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湘的复活

历史，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正的；该死去的，即使活着，也等于死了，不该死去的，即使是死了，历史也会让他复活。在我国的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朱湘在我们的文艺的百花园中复活了！让我们为这位曾经是那样苦命的诗人庆幸吧！愿他能警醒我们新一代的诗人与文人；不要忘记了我国的诗人与文人曾有过那般的苦命！

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

倘使一个人，不论男女，不论农夫、工人，或知识分子，不幸在有为之年逝世了，大家都会为他的早死而惋惜。更何况他是一位爱国家、民族、爱妻子、儿女的正直、纯洁的读书人；更何况他是一个为学生所欢迎的大学教授，在文坛上有地位、有成绩的诗人；更何况这位英年死去的诗人，不是因得病而离开人间，如爱吃糖果、八宝饭而患肠胃病的苏曼殊，患长期肺痨的济慈，为写诗而呕尽心血的李贺，也不是在风暴中覆舟溺死的雪莱，而是投水自尽的愤世嫉俗，不断的与旧社会斗争、在生活线上挣扎的一位战士。他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在长江轮船快到南京采石矶旁，边饮(酒)边吟(德文诗)时，突然纵身跃入扬子江头随着波浪而逝去的朱湘。他死于江心，名字写在流不尽的江水上。

朱湘之死震惊了当时的中国文坛，他的友人如郑振铎，苏雪林，赵景深，闻一多，孙大雨，饶孟侃，以及受他影响的清华同学的二罗(罗皑岚，罗念生)、一柳(柳无忌)，纷纷撰文追悼他，在报刊上出专号纪念他，并为他编印遗著甚多，有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石门集》(诗集)，《中书集》(文集)，《文学闲谈》与《海外寄霓君》(书信集)，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番石榴集》(译诗集)，《朱湘书信集》与《永言集》(诗集)，在文坛上热闹了一时。可是，芦沟桥的战火摧毁了中国新文学的园地，随着国内政治与社会的激剧变动，朱湘的名字被人们忘怀了几将半个世纪。忽然，于罗念生所说的“朱湘年”(一九八三，朱湘逝世五十年)，朱湘在文坛上复活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的作品重印了，有关他祖先的考证，身世的叙述，遗著的评价在报刊上登载了。在这些近年来出版的书籍中，值得提出的有三本：《二罗一柳忆朱湘》，罗念生编(三联书店，一九八五)；《朱湘译诗集》，洪振国整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以及最重要的一本，《现代诗人朱湘研究》，钱光培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

《二罗一柳忆朱湘》中收罗皑岚文四篇，柳无忌文三篇，罗念生文十二篇。这些文章是在朱湘死后陆续写出，不幸的是，此书尚未印出时“二罗已弱了一位”(罗皑岚死于一九八三年)。因此，“在怀念朱湘的同时，我们也哀悼皑岚，并追寻我们三人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与朱湘的‘桃花流水深千丈的交情”。(柳无忌，“前言”)

《朱湘译诗集》，包括他的译作《番石榴集》与《路曼尼亚民歌一斑》，是一部中译世界各国诗歌的集大成，从印度、波斯、阿拉伯、欧洲英、法、德、意、西等各国，以及埃及、哥伦比亚(南美)，罗马尼亚(东欧)，范围极广，全部由一人在短期内完成，并不容易。书中选择的英国诗人较为完备，以莎士比亚与济慈的作品为多，尤其特出的为四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华兹华斯的《迈克》，柯尔律治的《老舟子行》，济慈的《圣亚尼节之夕》，亚诺德的《索赫拉与鲁斯通》。这四首长诗的翻译，正好是朱湘与我在美国劳伦斯大学一同读书时(一九二七年秋季)。最使我钦佩的，是他译诗的方法。我后来追忆着：

他读书与翻译时从不用字典，真的，他去美国读书时连一本字典都没有带去；遇有疑难的地方，他才借我的字典来应用，但是这些次数并不多。他翻译时不打草稿，他先把全段的诗意熟读了，腹译好了，斟酌尽善了，然后再一口气的写成他的定稿。

——《二罗一柳忆朱湘》

《朱湘译诗集》经洪振国细心校订注释，颇为可读。在“后记”中他指出朱湘是“一个有魄力、艺术上成熟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的译作，如他的创作一般，是经过刻苦锤炼而完成的。他这种译诗的努力，为中国“诗学复兴”作出了一份贡献。

中国诗学的复兴尚须待诸来日，而朱湘在中国文坛上的显形复活却终于来到了，为钱光培著《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作序时，我这样预言着：“由于这部朱湘研究的启发作用，朱湘将被认为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他的著作也可‘上侔于天成为‘永言的了。”所谓“上侔于天”系指朱湘为畸人，典出自《庄子》，而“永言”则是朱湘最后一部诗集的名字。现在把钱书仔细地重读一遍，更加强了我的信心。读了上面所述几部有关朱湘的书，这位诗人的事迹与著作将会在读者心上留着深刻的印象，正如罗念生那句我引了多遍而不厌的名言：“死了也不死，是诗人的诗。”

《现代诗人朱湘研究》分上、下二编：上编为“朱湘生平事迹叙考”，下编为“朱湘新诗创作叙论及其它”。关于朱湘的身世，在此以前，只有一些友人的零星追忆与几篇简略的传记，拼凑成章，说不上研究。能掌握所有现存有关这位诗人的资料，加以灵活的运用，严谨的取材，系统的叙述，当以钱光培这书为始。

在此，举两个例子以为说明。首先关于朱湘的籍贯与世系，最近颇有新发现的材料，如赵荆华那篇《朱湘的世系及其它》。赵文系实地调查报告，应有可信程度，但是事隔百年以上，在乡间能访得的资料，可能搅混着事实与传说。譬如，文中说朱湘的祖父(名字不详)因医药生意在安徽太和县发家，住在郊外一个名为百草林的小山庄。朱湘的父亲朱延熹得以受到良好教育，一举考取翰林，连任江西学台。湖南道台等官职。这些事实谅系可靠的。赵文还说，朱湘的母亲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的女儿，这位清末洋务派首领见朱延熹有天资与才华，就把女儿许给了他。关于此点，钱光培加上一注：“据罗念生《朱湘的身世》一文转述朱湘姐姐的回忆云，张之洞是朱湘母亲的舅舅，与赵文说法不一。看来，两种说法都根据不足，还需进一步考证。(5页，注①)也需进一步调查的是赵文中所说同治年穆宗皇帝御赐朱延熹金匾一块，上书“功高九万里，道台十三春。”(这块金匾保存至文革初始被焚毁。)按，穆宗为帝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倘使在同治年间赐匾时朱延嘉已做了“十三春”的道台，以前又做过学台，他的年龄将与张之洞不相上下，无怪有人认为得匾者是朱湘的祖父了！

第二个例子与我有关系。对于朱湘离开劳伦斯大学的年月，唯一证人的我在两篇文章内有自相矛盾的说法：一说为一九二七年的圣诞节前后；又说在第二学期开始不久，亦即一九二八年春季。钱光培采用了前者，并举几个旁证以为补充。(90－91页)他是对的。这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第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子沅》写在朱湘死后不久(一九三四春)，距当初我们同在劳校时(一九二七秋)相隔六、七年，尚不会误记。但当我撰第二篇文章《朱湘：诗人的诗人》时，已在五十年后(一九二七——一九七七)，非但手头并无前文，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只能凭着记忆，而记忆尚新的，是我们曾获学校通知，我与朱湘两人所修的功课全部得到A，当时大为高兴了一番。学生成绩单普通在学期结束发出，那么朱湘离校当在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了，我这样推测着。最近，为好奇心所驱使，我就去信母校劳伦斯大学去要我与朱湘当年在校的成绩单。不久注册组寄来了我的单子，没有朱湘的，却在我那份上面批了下面几个字：“HsiangCHUleftLawrenceUnive－rsityDecember20，1927.”(朱湘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离开劳伦斯大学。)这件公案终于水落石出了。

以上两个例子，是以小见大。钱著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朱湘的一生有条有理地叙述出来，对于资料有所取舍或补充，需要时加以考证、评论。值得特别提出的，它纠正了一般以为朱湘是新月派诗人的错误。在这方面，钱光培先把晨报《诗镌》的筹组、编辑与发行经过，考证得详尽可信，然后把朱湘与新月派主要人物徐志摩中间的距离扩大起来，使读者得到一个明晰的结论。对此点罗念生为本书作序时尤为赞许。书中证实朱湘在清华的时间前后共为八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包括被学校开除而休学的二年，而实际在校读书则如朱湘自己所说的“清华六年”。朱湘在清华园内外的文艺努力与心头感受，就是作为他同学的我也在钱书内发现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此外关于朱湘新婚那夜的闹剧，在安徽大学初期所过的美满家庭生活，以及后来离校失业，去武汉谋职而流落的一段窘况，都写得有声有色，给予读者一个深刻的印象。

钱著亦为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一)在清华时我曾选修楼光来的莎士比亚功课，与朱湘同班，但平常在班上不大见到他，有些奇怪，现在从钱书得到消息，原来是楼先生准他免上这门功课(70页)；(二)在自沪赴美的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上，清华同学印行《海上》刊物，由我主编，登出朱湘一诗，但已不记得是那首：《泛海》或《洋》？今知为前者；(三)关于朱湘离开劳伦斯大学的具体时间，钱著从朱湘书信中找出一些第一手资料，证实为一九二七年圣诞节前后，特地代我订正。(四)书中他引了一段我写的与朱湘在“苹果里”同住的情景(89页)。事实上，朱湘在芝加哥寄寓时的生活状态，我可能也是唯一的目击者，至少是目击而留下了记录：

我终于在一间幽暗简陋的房中找到了他，久别初遇，有说不出的快乐。在家里他自己煮饭，这次因为我去看他，特煮了面请客，两人对吃着，面是自己烧的，倍觉有味。我本想搬去与子沅同住，但他那儿没有适宜的空房间，而且他旁边的一间，新近有个住客因经济压迫而自缢。虽说外国没有鬼，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就在附近一所中国学生住的公寓里租了房间。

……在余暇的时候，我们很多次聚晤着。每次都是我去找他，因为我住的公寓内中国学生太多，时时打牌玩耍，子沅不大愿意去见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同去附近的华盛顿公园散步，在鲜绿如茵的草地上，我们不知徘徊了多少次；我们也同伴去划船，荡漾在自然之中，当晚上月耀灯明的时候，一叶扁舟迢递，乐无穷尽。

——《二罗一柳忆朱湘》

仍如在苹果里那样，我们不去看电影，吃餐馆，或作其它的娱乐。(五)最后一点，钱著中说朱湘于一九三三年六月给我一信，“谁知柳无忌偏偏到四川去了。一直到九月，才回津。”(127页)关于此事，可以补，充如下：那年暑假，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开会，南开大学的几位科学社社员，如杨石先与黄子坚，极力劝我参加，同作长江三峡之游。一候六月初功课结束，我即偕妻去上海，办理入社手续，随着那些科学家坐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轮船去渝。那知上船不久，患痢疾卧倒了，到重庆住医院，抱病回去上海。休息一个时期于南开开学前返校。九月中接到朱湘第二封来信，十月六日在我们南开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欢聚仅整天而竟告永别。

在《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上编，钱光培以审慎的学者态度，发掘并整理有关朱湘身世的资料，为诗人的不平常的生活勾划出一个鲜明的轮廓，使我们认识他，了解他，同情他的个性的缺点与不幸的遭遇，但更敬仰他的孤高，正直的人格，热爱国家、民族的情绪，卓越的写诗的才华与艺术。有了这个背景，下编进一步讨论朱湘的新诗创作，对于文学与文化的观念，以及他的译诗的特点与主张。朱湘创作的历程有三个时期：早期(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的诗以《夏天》为代表，中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代表作为《草莽集》，后期(一九三○至一九三三)为《石门集》。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为朱湘在美国读书期间，译作多于创作。在叙论朱湘的新诗创作时，钱光培把每个时期朱湘诗歌的特点，如形式、风格、语言、韵律、思想、内容各方面，作有系统的阐述，并列举例证以为说明。据他研究的结果，早期朱湘在《夏天》里的新诗，“在艺术上还处在一个学习与模仿的阶段。他所直接承受的是中国古曲诗歌的精神和‘五四初期自由诗形式的影响。”(166页)当时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几乎都有一定的形式与规律。到了第二个时期，在《草莽集》里所表现的，是诗人忧国忧民的哀思，向黑暗挑战的愤怒，和对光明与美丽的热情追求。他为中国诗探寻并创造出优美的形式和结构，语言和音律，在整齐中求变化，在变化中开拓了多种诗体，从抒情写景，以至长篇叙事(《王娇》)与诙谐韵文(《猫诰》)。在这时期，朱湘对新诗的特殊贡献，是以“东方民族的感情，东方的语言文字，唱出了东方的歌。”(177页)在后期的《石门集》内，朱湘通过各种途径来扩大新诗的形式，以本国既有或外国移植的诗歌格律为依据，试为发展而创新之。他采用了西方的各种诗体，如巴俚曲、兜儿、无韵诗、和桑籁体(十四行诗)，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创造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其中，朱湘所作桑籁体诗最多，有英体(亦称莎士比亚体)十七首，意体五十四首。他所做的移植实验，成功地使桑籁体中国化，成为十四行体诗，因此证明了“借用外国诗体来作(中国)新诗，并非一条完全不通的道路。”(244页)把《石门集》与《草莽集》相比，前者在文笔方面更为成熟老练，内容亦丰富多姿，有诗意与哲理，正如钱光培所说，“诗人对社会的体验，对人生的思考，显然比过去深透了，因此，他的诗，从总体上看，也变得凝重与深沉起来。”(246页)他又说：“如果我们在读他‘草莽期的作品时，常常感到头上是清朗的蓝天，眼前是明媚的春色；那么，当我们读到他‘石门期的这些诗作时，就会觉着头上有铅似的沉云，四周是令人窒息的阴霾了。”(247页)这种使读者发生深沉的感觉，窒息的心情，反映诗人正遭受“精神上的轰毁”，并预兆着他不幸的结局。

钱书中对朱湘新诗创作发展的三章叙论，为钱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下面一章，主要以朱湘著《文学闲谈》里的十几篇文章为根据与例征，探讨朱湘的文化观与文学观，这部朱湘为知识青年所撰写的小册子，以深入浅出的写法，旁征博引，为读者现身说法，扩大他们对于文化的视线，引起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在为台湾版《文学闲谈》作序时(《朱湘的文学观》)，我曾说，书中“有传教的热情，却无传教的气味，因此特别可爱。”(《二罗一柳忆朱湘》63页)在讨论此书时，钱光培首先指出这位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诗人，重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以为建设新文化时不应脱离民族文化的传统。朱湘反对“全盘西化”，却并不排除撷取西方文化的精髓，以“人工培植”中国新文化的生长(如他自己在写诗时所做的)，他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抱极大希望，为促进其实现，他认为初步办法是研究和介绍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朱湘写了好几篇讨论古典文学的作品，收在《中书集》)，同时也研究和介绍外国文化(这就是他所作大量译诗的目的)。有关朱湘对文学作用的认识，简单说来，他并不反对“文以载道”的说法，却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教育效果——这些有助于他所提倡的精神建设的发展。他关怀中国文化的前途，渴望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所以，”钱光培总结着说，朱湘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实际上也就是他的爱国精神在这些方面的投影。”(291页)

钱书最后一章“朱湘的译诗及其它”，谈到朱湘译诗的目标与特点，指出他译诗的经过，列举他的几部译诗集：《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若木华集》；《三星集》；《番石榴集》。其中《若木华集》与《三星集》虽编好而未得出版，后来一并收入《番石榴集》，在诗人死后由他的友人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番石榴不是“番邦的石榴”，是一种开花结实的植物，英文作Myrtle，中译番石榴或桃金娘。据罗念生说，古希腊宴会时，诗人手执番石榴枝一束，当场诵诗，毕后，把来递给下面一位诵诗者。朱湘以此名集，有交棒传递的意思。不知有谁能接上了朱湘的那束番石榴？我另有一个问题，朱湘在选择这部规范广大，包罗世界各国的诗集时，有无类此的书籍作为蓝本？我相信，集内英、法、德诗的部分，是朱湘自己所选而从原文译出的；罗马、希腊诗部分，可能是他自选而从英文移植的(他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程度不够从原文译诗)。至于欧洲以外的部分，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诸国的诗，是从那里取材的，却是一个课题，以朱湘读书之广博，不易为此找出答案，只能留给后来的研究者。

在评价钱、洪二书和重读罗念生编《二罗一柳忆朱湘》书里的文章时，我感觉着：以他在世的遭遇看来，朱湘是薄命的。可是这位薄命诗人有好运，交识了一些对他有深情交谊的友人，如赵景深、罗念生诸位，他们不遗余力地自己本人或协助他人把朱湘的诗、文、书信整理编印出来，使下一代的朱湘研究者有所依据。更有朱湘的爱好者如钱光培、洪振国等，能从这基础上把朱湘对于文艺的贡献发扬而光大之。这样，朱湘在中国文坛上复活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于美国加州孟乐公园

(《二罗一柳忆朱湘》，罗皑岚，柳无忌，罗念生著，罗念生编，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0.60元；《朱湘译诗集》，洪振国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2.20元；《现代诗人朱湘研究》，钱光培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