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程映虹

八十年代末，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撰写的文章陆续在苏联的报刊重新问世并由多家出版社结集出版。虽然这些文章对西方研究者并不陌生，但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又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想法》一书加上新序后再版。所谓“不合时宜的想法”是指高尔基一九一七年四月到次年七月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开设的个人专栏的名称，这些文章可以让那些只了解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和三十年代的高尔基的读者看到另一个高尔基：一个激烈地反对革命的高尔基。

高尔基为什么要反对十月革命？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政权由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享，从法理上看，二者都具有过渡性质：前者是在由沙皇退位和由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产生正式政府之间的过渡，后者则是由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革命过程中自发组织起来的类似于地方自治性质的代议制权力机构，倘若宪政能顺利进行，它将为正式议会所取代。当时俄国的困境是：一方面宪政的建立必须待以时日和各政治力量的妥协和合作，另一方面四年的战争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土地问题)又十分尖锐。列宁的路线是立即用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当然列宁更深一层的考虑实际上是用俄国革命来引发欧洲甚至世界革命)。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布尔什维克控制了苏维埃的多数并于十月份武装推翻了临时政府。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并未遇到有力的反抗，多数反对派当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将用合法的形式产生宪法和政府。一九一八年初召开了立宪会议，在全国范围内选出的代表中主张首先确立民主宪政体制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了多数，他们拒绝讨论由布尔什维克政府提交的议案，于是第二天即被布尔什维克用武力驱散，列宁宣布“人民委员会”为正式政府，苏维埃为正式议会。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创办了《新生活报》(一九一七年四月)用“不合时宜的想法”为总标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反对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主张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文化、科学、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新生活报》创刊号的文章即题为“革命与文化”，其中高尔基提出了“心智是首要和最终的创造性力量，各阶级应该持久地为它的发展而努力”的观点并成为后来所有政论的主题。一个月后高尔基发起建立了“实用科学自由协会”，次年三月又建立了“文化与自由，纪念二月革命协会”。这两个组织中除了科学家以外，还包括了大量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宗旨是在日益激烈和压倒一切的政治斗争下为科学和文化的传播保留一块阵地。

对当时的政局，高尔基主张维护多党竞争和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包括“四月提纲”以前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认为俄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远未成熟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前任务是巩固民主成果，发展工人力量。但列宁回国后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并基本统一了布尔什维克的认识，俄国的政治局面变得尖锐起来，这使得高尔基深为不安。在六个月中，他一再呼吁抵制革命。十月间他除了发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透露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政变的谈话，而且于十月十八日(离革命仅一周)发表题为“人们不能沉默”的文章，要求布尔什维克中央澄清关于政变的传闻。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发生后，高尔基的反应是又惊又怒，十一月上旬他接连发表了《致民主派》和《致工人》两篇文章，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的成员并向工人呼吁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正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实验”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他的“列宁对待工人阶级就像工匠对原材料一样”，以及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被权力所“毒化”的话至今仍然被西方学术界广为引用。在他看来“和平法令”完全是空洞的，因为国内冲突已经代替了国际战争，而对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也并不会带来更多的面包。当立宪会议被驱散时，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在立宪会议被驱散的当天(一月五日)彼得格勒发生了部分支持立宪会议的工人上街游行但被镇压的事件。针对《真理报》的游行是由“资产阶级和银行家”所组织的说法，高尔基反驳说：《真理报》在说谎，它明知游行的参加者来自彼得格勒的几个最著名的工厂区，他们支持的是立宪会议中的二百四十六个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而并非被认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而即使对立宪民主党的代表，高尔基认为也不应被排除出民意之外，因为他们不但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且代表着俄国最有教养的阶层，并得到一部份技术工人的支持。高尔基谴责这次镇压的文章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把这事件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沙皇军队对请愿群众的镇压相提并论(高尔基曾有《一月九日》一文纪念那次事件)。

高尔基对革命的这种态度与他对俄国历史文化特点和所谓“国民性”的认识有内在的联系，这一点使他区别于那些因拘泥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反对俄国革命的人。作为对社会底层有深切了解的作家，高尔基对俄国人民和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有深切的体验，尤其是野蛮，残酷，既怯懦又好斗，盲从权威但又没有真正的组织意识，忍受苦难的同时又充满迫害欲，等等。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流亡西欧，直到一九一三年由于沙皇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大赦时才回国。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西欧文明有了切身体验，反过来加深了他对俄国问题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俄国人总是被黑暗和邪恶的东西所吸引……在欧洲我们也总是寻找那些和俄国相似之处，当我们发现了肮脏、欺诈、谎言和粗俗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满足——原来和我们一样！一个俄国人总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种使得欧洲不同于俄国的地方：他的稳定和发展着的民主，对个人的尊重，对组织和训练的接受能力，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才能。”他甚至认为俄国只有“脱亚人欧”才能进步：“只要我们不同亚洲决裂，只要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这种对俄国问题的认识，加上四年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道德感和人的生命价值的进一步遭蔑视，使高尔基认为一场不成熟的、依靠煽动、诉诸暴力的革命将以合法的形式将俄国群众中最具破坏性的本能释放出来。在他那封要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澄清有关政变的传闻的文章中他说这样的革命“将把群众中所有被分崩离析的生活、被谎言和肮脏的政治所激起的黑暗本能像野火一样煽动起来，人们将被愤怒、仇恨和报复所毒化。”革命后高尔基的文章中充满了对街头暴力和在他看来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暴众行为的谴责，例如十二月七日他在一篇讽刺“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群众专政”的文章中描绘了“群众”是如何“民主”地表决把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扔到冰河里淹死的场面。他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迫害和谋杀能不受惩罚，个人生命一钱不值的国家中。他甚至把街头暴力和充斥于报章的对政敌或论敌的欲置之于死地的攻击都视为一种从致人痛苦中得到快乐的病态心理。

更为尖锐的是，高尔基不同意那种认为革命激发了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看法。在“文化与自由”协会的一次讲话(发表于“不合时宜的想法”专栏)中，他针对“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和“农民的作用”的问题说：“我不认为人们能严肃地把整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心智的力量来谈论。也许在同资产阶级的论战中，为了压倒对方和鼓舞自己的士气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在这里，在严肃地聚集在一起深入思考俄国命运的人们之中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无产阶级就其大部分来说仅仅是一个物质力量，一点也不多，农民也是如此。”他说如果一个工人以属于某种特殊的社会等级的口气炫耀说“我是无产者”，那么他的腔调正像一个贵族声称“我是贵族”一样让人生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他断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群众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与过时的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态度作斗争的新的意识。”

高尔基在反对革命的同时，认为唯一能拯救俄国的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全国建立起传播教育和知识的网络，用“文化”来取代“阶级意识”，他说：“首先要建立起由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他们认识到单靠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不可能培养出新人：煽动敌意和仇恨将把人们导向纯粹的残酷和野蛮；立即的和大量的文化工作对国家的复兴是必需的。”他在这些文章中一再提出知识分子是俄国的大脑和心脏，是唯一的理性的力量。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对等级制社会崩溃后大众地位的上升和一定程度上的强权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压力深表忧虑。他在五月二日的文章中强烈谴责了一个士兵团队的代表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五十三个艺术家送上和德国作战的前线服役。他说他并没忘记平等，但并不认为在托尔斯泰、拉赫玛尼诺夫和这些士兵之间存在着这种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的处境使他更是忧心如焚，他一再用“大脑在流失”、“俄国在出血”来形容由于政治原因和生活物质的匮乏使俄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损失。

列宁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想法”给予了最大的宽容。这部分出于对这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尊重，部分出于对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珍惜，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高尔基的了解。自《母亲》出版之日起，列宁即视高尔基为属于工人运动的作家，尽管他们在一九○八年和一次大战时有过分歧(前者是因为高尔基在党内分歧中支持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后者是因为高尔基经手出版《帝国主义论》时曾坚持要列宁删掉批判考茨基的部分)，但这种分歧只是让列宁相信高尔基最终会回到“我们”这一边来。然而，进入一九一八年后，在布尔什维克把巩固政权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的局面下，高尔基对革命的日益尖刻的攻击逐渐变得无法被容忍。当高尔基在《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中把新政权与沙皇政权相提并论时，《真理报》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报纸开始反击，它们从说高尔基“正在离开人民”到“卸下他的面具”和“憎恨人民”。彼得格勒苏维埃曾动员承印《新生活报》的印刷厂工人罢工，但未成功，后又断绝其纸源，但高尔基设法从芬兰进口了纸张。一九一八年六月，《真理报》发表“群众来信”对《新生活报》的经济来源提出质疑，高尔基立即发文澄清了这一问题并反唇相讥，说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七年，有难以计数的钱款经他的手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用于出版报刊，它们倒确实多数来自“资产阶级”(高尔基曾经不但用自己的稿费和版税资助布尔什维克，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布尔什维克向他的一些富商朋友募捐，例如纺织厂主莫洛佐夫和家具商施密特，他们甚至把遗产都指定留给布尔什维克)，并说列宁对于这点应该记得很清楚。这次笔战之后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请示列宁封闭了《新生活报》。列宁在指示中说：毫无疑问，当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端有害的”。

《新生活报》被封闭后，高尔基失去了公开的论坛，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给前妻佩什科娃写信说他打算同布尔什维克在自愿的基础上合作，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了。八月底列宁的遇刺受伤提供了一个机会，高尔基前去探望(他们已有六年未见面了)。除了高尔基自己多次删改直到一九三○年才最终定稿的长文《列宁》，没有别的材料对这次会面提供更进一步的描述。从高尔基的文章中，结合后来的情况，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次会面意味着一种“休战”，并进一步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列宁同意高尔基从事拯救俄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允诺给予最大的帮助，而高尔基则答应为建立知识分子和苏维埃政权的联系而努力(从《列宁》一文中看，列宁对此是保留怀疑的，他对高尔基说“正是我们负起了唤起人民行动、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我们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类生活的康庄大道”并“为此而吃了知识分子的一粒子弹”。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列宁》第四十六页)。此后，高尔基为处境艰难的俄国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频繁地往来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他不愿离开“资产阶级”的旧都，搬进“无产阶级”的新都)，为被捕者求情，为饥寒交迫的知识分子申请食品券。最难以置信的莫过于他竟然为公爵加夫尔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夫妇弄到出国护照(在他眼里他们是学者和演员，当时另外三个公爵已被处决)，公爵夫妇去了芬兰后又到了美国，有《大理石宫殿》一书记述此事。一九二一年当苏俄面临大饥荒时，高尔基在苏维埃政权和知识分子之间斡旋，组织了一个非官方(有政府官员参加)的“全俄救灾委员会”(其中甚至包括托尔斯泰的女儿，很多人当时还在狱中)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救济署签署了粮食和药品的援助协定。当时高尔基在欧美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援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莫索尔斯基和格林卡的国家”。这或许是高尔基唯一的一次在苏维埃政权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成功的联系。

曾经大声疾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而当暴风雨真正来到时这种大声疾呼却又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想法”，这是高尔基让左派朋友吃了一惊。十年以后他“一边倒”(这是他一九二九年给老朋友库什科娃信中的话)向斯大林体制，又让他的右派朋友吃了一惊。这里无法对高尔基的这两个极端背后的一致性详加探讨，只是想指出其中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他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一元论者：他们相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彻底解决——借助一种方法，通过一条道路，依靠一种力量。十月革命前后他的一元论是文化精英主义，科学救国论，奉知识分子为弥赛亚和普罗米修斯(其散文诗《丹柯》就塑造了一个在黑暗中把心掏出来点燃为迷路的大众指引方向的英雄)，视群众为必须重新塑造的旧人。这使得他无法接受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以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为对象的革命，触目之处都是破坏和毁灭。然而十年之后，革命的破坏阶段结束，进入建设时期，新文化和新人已具雏形，高尔基所最担心的农民(他曾经在《不合时宜的想法》中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是野兽，我们必须承认”。在《列宁》中则比较缓和地说：“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全无社会感情——这一切使我苦闷了一生。”)正在被集体化，这一切与高尔基的理想殊途同归。没有别的比看到俄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大工厂，俄国人被脱胎换骨更让他高兴的了：俄国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解决。此刻他的一元论的社会哲学从文化精英主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国家和政治崇拜。正是出于对高尔基的这种一元论本质的洞察，列宁在封闭《新生活报》的指示中强调说他毫不怀疑高尔基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他只是暂时迷路，将来会归队的。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

(MaximGorky，UntimelyThoughts.YaleUniversity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