者，议叙记录二次，并交该堂官详加查看，量加奖拔；二三等者，照旧供职；不入等第者，解退开缺，不算废员，下次仍准与考”[7]卷三十三。清中前期对笔帖式考试，定制极严，考翻译者，所译稿件需准确流畅；考缮写者，字体需美观工整；逃避考试者，一律降职罢革。经过康雍乾三朝，各级机构对笔帖式的遴选、补用、迁升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考核体系。这些严格的考试程序保证了笔帖式群体的人员素质，有能力处理衙门之中的各种公务，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升迁至高层。

然嘉道之后，笔帖式的补用升迁在程序上渐为松散，使得笔帖式人员趋于泛滥，素质大为降低。这里包括考核过程中监管不严，出现了冒名顶替、寻找替考的状况，如宝廷在《请整顿八旗人才疏》中言“查考试笔帖式定制极严，今则枪替传递无弊不有，清理非易”[10]卷五，考试作弊屡禁不止；也包括捐纳笔帖的大量出现，“满员以二百金捐一笔帖式，不数年洊升工部郎中员外，外放府道，洊升抚藩矣”[19]，“现任七品笔帖式捐米二百五十石，以应缺先用；八品笔帖式捐米五百石，准其离任以知县补用”[20]，通过捐纳即可出任笔帖式，并获得升迁机会。“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所习仍奔走伺候，于公事何益乎”[10]卷五，以至于人员素质不断下降，逐渐沦为往来奔走的吏役之流，再难升任至将相大员。

（二）满语使用空间的缩减

清代以满语为国语，公文行政采取“满汉合璧”政策，满汉文并举，即内外文移往来满文需译汉，汉文亦须译满。正是有着这种满汉文字互译的需要，以满汉文为中心的文书翻译便成了维持清代政务运转的关键。

为此，清代在中央各部院衙门专门设置了档房作为奏章文书的翻译之所，曰清档房、汉本房（户部分设南北档房），以笔帖式充任翻译、缮写人员，地方督抚衙门也设置了相应的笔帖式额缺，从而为通晓满汉文字的八旗子弟入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清前中期笔帖式多能够官至尚书侍郎、将军督抚等一品大员，就是建立在其旗人出身、通晓多语的基础之上。笔帖式作为职司翻译的机要秘书，能够与闻机要，并在实际的政务运作中锻炼自身的行政能力，因而进则“擢补主事，或不数年，辄致通显”[11]志八十五·选举五，出则“外任监司太守”[1]1334，补为一方县令、监督不为难事。

进入清后期，随着满汉民族的交融，满语只局限于中央的少数部门及地方的驻防满城之中，满汉双语奏事也成为制度下的例行公事，职司翻译、缮写的笔帖式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而且嘉道之后，笔帖式的职能逐渐泛化，品秩亦是愈来愈低，且有从实职向虚职转化的倾向，渐渐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上升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很难再“进则主事、出则监督”。

笔帖式因时而生，正如金卫国在《翻译人才兴衰的历史反思——以清代满汉翻译人才为例》中所言，满汉双语人才的极度缺乏才促使统治者对翻译群体大加培养，从而促进了笔帖式群体的发展与扩充[21]。笔帖式衰落同样是时代使然，满语使用空间的缩减使笔帖式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尽管统治者极力维持，但笔帖式在生存之道上终究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结 语

笔帖式是清代统治者专门为旗人进身设置的选官路径，是清代统治者推行的统治政策在用人理念上的体现。笔帖式入仕保障了旗人入仕路径的宽裕通畅，迎合了清统治者提拔八旗子弟进入官僚队伍的需要。笔帖式同清王朝命运相始终，其发展演变代表了清王朝兴衰发展的一个缩影。清统治者以旗人的入仕特权换取八旗子弟对统治阶级的效忠，体现了清统治者对八旗子弟的看重与优待，然法久弊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入仕特权在保障八旗子弟顺利入仕的同时，也使得出任者人员素质愈加参差不齐。在清末变革的背景下，笔帖式的地位、职掌发生了嬗变，尽管仍旧保留着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也只能沦为底层小吏，成为解决旗人生计、维护旗人内部稳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