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斋文化的特征

王明洪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掠夺中国的步伐，有识之士则在黑暗中探索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近代文化一直在挫折与奋斗中缓缓延伸。“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高潮冲破了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的近代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时期，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

鸦片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面对危亡的祖国，奋起抗争，他们或拍案而起，不惜浴血奋战，反抗列强侵略，失败后虽身居书斋，但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或远离故土，飘洋过海，到国外去寻求真理，以图唤醒沉睡中的中华民族。回国后，他们有的在书斋中写出振奋民心的激昂文字，有的则利用书斋从事革命活动，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近代诗人丘逢甲自小在台湾长大，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垂涎台湾，而清政府腐败无能。丘逢甲毅然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敌保台。日军进犯台湾，他亲率义军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退回大陆后，他把自己的寓室命为“念台精舍”，在“念台精舍”写下了2000多首诗篇，多为眷念故乡之作，临终前还嘱咐：“葬须东向，吾不忘台湾也。”现代作家郁达夫赴日留学回国后，曾在杭州蒲场巷场官弄构筑“风雨茅庐”，该茅庐为三间普通的平房，内有郁达夫自撰的对联一副：“烽火满天殍满地，书生何处可逃秦。”转过月门，另有小斋两楹，即郁的聚友写作之处。据当年与郁达夫交往甚密的黄萍荪先生在《风雨茅屋外记》中说：“秦王登基以来，为时不足十年，刮腥风，下血雨，明的，暗的，没有一年、一月、一天和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停过！为了没齿不忘这种历史上罕见的‘风雨，便以之冠于吾庐之上。”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0周年的日子，再对照那副对联，其意不言自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赴日回国后，住在广州泰康路附近，他把寓所命名为“看云楼”。看云本是文人墨客的雅举，而陈独秀却以此来掩护其革命活动。他在“看云楼”中会见各阶层的人士，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还在这里会见了苏俄远东局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佩尔林等人，并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他如谭嗣同、徐悲鸿、杜国痒、陈望道等，他们或以斋名表其心迹，或以书斋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

二、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怡情书画、不忘传统的高雅情趣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汹涌而来,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堤岸。然而，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不为所动，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倾其所有，保护和收藏着各种文化典籍、历代字画及其它艺术品，为继承和繁荣祖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瞿启甲是我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铁琴铜剑楼”是瞿氏历经四代至瞿启甲才完成的我国近代著名藏书楼。书楼由瞿启甲的曾祖父瞿绍基草创，名为“恬裕斋”，其子瞿镛继承父志，除藏书外，也旁及金石，因他藏有一把古代铁琴和一柄铜剑，遂将书斋易名为“铁琴铜剑楼”。他曾赋词“望江南”来描述自己的书斋生活：“吾庐爱，藏弃一楼书。玉轴牙签颇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传到瞿启甲时，书楼藏书已达十余万卷，仅宋元珍本就有200多种，其它抄校本更是不胜枚举，藏书之富，名闻吴中。解放后，瞿氏后裔将全部善本书籍捐献给了国家，后归北京图书馆。

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喜爱碑文书法，留意收集古代碑石。有一年，他在关中获魏碑七件，均为夫妻同瘗墓志，他赞叹不已，故将书斋命名为“鸳鸯七志斋”。他在斋中临习了《郑羲碑》、《石门铭》等碑帖，从中汲取精华，丰富草书的技法，从而形成其宽博雄强的艺术风格，曾著有《鸳鸯七志斋藏书目录》。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十分钟爱丹青艺术。一次，他喜获“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金农手绘的“扫饭僧”，甚为珍爱。不久，他又得金农所书“梅华诗屋”斋额，于是便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梅华诗屋”。他将一书一画悬于斋壁，朝夕揣摩，细细品鉴，天长日久，其画艺及表演艺术亦大有进展。梅兰芳之所以把书斋命名为“梅华书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喜爱梅花的高洁之志，励己行，抒己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兰芳自香港返沪定居，他杜门谢客，不参加任何演出。次年，汪伪头目诸民谊欲请他率京剧团赴南京、长春、日本演出，梅兰芳当面拒绝。为避免纠缠，他在自己身上连打三支伤寒针，使体温上升至42度，日伪头目只得作罢。日本战败后，他喜作“梅花图”，并题名“春消息”，挂于“梅华书屋”中，以示曙光在前；其爱国之心、高洁之志深受人们称颂。由此可见，这些知识分子的书斋变迁，同样与社会风云相联系，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三、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锲而不舍、潜心读书的好学精神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冲击着中国的文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而远涉重洋，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潜心书斋之中，保持着文人的品格和操守，在十年寒窗之后，终成一代文杰。

近代学者廖平在年少时，家境十分清贫，兄弟数人无钱上学，只能跟着父亲经商。一天，廖平在铺板上写下了“我要读书”四个字，其父在了解他求学的心愿后，答应送他进校读书。按当时的规矩，入校须交“束修”（学费），哪怕家境贫寒，也要有相当的礼物才能入学。廖平苦于无礼可送，他在河里捕了三尾鱼，以此作为贽品，始遂其入学之夙愿，其书斋命名为“三鱼堂”。入学后，廖平读书勤奋，经常手不释卷。一次，家中吃玉蜀黍，以红糖助食，他读书入神，竟将一旁砚台中的墨汁误作红糖，吃得津津有味。家人看到后，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味道如何，他回答：“好吃，甜得很。”成年后的廖平受张之洞影响，经学方面愈变愈奇，著有《励经学四变》、《六变记》等书60余种。

作家许地山入燕京大学读书时，恰值“五四”运动前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据周俟松在《回忆许地山》一书中介绍，当时，“宿舍里堆满了图书，他夜晚把灯涂黑，只留一光圈，读书写作到深夜。”并将此室自题为“面壁斋”，以寓读书要神情专注、心无二用之意。许地山在《东归闲话牛津书虫》一书中说：“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到死，是我所乐为。假如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我破笔受业至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

现代教育家陈垣的书斋名为“励耘书屋”，其父名田，号励耕，陈垣取斋名为“励耘”，意在继承父辈遗志，励节亢志。陈垣在书斋内治学六七十年，日日辛勤耕耘，从不怠懈，无论冬夏，每天都是四时起床，盥洗后就看书写作，午饭后只在椅子上稍事休息便继续治学。他在“励耘书屋”里完成了200多部专著和论文，计300多万字，其中有8种专著命名为《励耘书屋丛刊》。他在元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宗教史、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也颇有成就。

由此可见，书斋，既是文人墨客追求雅致、治学求新的港湾，更是这些处于世事动荡中的知识分子寄托理想和抱负、避乱求静的宝地。平凡的书斋中，显现着不平凡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香气息，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灵性和反思。

（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