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沉默

周月亮

我的老师朱泽吉先生遽然逝去，他是感到如释重负，为解脱了自我与自我周旋久的折磨，解脱了过量的违心外物的挤压？还是留恋这尽管残酷却时有温馨，尽管他本人惨遭野蛮地摧残，但还竭诚地为之去建设文明的世界？他的心是甜美的，还是严峻的？是幸福的，还是绝望的？他没有告诉这个世界，闪电就熄灭了。遗体告别仪式是庄严隆重的，堪称死也荣哀了。

然而，我深深知道命运对先生的残酷和不公！知道先生活得是多么苦！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其中的个别“章节”还是令人羡慕的。先生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颇受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著名学者的赏识与器重，在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留校执教，并成为余先生的研究生，继续从事国学研究。这自然成就了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国学根基，但那不是个“做学问”的年头，先生是“辅仁的状元”，也是全民抗战民众土壤之中的一粒热沙。随后就是解放战争，他做过掩护地下党员之类的工作，曾用笔名发表过时评和杂文，都早已湮没无闻了。建国后，先生以他的才学和勤奋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创获甚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留下合影一张。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风雨雨，尤其在十年浩劫中度过了难以言状的凄惨岁月，从事学术研究便成了天方夜谭。以后，老马踏上新途，任重道远的行政职务、荣誉性的、实务性的社会兼职纷至沓来。整理先生遗物，看见各种兼职的聘书、证件等红皮、蓝皮的小本本就有十四、五个。先生又陷入光荣的无可奈何之中。尽管如此，他在这十年间，仍发表了关于冯梦龙、吴敬梓、目录学等兼具精深考证与理论建树的文章将近二十篇。还写就十九万字的《冯梦龙研究》，而且这期间一直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同时他的老朋友还都知道他是个“苦吟派”……。但这一切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的一刹那都成了先生的“生前”！年仅六十五岁。

生命的流程不可逆转，每天都有平庸或悲壮的结局与开始。表面看来，先生与他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着相同的道路，世间当然有比先生更不幸的人。先生不但有活过来的幸运，还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似乎算不上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种深而思之就令人压抑黯然、怵目惊心的悲剧。正象朱先生的历程比较普通一样，这个隐蔽的悲剧模式恰恰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格局：负面因素假自己之手将自己否定了一半，所有的外在的桎梏与摧残都“内化”成了自律要求。只有在布景倒塌之后才洞见了悲剧的深渊。

从旧中国过来，这一点就使先生那一代人犯了“原罪”，以后的道路只是虔诚地赎洗这原罪的历程。那是个改造的时代，是存心要毁掉强者，要挫折他们的锐气，要把他们的自豪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苦恼，让强者利用自己的力量反对自己，一直到强者由于过度自卑和自我牺牲而死亡。先生的知识与明锐使他不难感到这种改造的“重大意义”，然而他无法、也没想抗绝这种超个人的思潮，甚至还自觉地、认真努力地把这种改造的“指标”内化为一种进入感性层次的价值观念。仅从一件极普通的事中，就能看出这种改造的威力：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不相信先生年轻时曾经是一位诗人。一些老人说穿这一点时，我们请先生写个条幅挂在客厅，先生漠然地说：“我觉得没什么话可说”。当时这是个谁也不在意的细节，现在才感受出那是一份多么凝重的悲凉、一个沙漠般的总结。

我现在还常常能回想起先生的目光，目光中有几分以忍耐为前提的明哲，但因其忍耐而又抵消了明哲的亮度；很深沉，但那是被岁月抹上了无可奈何色彩的深沉。无话可说的荒漠感与克尽其责的责任感的双重变奏，至少是先生后半生的主旋律。不是旋风，不是海啸，这是一颗流血和沉默的魂灵。

先生曾说：“没有个性就是我的个性”，然而，“没有个性”的先生有痛苦。痛苦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对于先生这样的学者，他洞察历史的深度与他所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然而，在先生所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内，痛苦很难成为生命的刺激和动力，很难变成创造文化的代价，仅仅是被剥夺的痛苦，痛苦被剥夺，只有残酷没有节日。当然，先生本人也要负一份责任，那就是先生视人太重，视己太无情！屈己从人是先生的美德，更是他的不幸，它使先生太重那些荒谬的评判、那些个短暂人生中的小事件。先生只有在深心的孤独之中才会体味这种不幸。先生的孤独是无话可说的、尽在不言之中的孤独，是大部分被掠夺去后的清醒的自我确立。无言的孤独是严酷的、凄凉的。我有一种不能抹灭的感觉：先生的精光被自己掩盖过半，示世者仅是余绪，象冰山一样，浮出水面的只是十分之二、三。先生生前死后，我常常想：若是先生换一个活法呢？那也许会失去若干所谓的美德，但会有更多的、与他的博学和才华相符的建树，更主要的是先生会活得轻松愉快一些。先生活得认真的要命，这认真便规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我曾对先生说您是悲剧，先生当时什么也没说，过后师母说他颇受刺激、良多感慨，但一直也没跟我说什么，五年后，在我结束研究生学业时，先生才旧话重提，且戒我勿再言。今日，当他卸掉了尘寰的观念枷锁时，或不会再责我直肆，会颔首以为弟子知先生。

先生苦了一生，而痛苦的意义又并没有充分地体现为存在的意义，这是先生最后的悲剧！

人绝不是万物的尺度！从希腊哲人到今天还满怀深情地重复它的人都是在补偿性地文饰着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人的真实的生存却恰恰相反：“万物”倒绝对是人的不二法尺。所有关于人是自由的童话都在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终点面前显得那么矫揉造作、苍白无力！无论是西哲的理性自由、选择自由，还是中贤的内心自由、“大丈夫”的自由，统统被最后的取消吹得烟消云散，象一个两眼昏花的老人刚刚将一张碎币精心补对完整却被一个喷嚏吹得七零八落一样！

垂下的眼帘终于彻底遮断了所有的一切！

先生再也不必朝乾夕惕，再也不必谨厚宽容，他到了一个什么也用不着的世界。我不相信极乐世界，即使有，也与先生的风格格格不入。我也不想让先生再入君子国，因为他在君子国里呆得太久了、呆得太累了。

没有痛苦，只有靠非生存才能达到。“余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释矣”。我愿摘李贽《罗近先生告文》移赠先生：

“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

剑逝舟存，鸿飞爪在。这本论集选录了先生在几个领域里探索的足迹。它们大都是写于别人早已憩息酣睡的深夜。是先生部分生命的凝结，不足以尽先生，但可以见先生了。

似乎先生只给世界留下这本文集，然而，这只是似乎，不是事实。且莫说先生还有文章我们未收入，且莫说先生还有手稿未刊，仅先生几十年呕心沥血对学生们的学识学风的化育，就决不会在公元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那天划了句号。

这二十几篇精峻的文章，识者自然会叹服。但，依据我十年来对老师的理解，我想先生会同意我说：希望这些文章速朽！因为这标志着先生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迅速发展、更新换代了。当了一辈子蜡烛的先生从来就有鲁迅先生甘当“中间物”的情怀。

(《明清文学论集》，朱泽吉著。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