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笔谈

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共同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于3月20日至25日在海口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本刊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发表部分代表的笔谈文章,其他代表的笔谈文章将发表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上。这些作者是许志英、李今、董炳月、杨洪承、朱寿桐、朱晓进、王兆胜、李继凯、黄万华、吴建波、盘剑、乔以纲、赵树勤、李怡、喻大翔等。

积累不足,创新也难黄修己

(中山大学)

外来的文艺思想观念,已成为我们十分重要的学术创新的理论资源。拿着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的观点、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从而提出新见解,是当今不少人治学的一种诀窍,也是一条捷径。有人成功了,有人不成功,似乎不成功者居多。这是因为学术上的创新,除了外部条件---借鉴外来的新思想、新方法以激活旧对象、旧内容;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对研究对象从资料到认识的积累。只有当这种积累达到必要的程度时,人们的认识才可能真正发生飞跃,产生新的思想成果。

缺少积累的状况,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较普遍的缺陷。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创新之呼声甚急切。或开拓处女地,增列新内容;或开辟新视角,提出新的文学史观;或重评作家作品,推出新评价;成绩还是不小的。现在所以还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现代文学史著,还要呼唤新的突破,我以为主要问题不在于新观点、新见解的缺乏,而在于编纂者积累上的普遍不足,在现代文学的历史知识上准备不足。好比搭积木,可以不断花样翻新,但搭来搭去老是那几块积木,变换了几回样式就让人腻了。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添更多新的积木,才可能排列出雄壮的新阵势。

例如编现代作家心态史、现代作品接受史等,都是非常新鲜的。但编作家心态史,首先就要有大量有关作家心态的资料,现在这类资料匮乏。最能反映作家思想活动、精神状态的,可能是日记、书信之类,目前这种材料公开发表的甚少。于是不得不求诸各种有关作家生平行状的材料,间接地推断作家在不同条件下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这样,一部心态史更像作家传记批评了。编接受史同样先要占有大量现代文学作品被接受情况的材料,这类材料就更少了。于是只好求诸各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但那主要是批评家的反应。于是一部接受史实际上就成了文学批评史了。我们有许多巧媳妇,只可惜少米,无米。而这"米",非有十年八年苦求勤搜,便难以达到必要的分量,难以集腋成裘。古代史家有大成就者,如司马迁、司马光,都是做了长期的积累工作,才编成巨著,那是尽一生之力才完成那么一部的。积累工作是一个人从开始学术研究的那天起,就要自觉地做,并持之以恒,终身坚持的。

现在还有一些重要的学科建设问题,有待思考、讨论。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我们已经看到把1917年到1949年切成一段,作为独立学科的局限性,那么应该怎么改革呢?就是这短短的一段文学史,我们又真的把它的面貌弄清楚了吗?我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中,对已成的百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质疑。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不就是新文学独家的发展史,而应该是一部新旧文学的交替史。这百年间新文学渐生渐长,取得主流地位,旧文学退出主流地位,但并未立即"气绝",而是逐渐衰落的。旧文学中有的部门继续创造着优秀的足可入史的新成果(如旧诗词);有的部门正被消解,其精华逐渐被新文学所认识,所吸收,所包容(如旧戏曲);也有一些部门已经宣告终结(如文言小说、散文)。因此,既要写出新文学披荆斩棘的发展壮大过程,又要写出旧文学正在被逐步消解的过程,才能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历史。如果这样写,研究新文学的人就应同时认真研究20世纪的旧文学。对这另一方面的文学的认识,我们更少积累,简直必须从头做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改革,真是任重道远!

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

董健 (南京大学)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与教材编写,严格说来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文学"的,只有一条"革命"的红线贯穿其中。在这条红线之下,现代只是表层历史时段上的"现代";文学也只不过是作为政治工具的"文学"。

进入80年代以后,视角为之一变:回到文学本身。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史识"被消解了。这时文学史的目光基本上可以说是"文学"的了。但当从这一视角来描述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时,其价值判断中却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模糊了历史前进的轨迹,尤其是遗忘了人在精神领域里的进步。例如,他们可以为一系列被批判、否定过的作家在政治上平反,但过去批判这些作家时所表现出来的反理性、反启蒙即反现代的种种"理论",并没有得到清算,以致他们做不到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上为被批判者的作品或理论"定位"。对胡风、王实味以及一些所谓"自由主义"作家的历史评价,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叫做有文学而无"现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开始注重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注重文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这是一大进步。但对有些涉及文学上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对其实质尚揭示不深(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问题),就是因下笔有忌而干脆避而不谈了(如40年代对沈从文、萧乾、储安平、朱光潜等人的批判)。90年代冒出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质疑"现代性",攻击五四启蒙精神。这是一些专门蒸煮"文化夹生饭"的人。他们从福柯、德里达、赛伊德、利奥塔等人那里学得只言片语,牛头不对马嘴地用到中国来。西方是在充分现代化之后来质疑和反思"现代性"问题的,而中国的效颦者却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指责那些迫切要求改革开放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是"殖民话语",指责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他们的话语颇为时髦,观念看起来也很新,但骨子里仍是一种十分陈旧的带有一点儿洋味的民族主义。在从民族主义对抗现代化这一点上,这些"后"学先生们与近年"出口转内销"的"新儒学"理论以及某些只讲"革命化"不讲现代化(或者只讲物质现代化不讲精神现代化)的"左"派马列主义者建立了反五四、反启蒙、反现代性的"统一战线"。

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革命化"(政治化)与"现代化"是一对有联系、有区别、互有交叉的概念。有时靠"革命化"推动"现代化";有时"革命化"又借用"民族化"的历史惰性的力量来对抗、消解或歪曲现代化。在"器"的层面上的现代化还顺一些,阻力小一些;在"道"的层面上的现代化就困难得多。所谓"中国化",有时是"化"向消极落后方面的多,诚如鲁迅在《补白》中所说,我们变"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关于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讨论,都隐含着反现代性的潜在话语,而且在事实上支持着反现代、非现代作品与思潮的"回升"。有的专著把这条线概括为"从与世界文学融汇到向民族民间的大众文学复归"(见《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17页。)这一"复归"在40年代的延安实现了,它的最高成果就是新歌剧《白毛女》。此剧的物质外壳是很"现代化"的(也就是在"器"的层面上的"新"),但它的精神内涵中则没有多少现代意识的因子。正是按照这样一条"变器不变道"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路线,产生了"革命样板戏"这样的与五四启蒙精神背道而驰,也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不相符合的反现代性的"红色经典"。不清理这条线,现代文学史就不会是"现代"的。

文学史写作之魂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

编写一部好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一个"魂",而这个"魂"就是"史识";"史识"鲜活与否、圆融与否、深刻与否、新颖与否,则决定着一部现代文学史的生命和品级。

勃兰兑斯曾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他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强调了文学史作为"灵魂史"的本质特性。这意味着文学史家所面对的"史料"不是一堆物质性的凝冻物,而是主客体化合的结晶,是一种灵魂的存在形式,是一种能激活的生命体。它虽然作为历史的遗留态客观地存在着,但作为人的主体创作却表现出生命的活跃性和流动感;也就是说,其中凝结着历史主客体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内涵。这就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实质上是史家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对话,是当代学者的学术灵魂与历史上的审美灵魂的沟通。事实证明,无论是像医生诊断病情那样,单纯采取理性分析的手段;还是像演员投入角色那样,一味地追逐情感体验,都不能写出具有独特"史识"的文学史。翻阅时下有些文学史著,名为追求主体与对象的交融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则仍然囿于僵滞的二元思维模式,并未能以一个完整的灵魂去叩问另一个完整的灵魂,从根本上说就是未取得与对象和谐对话的史家资格。从特定意义上说,史家灵魂要获得一种圆融独到的"史识",必须借助于主体思维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适应性与整合性,因为它不是从先验的理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削足适履",也不是以二元对立思维将研究对象拆得支离破碎,而是以完整体悟与通达理解的姿态去感受、发现对象灵魂,使研究主体的灵魂与对象主体的灵魂相对应相契合。

可见,我说的文学史之魂并不是主体灵魂或对象灵魂,而是二者经过相激相荡相交相融之后而形成的圆融鲜活的"史魂"。但要取得"史魂"且达到这种境界,则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建构工作。研究对象作为灵魂的存在方式必然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多维空间,其中不同的灵魂之间乃至同一个灵魂之间莫不存在着理性与情感、审美理想与审美实践的重重矛盾,这就要求研究主体灵魂始终要有一种全面介入并占有对象的强烈欲望,拥抱对象,感知对象,发现对象的原生态,从而还原对象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丰富性、统一性;不过仅仅有现象学层次上的还原,对文学史"史魂"的发掘及文学史的建构,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我们不承认历史会按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有秩序地发展,但是历史无疑是一个由时间与空间构成的整体,无论它充满了多少悖论与冲突,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作为张力因素以"历史的合力"的辩证方式推动历史前进的,文学史也不例外。恩格斯曾这样描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思想"就是"史识",这不仅指出了历史是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而且强调了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对"前后一贯"的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发现。对文学史即灵魂史而言,这种历史的、思想的逻辑统一性就体现为文学生命的整体感和有机感。因此,史家主体对于对象世界一方面要"入乎其内",同时更要"出乎其外",力求在灵魂的多重矛盾中整合出审美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也就是新颖独到的潜在深刻的"史识",以作为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史魂"。

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孔范今

(山东大学)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传统性的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存在着严重的以"评"代"史"的倾向。这里所说的"评"与"史",与通常治史模式中所谈论的"论"(主体性评说)与"史"(对象性材料)不同,指的是"批评"与"治史"两种具有不同责任承当的社会文化行为。

"批评",比如文学批评,与"治史",比如治文学史,自然应该是互有兼容,相得益彰的。没有史识的批评,难得有深刻的内蕴;而缺乏批评之敏感与新锐的治史,也不会有氤氲其间的生命活力。但是,二者毕竟又是不能混淆,更是不能互相取代的。文学批评,通常采取与批评对象近距离直接性对话的姿态,且常以当事者的角色设定介入与对象共时性担承的是非纠葛。特别是当这种文学批评被自觉地衍生为历史文化和思想现实的批评时,则更是如此。回想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艰难转型中的回环奔突,正是这种批评鼓涌起一次次与社会、文化思潮相表里的文学潮动,并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历史、文化与文学变革的前锋,其价值自然是不能低估。即使到了今天,由于历史的纠葛也会延续至当今,许多历史的旧物依然是今天活的现实,于是,批评者们也必然会以现实的立场选择,仍以当事者的身份处理历史的话题。恰恰是这种选择,表现为当今社会中一种对抗性的精神支撑,其意义亦自不待言。

但是,勿庸讳言,这种批评所选择的已经不是或者不尽是学术性立场。如果我们以这种立场或角色承当治史,则虽然名之曰"史",但其实质却仍然是批评者的言说。治史自有其独特的求,概而言之,即必须超越与所研究对象任何一方的共时性立场,走出"当事者"的角色选择,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以超越性的智慧叙述和评说已发生过的一切。古人云"隔代写史",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否则,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文学在现代转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错位性冲突中的是是非非,也不能领略其互动互补的多维性独特结构效应。比如,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与文学"的论争,二人分别从历史与学理的不同价值范畴立论,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对此,治史者需要在不同的价值层面上进行认真地辨析,不能只是满足于在二人之间搞什么立场选择,倘如此,那文学史的更新岂不就成了只是在是非上的颠颠倒倒?又如对现代市民通俗文学的评价,如果仍然坚持"文学革命"时期的立场,那么对它就仍会采取贬抑和排斥的态度;而如果虽然对它采取了宽容甚至欣赏的态度,但所持立场却仍为新文学即雅文学的,则照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学评价的问题。因为通俗文学和雅文学在功能上本不属于一类,不能在也很难能在后者的价值立场上对其"收编"。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工具的、审美的、娱乐的三类文学支撑着文学不同的功能空间,倘从这一功能性结构上研究它们的不同特征及其结构作用,其认识大约就可以接近史学建构的基本要求了。

其实,鲁迅、胡适等新文化、新文学的先驱者,倒是深知"批评者"与"治史者"两种角色之间的不同的。作为战士的鲁迅,对传统文化实施了最猛烈最彻底的批判,一再呼吁青年不要埋头于故纸堆,甚至说中国的书一本都不要看;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却是披阅万卷、探幽勾沉,以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撰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胡适的情况也多有相似。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多方面的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启示,看来迄今似未被我们全部领会。

当然,治文学史也应有"当代性"的内涵和特色。同样作为介入当代话语的一种方式,文学史的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智慧、当代的精神高度和当代的学术水准。比如现在,新世纪的学者已经进入了能够对历史作整体综合性把握与反思的新进境,这应该是最富学术魅力的当代性体现。

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

---关于现代文学基本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念的思考

周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编撰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问题,首先就有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正名问题。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自身历史看,"中国现代文学"之名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中的概念:在不同的阶段、时代,它的表述及内涵和外延一直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和不同,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对象意识、观照意识的不同;也包括核心学科观念和基本文学史观的不同。事实上,目前广泛认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之"名",不仅本身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面临来自"实"、"言"两方面的挑战和危机:它的合法性和经典性的神话,正处于消解之中!而新的事实、新的言说,需要新的名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名称的提出,或许是一种可取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之谓,尽管只是个别语序的颠倒,却具有基本学科意识、核心文学史概念乃至文学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意义。其基本理由如下:1笨放性。众所周知,"大现代文学"的史观和诉求是时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体系性建构的潮流之一。在世纪性总结欲望的驱使下,"20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曾流行一时。历史地看,这两种提法,在现代文学学科意识和基本文学史观念的进化方面,确有自身的重要贡献:它们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导致了传统现代文学领域的突破,以及与相邻分支学科的整合。但是,这两种提法也有自身明显的局限:在分期问题上,它们都以一种确定"量"(---它在两种表述中均体现为一种时间跨度)作为文学断代的主要依据。而这种方式,既可以因"量的初始点"取舍的武断性、随意性而容易与先前的文学形态(如相对而言的"19世纪文学",或传统的"近代文学")区分模糊;同时,又可因"量的终止点"的限定而带来对研究对象自身进程(如当代文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自然进程)的强行终止。与此相比,"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量",是一种开放性、与质相关的量: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开放性的---所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各时期、时代或世纪的文学,都在其审视度量之中。

2卑容性。根据我的理解,无论前学科时代的"新文学"提法,还是学科化时代的"现代文学"提法,有意无意都强调了学科对象的性质:"新"与"现代"。一方面,它有助于将"新文学"与"旧文学"、"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区别开来,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和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学科领域、学科意识或文学史观念的偏狭:许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无法按传统学科观念分类的、或按主流文学史观念入围的文学现象,如"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现代传统形式文学"、"留学文学"、"国民党文学"等,则被排斥学科视野或文学史编撰范围之外。但是,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以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概念划分其范围和性质,因此,在文学对象、形态的包容性方面,凡"现代中国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均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3惫程性。任何历史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过程研究。但是,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要么由于时间跨度短(如狭义的"现代文学史"),要么由于时间段明确限定(如"20世纪中国文学"),而容易带来分期过细、或分期武断的种种弊端。这种缺陷,在与长跨度的前代文学("古代中国文学")以及正在延伸中的当代文学的对照中,显得格外突出。而"现代中国"的概念,既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跨度的概念,也是一个前有过渡性、后有发展性的概念。于是,更有利于我们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的一般史或专题史。

4毕质敌浴Ｓ"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乃至传统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提法有所不同,"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作为一种发展了的具有核心意义文学史概念、观念,不仅有着历史和学理上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更有利于现有近、现、当代文学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例如,我们可以从"现代中国文学"新的学科观念出发,以既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为基础,整合其他相关专业和学科,建构起纵向上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打通,横向上文学、文史、文化多学科互补的新的研究和教学体系。

要言之,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既意味着基本学科意识、核心文学史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学科建设现实目标和总体思路的转变。而所有这些,应当是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史编撰问题时应当考虑和重视的一个问题。

"现代"还是"近代"黄保真

(海南师范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近些年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诸多窒碍,诸多困惑,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历史分期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处理它同"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很突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史学";我们要建构的文学史学,应该取人类文学发展的广阔视野,对中国近百年文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学的历史作总体观照。这样的"文学史学",应该以广义的文化学或文化哲学为基础。文学就是人学。文化就是人化。文学,说到底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外化的符号形态之一。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自然要以人在历史地向着人的生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为准。在众多的关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分期理论中,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产业革命为标准来区分上古、古代、近代、现代的分期理论,最能够反映人类自身或人性内涵的丰富、发展、历史地生成的阶段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史学"中历史分期理论的基本依据。

今天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名称中的"现代"概念,乃是沿袭或稍加改变的前苏联通行的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历史分期概念。从长远来看,根本不可能让仅有短短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文学史上的与长达三千年的古代并立的、独立的历史时期永远存在。而使用这样的"现代"概念,从理论上看也不可取。一、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造成了历史与逻辑的背离。人们往往把"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对立物,而不是作为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来看待。所谓"断层"论就是这一弊端的理论表现。其二,造成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在历史属性上的严重错位。许多学者尽管在努力寻找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但找来找去,总让人觉得中、西之间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因为正处于工业化---近代性变革初期的中国社会里生成的文学是不能同已经或基本完成工业化---近代性变革的西方社会中生成的文学,强作比附的。即使我们把"现代"扩张到整个20世纪,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属性问题。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所进行的变革,其历史属性都是工业化---近代性变革。甚至时至今日,中国的工业化---近代性变革还没有走到终点。在中国,农业文明还是普遍性的现实存在,工业文明正在成为文化的主流,信息文明的个别因素也仅仅是萌芽。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同在一个自然时空,而中国所处的历史时空---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我们却落后了一个等级。所以,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全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其文化的历史属性而言,它只属于人类的近代文学的范畴,它不具有"现代"---已经完成工业化或已跨入信息文明大门的社会中生成的文学的历史属性。

当然,建构文学史学也不能只取文化学的视角,而文学的历史分期也必须看文学自身诸要素的变化推移所显示出来的阶段性。文学自身的要素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创作主体;二、主体意识;三、文学观念;四、文体系统;五、题材对象;六、语言符号系统;七、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八、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九、理论、批评的概念体系;十、内环境和外环境,即本国的社会生活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从这十个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发现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是一个历史发展、逻辑展开的完整过程,它们共同显示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特征,而不具有现代性特征。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全程来看,中国文学的近代时期,应该从16世纪即明代晚期的个性解放、文学解放思潮的发生算起,其终点也许要延续到21世纪中叶。这五百年的文学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中国文学近代性变革的酝酿时期,时间是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其间出现了晚明、明清之际、鸦片战争前后三次启蒙浪潮。二是展开时期,时间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末;其间又可以划分四个阶段,即1860-1915;1915-1950;1950-1980;1980-2000,这只是粗略设想,有待论证。从今天起到21世纪中叶,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即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了。

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

龙泉明 (武汉大学)

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危机。我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由的多元的,对文学史写作应持宽容态度。

在我看来,文学史写作大概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述史立场,二是述史模式。

从述史立场来看,大概有三种文学史类型:一是本真性的文学史。即在文学史写作上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力求按照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进行如实的叙述。这种文学史始终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冷静、客观的叙述为主要手段,不作庸俗的主观价值判断。这种文学史真实性程度最高,可信性最强。二是工具性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是按照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来叙述历史、评价历史,其文学史的操作带有鲜明的功利目的性。它以某种时代政治标准或某种阶级立场为标尺,对历史进行选择,进行重新打量,以达到为时代政治或群体利益服务的目的,因此这种文学史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这种文学史实际上是以非文学的方式来介入文学,因而很多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作家作品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三是个人性的文学史。作者在写作文学史时,或者完全依从于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尺度,或者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某种方式写作,带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在作者看来,文学历史只是提供文学事实,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下的读者将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史家可以将自己的现实处境与审美经验同文学史的历史渊源联系在一起,尽情地抒写自己从文学史现象中所感受到的或所要刻意表达的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深邃感,这种文学史往往在叙述中隐含着文学历史的故实和由这些故实所延伸出来的文学史家个人的理解及其意义。应当说这是一种带有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

从文学史与历史的关系来看,以上三种文学史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文学史写的是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第二种文学史写的是片面性的历史(肢解历史),第三种文学史写的是作者心中的历史(历史与心灵沟通)。从文学史作者与对象的关系来看,以上三种文学史也是有区别的,第一种是他律性的(受历史真实制约),第二种是一律性的(受群体价值观支配),第三种是自律性的(受个人内在愿望左右)。

从文学史写作模式来看,大概也有三种文学史类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注重全面系统地考察文学历史,它把文学史上的多种文学现象都纳入其中,把文学史的丰富复杂性都展示出来,把文学史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智慧及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变化揭示出来。它综合性最强,它在文学史的知识性上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适宜于作教科书用。二是视角性的文学史,即从某种视角切入的文学史。这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从文学的思想内容切入的文学史;第二种是从审美特性切入的文学史;第三种是从某种方法论切入的文学史。这三类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类注重的是思想性尺度,第二类注重的是文学性尺度,第三类注重的是方法论尺度。这其中也有互为交叉的。三是科学性的文学史。即注重文学史多种内外复杂关系的探讨,注重文学史的源流与规律的探讨,充分尊重文学史自身所拥有的独特性,力求完整、准确地反映其运动规律,理清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与其上下左右的联系,并且注意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理性的梳理与把握。

文学史家只有尽量地张扬其个性、观念和创意,才能有多元的文学史格局出现;多元的文学史格局即每元都应是独特的、有个性的。那种人云亦云、克隆的文学史,再多也无益。多元的文学史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通融,从多种层面楔入人的精神生活,给人以真、善、美的教益。

旧课题与新期待: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

高远东 (北京大学)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写作即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旨在探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发达过程中已有和应有的一切内容;狭义的写作则指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产生、并严格依"史"的规范对既有研究的一种集成,一种从个人研究向更普遍的知识形式的转化。二者相辅相成,倘若不从二者的关系中探讨文学史的写作,而是仅仅就编撰而讨论编撰,恐怕是难以发现具有学术价值的真问题的。

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有所谓"向内转"之说,即文学研究的重心从探讨制约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转向了文学自身。反映在文学史观的变化上,连以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演变的"宏伟叙事"为主旨、极大地影响了新时期人文研究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强调要把对中国文学的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之关系这类"规律性"的探讨,转变为对文学的"内在性"---一些语文形式规则之形成和发展的探讨。由于诸如叙事抒情状物规则的生成、发展确实内在于文学"史"的进程,因此这种对所谓文学内在性的历史探讨,这种常常把规则当原则、以现象为本质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便不免导致历史的简约:文学史的丰富性往往被置换为纯粹的审美性内容。90年代初文学史写作领域"经典化"命题的提出,我以为是包含了这种可能的。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一部分人继续献身于内部研究、关注文学的语言形式的同时,另一些人又开始从"内"向"外"突围,重新关注制约文学内在特性的外部条件。当然这一新的"轮回"不无新意,比如对文化的关注,虽在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但此时则被进一步具体化了:文化不再是能把整个地球上的所有一切都囊括在内的混沌,而成为具备严谨、确切学术内含的范畴。研究者从地域、民俗、宗教、族裔、政治等确定角度进入现代文学,使文学的文化研究具备了尽可能具备的科学品格,推进了学科整体的进步。

这一从"内"向"外"的突围似乎仍方兴未艾。我想,人们之所以普遍寄希望于这一新的"轮回",乃是因为就文学的所谓"内""外"关系而论,此时的"内""外"不再是主从关系,"内"不再完全附属于"外"---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不必再像王瑶、唐**等先生的著作那样,凭为国家政权之合理性和合法性作文化论证来体现其价值和意义,也毋须像80年代那样,刻意通过文学自身的"光荣孤立"来确立其主体性---人们对文学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关系的认识更接近于胡风所说的"相生相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不过是探讨制约其内在本质的条件而已。在我看来,执着于文学的"内在性"者,其本质是体验的,偏于艺术;而乐于从外在制约条件出发理解文学者,其本质则偏于科学。对属于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写作而言,处在新一轮"外"显而"内"隐的学术波峰,似乎更有利于偏于科学品格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正如当代文学研究之有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

此外,这一从"内"向"外"的突围还伴随着"重估现代性"的大条件。现代性这东西,作为支配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包括现代文学)运动的灵魂和动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尤其在当今时代---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现代性的"全球化"行将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结果,文化上的反"全球化"声浪却渐趋高涨,特别是经历了90年代苏联东欧式"社会主义"的崩溃,一切支撑现代性的思想、制度、知识乃至精神似乎都显得可疑可虑之际,对现代性问题作理论的历史的反省,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具理论阐释性、更富事实说服力的文学史观,这是颇有别于80年代对现代性的乐观信仰的。8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受它影响和支配的写作至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实践,但其注重文学内在性的历史沿革的治"史"理路、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对现代性的乐观信仰等均富于时代的气息;它以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叙述范围,虽立下了整合学科分期(近代、现代、当代)的丰功,但在学理上却仍存在疑点,譬如它以中国文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为基本认知动力,却一定要抛弃"现代文学"这一名副其实的称谓。平心而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虽不是必然的,却也有合理性。"20世纪中国文学论"强调三者的"同",忽略了三者的"异"---而这种"异"的成因并不一定都源于政治,就其学术的、狭义而言文学史分期的意义而言,却可能更内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更值得深思。首先,在一定意义上,一分为三比三合一更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包括文学)不同时期的特征;其次,一分为三的依据虽然表面上源于中国革命史---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味儿极浓的分期,但同时也与纯中性、不涉价值的时间---所谓"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断代的划分暗合。第三,本来从语义角度看,"近代"和"现代"不同于"当代",前两者为基于价值的称谓,后者则是不涉价值的中性词汇,不宜并列;再从词源学角度看,"近代"一词来自日语,为英语modern的意译,与"现代"一词所指完全相同,而"当代"一词除了与英语contemporary同义,还寓有类似"本朝"、"国朝"的国粹的时间含义在内。这种语义学和词源学上的差异,再加上时间命名上的知识与权力之争,正是学界长期以来各执一端、难以就近代以来的历史分期达成共识的真正原因。但这种差异毕竟由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的成果---不同政权的更替赋予了新的语义同一性。它们不仅变得可以并列,而且业已凝结为既定的学科制度,可以较准确地揭示不同政权下的文学特性。我们常说近代以来的文学是政治化、道德化的文学,因此若要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为文学史分期,不仅不能无视它处于历史转折时期、被政治意识形态高度渗透的事实,不能强以文学的"内在"部分为其全部属性,而且反倒应该充分强调这一点,注重从"内"与"外"的张力中寻求现代文学的本质,以确立现代文学史的科学理路。

研究心态、价值认定和文学史结构模式的调整与创新

逄增玉 (东北师范大学)

现代文学暨20世纪中国文学都已经成为过去和历史,成为"历史化"、凝固化了的客观存在,因而现在可以以一种"事过境迁"的冷静、客观和科学态度来进行审视,进行"经典化"的筛选与处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的文学大师的认定与排序,百年文学经典作品和逼近世纪末文学作品的编选、百年文学史的写作与修订,等等,都是这种"历史化"追求的结果。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历史化、经典化和客观化之下,对现代文学存在着两种态度或曰"心态"。一种是来自现代文学学科之外的"他贬",一种是来自学科之内的某种自我怀疑乃至"自贬"。

这两种倾向直接影响着对新文学的价值认定,从而影响到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我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谈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应当既不自傲也不妄自菲薄,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对现代文学进行价值认定和界定,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文学的学术化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因为说到底,你的文学史观念和研究以及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体例、内容等,都离不开对文学史的价值界定。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毫无价值,那何必去研究?所以排除"自贬"心态和"他贬"倾向的干扰,对确立科学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和由此而来的文学史研究与编撰,都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了"自贬"心态与他贬倾向的干扰,就应该充分看到和肯定现代文学的成就,这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认定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从这一价值认定出发并为了说明和印证这样的新文学价值观,我们应该既理直气壮又实事求是地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价值、艺术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并编撰出这样的文学史。所谓文化的或文化价值论的文学史,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和体现出的文化形态、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的研究和阐述。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所提出、表现和高扬的科学民主、文明进步、人权人道、生命尊重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传统文化所没有的和不会自然自发出现的,它们是一套全新的文化概念、文化体系和范畴,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巨大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不仅划分了中国文化史的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而且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的文化资源,形成了新的文化和"国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化最有活力和生气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本质"规律。从这种文化价值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命题和内容作出新的发现与阐述。比如,可以以这种现代文化价值追求和实现与阻碍或妨碍其追求实现的文化因素的冲突,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用这样的线索去观照和考察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文学、30年代两种政治文化激烈对立中的文学、抗战时期多元政治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等,包括对一些作品的解读,都会有新的启示和发现。

而所谓的艺术诗学与审美价值论的文学史,也是出于排除了自贬心态后的价值认定,即现代文学史不仅只有认识价值也有诗学和美学价值。现代文学不只是语言形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世界观、时空观、价值观的导引下,现代作家具有了新的对世界的感知把握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因而现代文学产生和形成了新的诗学美学原则。这些原则对西方的、古代的文学有所继承,但更是新创;有形成、发展、流变、成熟和不成熟,但同样具有价值。我们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很多是以"教材"的方式和面目出现的,教材的内在规定使文学史编写既注重创新性又注重稳定性,因而基本上是以思想、主题、内容和艺术特征两大部分组成,这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结构模式。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编写于此方面有很大创新,但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两大板块式模式。如何将内容主题与诗学美学真正统一起来,写出诗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论的现代文学史,是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挑战。

从意识形态叙述到现代性叙述

何锡章 (华中理工大学)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汗牛充栋的教材与各种研究论著中,意识形态叙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可否认,这一叙述模式也具有现代性叙述的某些价值范畴,如启蒙、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等概念的不时出现,但其重心不在于此,核心是以政党、阶级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价值来理解阐释这些概念,因而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往往被歪曲和消解。这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叙述方式,既表现于话语的形式,更体现在叙述对象的选择和价值评判之中。这一叙述模式是从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初步建立,经过许多研究者的不断强化和整合,到唐**、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定型的,其核心是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整合现代文学,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来筛选、评价对象。这一叙述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是不容抹杀的,至今为止,还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不可少的选择,因为它具有相当的客观历史真实性和必然性。一,叙述对象本身包含了核心概念所代表的文学内容;二,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自身就是具有鲜明的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三,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也决定了他们叙述模式的选择和价值定位;四,重教化,尤其是重视政治伦理功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潜在地规定着研究者的叙述和价值指向。但应当指出,这种叙述模式的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独断,对非同类的作家、作品必然会作出不公正客观的评价,被贬低、轻视、否定甚至被拒斥在文学史之外,就成为非同类作家、作品的必然命运;同时,过分强调内容的特殊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态度,也导致了对文学文本艺术分析的忽视,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政治思想史、意识形态史的附庸。

现代性叙述主要开始于80年代。这种叙述模式的出现,就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与教材而言,是以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先生联袂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标志的。这种叙述模式比之意识形态叙述,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优势,它既充分肯定了政治意识形态倾向鲜明的革命左翼作家作品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同时,又避免了意识形态叙述的封闭、狭隘的局限,使更多的作家作品进入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这种叙述模式在现代性、现代化的旗子之下,更多关注的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学在文学观念、艺术形式方面的现代性转变。在艺术和文本分析方面,这一叙述模式虽然还有待加强,但他们对现代派作家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显示出对艺术与文本分析的重视态度。因此,我以为,现代性叙述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一种基本模式,至少,是一段时期内的主要选择。

意识形态叙述和现代性叙述尽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从叙述理路上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两种叙述的逻辑起点都是价值评判,只不过现代性叙述是在一个更开放和更大的价值体系基础上展开叙述的,更注重的是文化、思想、精神的现代性价值,而不单单是政治、党派和阶级的价值;在叙述结构上,内容与形式的二分,而着重于内容的叙述是两种叙述的共同点。显然,以价值的评价作为逻辑起点的叙述是难以摆脱这一困境的。于是,还应当呼唤别一样的叙述方式,即文本艺术叙述模式。需说明的是,这种叙述不是排斥意识形态和现代性叙述所包含的价值评判,不是对作家作品的思想价值采取悬置、存而不论的态度,而是将叙述的逻辑起点定位在文本艺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文本解读和艺术阐释,自然地将叙述对象的思想内容价值引发出来。事实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思想价值是以文本和艺术形式作为载体的,文本和形式本身与思想价值是不可分的。这种叙述模式是肯定文学独立性的一种有效策略。

走出教科书体系确立文学史哲学

---文学史写作的人类性和个性化追求

张福贵 (吉林大学)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大同小异,表明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种共同的约束。因此,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走出教科书体系,追求人类性和个性化便成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关键。

教科书从来就不是一种普通的写作文本,而是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而存在的。于是,在统一的思想支配下,形成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统编的教材、统一备课的模式,而文学史教科书也就成了一种政治性的文本。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协作教材和统编教材就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文本形式。教科书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写作行为的集体化,而在于文学史观的集体化,从而使文学史文本失去思想个性。思想永远应该是鲜活的,其活力便来自于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因时代需要,社会思想暂时的高度同一,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而长期的同一则可能会出现僵化和迷狂。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只有存在悖论和异质,才更有生命力。

当历史研究以政治性为唯一的思维和尺度进入写作者的判断时,结论往往是预先给定的。一切历史都应该是个人史,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过程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历史的权利。现代历史哲学认知下的文学史观应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多元化的思想本质就是价值观的个性化。

教科书体系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思想原则而存在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文学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评价。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史观相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本质来说,具有独特而有效的解释权。这种历史与逻辑的前提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确立了基本的教科书体系的评价尺度。教科书体系是建立在既定的政治角度上的,价值尺度是绝对和单一的。然而,政治对于个人来说总是片面的,而人类性总是整体的,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就恰恰是人类性的主题。

文学史观的转换就是要超越教科书体系的一元价值观,建立文学史的人类文化观。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而把它上升为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建立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资源认识论,从而构成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哲学。例如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应该在民族、阶级的尺度之外再加上人类的尺度。政治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价值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超越政治性评价而进入人类性和学术性评价,那就不会只有一种评价视角和尺度,也可能由此获得对其更全面和丰富的认识。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绝不能成为一部思想经典的注疏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学术精神。这应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写作的基本原则。

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与语体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与语体问题,是建构一门学科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文学史究竟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我个人倾向于"论从史出",即以史为主,描画出文学的发展变化,因为文学史面对的对象是历史的形态,文学史应尽量避免研究主体带有"虚拟"成分的"述说历史"。但是,文学史又不仅仅是资料的罗列堆砌,或者仅仅满足于给作家排座次。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没有理论的观照是难以想象的。雷纳·韦勒克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史如果没有文学理论的阐释,没有文学批评的灌注和穿透力,那些文学史料便是了无生气和琐碎无序的,这样的文学史自然面目可憎、令人生厌。反过来,要是没有对史料下一番艰苦、细致的"实证"功夫,这样的文学史同样是令人生疑,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视野。它要求史家不仅要对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论的阐释,而且要求史家应具有一种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理论穿透力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并借此揭示历史究竟是什么。比如,从1917年开始到1949年的文学究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还是"现代"的文学;同样,从1949年开始的文学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还是"现代"文学的延续?如果用理性批判的眼光进行理论阐释,也许能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否则,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永远摆脱不了"政治决定论"的宿命。

文学史理论的另一个表现,是史家必须着力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概念的建构不仅体现了史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总离不开这样一些概念,如:"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民族救亡"、"人民性"、"阶级性"、"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这些概念大多是从政治学和文学概论教材中挪用过来的术语,既没有经过史家的心血灌注,又不能水乳交融地与文学的实际相结合,其生硬和苍白就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以来,已经有人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实践。比如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创造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核心概念,并以这些概念来作为全书的理论构架和逻辑的支撑点,以此揭示当代文学的衍化发展过程。尽管陈著在"个案"的选择上尚有可供商榷之处,但陈思和在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上所做的努力无疑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文学史的理论形态确立后,还有必要寻找合适的语体。所谓语体,也就是用什么语言形式来叙述文学的历史。由于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其间既有骚动不宁的文学的精灵,又有奔腾涌动的文学潮汐,还有一幅幅气韵生动的鲜活画面……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将丰富多采的文学史生硬的纳入哲学的逻辑框架,用抽象的"三段论"来推演文学史的发展形态,或用冷冰冰的语言来罗列史实,论述作家的生平和他们的创作概况。我认为,我们以往的大多数文史家过于迷恋"编年史"式的所谓冷静客观的记述,或过于热衷于寻找"史"的规律。其实,文学史既然是"文学"的史,它就不应讳忌主观的介入,它理所当然应以摇曳多姿的笔调,去描述文学进程的趋势,追踪文学思潮的流变,甚至勾画出作家的灵魂。

毫无疑问,找到了属于自己语体的文学史,才是有学术个性的文学史。我们一直在呼唤史学大家,呼唤有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倘若没有个性鲜明的语体,即便有好的思路和体例,也难以写出真正有个性,有魅力和有气魄的文学史,所以我认为与其呼吁学术的个性,不如努力去创造一种与理论形态相得益彰气韵生动的文学史语体。

在新的世纪,我们期盼这样的文学史出现。

新世纪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前景与方法

高旭东 (山东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是20世纪后半叶成就最大的纂史领域之一,然而也留下了很多的缺撼。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怎样才能再上一个台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课题。

传统的纂史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前景、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批评的历时性描述,史家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历史描述的公正性与文本评价的独到性。然而,要想真正揭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这种纂史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不仅仅摹仿与表现社会生活,而且正如弗莱(N·Frye)所说的,文学更摹仿文学;后结构主义所讲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更表明文本间相互指涉与影响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从它产生之时就纳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因而法国人(J·Garre,M·Gugard)关于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概念,尽管在比较文学界已有点过时,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仍然有效。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鲁迅之后的现代小说无论是个性精神的观念还是淡化情节的技巧,与《聊斋》式的古典短篇小说迥然不同。如果没有源自希腊又经莎士比亚发扬光大的悲剧观念,那么,曹禺《雷雨》的产生同样不可思议。而且同为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并非从郭沫若那里获得作诗的灵感;同为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也并非从李金发那里接受了影响。就此而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古代相比,显得纵向继承少,横向移植多。因此,如果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不把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那么,现代文学思想与文体革命的渊源,乃至作家的灵感来源就难以搞清其来龙去脉。

当然,将比较文学搞成一对一的影响关系,仅仅是浅层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共时切断的结构主义改造成一种动态结构,就会深化对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更精确地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西方的文学思想与文体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的文学思想与文体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中国文化的内在认同机制对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想与文体进行了怎样的认同、选择与变异?不同作家的西化选择与俄苏倾向同潜在制约其感性趣味的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造成了文学史怎样的一种运动结构?在救亡图存的外力推动下,这一运动结构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种对文学史发展结构与规律的把握,也许会超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的范围,而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撰领域。然而,若是以动态结构的比较视野来刷新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观念,那么,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中,也会暗含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信息。否则,如果仅仅是历时性的时间拓展,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也可能编成一本流水帐簿。因此,只要我们以新的观念与方法来刷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注重有特色的个人著作,再加上资料的翔实与严谨的学风,那么,新世纪就一定能撰写出更高水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谈谈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几种关系

王泽龙 (荆州师范学院)

持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编什么样的文学史。下面三种关系对文学史观的影响较大。

第一,学院教科书的文学史观与学者化的个人文学史观的关系。前者主要是面向学生,它要受到教学的规范性制约。作为教材它要求具有体系相对完整性,学术观点的普遍认同性与文学史教材的时间相对稳定性。这门学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较复杂的关系,不可能超越"守正出新"的编撰原则。这里的"守正"一是不越正统意识形态之轨,二是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的普遍性结论。"出新"只能是在"守正"的前提下的"出新"。学者化的个人写作(或者几位学术观点相近的同仁写作)可以超越教科书的戒律,可以体现个人独创性的学术观点。体现个性化的学术品格,它是以学术性发现与积累为价值的(它不像教科书主要是负载知识的传授任务)。在"史"与"论"的关系上,一般教科书更自觉追求贴近"史"的真实,学术化的文学史更多具有体现学术主体性意识与学术精神的"论"的色彩。目前,这两种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应是并行不悖的,也是不可互相代替的。

第二,现代文学史是现代的文学史,还是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文学史。这一问题涉及到文学史的定性问题,也涉及到文学史的体例问题。我认为现代文学史首先应该是个时间范畴的概念,它特指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前夕这一阶段的文学历史。这一段文学是具备了现代性特征还是近代性特征,这是这一段文学史的某些规律性或本质性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在现代文学史发生前的近代与发生后的当代都相当程度类似存在着。比如关于现代文学思想启蒙特征,追求与世界文学相融汇的特征等并不是现代文学独有的现代性特征。我想后来的文学史家会给这段文学史重新命名。或许会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或者称为"20世纪上半期文学",或者称之为"五四后30年文学"什么的。至于当代文学要更换名字了,今后恐怕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或者"20世纪后半期文学",不可能永远当代下去没有一下底线。我们把现代30年这一段文学作为现代的文学史来写,就有了分断撰写的相对完整性,这样就具备了与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相抵牾的文学史观,各自在不同的历史视野下写出不同的文学史。大学中文系这门课怎么上也就不存在矛盾了。

第三,文学史的简与繁的关系。文学史的繁与简也是与文学史观念相关联的问题。50和60年代的文学史较多受意识形态的支配,用政治统帅,以阶级划线,现代文学史编得厚,写得繁,而且不全面,例如大量的自由主义作家被划在了线外。现在的文学史编得精练了,而且也更全面了(像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总计57.5万字,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共设39万字),这是与这门学科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与学科研究的深入分不开的,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与文学史观念的不断变化,后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特别是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会越来越薄。我们不是说文学史写得越薄越具水平,但我们要承认把文学史写精练是很不容易的。要写出简约、精练的现代文学史,还需要我们文学史观念的进一步更新。比如,现代文学思潮中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有一些是不具有文学史上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意义的,对当时文学创作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某些作家作品的定位,特别是某些文学史的传统性定论,要重新审视,文学史要评价的主要是作家在文学史过程中某些方面的独到贡献与影响。文学史的由繁到简是文学史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又是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过渡性"马俊山

(辽宁师范大学)

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初始概念,一个价值基准。它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基本切合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的实际;二是大致能够反映百年文学的根本特点;三是大体上可以对百年文学的丰富实践进行学术整合。在我看来,目前学界仍在争论的"近代性"或"现代性"概念,都不足以当此重任,而应以"过渡性"代之。主要依据有三。

一、这些概念是西方殖民话语的一部分,无论"近代性"或是"现代性"的主张者,都把"西方化"作为一个隐含的理论前提。区别只在于,相比之下,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长与殖民历史的哪个区间更能自圆其说。这实际上是在以西方殖民者的历史想象整合近百年中国文化,也是近百年来愈演愈烈的文化失语症的一部分,结果必然导致言说者文化品格的变质与思想主体地位的丧失。这是必然的,也是悲剧性的。因为这些西方化的概念和被言说的状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百年文化的殖民特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化,既是一部西方文化的殖民、扩张史,也是一部新的本土文化生成的历史,其中包含着许多无法割断的本土文化基因。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中国百年文化的独特风貌和特殊价值。由于我们长期处于被言说、被思考的殖民语境中,暂时还无法破译其遗传密码而已。在我看来,后者显得更重要一些,但却是无法用"近代性"或"现代性"来概括的。

二、这些概念无法揭示百年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过渡性。我认为应该把"过渡性"作为梳理和评价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思想出发点,主要根据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化仍在不断地创造、动荡、漂移过程当中。新文化的积累还很薄弱,许多方面,特别是价值建设,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远未臻于成熟、完善。因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各种各样的杂质和这样那样的缺陷。作家们普遍都有某种浮躁无根趋新多变的过渡心态,突出表现是思想立场上的不断"突变"(郭沫若语)、"跟风"(林语堂语)、"无特操"(鲁迅语),和创作个性的漂移不定。其积极意义是,促使作家不停地翻新、变换、追求,造成近百年文学特有的包罗万象,日新月异,洋洋大观的景象。负面作用是,文坛上充斥着大量的短期行为,浮泛有余而深刻不足,短制多而巨著少,遗憾之作多见,而完美的精品难寻。特别是越改越坏的现象(如50年代《日出》、《青春之歌》,70年代《创业史》的修改等)集中反映了过渡心态对创作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新文学的大多数思潮、流派、方法、文体都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如果不是从中国百年文学实际"是"怎样出发,而是从预设的"应该"(西方化)如何着眼,以"近代性"或"现代性"为基准,势必会造成目前在"经典"确认上的彼此是非局面,势必低估那些虽不完美,但也不乏新意的作家作品。

三、"过渡性"范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可以为我们编写新的现当代文学史提供宽阔的学术空间。长时段理论、相对论、比较方法,是它的思想基础,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旧文学史写作当中的独断论倾向,在各种互相矛盾和歧异的文学现象中发现价值,充分展示出近百年文学新旧杂陈,"既中既西"(闻一多语),繁复多变的独特品格来。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鲁迅不过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开端,非常偏执的开端,而不是它的完成与结束;鲁迅对乡土社会的批判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沈从文对乡土社会的眷恋同样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新古典主义应与现代主义具有平等的学理地位;我们才能容忍百年文学的缺陷,认识失败的意义;我们才不至于混淆自由写作的作家和有组织的作家在想象力方面的巨大差别;才能写出一部展现近百年中国文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独特存在方式与价值的文学史来。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写作的简化毕光明 (海南师范学院)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也看到了两个不平衡:研究性写作与文学史写作不平衡;在文学史写作中,专史与综史的写作又不平衡。所以,我们有理由希望和期待现代文学在分类史、流派或思潮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同时,能有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更具文学史品格的综合性现代文学史(主要用作高校教材)出现。一个应当出现的情形是:与前一类课题可越做越多、越做越宽、越做越细相反,后者,即文学史写作.应该善于舍弃:舍弃某些研究过程和过程中所运用的繁富的材料,舍弃在各个时代里充当了铺垫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事实都应该进入文学史。相反,文学史要对曾经出现过的文学事实予以严格的筛选,将那些最有说明意义,即最能显示一时代文学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文学内部的相关性的事实统摄起来,组织成动态的事件之流,这样的事件之流,既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过程里的文学发展过程的力图接近真实的展示,又是特定时代的研究主体的审美判断力的融铸。筛选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文学史的判断不是纯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正因此,文学史家不同于批评家,也不同于纯然的研究者,他不以个人好恶决定对叙说对象的择取,倒有强烈的定位意识。文学史的写作,以研究与批评为基础,而又注意维护文学史的作用与功能:通过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的研究,按其结果来还原文学发展历史的状貌和态势,借助批评对文学活动的结果作价值上的估断。"我们有些什么?"和"这些东西怎样?"是文学史要告诉人们的。而"我们何以有这些?"或"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些?"就是研究所要回答的。研究不厌其繁,其细,深入到过程的背后,寻找"表现"的因由;文学史则删繁就简,以突出文学创造的实绩,犹如让树木的枝叶恰到好处地疏朗一些,果实就美在若隐若现之间。

对于文学史来说,简化并不等于简单。没有大量深入细致的或分门别类或就某一现象某一问题的寻根·83·文学评论 2000年第4期

究底的清理、探讨和研究,没有对各种文体特质的深刻把握,就不可能找出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及自身演进的逻辑形式,也无法判定作家创作成就和作家艺术价值的高低。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主体部分,也是实质性部分。文学史研究的筛子所要留下的,就是这种人类精神的最高级和最优美的形式,它是人类自身最终的证明。没有研究的复杂化,就没有文学史写作的简化。简化的精当与否取决于研究的复杂化与深化程度。写作的简化是对文学史家的最大的也是真正的考验。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近20年来的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全面清理和研究,为文学史的简化写作提供了可能。从唐**(后与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再到孔范今、黄修己各自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简化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文学史写作的简化,意味着文学史应成为文学史,而不只是文学史。后者的写作目的主要不是呈现文学活动的结果,而着力于探讨一时期内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外部原因,它所做的是很有力量的文学的历史批判,其视角更宽,关照的对象更多,它是从文学入手的思想史,文化史。也许在人类精神生活史上,这种边缘性的写作意义更大,价值更高。对文学而言,从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所做的研究和阐释,在总体上提高了文学在人类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上的作用。这样的文学史(纯文学史),其实是使文学研究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简化和提纯时,参与到人类精神文化的积累过程中---这也是文学史写作的真正目的和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修改的几点想法王攸欣 (湖南师范大学)学术性文学史,关键是创造性,能够为读者提供新的理解历史、作家、作品的方式。这里我们只谈教材问题。80年代以前,教材采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思考和写作模式。此后,随着历史、文学观念的改变,有一种逐渐摆脱权力话语的趋向,但其程度不适应于新的历史距离,不能够容纳各种差别颇大的新成果,也不适应于现在的大学教学。我想提出一种新的写法,那就是以解释学观念来写文学史教材。

改写文学史教材应该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指导思想。以往写作教材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求内容具有稳重的特点,为作家作品给出标准答案。这是权力话语的基本要求。但现在是一个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而事实上,文学也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作品的意义是解释和接受的效果史,虽然作家作品有其基本一致的层面,但合理的解读确实多种多样。新教材不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应该开放,对以后解释的可能性也应该开放。只有详细阐释各种解读思路,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也只有采用复调式的写作方式,才能吸纳众多的新成果,把它们在教材里巩固,提高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甚至可以设想,以对作家作品研究的理论深度、方法多样性、成果前沿性来决定作家作品的取舍和所占篇幅。不必要先确定作家的级别(实际上是按照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下形成的等级观念衡量出来的),加以取舍和篇幅分配。

文学史应该是真正具有重要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史。文学史不是文化史、社会史,作家作品必须因为文学价值(包括思想和文化价值)而进入文学史,文学史教材应该使读者真正觉得现代文学能靠作品的文学性流传下去。这需要比现在更为尽力地发掘作品的价值,进行文本细读,尤其是能够引导读者去欣赏作品。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陈腐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搬弄刚从西方引进而尚未经过沉淀淘汰的新名词。细读必须令人心悦诚服。作为教材,应该大量删减作家,我认为可以由现在独立论述的60个左右减到20个,把篇幅让给对大家名著的细致深入的富于审美趣味的分析(对研究界来说,现代文学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所有作家都有研究价值,只有更广泛更细致的研究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并且也许能发现新的大家,当然多数人可以作为社会史文化史的素材)。大部分作家只能作为文学史的背景进入教材,只要几句话点明他们的突出特点就可以了。

把每一个作家作为整体进行论述,不再纵横分割。三个十年的划分承王瑶四个阶段的划分而来,确实有历史根据,也使文学史进程清晰,但是在纵的方面分割了作家。现在已有半个世纪的距离,历史的尺度自然增大,以后尺度还会增大,十年时间很难以在这种大尺度上构成一个最小的单位,而且对于现代文学而言,把一个阶段作为整体不如把一个作·93·"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笔谈

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那么重要。现行教材按体裁分类论述,在横的方面分割了作家。各文体有其演化轨迹,是分体裁论述的形式依据,但现行教材虽然分类论述,却并没有着力探讨各种文体在现代的形式演变,分类的价值没有充分实现,而且有的文体(如诗歌)确有较明显的演化倾向,另一些文体(如散文、戏剧)演化轨迹不太明显或者说太复杂,也降低了分类论述的价值。但这种分类论述却割裂了作家。作家作为一个运用各种体裁写作的整体比他作为某一体裁的名家重要的多。如果确能寻绎出各体裁自身的形式演化轨迹,可在总论里概述。

文学相关性及其文学史理论意义

袁国兴 (吉林大学)

文学相关性问题的提出,也许不是最好的切入文学史编撰模式的视角,但却可能是有益的。我所说的文学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家、作品的相关性。每一位作家在从事创作时,都将有意无意地面对着来自文学典籍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前人已经取得成功的那些经典之作,是他们有意无意效法的榜样---典籍不仅仅是典籍自身,它还是一种趣味的表征,作家只有接近它,才会被当下的阅读所认可;另一方面,作家还必须着意地绕开典籍的框范,不能掉进公众熟知和重复的陷阱。不仅如此,同时代作家间,也存在着这种既趋同又疏离的双重驱动。由此产生了文学最基本的相关性。

第二,文学思潮流派的相关性。一种文学思潮流派能够兴起,一定是因为其有不同于当下流行意识的特殊之点,它们潜隐的存在前提是不同于自我的其他思潮流派的存在。以现代文学为例,"小说戏曲革命"的兴趣,鼓励了"鸳鸯蝴蝶派"的热情;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与其说是针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莫不如说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这一现实的;创造社一开始就与"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丝语派对立",不满意"小布尔乔亚"的左翼文学,充满绅士风情的新月派……中国现代文学中每一种有影响的文学思潮流派,都有与其对应的文学现实存在,这是文学存在的另外一种相关性。

第三,文类的相关性。从中国文学纵向发展上说,四言诗、五言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后人使用前人取得成功的文学模式,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难于再现昔日的辉煌,因为形式本身的意义已大为降低;从横向上说,诗歌的便于抒情和不利于"模仿",戏剧的当下情景和舞台局限等,都说明一种文学样式只便于承载特定的文学内容---小说虽较其他文类的叙事上有更大的便利,但也受到了来自影视文学的强有力冲击---这也就是说,不同文类具有互补性,众声喧哗,和而不同是文学存在的原本形态。

在每一种理论视野下,都会形成一些相应的理论盲点,已被人所普遍理解和接受;但在文学领域,每一种文学风格,每一种思潮流派,每一种文类也会形成相应的盲点,却不见得为人充分认识。一种文学"主张"提出,一定是因其发现和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视野,捕获了一种新的盲点,同时又在制造另一种盲点的文学现实。不同文学现象间的争斗,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相互依存,风格、流派、文类除了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外,在文学史上还具有某种结构价值,它们的更迭和嬗变是历史的必然。

文学现象相关性的提出,不是重述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互相影响,而且是对文学史写作中一直存在着的某种"正宗"意识的反拨,是对文学史构成方式的一种探索。显然,这样的意识与现存现代文学史编撰的主导倾向有距离,对"重写文学史"不无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