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扩大内需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张国军

摘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是应对出口导向战略遭受严重挑战的现实选择；是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为此，在分配政策上，要着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减税力度，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在货币政策上，主要防止通货紧缩，努力保持物价稳定。

关键词：扩大内需；消费需求；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09)06-0066-03

中央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是在1998年，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隔十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叉再度强调“扩大内需”。这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扩大内需”只是针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没有金融危机，政府就不必扩大内需。事实果真如此吗?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可见，扩大内需不是一般的应急措施，而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一、只有扩大内需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回想10年前，当时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据，1998年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另有1000亿配套贷款，全部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接下来的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这次政府扩需却不同，比如今明两年拿出4万亿扩需，优先考虑的是民生。而且中央说得很明确，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温家宝总理也曾多次表示要重点刺激消费。中央之所以把扩需重点放在消费上，是因为从长期来看消费不会增加新的过剩，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具体来说，中央把扩需重点放在消费上，并把它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依据有三条。

1、扩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所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只有两字之羞，但内涵却相差甚远。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注重量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内涵更为广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注重数量扩张又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内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拉动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我国的投资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都保持在30％以上，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2006年为42.5％。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靠高投人支撑。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从规模到水平不断提升，出口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5％迅速扩大，到2006年达到65％，已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高位的外贸依存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也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随着投资率的上升，我国消费率尤其是私人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2％，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不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不能一味依靠投资和出口，必须依靠扩大内需，实现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拉动，否则，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换。

2、扩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应对出口导向战略遭受严重挑战的现实选择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中国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关键是靠内需。这次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导向战略遭受严重挑战，经济增长面临加速滑坡的风险。直接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贸下降。金融危机的中心在美国、欧盟等我国的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目前，欧盟和美国分别是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分别占20.1％和19.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衰退直接导致我国外贸大幅下降。2009年2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24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4.9％。其中，出口649亿美元，下降25.7％，进口600.5美元，下降24.1％，至此，我国出口已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负增长，并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贸易顺差骤降至48亿美元。二是外资利用减少。据商务部统计，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持续变差。1--2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3，74亿美元，同比下降26.23％。1-2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26家，同比下降36.85％。三是外汇储备损失。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的国民财富。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大量投放美元，据测算，在2008年11月以来的两个月时间内，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量达到1.9万亿美元，美元贬值并进而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在增大。同时，目前我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短期内抛售美元资产将可能进一步导致美元贬值，再加上美国对我国投资领域的限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存在操作困境。

中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本身并没有过错。但却导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只要欧美市场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下滑，与其受人牵制，倒不如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而立足扩大内需。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而中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这可是个硕大的“金饭碗”，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如果对它视而不见、弃而不顾，总想去云游四方，到外去化斋求缘，那么，万一化缘不成，待日后空腹而归的时候，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我们吗?答案不言自明。

3、扩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

投资、消费、出口贸易被人们称之为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表明，在“三驾马车”中，既稳定又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先导，没有消费就不需要生产；广大城乡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和质量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推动着生产不断发展，规定或引导着一国经济向深度和广度进

军。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主要依靠扩大投资和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率过低，对经济拉动不力。2007年3月24日，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比重相当，大大低于美国的42％，也低于日本的11.1％、德国的7.3％、英国的6.6％。”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

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把扩大消费需求既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

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

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增加国人的收入，没有钱谈何消费?为此必须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其次，依然要重视投资，说扩需重点在消费，并不等于可以不重视投资，要采取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和扩大企业投资，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此外，当前在货币政策上主要是防止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应继续执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

1、分配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最大的难题在于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如何提高国人收入?在收入分配上，初次分配必须更加充分体现“公平”。实际操作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国民收入总体不断提升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藏富于民。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大多数劳动者需要依靠就业取得劳动报酬。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可以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三是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四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强调公平，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充分保证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

提高国人的收入，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道理很简单。再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多予少取、反哺农业的财政支农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果真如此，拉动内需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2、财政政策：加大减税力度，扩大企业投资

要实现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政府在扩大有效内需，把重点放在消费需求的同时，必须重视投资，刺激投资。所谓刺激投资，简而言之，就是要让投资者有钱可赚。为此，政府能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通过政府采购与投资以减少企业的库存与积压；二是减税以扩大企业的盈利。

但问题在于，增加政府采购与投资，财政支出会扩大；而减税则会减少近期的财政收入。如此，财政预算就会赤字，为了弥补预算缺口，通常的做法是发行国债。但财政借债是要还钱的，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今天财政发债越多，明天还债就得收更多的税。企业缴税多了投资就会减少，因此，政府举债投资必然挤兑民间投资。

政府发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哪一种投资效果更好呢?以1998年为例，当时政府拿2000亿搞了72个项目，到1999年5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做了一次跟踪检查，结果发现，72个项目中有20个项目资金严重被挪用，其中有10个项目，纯属三边工程。西南某省有一个项目，申报的时候，说是投资9个亿，检查时已经投进去10个多亿，调查组问他们的负责人还需要多少钱?回答说，不知道。问什么时候竣工投产?也说不知道。这真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节约又不讲效果”。可见，减税以扩大企业投资效果更好。

减税可刺激民间投资，道理不言自明。政府不肯减税，是担心减税后财政收入会减少。1998年扩需时，税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下半年追收了1000亿。今年政府推行结构性减税，减税额达5000亿。但结构性减税对多数企业来说，是画饼充饥，中看不中用。那么，政府为什么不直接调减增值税呢?企业家们反映，如果将增值税下调5％，他们就可正常生产。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就当义无反顾。因为保增长关键在保企业；而保企业，其实就是保就业、保民生。那么，大幅调减增值税是否会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呢?理论上说，应该不会。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已解释的很清楚，如果税率过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会下降，投资利润下降，必然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会导致生产增长缓慢，政府税收也会相应减少；相反，如果降低税率，会给企业以新的刺激，投资会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税源就会扩大，这样反而会使税收增加。美国的减税实验的成功则从实践上回答了减税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保持物价稳定

为了扩大内需，2009年我国的信贷规模为5万亿，而头三个月就达4.89万亿。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会否令通货膨胀卷土从来?从长远看通胀再次来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隐忧之一是地方政府以挽救经济为名，投资过度，搞政绩工程，有可能导致经济再度过热，CPI增速回升至较高水平。隐忧之二是外汇流入过多，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于充裕，有可能刺激物价及资产价格再度疯涨。隐忧之三是为了改变生产要素价格体系被扭曲的局面，国家在未来几年势必逐步调整水电、能源价格，加强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工作，推动企业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设施，并努力改变谷贱伤农的局面。这些工作都难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导致物价水平有所上升。

但是从近期来看，由于内需不足，当前主要是要防止通货紧缩。从各项已公布的数据分析，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通货紧缩已经迫在眉睫。2009年政府的物价目标，是要将CPI控制在4％以下。可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看，通缩的危险在加大。一月份的CPI还是1％，PPI为-3.3％；二月份CPI降为-1.6％，而PPI为-4.7％；三月份CPI为-1.2％，PPI为-6％。如果这种势头不扭转，再持续几个月，消费者必然形成降价预期，若如此，对原本疲软的市场则雪上加霜。因为大众的消费心理是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抢购，商品降价反而持币观望。通货紧缩正逐步成为令人忧虑的现实。在这个时候再拿通胀说事，显然不合时宜。此外，有前车之鉴，1998年当时政府也曾想控制物价，希望把CPI控制在3％以下，可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物价负增长，出现了通缩。

当然，并是说通胀就好。如果通胀率过高，不仅会危害经济的健康，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如果政府能够把通胀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对经济可能有益无害。何谓适度范围呢?大致说，就是通胀率要同时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只要严守这两道防线，通胀就不会有大危险。政府要做的是保持物价稳定，为低收入消费者提供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