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　等

“社会良心”

第九期许纪霖的《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是篇力作。本文主要观点我十分赞同。想补充的是，我们应同样强调操作型知识分子对完成“社会良心”使命的重要地位。理由有三。其一，操作型知识分子逐步摆脱贫困，迎来经济的富裕后，会伴生心态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的诸多变化；他们的世俗化往往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其二，操作型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自立后，可进而获得政治、文化上比理论型知识分子更大的自由度。倘能通过强调操作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使命而增强其使命感，并充分发挥上述优势的话，这于使命的完成就有特别的意义。其三，操作型知识分子人数较多。

邱明斤

宏亮的钟声

读完第九期关于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后，久久不能平静。身处时代剧变的大潮中，作为苦苦寻觅人文真理的青年探索者，常常会有陷入迷津、面对歧路的慨谓。蓦地，仿佛宏亮的钟声从天而降，振聋发聩，让我永远难以忘怀，也许将让我们这一代的同道者所铭记。

愿《读书》做为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知识界的喉舌和大本营，今后多开展此类专题的讨论，切实分析知识分子立命安身的处境，并以更严格的态度批评匡正知识分子的弱点，支撑起正趋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让精神的灵光重新弘扬光大。

刘立宪

怎样自救？

读《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深感失望，忍不住唠叨几句。

文章在分析了知识分子(主要指搞理论的知识分子)目前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后说：“知识分子本身与其说消极等待，不如积极地自救”，这可真算说到我心坎上了，可是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对这至关重要的自救问题避而不谈。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自救？

依我看，这自救道路不外两条。一是大家伙都走出书斋去做生意闯仕途，恐怕这于国于己都没什么好处，绝非良策。再便是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为取得自己合理的待遇(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政治上的)而努力，这才是摆脱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

李鸿嘉

思想自由

面对生存挑战，知识阶层的确存在“无所适从的恐慌，牢骚满腹的怨恨或‘以不变应万变的固执”等心态(识时务者除外)。这种生存挑战，除主要来自于“全民皆商”的大潮外，也有其他原因。而知识分子的牢骚又各有所指，既有因“别人发了财，自己穷兮兮”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又有物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还有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等等。我以为，在当代中国知识阶层中，偏偏有些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偏执者，只因为他们的固有人格在作祟，不肯识时务，顺应潮流。他们对自身的价值并不怀疑，然而因为社会不识货，所以他们的产品没有市场。这才是真正的焦虑和危机。人们对于今日“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人心徨等状况”，并非不希望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通过哲学、美学、历史、文学等多种手段进行疏导、整治”，只是中国不能产生象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样的作品来，而只能引进。呜呼，归根结蒂，对知识分子说来，还是一个思想自由问题。

邹向龙

必要条件

理论型知识分子的产品——理论，是完全可以获得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的。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从纯经济学观点看，也可以讨论它使爱因斯坦获得了多少稿费，这稿费就是这个理论的经济上的交换价值，我们不必觉得这样算就庸俗。理论家给社会提供理论，社会给理论家一定报酬作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和生活的费用，这就是交换，而不是谁养谁的问题。

因此，只要保证两个条件，一、商品经济的原则得到贯彻，二、言论，出版，学术，迁居的自由，则真正的理论型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能富起来的。而现在一些理论型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不高，完全是由于上述两个条件未得到完全贯彻的结果。

有一个真正的理论家怀才不遇就必有一千个庸才嚷嚷自己怀才不遇。只有通过商品经济和出版自由，我们才能最快地找到真正怀才不遇的理论家。商品经济能使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的独立阶层，而不再是什么“毛”去附什么“皮”。他们不需要谁来养，他们通过自己的辛苦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只有当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独立的阶层时，他们才能对政治产生有效的制约。

一鸣

文化氛围

你们发表《文化常常比经济更重要》但为什么在今年杂志里文化氛围显然淡薄了。难道你们也提倡“全民经商”不是？到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你们应当呼吁新的文化氛围的到来。我不能想象，或许再过几月，我这个助工养不起自己的母亲，但首都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会有卖茶叶蛋的一席之地！

梁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