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医史书写新范式
——以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储 旭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近代学者审视新旧史学时，也开始探析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汪荣宝认为“最远之医学，而时或于史学有非常之有效力者也”[1]，李大钊总结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第五类学问将医学囊括其中[2]。在此背景下，医史研究开始兴起，目前学界对此探讨较少，既往研究主要以近代医史学会和报刊著作为对象，进行个案、比较或综述研究①相关研究包括：耿婵《近代中国的医学史研究》，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吴静《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与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比较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杨奕望、萧惠英、任宏丽《试论民国时期〈医史杂志〉的办刊特色》，《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 年第3 期；李剑、邓铁涛《民国时期四个医史学会的比较》，《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89 年第2 期；陈琦《王吉民、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及其中译本》，《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 年第1 期等。，致力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容特点及发展历程。本文试图从医史书写的角度，通过比较三版《中国医学史》，总结近代医史书写出现的新范式，重点考察医史研究在近代史学界和医学界中的特殊地位，及西学作用下史界革命、医学发展与医史研究之间的互动。

一、医史书写范式之转变

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化和精细化是史学近代化的表现之一，新史学认为传统史学偏于“君史”，要求重新厘定史学范围，在接纳西方分科体系的同时发展分科治史理念[3]，提倡专门史书写。此时，医史著作也相继出现，进而催生医史书写新范式——以新编年体为核心，结合章节体的撰史模式，包含两条叙述线索，即时间之线与专题之线。

（一）时间之线——新编年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医学地位不高，官方史书多将医者列传置于《方技传》《艺术传》等，医学史最初是以医家传记的形式出现，主要分为历代正史的医家传记和医家传记专著两类，并在20 世纪初得到延续和更新①如丁福保《历代名医列传》首次于医史中撰写西医内容，联系中外，切中肯要地记述“国朝”之医史。又如《清史稿》医者部分反迷信思想，并注重医学专门知识和医学传承关系的连续性——“采其可传者著于篇，各以类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绩、文学列入他传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诞俳谐之说，屏勿载。后之览者，庶为论世之资云”。参看《清史稿》第502 卷《艺术一》,中华书局，1977 年。。陈邦贤抛开传统纪传体，首次撰写出采用编年体的中国医学通史，这正是基于该书的编纂目的——论述中医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规律，正如他所说，“唐朝甘伯宗的《名医传》久经散佚；明朝李濂的《医史》，徐春甫的《古今医统》，清朝所编的《图书集成医部列传》，都是传记的体裁，不能记述历朝医事的沿革及其进化的理由”[4]8-9，又“吾国历朝医学的演变，向无记载的专书；自此书（即《中国医学史》）产生以后，遂蔚然成为有系统之科学”[4]9。

陈邦贤针对编年体裁叙事不足及医史书写的需要，创造“新编年体”。与传统史书的编年体相比，《中国医学史》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撰史的时间限定单位上，改变传统史书年月日为纲的模式，而以较宽的朝代或时代为界限，其下再分专题叙述；二是具体叙述时，在保持时间顺序的原则下，采用帝王年号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例言》[5]可知，第一版《中国医学史》从第二章起大体以朝代框定各章的时间范围，按照周秦、两汉、两晋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展开撰写，不同于传统编年体年月日为纲的模式，且不以单独朝代分章，如《两汉之医学》《两晋至隋之医学》《金元之医学》为多个朝代的组合章节。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将医学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代——“周秦以前叫做上古的医学；自两汉历晋、隋、唐、宋以至金元，叫做中古的医学；明清时代叫做近世的医学；民国以来，叫做现代的医学”[4]1。陈邦贤将朝代组合为时代，既出于当时社会分期讨论的外因，接近教科书所采用的分期；也基于从文化角度思考医学发展的内因，“医学史就是一部分的文化史”[4]9，因此尤为注意中古和现代两个时代[4]9。

第三版《中国医学史》共十四章，相比之下有三处较大的改动，分别体现陈邦贤时间断限的三层考虑。一是将夏商时代从第一版的《太古的医学》和第二版《上古的医学》独立出来，并将夏商之前的医学重新命名为《原始社会的医学》，这是以五种社会形态论剖析中国医史，考察各个朝代的社会性质，认为“夏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到了汉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开始”[6]4-5等。二是增设《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一章，“包含有近百年历史的意义；反动统治政权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屈膝，以致形成中西医门户派别，这是主要的关键”[6]14，可见陈邦贤对医史自身发展因素之外的相关社会因素也进行了综合考虑。三是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一章，一定程度上是对苏联意见的采纳——“必须在中国医学史中深入研究现阶段的中医史料”[6]12，同时这一章节“着重在说明人民政权和过去政权不同”[6]15，体现其拥护国家政策的爱国精神。

在具体叙述中，《中国医学史》虽不以年月日为纲，但仍秉持时间脉络的内核。以清代医家部分为例，如陈邦贤在目次中所拟《清著名医学家》的简介中提到，“如喻嘉言、叶天士、徐灵胎、陈修园、尤在泾之类（生存者不录）”[7]，1914 年发表于《中西医学报》的《清之医学》也按此顺序进行叙述②陈邦贤先将一部分《中国医学史》发表于《中西医学报》,参看《清之医学》，载于《中西医学报》1914 年第2 期。，可见第一版《中国医学史》除了尤在泾，陈邦贤大体根据清代医学家的生卒时间进行排列；第二版《中国医学史》时间顺序更为严密细致，在列举《伤寒论》相关议论著作时，提出“惟徐灵胎立论公允”，其后没有直接介绍徐灵胎的生平事迹，而是先举例《金匮》宗嘉言一派——“如徐忠可的《金匮论注》，尤在泾的《金匮心典》，其注释都是和嘉言相同的”[4]177，与第一版不同，陈邦贤特意将尤在泾放置于徐灵胎生平之前，调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紧紧依托时间顺序的主线。

此外，第二版和第三版《中国医学史》在时间界定上进行完善，采用公元纪年和帝王纪年相结合的方式。第二版以公元纪年补充帝王年号纪年，如叙述阿拉伯医药传入时提到“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景德元年（公元1004 年）”等[4]96；第三版直接以公元纪年为中心，以帝王纪年为补充，如“公元前219年（秦王政28 年）”“公元前562 年（陈文帝天嘉三年）”[6]146-147，这个转变与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和政府政策有关，民国历法改用阳历，使用民国纪年，此时历史书写呈现纪年方式纷杂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公元纪年法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被确定下来，后在历史书写上得到普遍使用，陈邦贤也紧跟时代，变换纪年方法。

综上，《中国医学史》与传统编年体史书不同，扩大书写的时间单位，虽不能做到“纤芥无遗”，但可防止“丘山是弃”，选取历朝重要医学情况进行综述，紧凑有序。无论是大范围的时间限定，还是具体叙述时的前后顺序，三个版本在各自更新时，始终秉持时间脉络的内核，依托时间主线，即编年体的生命所在。

（二）专题之线——章节体的引入

“史家对新综合体的探索也自始至终都刻有章节体的印记，这是20 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发展的一大特色”[8]，陈邦贤采用舶来品章节体，融合本土编年体，创造出三大撰写优势：一为医史叙述逻辑严密，层次结构更为清晰；二为医史内容丰富，分门别类，突出医学学科的专业性；三为宏观叙事和专题叙事相辅相成，体现撰史的整体性。

第一个优势以第一版《中国医学史》为例，共十二章，“第一章《太古之医学》专述人类之起原及当时之生活状态，以及医药之鼻祖、神祇时代之医学医术……自第二章起，大抵先列医政，次列著名之医学家，次列学说，次列疾病史，次列医学家之著作，为每章编次之大略也”[5]。根据留存史料，分为前后两种叙述模式，建构出不同的叙事层次。第一章没有呈现详细医史，与史料匮乏有关，相比之下，第二章以后有更多翔实可靠的史料可供参考，便于叙述医政、医学家、学说等范畴的历史变迁，“本书中历代医政，自三代以迄有明，皆以二十四史为根据，而以其他种书所记述者，以补其缺。清代旧政则根据《大清会典》及法令，民国医政则蒐集八年来之医事状况”[5]。时代特征、史料数量、撰史目的、考察角度等都会影响医史书写，而章节体的灵活性恰好与之适配，分章再分节叙述医史脉络，体现出医史书写的内在思路。

第二个优势是章节体将阶段性医史分门别类，体现医学学科的专业性。以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为例，“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4]1，从目录编排看，每篇综述医史演变后，分列专章对医事制度、卫生管理、疾病名称、药物、医学书目、外国交流、医学教育、医学团体等进行梳理，将零散内容串联起来，以厘清医学知识史、制度史、教育史等分支的演变。此外，第五篇《疾病史》总结了传染病史、呼吸器病史等专病史，划定医学分支历史，为医史叙述细化的体现。

第三个优势为整体医史与专题医史的结合，存在宏观叙事与微观叙述，体现其撰史的辩证统一性。第二版和第三版《中国医学史》的章节目录虽不同，但都先进行宏观叙述，再分专题进行叙述。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先叙述某个时代的医学概况，再依次分章叙述医事制度、疾病名称、医学书目等，如其第二篇《中古的医学》下包含第四章《宋金元医学的概观》和第五章《金元医学流派的竞争》，层次清晰，可见宏观和微观的分野———第四章主要介绍宋金辽医学变迁的概况，简介了主要的医学家及学说，而第五章基于“中国的医学，在唐宋以前，本无所谓派别；到金元的时候，才有医学流派的兴起”[4]78，详细介绍金元的四大流派及其争鸣。第三版的宏观叙述与第二版又有所不同，其视野扩展至整个时代环境。“医学史是人民向疾病作斗争的积累经验的历史，它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6]3，医学史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且有关医学的政治、经济、文化部分也属医学史的一部分，如此，陈邦贤在具体叙述时也展现其深刻理解，“每章首先叙述每一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同时兼及每个时代的思想反映”[6]14。

综上，章节体作为20 世纪基本书写模式，为医史书写提供种种便利，但陈邦贤应用章节体，并不是以此为中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适配于专题书写的大众化形式，与编年体糅合，形成一种以编年体为核心的综合式书写体裁。陈邦贤的章节体架构中，始终贯彻以时间为脉络的叙述模式，在时代区间、章节目录及具体叙述上，均强调医史的时间连续性。

二、陈邦贤的治史观念

医史书写受编纂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从史学角度分析，新史学和苏联医史先后对陈邦贤医史书写产生影响，体现在进化史观、历史分期观以及唯物史观等对其学术的作用力。

（一）进化史观与医史分期

戴逸曾将20 世纪中国历史学总结出三个特征——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9]，其中，进化史观为20 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在20 世纪初至20 年代占据主导地位。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创立者，其进化史观吸收西方进化论思想，又结合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对近代史学影响深远，医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亦受进化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陈邦贤的学术思想和撰史格局可为一典型例证。

梁启超批判旧史学，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必须作出革新，要先明晰“历史之范围”，即“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0]，梁启超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且非个人之事，惟人群之事，属于历史的范围。陈邦贤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进行吸收借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了……”[4]2，陈邦贤将这段话放置于《中国医学史》的绪言，引出下文学术思想演变与医学发展的变迁。不仅如此，陈邦贤集中阐述其医史认识和研究方法的两篇文章——《医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医学史研究法》也援引此说展开思考，其中的进化思想更是直接点出主题，医学史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分析其演进过程，主张历史的进步性，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

进化史观为陈邦贤的医史书写一大指导思想，《中国医学史》中多处涉及。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例言中宣称该书目的在于“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祇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4]1。他认为医学史是从神祇、玄学的医学到实验、科学的医学，从一阶段向上发展到另一进步阶段，属于典型的进化理论。在关于医学史的界定中，也流露出其进化思想，“我们人类是日趋于进化的，史就是研究那人类进化的遗迹，医学史就是研究医学何以能达到现代医学进化的地步；换言之，就是以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或叫做医史学”[4]1。人类进化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医学进化到现代医学是医史研究的主题，在对“史”和“医学史”的定义中，陈邦贤始终强调一种动态的发展趋势，与进化史观不谋而合。

陈邦贤的进化史观重点体现在历史分期的转变。陈邦贤在第一版《中国医学史》中，采用以朝代分章的写法，从第二章开始，按照周秦、两汉、两晋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顺序，依次阐述其医学状况。然而，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不再沿用此写法，而是将各朝代分别置于不同的时代，按照“上古”“中古”“近世”“现代”进行划分，“本书共分五篇：第一篇上古的医学；第二篇中古的医学；第三篇近世的医学；第四篇现代的医学；第五篇疾病史；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4]1。陈邦贤从按照朝代转变为按照时代分期，带有一定的评价和分层意味，体现了他对医史线性发展的深入思考。

为何陈邦贤的历史分期观会发生转变？笔者认为，陈邦贤在医学史书写首倡的“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分期法，实则借鉴于史学界，国内史界学术思潮特别是国内历史分期研究的转型直接影响了医史研究。

古代传统史书的书写重点在于历代的治乱兴衰，凸显王夫之所总结的“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的循环史观，以朝代为单位，按照朝代更替顺序进行阶段性的历史编纂。陈邦贤在编写初版《中国医学史》时，同样采用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按照朝代进行阐述，厘清各时段医学发展之状况。而当陈邦贤对《中国医学史》进行修改时，学界常用的分期法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按照朝代分期，而是一种以西方历史分期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线性分期法。从19 世纪末开始，中国学者关注到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次历史分期研究的转型随西学东渐进一步发生，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三分法分期理论先为日本所效仿，后中国学界在学习日本的潮流中进行吸收，可以说，西方分期理论是通过日本的引介在中国产生了比西学传入更为直接的作用力。第一次转型中，“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些观念被抛弃，西方历史分期理论，尤其是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法成为分期的基础。以此为蓝本，中国史学界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分期”[11]，如梁启超对此前中国史学研究状况进行批评，并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12]。教科书也渐渐统一分期，“1940 年以后的课标则采取五分法，即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11]，可见，此次转型的历史分期属于一种线性进步分段论，彰显进化史观思想。时代分期法在民国时期影响较为广泛，是当时较常用的分法，运用进化史观撰写历史也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从20 世纪初以来，以进化论的观点撰写历史是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声明自己是以进化观念写史，或是在著作中表现出某种进化观念的史著不少，即使思想保守人士也不例外”[13]。陈邦贤在此期间着手修改《中国医学史》，无疑深受史学界影响，将朝代基本上按照近代史学界的分期法进行划定和整合。

陈邦贤在1958 年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史学会的中国医学分期问题讨论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1937 年写的《中国医学史》是分上古、中古、近世及现代四期，现在看起来，这种分期不但幼稚，而且有错误，应该批判”[14]，第三版《中国医学史》一改第二版分期模式，采用唯物史观将朝代进行划分，但仍然可见进化史观的踪迹，如其自序所说，“中国医学有中国医学的体系，它在各个时代都有所发展的”[6]12，足以说明陈邦贤所认为的医史，仍然是向上发展的线性进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多将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割裂开来，认为唯物史观替代进化史观，其实，进化史观的盛行存在于唯物史观的传播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创造了流布空间，同时，随着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影响也渗透到进化史观中。

（二）唯物史观

20 世纪50 年代，史学界开始大量翻译苏联著作，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史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得以确立，中国医学史研究也向苏联医史学习。1957 年，陈邦贤第三版《中国医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前两版相比，历史分期、书写层次、编写目的及学术用词等发生转变，体现出学术环境和苏联医史对其的影响，以及唯物史观所创造的内在核心作用。

该版接受并采用唯物史观，其《自序》直接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主导作用，“我们研究中国医学史，首先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认识劳动创造了科学，劳动创造了文化，劳动创造了历史。医学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是研究医学历史的出发点”，以及“至于研究方法，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医学史”[6]3，可以说，“劳动人民创造医学”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医史研究方法，确立了该版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前文已经提及，第三版的历史分期，改变了第二版的时代分期法。其为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为陈邦贤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注重社会经济因素的考虑；外因为史学界历史分期的第二次转型，以及苏联医史的深刻影响。

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第二次转型，同样直接作用于陈邦贤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的分期编写。第二次转型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分期，开始于20 世纪2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由效仿日本转变为效仿苏联，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分期法应用广泛，正如刘林海所说，“原来多样化的分期尝试逐渐消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分期法成为定则”[11]。可见，陈邦贤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第二次转型影响较深，其分期再次发生改变。

陈邦贤参考了苏联华格拉利克的见解，“中国医学史科学的分期，而这分期不应该是按照统治的朝代的年代为根据，而应当根据社会经济时代的改变作分期”[6]12。但陈邦贤第三版医学史分期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依然按照朝代分章叙述，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两章。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李经纬认为，该书在历史分期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寓有按照社会发展分期之意；而赵璞珊认为该书分期完全没有采纳华格拉利克的意见，基本按朝代来撰写，该书总体没有完全摆脱前两版的治学方法。

笔者认为，陈邦贤秉承唯物史观，支持社会形态分期法，但目录的分期没有直接体现社会意识形态分期，是采用了改良后的朝代分期。陈邦贤在大体维持朝代分期的同时，将夏商之前命名为原始社会，认为“夏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6]4，“汉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开始”[6]5，“明季已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6]9，“清朝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6]10，陈邦贤对社会形态分期法加以理解和吸收，将其理念运用到朝代分期中，关注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医史进程的作用。

陈邦贤之所以还采用朝代分期，主要是考虑到医学自身发展独立性和中国史研究状况，正如他所说“我们研究祖国的医学史，就必须具有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来看祖国医学问题”，以及“社会历史分期的问题，历史专家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因此将朝代未能即时废去，这是适合于现阶段的研究中国历史情形的”[6]12-13。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史分期问题和打破王朝体系问题有争论，涉及历史书写的“朝代”的问题。1959 年，翦伯赞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一文，认为解决中国史分期的一些重大问题是打破王朝体系的前提条件，并指出打破王朝体系是打破“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而不是“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15]，其论断发人深省。而1957 年陈邦贤第三版《中国医学史》就已出版，对朝代问题有所发见，即认为朝代适合中国历史情形，和翦伯赞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他在史学朝代问题上的前瞻性。总之，第三版医史分期是陈邦贤运用唯物史观，参照社会意识形态分期法、结合当时研究状况、顺应医史发展脉络的综合考虑。

新中国成立前，科技史研究随学者自发进行而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其学科实现职业化和建制化[16]，医学史作为科技史研究一部分，肩负爱国主义时代任务。陈邦贤前两版致力于医史演变，而第三版研究目的贯彻爱国主义意识，热切坚持发扬祖国医学：“本编目的在发扬祖国医学文化，普及医学知识，使读者引起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6]15在具体论述时也有所体现，一方面，强调祖国医学在某领域的贡献，阐述伤寒学、医方学、妇产科、小儿科、外科、针灸科、法医学、卫生学等起源及发展，如“我国妇产科的历史，起源很早，最早是见于甲骨文的卜辞中”[6]184，又如“宋代针灸学有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的是王惟一所著的铜人针灸腧穴图经和铜人模型的铸造”[6]188。另一方面，梳理祖国医学与世界医学的相互关系，突出祖国医学的影响力。在论述隋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时，认为朝鲜“医学教育制度是完全采取我国唐代医学制度的”[6]147-148，又提到“日本的医学，在荷兰医学未输入以前，完全是由中国输入的。日本称中国医学为汉医，信仰很深”[6]147。

此外，陈邦贤在医史具体理论问题上，秉持唯物史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苏联医史观点。在医药起源问题上，20 世纪50 年代苏联医史界对流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医学起源于本能说”进行批驳，苏联医史学家皮德洛夫认为，本能是一种“种族反应”，这种方式在医学知识的形成和充实上只能起到偶然和次要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人类自身经验的积累，中国医史学界受皮德洛夫和苏联医史影响，接受了“医学起源于劳动说”，直到80 年代才对其产生质疑。陈邦贤在看待医药起源问题上，也接受了劳动说，“我们不必把医药的起源推崇伏羲或是神农或是皇帝的发明，而是原始社会人民向疾病伤害作斗争、劳动经验积累的成果”[6]7，不同于前两版，明确将医药起源归结为“斗争”“劳动”原因；并基于唯物史观，对“劳动说”作出理论分析：“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一切科学的产生都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产的需要，医学也是如此。由于劳动生产的需要，要求人们和疾病作斗争，要求了解患病的原因，医学才得以出现。”[6]7可见，陈邦贤是明确支持“劳动说”的，而他接受“劳动说”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在论述医药起源时，并没有出现“劳动”的字眼，且对上古传说中关于医药起源的记载，态度与第三版《中国医学史》大不相同。第二版认为神农氏辨别利用草木是“医药知识的滥觞”，并提出“所以《史记》《纲鉴》都说是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4]7，陈邦贤肯定了上古传说和医药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第三版中力图撇清两者的关系——“我们不必把医药的起源推崇伏羲或是神农或是皇帝的发明”[6]7，致力于“劳动说”。此外，陈邦贤在第二版将动物与人的本能进行类比，“原始时代的人，对于医疗上也具有简易的基于本能的处置，和其他高等动物相类”[4]5，虽不能证明陈邦贤赞同“本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陈邦贤考虑到医药起源与本能之间的关系，而这本能的相关论述在第三版却不见踪迹，可见陈邦贤对“劳动说”态度的越发坚定，也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逐渐接受。

三、医学视角下的医史书写

（一）《中国医学史》的医学逻辑

医史作为史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借鉴史学研究路径的同时，也注重医学学科的独立性，医史书写顺应医学领域的内在逻辑，体现医学学科的专业性。陈邦贤作为一名医者，所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便是其医学思想的体现。

众所周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现属于医学门类的两大一级学科，“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医学是维护人体生命健康的基本医学内容，是临床医学的理论基础”[17]。两者相辅相成，陈邦贤在撰写《中国医学史》时，对这两部分相当重视，认为“现代所谓医史学，就是以研究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的进展；如基础的医学或临床的医学，过去怎样？现在怎样……都可以称作医学史，本书很注意这一点”[4]2。实际撰写中，陈邦贤以结合或对照的叙述方式使之贯穿全书，为医史书写的脉络之一。在第三版中，记述医学人物就多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叙述，如介绍张仲景的医学贡献，便分为两项进行介绍——“一项是辨证；一项是治疗”[6]72，这对应着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以此结合，构建出张仲景医学贡献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存在对某一时期医学进行整体上的划分，如在先秦医学的板块中，设置《先秦的医疗技术》和《先秦的生理卫生学》两节，便是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进行整体划分后的对照书写。

基础医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等[17]。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对此也有所观照，以第二版为例，他在《上古的医学》中设置《周秦的生理卫生学》一章，重点对《素问》《灵枢》两书中的解剖学、卫生学内容进行分析；又如在介绍近世医学书目时，陈邦贤将日本医学译本分为“解剖生理卫生学”“病理学及诊断学”“传染病学及免疫学”等条目进行梳理，可见他对基础医学相关分支的把握与运用，体现其医史书写的医学专业性。

此外，陈邦贤医史书写的医学逻辑，还体现在其疾病分类思想上。疾病分类一般根据发病原因、病变性质和主要病变部位，把疾病分成若干类组而加以编列。1994 年，国际疾病分类（ICD）第10 次修订版本“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更名为《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系统分类》，即国际版分类第十次修订版简称ICD-10”[18]，其在我国的医学领域也是卫生统计信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得到广泛应用。陈邦贤第二版《中国医学史》成书于1936 年，比ICD-10 早半个多世纪，将两者的疾病分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医学史》的第五篇《疾病史》中疾病史分类虽比ICD-10 少一些种类，但其六个章节却可与ICD-10 一一对应。

20 世纪前期中国医学界疾病分类并不统一，缺乏固定的分类标准，最早是协和医院尝试疾病分类，相关书籍包括1921 年《疾病病理情况和手术操作名称》、1940 年《手术操作名称》、1942 年《疾病和手术标准名称》，而这仅仅是作为医生填写临床诊断之用，并没有广泛使用，“没有适合于国内医院使用的分类系统和编目方法的专书”①请参看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院管理学会病案学组编《病案管理培训班讲义》，1984 年。，更没有国内医院疾病分类的统一标准，国内医学分类情况较为混乱。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疾病分类虽不全面，但在半个世纪前就具有如此科学的疾病分类思想实属难得，体现其个人的医学理论认识的高水平。

《中国医学史》的医学专业性与陈邦贤的医者身份密切相关。陈邦贤的学医和从医经历较为丰富，据《中华中医昆仑·陈邦贤卷》[19]187-190可知：他13 岁开始学习中医，攻读中医经典；后于镇江卫生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员、在中学任职校医；1928 年，到南京栖霞医院工作，1930—1938 年，于学校任职科主任、校医、生理卫生教员等。可见，陈邦贤不仅从小接触中医，对西医也积极学习、积极运用，与国际医学接轨。“每有暇，咸涉猎医书兼研究普通卫生等学”，其不满足中医的相关理论，发现中医不少谬误，希望在这以西医弥补中医的不足，正如他致信丁福保提到“恳祈仿欧美函授例，用通函教授法教授……以中医为体，西学为用，补助旧学之不足”，后又开办“中西医学会课社”的活动，汇通中西医学，广泛传播西医知识，在作为校医时，也采用了西医措施，如20 世纪20 年代对猩红热、白喉防治时，采用了预防注射、隔离、消毒等医学措施。如此，陈邦贤作为医者，学贯中西医学，且具中西医临床经验，所撰写的《中国医学史》虽不是专门为临床医学提供借鉴，但较深入医学本身，体现其学科专业性。

（二）医史书写与中国医学发展

近代以来，西医逐渐传播和流行于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体系发生嬗变——传统社会中中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近代社会凸显中西医医疗体系并存的二元格局。中西医论争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一大时代特征，国人对中医产生质疑，引发中医废存之争，南京政府甚至在1929 年提出“废止中医案”，中医的地位日益式微，陷入生存及发展困境，中医界必须在危机中自救，采取向政府请愿、发表文章论争等形式与废除中医派进行斗争。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出现于中医自我救亡的这段艰难岁月，作为近代意义上第一部医史著作，在助力于中医学复兴的同时，也为中医发挥世界影响力创造了一个窗口。

陈邦贤考察中国医学史时，关注到中西医论争的社会状况，并深感担忧——“吾恐吾国医学，有退化而无进步，医界前途，将不堪设想，窃不禁因之而有所感焉”[19]191。陈邦贤赞同中西医汇通，试图在中国医史中寻找出路，在编写中国医学史时开始自觉复兴中医学，促进中医学的科学化。陈邦贤自我描述道，“我在1919 年所写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是为了研究兴趣而写的”[6]13，可见第一版《中国医学史》还是出于陈邦贤个人兴趣而展开的研究。而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开始自觉地肩负一定的时代责任——“本书目的在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祇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4]1，并认为“中国之医学……距今已数百年，又有不得不变之势，此诸医史，更不可不习西医以往权变计也”[19]185-187，可见，陈邦贤出于复兴中医的动机，试图呈现发展过程不断科学化的中医学，希望通过学习西医来保存中医并且汇通中西医学，以此谋求中医的发展。

1936 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中医在法律层面的地位得到确立，但未贯彻实施，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医界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暂时搁置。抗战结束后，又由于政府对中医态度的多变[20]，中医界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发展。陈邦贤第三版《中国医学史》于1957 年出版，对这一时期的中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传统中医进行弘扬，“本编目的在发扬祖国医学文化……认识到祖国医学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宝贵的临床实践的经验，亟待中西医加强团结而共同努力奋斗”[6]15，不仅推动中医发扬自身传统文化，保留中华民族特色，立足于中国医学系统，还推动中医走进世界医学视野，立足于世界医学。

《中国医学史》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医学通史，对中国医学发展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凸显进化思想，引起国外医史学界的关注，在出版后的十七年内，“颇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亦均藏有此书”[4]9，该书弥补了国外医史界对中国医史认识的缺失，使得中国医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扩大了影响力。

余论

20 世纪前半期的医史书写范式，受时代学术环境的影响，在传统医史书写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催生出医史书写的新范式，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的正式建立，是20 世纪医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研究医史书写范式，对医史家的史学思想、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实为医学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以医学视角或是史学视角，对医疗史学史展开研究，都可以为医史本身提供思路，在此基础上探寻医史研究的新路径、新方法及新理论，推动医史研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