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加强危机分析能力的三个维度

刘九洲　王思思　黄海燕

[摘要]本文从危机传播的角度，结合我国媒体在对2008年危机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凸显的诸多问题，提出增强媒体危机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并从信息预警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关键词]媒体危机分析维度

2008年是我国公共危机的频发年，从1月的南方雪灾到3月份的西藏拉萨打砸抢事件，从4月份的胶济铁路事故到5·12汶川地震，这些危机事件因其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高度考验着我国媒体的危机分析能力。所谓媒体的危机分析能力，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危机事件发生前，即危机潜伏期的信息预警能力；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对报道角度和报道重心的判断能力：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度报道与挖掘的理解能力。然而，当我们分析媒体的相关表现和报道时，其凸显的危机分析能力极度匱乏的情况却令人担忧。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提升媒体的危机分析能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媒体应提升危机潜伏期的信息预警能力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认为，社会守望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应对公共危机。关键一点就是要启动预警功能，以期提前发现威胁并告知管理者和公众采取规避措施。在公共危机之中，媒体理当主动、自觉担负监测者、瞭望者和守望者的责任与角色。

在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中，我国部分媒体出现了集体失语问题。有消息显示，1月10日第一次雨雪天气出现以前，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就向国务院上报了有关情况，雨雪天气出现后，国务院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发布了紧急通知。第二次雨雪天气出现时，气象局又与交通部联合发布了紧急通知。这两次紧急通知，是极其宝贵的信息，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灾难的来临，而我们的媒体却悄无声息，并没有捕捉到这两个细节，警示民众及时做好迎接灾难的准备。直至1月26日，《南方都市报》才有一篇《千人滞留白云机场因全国大范围雨雪广州出发的南航航班共有15班延误》的报道。而这个时候，民众对抗灾难的最佳时间已经错过。当然，也有部分媒体做到了及时预警，雪灾初期，《人民日报》紧密关注天气动态，1月20日发表《雨雪难阻春运路，交通部启动预案应对大范围雨雪》。]月18日开始报道雪灾，20日启动预案，做到了及时报道，保持了信息畅通。

由此可见。我们的部分媒体是缺乏预警能力的，在危机发生前没有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先机，从细节中捕捉到灾难即将来临的信息，及时发布危机预警，为民众应对危机赢得宝贵的时间。因此，媒体必须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具体而言，新闻媒体首先必须做好与政府等社会危机应急系统相关部门的主动、及时和真实的沟通，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对危机发生预兆信息的发布，在危机的潜伏期内依靠自己的敏锐观察、理性判断，对可能即将发生的危机作出快速的反应，及时做到“传媒预警”，警示公众。另一方面，在日常的新闻报道议题设置中应发布各种危机介绍、应对措施、面临危机公众应如何自救自保等知识；应当有条不紊地组织、协调和开展危机预警传播的活动，提高公众危机自我保护意识，担当起安定民心、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安全阀”和“稳压器”，使整个社会、个人及政府机构及时采取对策，以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机的危害。

二、媒体应提升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对报道角度和报道重心的判断能力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等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它直接影响着政府管理能力和绩效，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信息的过滤器，媒体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职责，特别是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中，媒体必然会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报道和评论形成主导舆论，这就对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对报道角度和报道重心的判断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在今年几起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我国的部分媒体表现出了判断能力的严重缺失。媒体对“西藏拉萨打砸抢事件”的诸多报道，只看标题就触目惊心。大部分媒体都是从暴力事件的犯罪者所犯下的罪行的角度报道事实。在面对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危机事件时，没有意识到报道角度的选择会影响到受众对整个国家的印象，而是从满足受众感官刺激的角度进行选择，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再如有的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选择将死伤孩子的照片以专栏的形式公布，把受害者的惨态摆在醒目位置，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样虽然展示了灾难带给人们的巨大痛苦，但是也把受难者推人恐惧、紧张、忧郁的境地，给受难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当然，也有部分媒体在报道灾难时选择了人性化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灾难给民众带来的伤痛。从人民网自5月13日起开辟的《抗震救灾系列时评》中可以看出，媒体报道最为关注的不仅是灾情本身，还在报道中展示了各种崇高的精神，如《天灾面前，有总理与网民的深情》、《抗震救灾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患难见真情抗震救灾展现人性光辉》、《灾难，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总书记的抗震声音》、《温总理来了，胡总书记也来了》等等，展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抗震救灾一线靠前指挥、灾区人民临危不惧、全国人民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的深情等。

因此，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应当加强判断能力，在新闻报道角度的选择上，应当以“议程设置功能”的理论为指导，做到“以正面报道为主、适当的负面报道为补充”，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危机事件。具体来说，即媒体应当以重要版面、大量篇幅、花大精力进行控制危机的信息的报道，在灾难报道中，把“抗灾救灾”作为报道的重要议题，同时也兼辅以灾难事件的报道，不让公众放松危机应对的警惕心理，要更多的站在宣扬人性光辉的角度，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减轻危机事件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同时除必须及时、客观、真实传达事件的基本信息外，还应该对危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感同身受，尽量避免血腥感染，体现媒体的人文关怀。在报道灾难现场时，将镜头对准那些积极处理危机事件的人们，展现抗灾救灾的一面，使人们在伤痛、同情之余，通过新闻媒体传达的信息，实现心理平衡，增强生活信心。

三、媒体应提升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度报道与挖掘的理解能力

危机新闻由于其敏感性的特点，往往成為媒体深入挖掘的热点。对危机事件的深度报道更侧重于揭示危机发生过程中事物、现象的全面真实、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的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而这些信息正是危机事件发生时，民众最需要了解的。因此，媒体在提高判断能力的基础上，必须具备较强的深度报道和挖掘事实的掌控能力，在具体的操作上以新闻的深刻性吸引读者。

从媒体对今年发生的几起危机事件的报道来看，我们的媒体显然缺乏必要的理解能力，媒体在报道“西藏拉萨打砸抢事件”时，纷纷把目光集中在“达赖集团究竟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达赖真的放弃西藏独立了吗?”此类问题的探讨之上，无非是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达赖集团的立场是分裂祖国。然而，受众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此次分裂活动的目的，更需要了解的是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裂组织存在，今后应当如何保证祖国的安定。如果媒体能够在真实报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宽与延伸，分析西藏的人文历史、达赖的生平、西藏农奴的生活与过去相比的变化和改观等至关重要的背景材料，相信民众会对此次暴力事件有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媒体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应当加强理解能力，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要致力于报道有广度、有深度的新闻内容，对事实进行深入地理解和理性地思考，并通过各种手段疏导民意，引导舆论。在这一点上，有部分媒體做得比较到位：在报道雪灾中大批民众滞留火车站的新闻时，《佛山日报》采取了深度报道的形式，1月30日发表评论《冰冻时刻，我们互相温暖》；“选择不回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下，我们都感受着自己的感受。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仍然要被祝福，要祝福家人。我们需要每天打一个电话，向家人报告我们的平安，并且问候家人的平安。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照顾好我们自己。”文章充满感性力量，及时疏导了旅客“不能回家”的情绪，并相继以评论、宣言方式“建议外来工不回家”，大多采取深度报道的形式，对民众过年回家的传统观念表示理解的同时理智地分析雪灾带来的艰难现状，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正确地引导民众，起到了化解危机的作用。

媒体要增强理解能力，一方面要做到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现状进行全面解析，从热点切入，深入调查，发布权威信息，树立媒体公信度。另一方面，在危机持续期要积极利用多方信源，提出有针对性的深度背景信息；媒体可以在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对相关专家学者进行采访，采用各种方式请专家出面为民众答疑解惑，使民众了解了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对待危机事件；在报道方式上可以采用新闻评论等方式进行集纳式报道，把各方面信息通过总结归纳以后呈现给观众，力求客观公正地还原事实。此外，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链接相关背景资料，主动策划一些有意义的选题，来增加报道的范围，拓宽信息的广度。由于新闻媒体的受众涵盖了各个阶层，其对信息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因而媒体报道危机时，不仅要增加信息数量，更要改善报道结构、提高报道质量。加强针对性报道，提升媒体品牌；立体式展现危机。另外，新闻媒体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整体平衡。

诚然，媒体在报道危机事件时，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危机自身不可抗因素、社会传播环境因素以及媒体自身因素等。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媒体必须时刻进行反思。在报道危机事件时，我们的新闻媒体要致力于提高自身修养，加强危机分析能力，在危机潜伏期、初发期、持续期及消退期等不同阶段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危机报道。这样才既有益于公众个人采取措施趋利避害，也有助于政府、组织有效维护社会安定，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