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祥云　散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

佳　明

当今世界尚不太平，各种争端此起彼伏，有的甚而引起战火硝烟、流血冲突。各种传媒天天都在传送着这样那样的不安定信息，其中不乏因民族问题而激化的矛盾，令人忧虑。就在此时，中国政府总理却向世人宣布：“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场所。”令人欣慰，令人鼓舞。我很为我们的总理感到风光，很为祖国的安定祥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中国电影人，我想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在维护民族团结、祖国安定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我为中国电影人而骄傲。

我是一个汉族人，是一名电影研究人员。十余年来，我一直倾心关注着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状及发展。1995年，在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昆明举办之际，我和同事们策划、组织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该画册曾请布赫、赛福鼎·艾则孜、阿沛·阿旺晋美三位领导人题辞。布赫同志曾问我：“你是个汉族人，为什么会对少数民族电影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

回答这一问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震撼。

大约是在1991年。我途经昆明，发现那里正在进行优秀女青年的表彰，对优秀女青年授予“金花”光荣称号。我知道，“金花”是影片《五朵金花》中塑造的五个白族女青年的名字。但他们评的不只是白族“金花”，而是各族“金花”。每一个“金花”都对自己获得这一称号欣然接受，自豪不已。她们告诉我，从《五朵金花》放映之后，“金花”就成了优秀女青年的光荣称号，早已不分白族还是其它民族。又一次，在一家饭店，欣逢一对青年举行婚礼，一方是汉族，一方是白族，令我惊异的是，婚礼的议程、喝酒的方式都是按照影片《五朵金花》中的婚礼议程、方式进行的。宾朋们告诉我，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的，大家愿意与影片《五朵金花》中一样。当知道我是电影工作者时，新郎、新娘还特意向我敬酒，希望电影人多拍些象《五朵金花》这样的优秀少数民族电影。受宠若惊的同时我深感震撼：一部于30年前完成的影片竟会有如此久远并鲜活的生命力，竟会如此深透地融入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若不是亲历亲见，我是难以想象和相信的。在这种现象的深处，究竟蕴藏着何种内涵呢？我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关注与探求。略知一二易，再知三四难，自从漫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领域，方知风景这边独好……

（一）

诞生于1905年的中国电影，真正关注少数民族电影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虽有新闻纪录影片曾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和反映，但数量很少。而故事影片大约仅两部，一部是反映蒙古族、汉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塞上风云》，一部是反映台湾高山族、汉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花莲港》，可谓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之后，纪录片、美术片、戏曲片、故事片等诸多片种均开始少数民族影片创作生产，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当属少数民族故事影片的创作生产。粗略估计，以《内蒙人民的胜利》为发端，从1950年至今，共创作生产少数民族故事影片二百余部，涉及到约四十个少数民族。仅从数量来看，已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与解放前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可谓繁星满天了。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影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佳作多多。不少影片不仅公映时轰动一时，广为流传，而且历映不衰，成为传世经典。有些佳作精品，在国内、外频频获奖，享誉世界影坛。这里，仅把在国内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及在国外各电影节获奖的影片介绍如下（以影片出品时间为序）：

《内蒙人民的胜利》（蒙古族）、《金银滩》（藏族）、《草原上的人们》（蒙古族）、《山间铃响马帮来》（苗族、哈尼族）、《哈森与加米拉》（哈萨克族）、《芦笙恋歌》（拉祜族）、《边寨烽火》（景颇族）、《回民支队》（回族）、《五朵金花》（白族）、《草原晨曲》（蒙古族）、《金玉姬》（朝鲜族）、《摩雅傣》（傣族）、《刘三姐》（壮族）、《达吉和她的父亲》（彝族）、《蔓萝花》（苗族）、《阿娜尔罕》（维吾尔族）、《鄂尔多斯风暴》（蒙古族）、《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农奴》（藏族）、《阿诗玛》（彝族）、《天山的红花》（哈萨克族）、《景颇姑娘》（景颇族）、《祖国啊，母亲》（蒙古族）、《孔雀飞来阿佤山》（佤族）、《从奴隶到将军》（彝族）、《傲蕾·一兰》（达斡尔族）、《向导》（维吾尔族）、《阿凡提》（维吾尔族）、《玉碎宫倾》（蒙古族）、《孔雀公主》（傣族）、《应声阿哥》（景颇族）、《春晖》（壮族）、《不当演员的姑娘》（维吾尔族）、《卓瓦桑姆》（藏族）、《青春祭》（傣族）、《盗马贼》（藏族）、《鼓楼情话》（侗族）、《买买提外传》（维吾尔族）、《天堂之路》（蒙古族）、《松赞干布》（藏族）、《血鼓》（苗族）、《骑士风云》（蒙古族）、《火焰山来的鼓手》（维吾尔族）、《世界屋脊的太阳》（藏族）、《白沙恨》（黎族、苗族）、《彩月和她的情人》（白族）、《东归英雄传》（蒙古族）、《阿曼尼萨罕》（维吾尔族）、《黑骏马》（蒙古族）、《悲情布鲁克》（蒙古族）、《孔繁森》（藏族）、《金秋鹿鸣》（鄂伦春族）、《红河谷》（藏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蒙古族）、《益西卓玛》（藏族）。

这些影片，有的取材于各民族流传悠久的神话传说，有的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的纪录了各民族翻身解放、剿灭残匪、建立新政权的历史变迁，有的描绘了各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创业篇章，有的则侧重于各民族风俗民情的展现和对民族团结的讴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特别是各民族不同的人文内涵、神采风貌、风土人情、歌舞服饰，都使影片独具异彩，赏心悦目，以极大的魅力征服了无数电影观众。可以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创造，硕果累累、成就巨大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盛开在中国影坛的一朵奇葩。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电影的骄傲。如此众多的的艺术形象、精神风貌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自成系列，独领风骚，在世界影坛也是罕见的亮丽景观。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灿烂辉煌与无限生机，充分显示了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厚深邃、兼容并蓄，也使中国电影文化实现了真正的多元与完整。

（二）

5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新中国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50年代初，紧随《内蒙人民的胜利》的首战告捷，《金银滩》、《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风火》、《芦笙恋歌》等影片相继问世，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少数民族以国家主人公的形象屹立于银幕之上成为现实并得到认可和欢迎。这是少数民族真正成为祖国大家庭平等成员的重大社会变革的真实再现。这一组影片以起步不凡的态势奠定了少数民族电影在中国影坛的地位，掀开了中国电影历史的崭新篇章。必须要指出的是，最重要和珍贵之处在于，这个良好的开局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原名《内蒙春光》，拍摄完成后因有不利于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因素而几乎不能公映，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进行修改，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片名后公映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在国内广受欢迎，于1952年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编剧奖。党和政府的导向领航，使少数民族电影在迈出第一步时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方向。从此，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习惯，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自觉恪守的原则。在导向领航的同时,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电影又予以特殊的关爱与呵护。1957年后文艺事业面临着“左”的干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势头也有明显减弱。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夏衍副部长，要求《五朵金花》的编导“一是要遵循艺术规律，用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二是为能够在更多国家发行，避开各种不同的审查剪刀，达到宣传我们、扩大我们在国际的影响的目的。”在刚刚经历了“反右斗争”后，夏衍的一番话，确让导演“倒抽了一口凉气”，但他们还是按要求完成了影片。影片《五朵金花》虽然描写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但仅是背景。作品紧紧抓住了白族青年阿鹏寻找爱人的线索，以重名的几位金花引发的差误为情节，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衬托，以动听的音乐为渲染，以白族特有的浓郁风情，以明快恢谐的轻喜剧艺术风格表现了白族青年纯真美好、真挚热烈的爱情生活和乐观向上、坚贞执著、善良忠厚的精神风貌。对社会背景的淡化和对爱情描写的强化，使这部作品，在充满了“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爱情描写尚被视为“禁区”的当时的中国银幕脱颖而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在偏重于强调文艺作品的教育、认识功能的当时，影片以人物心灵美、山水风光美、歌曲音乐美、演员美、服装美、情调美、意境美、风格美，充满了赏心悦目的艺术魅力，在审美功能方面取得与众不同的良好效果，满足了广大观众在审美愉悦方面的期待和渴求。《五朵金花》的问世，是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排除“左”的干扰的重要成果。在一片叫好声中，成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中明媚的亮点，并于1960年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荣获最佳导演奖（王家乙）、最佳女演员银鹰奖（杨丽坤）。

在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少数民族故事影片创作形成了一个高潮，佳作频出。《回民支队》、《刘三姐》、《摩雅傣》、《达吉和她的父亲》、《鄂尔多斯风暴》、《冰山上的来客》、《农奴》、《阿诗玛》、《天山的红花》相继问世，红红火火，生机勃勃。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故事影片创作在突破创作禁区的艺术探索方面，步子也迈得更大一些。那场引起了文艺界关于“典型”和“人性论”问题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也是围绕着《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创作而展开的。

当然，我们今天来回顾、总结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成长的历史，来重新评价当时创作的影片，会发现许多历史的局限，看到明显的缺欠与不足。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将他的印记铭刻在人类前进的足迹上，这是不容抗拒的。我们在正视这一点的同时,对中国电影人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突破历史束缚、超越历史局限的勇气和努力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个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今。

这一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经历了拨乱反正的复苏，逐渐恢复了在17年中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从奴隶到将军》、《傲蕾·一兰》、《阿凡提》、《孔雀公主》、《不当演员的姑娘》等优秀影片。电影人以极大的热情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辛勤耕耘、孜孜探求，使80年代中后期的少数民族电影数量大增，每年约十余部作品问世，并在视野拓展、内涵开掘、形式多样、艺术创新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进展和突破。出现了《青春祭》、《钱，这东西……》（维吾尔族）、《盗马贼》、《鼓楼情话》、《买买提外传》、《松赞干布》、《布洛陀河》（壮族）等影片，以新的视角、新的语言，展示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人物、新风貌。可以说，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少数民族电影的热浪。然而，与17年时期相比，少有影片能产生轰动效应，使人生发“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风光不再”的感叹。我以为,这股热浪的成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电影人的热情和探求是积极、必要而有成效的。之所以“风光不再”，是有多种原因的。

可喜的是，90年代少数民族电影有了新的崛起，且势头正旺。《骑士风云》、《国际大营救》、《火焰山来的鼓手》、《彩月和她的情人》、《飞越人生》（蒙古族）、《东归英雄传》、《阿曼尼萨罕》、《黑骏马》、《悲情布鲁克》、《孔繁森》、《红河谷》、《益西卓玛》等影片的问世，使少数民族电影以整体质量的优良而再现辉煌。不少影片以其深邃内涵及独特魅力，在征服国内观众的同时,享誉国际影坛，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显示出中国电影国际一流水平的实力及中华民族文化的不尽风光。

少数民族电影的新崛起不是偶然的。首先，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即使是在社会转型期也坚定不移地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精心呵护，大力扶植。1995年，新中国首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之时，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赵实同志赴会做了《世纪之交：寻求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对策》的讲话。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描绘了基本构架和蓝图，并提出扶植、鼓励少数民族电影的许多政策设想，使赴会的少数民族电影工作者备受鼓舞、信心大增。学术研讨会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回顾、经验总结、理论梳理因此更为活跃、深入，也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腾飞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舆论准备。

其次，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世界文化进入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时代。世界的目光开始转向东方，对于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各国文化研究的热潮，日渐升温。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必然对我国产生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由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时代，其地位日益重要。国际社会对于我国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文化极为重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关注中国的大环境中，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有了开阔的空间和难得的机遇。

上述两点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应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队伍的建设和成长。改革开放十余年，中国电影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创作队伍迅速成长，在克服了因长期被世界封锁的闭塞之后，创作观念和艺术技能突飞猛进地提高，在导演、摄影、美工、表演、音乐等行当内，涌现了不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电影艺术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的电影创作队伍在此时基本形成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这实在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建国后十七年间，曾经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建辉煌的电影人，还基本上是汉族艺术家。少数民族身份的影人以演员为主，编剧也有，不多，而导演、摄影等其他行当可以说几乎没有。从60年代开始，各艺术院校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自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于50年代诞生后，又于文化大革命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电影制片厂。这四个厂成为吸纳、凝聚、锻炼少数民族电影队伍的中心基地。到90年代，少数民族身份的电影队伍基本形成，且行当齐全，人才济济，主创人员具有整体实力，这支队伍最大的特点是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激情更为炽热、痴迷更为持久、艺术创新和突破更为到位。这支队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新崛起的重要基础。

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广春兰，锡伯族，60年代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1980年起，她一直执着于少数民族电影的拍摄，二十多年，共拍摄了16部少数民族电影，为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数量最多的导演。她说：“我一直将全身心浸泡在新疆民族生活的海洋里，浸泡在拍摄民族影片的酸甜苦辣之中”。她坚信：“只有立于本民族的作品，才能立于全民族之中”。她主张：“妈妈有双漂亮的眼睛，同时头上有一块难看的疮疤，对外一定要亮妈妈的漂亮眼睛，而不是那块疮疤。……我始终坚持拍少数民族进步的光明面，并且力求正面表现，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和优势受到鼓舞，从而奋进。”她拍摄的少数民族影片，不仅在国内特别是新疆地区影响广泛，在亚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大受欢迎，在国内外获得很多奖项。由于常年摸爬滚打在荒漠、风沙之中，她常“脸被晒成紫黑”“手成了树皮”，然而她及她的作品，让我感受到的是生命之美丽。同为同龄女性，我心中始终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

塞夫、麦丽丝夫妇是蒙古族导演。他们导演的《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使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腾飞旗帜分外张扬。他们以对本民族的炽热激情和深入理解，在银幕上阐释、展现、讴歌了蒙古族人民的伟大灵魂。他们将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性格特征、精神风貌的深入挖掘与对草原的神采、马群的气概的描绘有机自然地融会在一起，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和震撼人心的雄伟乐章表现了“马背民族”的浩然正气，刚烈之美。正因为如此，“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新腾飞是在少数民族身份的电影主创队伍形成并成长后才实现的。

当然，少数民族身份的作者并不是创作优秀少数民族电影的惟一因素。这一时期，汉族导演谢飞的《黑骏马》、《益西卓玛》也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影响。他的创作，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娴熟的艺术功力，使影片严谨完整、意境悠远。在表现少数民族风俗民情的独特魅力时，将其自然地融入对人物深层、多面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之中。可以说，在克服少数民族电影表现风俗民情流于表层肤浅的固疾方面谢飞的创作迈出了坚实的跨越性步伐。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郎樱认为：“在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电影艺术界走在全国各种文学艺术门类之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中国56个民族之间还相知甚少，甚至还存在些误解和隔阂。在80年代以前，电视还没有普及，正是一部部少数民族电影，将一个又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情境、精神风貌、丰功伟业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地介绍给广大中国普通民众。他们在了解、认知、感悟的过程中，化解了误解与隔阂，产生了接纳与亲和。生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正是通过一部部少数民族电影，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和祖国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本民族的生活被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之上，本民族的人物成为银幕主人被赞美和讴歌，从而产生真正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与祖国大家庭的融入更为顺畅自然。年复一年，一部又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将“平等、团结、互助”的观念播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中，润物无声地营造着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可以说，中国56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团结格局在五、六十年代就基本形成并基础牢固。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功不可没。

少数民族电影将身居闭塞、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介绍给全国，介绍给世界，对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刘三姐》让世界知晓“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国际旅游线红火至今；《阿诗玛》让世界知晓石林奇观，使其成为旅游胜地；香烟名牌“阿诗玛”、“蝴蝶泉”、“五朵金花”等都是少数民族电影的衍生产品……1991年在广西，我亲眼看到当年拍摄《刘三姐》对歌场面的那棵大榕树，已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中外游客熙熙攘攘，争穿影片中服装在大榕树下拍照留念。当地干部告诉我，这棵大榕树每年为这个小村庄创收数十万元，当地村民依此脱贫。以上只是从影片对当地经济开发而言，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中国电影曾是中国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据说曾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7%。若真是如此，那些产生轰动效应和远销海外的少数民族电影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就相当可观了。行文至此，用“安国兴邦”来评价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作用已毫不勉强了。这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时写的听到中国总理一句话就立即想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原因，这也是我身为汉族人却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情有独钟的原因。我永远为中国有如此繁荣昌盛而前景光明的少数民族电影感到骄傲。少数民族电影犹如祖国大地上空的五彩祥云，它呵护着伟大祖国的安定祥和，它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绚丽光彩。让我们衷心祝福我们曾经并将

永远拥有的五彩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