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探析

靳晓光

摘 要：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邓小平在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同时，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发展的潜力，主张与资本主义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代领导人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83－08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对资本主义问题都曾经进行过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入探讨和分析他们的资本主义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从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消灭资本主义，而后又主张搞资本主义，再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消灭资本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地分析，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1925年12月，他在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动摇不定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认识为后来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650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中的经济纲领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明确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6781944年7月，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1］671-672在1945年3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2］275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2］322-323在书面报告中他又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1060在总结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2］384-385在这里，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表明他的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抗战胜利前后更加全面、具体、成熟。对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十分清楚:在中国，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1060直到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1254-1255

从1948年中共九月会议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一方面重申了中共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5］145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在认识上有所倒退。同年10月，就东北局上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他明确强调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6］281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让它不受限制，任其自由泛滥，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4］1431-1432可见，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已经由原来的强调“发展”转向了“利用”和“限制”。

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到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之前的发展、利用、限制转向了消灭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651953年6月，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7］82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搞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7］198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过快”、“过急”、“过粗”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但是在1956年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又有所缓和，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8］170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针对“八大”以后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自由市场日趋活跃，一些较大规模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纷纷出现的情况，明确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9］156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正确想法如昙花一现，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阶级斗争被当作主要矛盾重新提出来。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他更进一步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家禽、果树等所谓的“资本主义残余”要收归公社所有，把农村中的小商小贩、家庭副业等“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让资本主义绝种”战役的高潮，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谈“资”色变，可以说，晚年毛泽东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已完全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步入误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至于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是毛泽东的个人理想主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关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看法，即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马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嗜血性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人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苦，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把资本主义与丑恶、侵略和奴役联系在一起。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更坚定了他消灭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因此，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他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他在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曾一度出现缓和，这是由于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在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因此，他在不同的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为他的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理想目标而服务的。

二

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观是在他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其特点是把资本主义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审视，既肯定了其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性，也认识到了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和其固有矛盾的不可克服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形态，在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274，277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33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必然存在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产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11］169所以他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邓小平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最后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智力；必须大胆的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先进经营方式。

资金是生产过程和生产力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解决长期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邓小平认为：利用外资，虽然中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收益更大。引进外资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12］138-139邓小平主张通过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智力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的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或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或选派留学人员去国外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11］57“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2］32在邓小平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采取的“走出去，引进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留学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针对我国科技水平滞后、管理经验不足的状况，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12］44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科技也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他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1］111“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11］133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2］373

他批判“四人帮”的“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也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文化的方针，多次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他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提高教育质量。1977年7月，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写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的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同年8月，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又指出了利用外国先进东西编写教材的重要性，他说：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

他强调必须要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距离差不大，但是后来我们耽误了20年，结果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的距离就远远拉大了。他指出：尽管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对于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邓小平非常重视，他多次提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他指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希望。

此外他还倡导大胆利用、学习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他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加以利用。在教育方面，强调“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我们要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指出：不但今天因为经济文化比人家落后要向世界先进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即使以后我们赶上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也要虚心向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学习。要培养大批能使我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杰出人才。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回顾、反思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1］333为什么在号称拥有高度民主的社主义国家会发生像前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制度原因，即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11］176“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11］333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再重犯类似前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革”这样的悲剧，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1］146

此外，邓小平还主张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其他成果，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比如，在选拔干部制度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11］225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1］326并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劫、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托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11］331在邓小平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决定借鉴和采纳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为了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邓小平提出要借鉴西方国家的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率先垂范，为建立中国的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他说:“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十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11］387

三

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与资本主义进行合作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具有进步意义。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肯定。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创造了远远超过以往数百年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并在经济关系、政治形式、国家政权结构与政权机制方面进行了调整，其变化令人瞩目。江泽民指出:“自从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世界上出现，并且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13］79，“社会主义社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也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变化。”［14］97“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也不行。”［13］79资本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也表明了资本主义仍旧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他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和调整，江泽民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13］80资本主义目前虽然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其灭亡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能摆脱的。他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15］252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整个人类也终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建立之时具有严重的先天性不足，要“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像的困难和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13］77但是无论社会主义的事业怎样艰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归宿。”［14］200江泽民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更坚定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加强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以促进社会进步的新主张。

江泽民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合作提供了基础。他说：“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正视它、适应它”［15］331，“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性的体现。”［13］114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又指出：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具有互补性。他说:“多样性产生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15］415“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促进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该成为相互疏远和对抗的理由，而应该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14］261所以世界上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对各自都有利。在经济上，可以实现互利，“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繁荣。”［15］417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江泽民说：“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实现共赢共存，……这不仅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要求。”［14］14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需要加强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合理利用资本主义。他说:“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16］205-206“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15］202同时，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阐述:“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4］25总之，对西方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要学习。他强调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16］207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时，江泽民强调不能“照搬、照抄”，要注重创新。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15］432只有“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14］396才能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四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7］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中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但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时期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也包括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18］95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虽然是变动的，经历了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更为重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等局限性。但无疑，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以后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特色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充分认识并吸收了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之上的。它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文明成果，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对资本的认识无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将其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同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因此主张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通过自我调节而获得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他意识到，今天，就时代的本质而言仍然是资本在发挥巨大历史作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提出了加强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主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中都包含着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利用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毛泽东的“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邓小平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以及江泽民的与资本主义合作的思想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从发展生产力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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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选集［M］.第5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8］ 毛泽东文集［M］.第7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江泽民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 江泽民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 江泽民文选［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18］ 涂小雨.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3)：9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