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第一碑

赵殿武

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史，胡适作为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领军人物，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学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充满亲和力的称呼，成为一个时代的佳话。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就是倡导并推动使用白话文。白话文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被广泛应用的程度，是与胡适先生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他不仅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推广使用的躬身实践者。他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写文章的人，也是第一个尝试用白话文写诗的人，是新诗的开山鼻祖；同时他还是第一个用白话文作碑文的人。这个白话文第一碑即“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至今依然屹立在塞外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内。

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率部在北平以北的怀柔牛栏山与日军的西义一师团进行了一场血战。英勇善战的傅部以空前的大牺牲重创敌军，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后因《塘沽协定》草签，傅部被迫饮恨撤退。五十九军退守绥远后，傅作义将军每念及阵亡将士，不胜感怀，于是在当年10月12日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修建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并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将士遗骸运回，安葬于此。1934年春，在公墓即将竣工之际，傅作义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蜚声中外的大学者胡适，请他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撰写碑文。他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壮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傅作义在信中介绍了全军将士在怀柔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既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壮烈事迹所震撼，也为爱兵如子的傅将军的赤诚之心所感动，于是欣然命笔，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碑文，并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颇负盛名的钱玄同书丹。对于此事，《胡适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廿三.五.五

假期。

试写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

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胡适对自己用白话作碑文的探索还是非常认真对待的。5月7日、10日，他先后拜访了北大校长蒋梦麟、著名文学家钱玄同、周作人探讨碑文稿。从《胡适日记》中所载的胡适行踪来推断，钱玄同书写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碑文大概也就是在这期间。

在这篇碑文里,胡适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长城抗战傅部第五十九军在北平怀柔阻击日军“最后有力光荣的一战”的经过，深情作铭歌颂抗日阵亡将士：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一年前，胡适因为发表对日言论而遭鲁迅先生猛烈抨击的事。1933年3月18日,正是长城抗战前线吃紧的时候，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了这么一句颇遭非议的话：“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据，痛骂胡适，说他是为日本侵略者献策，他在《伪自由书》中这样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老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现在看来，这无疑冤枉胡适了。历史表明，胡适从来没有卖国求荣，投靠日本人。胡适之所以受到误解，原因在于他曾经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妥协思想，认为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不宜决战，需要忍耐甚至一定的退让来争取强大国防的时间。实际上,胡适对记者的谈话无非是说，日本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以书生的一厢情愿来劝说日本侵略者放弃武力侵略，以为中国的民族总动员争取时间而已。

就在胡适撰写抗日阵亡将士碑文的这一年，面对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委以重任的邀请，胡适说出了那体现他一生理想和风骨的名言：“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在这篇白话碑文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思想的影子。虽然是记叙碑文，但他在叙述中敢于用诸如“城下之盟”、“国耻”一类表示愤慨的尖锐词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他那“差不多不用涂改”比较满意的四句铭文中对烈士热情歌颂和对国民的大声疾呼，至少反映出胡适在外敌入侵时还是表现出深切的爱国情怀的。

1935年7月，胡适携次子思杜和金什藩、金建午父子、任叔永、陈衡哲夫妇，在平绥路局沈立孙和总工程师金旬卿的陪同下，作平绥路全线旅行，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平绥路沿线旅行杂记》。令人奇怪的是，心细如发的胡适先生在这篇洋溢赞美之情的文章中却对他此行的目的地绥远着墨不多。原来胡适一行到达绥远时，正值他倾注一片深情的白话文碑遭受厄运。尽管绥远主席傅作义给予胡适这位文化名人以极高的礼遇，但胡适的心情并不舒畅。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到车上，同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

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识，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下林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当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魂连最起码的悲悼之情都不能允许表达的时候，对于胡适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爱国文人来说是何等堪悲之事！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

埋藏隐晦不需悲。

山灵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注：流传的此诗的第二、三句为“暂时埋没不需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很可能是作者发表时作了修改。）

著名的《良友》画报在本月以封二整版刊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拓片，《北洋画报》、《申报》、《大公报》等许多著名报刊也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这座塞外名碑，抗议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压制爱国运动的反动政策。从此，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这座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第一碑，借重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的威名，名扬海内，成为那个年代荒凉僻远的塞外一处清新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奔赴绥远瞻仰凭吊。

如今，在中华民族告别任人宰割的屈辱和苦难,满怀信心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大踏步迈进的时期,这座见证着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蕴涵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纪念碑，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纪念碑，而是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精神的巍巍丰碑。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