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羊（小说）

王新军

父亲的病渐渐严重起来了。

那个时常在他头皮下滑动的鸡蛋一般大小的疙瘩，停在后脑勺上以后，突然不想再走了，就像一只戴了笼头的羊，被一根细绳子拴在了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而又不仅仅是这样，那个疙瘩，它停在父亲的脑勺子后面，表面上看一动不动是老实了，可没过多少日子，就从顶端破开了一个小口子，里面连续不断地流出猩红的脓水来。这使我们一家都大大地吃了一惊。

“得去看一看啦。”母亲无奈地说。

在这之前的许多年里，母亲不止一次地动员过父亲，让他去医院把那个偷偷在他头皮下游动的小疙瘩割掉。但父亲总是伸出手摸一摸那个滑溜溜的小疙瘩说，不疼不痒的，挨那一刀干啥哩！

渐渐地，父亲和一家人都认为头上那个疙瘩，应该算不上啥病。一年一年地，父亲的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

但它开始流脓之后，我们都觉得这事有些不妙了。母亲再一次对父亲说去看一看的时候，父亲没有表示拒绝。

父亲大约也感觉到事情变得不妙起来了。当父亲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突然变得十分悲观起来。

夜里，父亲独自住到了羊圈门前的看羊房里。这使父亲看上去更加孤独了。

为钱的事，母亲在炕上辗转不安地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母亲突然叫住正准备下地去的二哥说：“你去卖掉两个羊去。”

母亲这么说，二哥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母亲说着，又转身在我头上拂了一把说：“叫老三也跟上你去。”

二哥看了我一眼，表示答应了。

到了羊圈，父亲开始从羊群里挑要卖的羊。父亲站在羊群中间，摸摸这一个，捏捏那一个，差不多把那大小百十只羊都摸过来了，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到底要卖掉哪两只。事实上我和二哥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父亲舍不得卖掉他的羊。这一圈羊，哪一只不是父亲从小羊羔一直经管了这么大的呢！卖羊，对于父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

父亲的目光像一片温水，在羊圈里漫溢着。而那些羊，则鲜花一样在父亲的眼睛里灿烂着。

在卖羊这样的事情上，母亲是可以做主的。但具体卖掉哪一只羊，决定权一直以来就被父亲牢牢地控制着。在家里，父亲可以不管其他任何事，但这一件他是非做主不可的。就像一位大人物说的那样：除了主权问题，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谈。这同样也是父亲在卖羊这件事情上的理论。

父亲默默地对自己说：“到底卖掉哪两只呢？黄眼圈么？黑耳梢么？哦，还是卖掉大白吧。你太不听话了，你老是进人家的庄稼地偷吃粮食。还有圈尾，把你也卖掉吧，你咋就老是吃不起来呢。”

父亲这样自言自语般地说着，目光却一刻不停地在羊身上游走。他的目光在羊身上抚摸了一遍又一遍，一直犹豫不决。

“快呀，再迟收购站就要下班了。”二哥开始催父亲了。

但显然父亲没有把二哥的催促当作一回事。

突然，父亲转过身来问二哥：“现在的羊价是多少嘞？”

“一块两毛三。”二哥很有些不高兴地回答说。

“一块两毛三！这么低，不是说涨了么？原来是多少？”父亲十分吃惊地说。

“原来是一块二，涨了三分。”二哥不耐烦地说。

“才三分！这么好的羊！涨了涨了，才涨了三分。”父亲这时候的声音已经小下去了，目光里，也流露出大片大片的惋惜来。

“这么好的羊呵，一个才能换回几张张纸片子。”父亲自言自语小声嘟哝着，蓦地回过头来对二哥说，“你没打问一下，医院看病不给钱，咱们直接给羊行不行？”

二哥嘴里“嘁——”了一声，眼睛似乎也翻了一翻，“人家是医院，人家要羊干啥！”

二哥这样说，父亲似乎稍稍有一些尴尬。但他还是压低声音说：“医院要是要羊，那就好了。”

其实医院即使看病不要钱，而是要羊，那又能好到哪儿去呢？人家的价格难道会比收购站更高么？关于这一点，父亲当时肯定没有想清楚。但也很有一种可能，父亲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或许只是不希望他的羊被杀掉。因为收购站收了羊去是要马上送到县屠宰厂杀掉把肉供应给城里人吃的，而医院如果要了羊，有可能杀得没有那么快，还有可能——不杀，把它们养起来。

面对一圈羊，父亲始终定不了橛。二哥已经忿忿地走出羊圈去了。在卖羊这种事情上，父亲永远都是优柔寡断的。而那一天的父亲，比往常更加优柔寡断一些。

太阳在一点一点地升高，二哥在羊圈门外面的空地上来来回回地踱着干部一样的步子。我也有些着急了，开始跳到羊群里抓。这么多的羊，卖哪一只不是卖呵！既然父亲舍不得下手，那么我就下手，抓谁是谁了。

我抓住了一只，父亲说不行，这个不行，还小哩。

我又抓住了一只，父亲还说，不行，这个口青得很。

我又抓住了一只……

一圈羊差不多全被我的手过了一遍，父亲还是拿不定主意。

我已经有些气馁，二哥也已经在羊圈门外面叫喊起来了。二哥说：“都这会子了，赶头把羊吆到收购站都晌午了，到底是卖不卖嘛！”

父亲任由二哥在外面叫嚣着，他好像一点也没有听见似的。他的目光是那种依依不舍的神情，他的目光从羊身上掠过，就像在羊身上洒了一层冒着热气的温水。父亲的头上缠着一圈纱布，然后又戴着一顶蓝布单帽。这使父亲看上去有了一种古怪的模样，很有些像电影里刚刚下了火线的战斗英雄。但只要仔细端详一下父亲的神色，又会马上发现——父亲这个英雄，怎么说都有些迟暮了。

麻雀已经不在羊圈外的那棵大柳树上无休止地聒噪了，它们已经飞到不远处的麦地里去吃肚子了。因为这时候太阳已经把露水晒跑了，它们钻进麦地里，不用再担心露水会打湿了它们的翅膀。也许是听不见麻雀的叫声了，父亲终于下定了决心。父亲的顾虑也仿佛和那些麻雀一样扑棱棱飞到田野上去了。

父亲最终选定的是两只白羯羊。我知道，这是父亲准备到了冬天杀了熬汤喝的。

我们牵着羊，准备上路的时候，父亲又急急地撵上来嘱咐二哥说：“这可是两只好羯羊，你到了收购站，跟他们说一说，跟那个老杨好好说一说，看价格上能不能比别人的高一些。”老杨就是收购站上那个瘦高个子的收购员。

二哥一扭头，没言喘。

我也没言喘。

父亲又说：“听见了么？”

父亲明明知道我们肯定听见了，但他还是问了一声。我知道父亲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够安抚他痛楚选择的回答。

于是我回头大声说：“知——道——了——”

父亲大约满意了，这才停住了准备继续撵上来的脚步。

收购站在乡上，过了乡政府还要走一阵子才能到。

我们拉着两只羊赶到收购站的时候，已经是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收购站的老杨老远里就朝我们招手。一边用手朝我们比画一边扯着嗓子喊：“把羊拉过来，拉过来。拉到棚子下面去。”喊完，老杨就拍拍手然后又将两只手伸到后面，拍了拍旧黄军裤的屁股，径直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二哥拉着羊在收购站院子中央停了一会儿，接着又无可奈何地把羊拉到了老杨刚刚指定的那个地方。说是棚子，其实就是栽了几根没样儿的柱子，上面担了几根手腕粗的木条，搭了一些树枝，但大片的阳光依然能够射进棚子里。除了我们的两头羊之外，棚子下面还拴着四五只羊。羊的主人不在羊跟前，他们聚在一旁的树阴下，灰着脸说话。见我们拉着羊过来，抬头看了一看，一脸木然。

这时节收购站的院子里是一个并不热闹的地方，来卖牲口的人，很少。

这时候正是牲畜上膘的好时候，这些羊呀猪呀的，架子才刚刚撑起来，肉还没有完全长到骨架子上去，这时候卖，显然划不来。如果不是一时紧着了，绊了脚挡了手，一般人家是不会拉个空壳郎牲口出来卖的。

拴好羊，我和二哥没精打采地站在棚子下，一时竟然不知道去做什么了。那边一个汉子喊了一声，叫我们到树阴下面去。我看了眼二哥，但二哥没有看我。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那汉子很有一些面熟，大概是我们邻村的。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果然，一过去二哥就和他搭上话了，显然他们是并不陌生的。

那汉子长了一张条石一样硬邦邦的瘦长脸，明显短于一寸的胡子，一律都是从嘴唇和下巴上直直戳出来的。又仿佛一支支细箭，均匀地射在了他紫堂堂的嘴唇和下巴上。二哥叫那汉子老李，并递给他一枝烟。老李事实上并不老，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模样。

二哥说：“也来卖羊呵？”

老李说：“卖呀，不卖咋办。”

并不老的老李说着话，挪了挪屁股。

二哥在老李为他腾开的一片光地上坐下来，说：“又咋了？”

老李说：“他妈的，和人打了一架。派出所要我赔人家二十块钱医药费，不然就进号子蹲十五天。”

老李接着又说：“我才打了狗日的两拳，早知道要掏二十我日他妈再捣他狗日的两家伙。”

老李又说：“别以为他是村长的小舅子，管上个水就牛逼得不行了，想卡老子的水，老子才不吃那一套哩。”

老李说完了，又看看二哥，说：“你这时节卖羊……做啥？还一卖就是两个。”

二哥说：“给老爹看病去哩。”

二哥又说：“都病得不行了。”

老李说：“前天我还在南滩上看见你爹放羊了。咋？说病就病得不行了？”

二哥说：“老病，现在才犯了。病根子几十年前就埋下了，一直没管闲，现在……嗨。”

二哥“嗨”了一声。这一声听上去十分复杂。

二哥说：“紧赶慢赶，人家还是下班了。”

另一个老相一些的男人吭地擤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手拧了下癞蛤蟆一样的鼻头，又在布鞋底上蹭了蹭手，说：“来得早又能咋的，我太阳花子出来不高就来的，还不一样是个干等着。我觉谋着羊肚子里的屎咋说也该屙尽了，可人家老杨还说不行。要过磅，就除皮。百分之八哩，乖乖，羊吃一月才能长多少？一除就是百分之八，一只羊下来少说也除掉四五块钱哩。”

老李瞪了一眼收购站老杨的那间办公室，气忿忿地说：“别把老子惹急了，惹急了老子照样敢捶他狗日的。大不了再罚上二十。公家的，哼，没一个是好东西。”

二哥没有说什么，仍抽他的烟。

一枝烟抽完了，二哥看了眼蹲在地上已经蔫了的我，问：“你饿不？”

二哥这是明知故问，所以我说：“不饿。”

我这么一说，二哥眼睛都奇怪地睁大了。他又不相信似的仰头看了看天上明晃晃的太阳，然后他就清楚了——已经过了吃饭的时候了。二哥从黄军褂那个有桃形翻盖的上口袋里掏出五毛钱，递给我说：“你去吃碗酿皮子去。”

我接过钱，犹豫了一下说：“你不吃？”

二哥说：“我不饿。”

说完二哥就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了。

从收购站往乡政府街上走，还有一段路。因为有了那五毛钱，我竟然觉得好远的一段路事实上很短，根本经不起我的两条长腿撒开走。因为是中午，乡街上没有几个人，但在供销社的门口，我看到了那个专卖酿皮子的小推车。

当发现了那辆由架子车改装成的小推车之后，我的两条长腿突然之间就没有多少力气了。头上的太阳这时候也显得格外毒，嘴里，尤其是两腮那里，也毫没理由地涩了起来，一时间连舌头都不得动了。人真是个怪东西，看不见吃头的时候，再饿也还能忍上一阵子，一旦看见了，就饿得肚子里像猫抓，嘴都合不拢了。

我觉得我很没有出息，很想自己抽自己两巴掌，但我已经没有抽自己嘴巴的力气了。

我走到那个酿皮摊子跟前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跌坐在那只被无数个屁股磨光的小木头板凳上的。摊主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包了一个头巾，蒙了口罩。但她即使包了头巾蒙了口罩，依然给人一种四十岁上下的感觉。据说这样是为了干净，但叫人看上去多少有些不舒服。不就一个卖酿皮子的嘛，至于搞得这么神神道道的吗？

我说：“来一碗酿皮子。”

女人当当当地在小车上玻璃架子里的案子上剁了一阵，然后回过头来说：“辣子要不要？”

也许是她觉得我小，需要这样问一下。

我想也没有想就说：“多放上些。”

一碗酿皮子我呼噜呼噜几家伙就补饬恕Ｎ沂分惬意地抹了把嘴，看了看天空。我觉得天真他奶奶的蓝哪。

“再切上一碗？”女人问。

“不切了。”我说。

我心里知道，我手里只有五毛钱，五毛钱只够吃一碗酿皮子。一碗酿皮子就是五毛钱。其实女人知道我肯定只要一碗，她之所以要说“再切上一碗”，那其实是在跟我客气。但更重要的一层意思还包含在这句话里面，那就是如果再不切一碗的话就把刚刚那一碗的钱掏了。

这样的行为总是让我无端地感到不屑。

于是我就想，我一定要用一个最骄傲的方式把那五毛钱响亮地甩在那张铺了一层塑料的矮脚小方桌上。

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地上实在没有地洞。我又想把刚刚吃下去的那碗酿皮子原原本本地吐出来。因为我翻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二哥给我的那五毛钱。但我实在记不清那五毛钱我是把它捏在手里了还是装在衣服口袋里了。

我摊开手心看，没有。又把两个裤子兜兜都翻了过来，也没有。我在刚才吃酿皮子坐过的那块地方也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女人说：“没钱？”

我说：“我的五毛钱丢了。”

女人用一双已经生出皱纹的大眼睛盯着我说：“丢了？”

我说：“我的五毛钱丢了。”

女人哼了一声说：“没钱你还来吃酿皮子！”

女人的意思是说我是来混着吃的。

我说：“我的五毛钱丢了。”

女人说：“丢了？是丢了吗？”

我拍了拍已经翻出来的两只口袋，又拍了拍手，说：“我的五毛钱真的丢了。”

女人说：“丢了你还来吃我的酿皮子？”

我说：“我来的时候钱还没有丢哩。”

女人看着我。

我说：“我吃酿皮子的时候把钱丢了。”

女人说：“你是说你的钱丢到我这里了？”

我说：“我的五毛钱真的丢了。”

女人说：“这里就我和你两个人，再没有谁。”

我说：“我的五毛钱丢了。”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穿白衬衣的大个子男人，他走过那个酿皮摊子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笑眯眯地说：“哟，三寡妇，又算计上碎娃子啦？”

女人恶狠狠地盯了男人一眼，男人就嘎嘎笑着走过去了。

女人突然转过脸对我说：“你走吧。”

我说：“我的五毛钱真的丢了。”

女人声音变得恶狠狠地说：“你走吧！”

女人又说：“我不要你钱行了吧，算我白给你吃了一碗酿皮子行了吧？”

女人说着又推了我一把。

我朝前走了两步，又说：“我的五毛钱真的丢了。”

女人跺了下脚吼了起来：“快些走！”

我就走了。

我一路走着，眼睛一路都在不停地扫着路面，我想那五毛钱我肯定能够找到。我想我要是找到了我会马上还给女人的。并且我要向她证明我的五毛钱确实丢了，而我又把它找回来了。我真的没有骗她。

但我一直走到收购站，那五毛钱也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出现。

到了收购站，二哥和老李他们已经躺在树阴里扯起呼噜来了。我走过去的时候，二哥侧了一下头，看见是我，又把眼睛闭上了。

二哥说：“吃了？”

我说：“吃了。”

收购站收购员老杨的午觉睡到很晚才起来，他走出屋来的时候，嘴里还打着一连串的哈欠。他头上戴了一顶草帽，身上穿的是那种干部们经常穿的短袖衫。

老杨走到棚子下面看了一下，开始对着墙角撒尿。他撒尿的时候可能让风吹了，仰头对着棚顶很响地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又打了一个，这才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把羊牵过来，上秤。”

坐在树阴里的几个人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老李最先站了起来，接着二哥也站了起来。

羊被一只一只牵到一盘罩着铁笼子的磅秤上。老杨摆弄着秤砣，然后在一沓票据上写着数字。

拿到票据的人，把羊关进另一个圈里，就去财务室领钱去了。

最后才轮到我们。这是很合理的，我们本来就是最后来的嘛。

我们家的两只白羯羊牵到磅秤上的时候，二哥给老杨递了一根烟。老杨接过去了，但没有点，把它插在了左边的耳朵上。

二哥说：“我们这羊，咋的个？”

老杨看了眼二哥，又看了一眼站在秤盘上的两只白羯羊，说：“一般。”

二哥脸色变了一下，说：“现在的羊，能这样就不错了。”

老杨又说：“凑合吧也就。”

二哥给老杨僵僵地笑了一下，说：“那价格上，能不能高上个几分？”

老杨说：“不能，现在的羊，都只能是三等羊。三等羊，就一个价。”

二哥说：“要不是老爹病了，这羊现在谁舍得卖。到了秋天，哪个不是一等？”

老杨觉得有人在跟他顶嘴了，很不高兴地拉下脸来，合上票夹子说：“卖不卖吧你说。”

二哥说：“价格……”

老杨的声音硬扎扎的了，他说：“就这，卖不卖吧。”

二哥再不好说了。

回家的路上，二哥一直闷闷不乐。他明明知道老杨不可能给自家的羊加一点儿价，但他还是闷闷不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仿佛比父亲更加惋惜。

我见二哥一脸都是不高兴，就没敢把丢了五毛钱的事情告诉他。

快到乡政府的时候，二哥突然说：“你为啥不上学了？”

我说：“我不想上了。”

二哥突然站住，用眼睛剜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必须上学。”

我说：“可是我已经不上了。”

二哥说：“我去找刘校长。”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那时候，太阳已经挂到西边的天空上去了，已经是将要落下去的模样了。我们顺着疏勒河，一路向西，往家里赶。

一路走着，二哥一路说：“你看那些乡上当干部的，一个一个多牛逼？下到村里去，这个款那个费的，谁敢不缴？他们想整我们农民，有的是办法。就说这个收购站的老杨吧，不就一个收牲口的嘛，也他妈的这么牛逼。收羊还看人哩，想折百分之几就百分之几。他不知道那是农民的血汗呀？其实他心里啥都知道，但他就是一点都不心疼。”

二哥又说：“所以你要上学，我们农民自己走不出地埂子，就永远没有给我们说话的人。他妈的你将来万一熬成个书记乡长了，把这些家伙都给我好好整一整。叫他们跟农民说话的时候，和气一些，放尊重些，农民也是人。”

一路上，二哥的心情看上去都不好。我知道他的肚子一定很饿，因为他只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吃了一个馍。到现在，那个被他吃下去的馍肯定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父亲就在三姐的陪伴下到酒泉看病去了。

父亲的病并没有看出什么结果。我们都知道，父亲的病，看得已经太晚了。

看病回来以后，父亲默默地嘱咐母亲请匠人准备为他打寿材。父亲像村庄里任何一个已经预料到自己大限快到的老人一样，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我在辍学了一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学校。据说二哥真的去找过乡中学的刘校长，在他不同意我重新入学的时候，二哥还给他跪过。但这件事，二哥一直没有说起过。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真的到乡政府上班了。不过最终也没熬成个书记或者乡长啥的，而是踏踏实实当了十来年文化专干。这期间，我的文章开始不断地出现在一些报纸和刊物上。二哥和家里其他人知道了，心里都很高兴。

有一年春节，我回村里过年，在酒桌上，二哥说：“只要敢为农民说话，当不当官，球，我看没啥。”

补记：

我到乡政府上班不久，在乡街上又吃过一次酿皮子。那时候酿皮子已经涨到一碗一块钱了。那个被人叫做三寡妇的女人，看上去还是四十岁上下的样子。但她已经常常不围头巾了，口罩嘛，有时候还要戴一戴。

吃完走的时候，我在碗底下压了十块钱。

没走出多远，女人就追来了。老远就喊：“喂，找你钱。”

我站住，等她走近了，才说：“不找了，我以前吃过你一碗酿皮子……当时我的五毛钱丢了。”

女人站在那里，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说着她就把找开的零钱塞了过来，我躲开了，没有接。

我扭头走了。

女人在后面一迭连声地说：“你看这个小伙子，你看这个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

十多年后，我离开乡政府的时候，三寡妇已经不卖酿皮子了。她已经靠卖酿皮子，把三个娃娃全都拉扯大了。听说她的胳膊，因为长年挖冷水，得上了严重的风湿，已经涮不成酿皮子了。再说了，她不是已经老了嘛，还涮什么酿皮子！

今年清明，回家为父母上坟的时候，我又在熟悉的乡街上逗留了一阵子。在一排小商店门口，我又看见了那辆熟悉的小推车。而且，我同时看见了一个面色苍老的女人。

不用问，那就是进入暮年的三寡妇。

可是，她为什么又卖起酿皮子来了呢？

责任编辑 存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