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

陈春莲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地变化，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变革，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按身份划分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走向复杂化、多样化和层级化，不仅原有社会主体力量内部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阶层，而且‘复生’了一些过去‘似曾相识’的社会阶层和新生了一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层。”[1]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分为七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产业者阶层、资源流转者阶层、学术阶层、闲逸者阶层、新社会阶层以及弱势群体阶层。

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陆学艺等认为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2]

从陆学艺等人的定义中所包括的人员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仅指具有一定级别行政职务，并且实际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干部。我们认为这里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概念和范围值得商榷。

在我国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社会成员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但不能仅限于这一群体，事实上，我国党政机关及其社会事业团体的社会成员中，有相当大部分的人没有行政职务(像公、检、法、税务等职能部门的没有职务的办事人员)，但却从事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事务，具有这方面的职能。甚至正是这一群体与社会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他们的行为有时更具体、现实地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将这一群体排除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外。这里的权力可分为职务的权力和职位的权力，在职能上可分为职务的职能和职位的职能，因此，我们认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应当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职位上，具有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社会成员的统称。而不论其有无职务。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承担着带领人民群众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艰巨任务，这一阶层的行为和意识对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3]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成员是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参与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或直接从事社会各方面的事务的管理、组织、协调、监督、检查，他们的职业行为对其他群体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对其劳动态度和职业操守的要求也应该是最高的。他们的职务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手中的权力资源的运用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以权谋私’的现象也会发生。”[4]

二、产业者阶层

产业者阶层肩负着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的重要职能，没有这一社会阶层的劳动，社会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这一社会阶层存在的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社会的稳定。

产业者阶层是指，直接从事物质性财富生产和创造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群体。包括工业产品的制造、农产品的生产的所有劳动者。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蓝领工人和“农民工”。

本文的产业者阶层，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和农民。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具有浓厚的身份性，是以户籍和所有制为基础的划分，而与职业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即使从事相同的工作，由于身份不同，就有不同的阶级归属，享受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相去甚远。比如，都是从事的农业生产，在农场工作的社会成员就是农场工人，而在农村集体工作的就是农民。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内部有着较高的“同质性”。而现阶段我国工人和农民内部的社会地位、资源占有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异质性”得到了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重组，形成了具有不同收入和利益要求、不同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的多重阶层结构。”[5]

现阶段的“农民”，由于信息、传媒技术和通信技术和工具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市场经济的实现，已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农民”，“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6]而是联系变得密切，视野变得开阔，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大，不但与本阶级阶层而且与其他的社会阶级阶层交流变得更加流畅，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农民工”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只有在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及城市化过程中才存在。正如张跃进所说，“‘农民工’就如概念本身一样，反映的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但其工作场所、生活地域等却大多在城市，有的甚至只是在春节期间才回到农村生活几天，更有的是举家出来而几年不回老家。另一方面，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都是在城市中进行，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工厂和城市，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在城市社会中，他们却难以被接纳甚至是排斥的对象，不仅自身难以享受到各项社会保障，甚至她们的子女无法正常地、平等地上学入托。也就是说，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在以户籍身份为划分阶层基础的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7]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8]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目前，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都是农民工。[9]

在本文中，我们将“农民”和“农民工”群体同工人群体一样看做是产业者阶层。这有利于他们对个人合理合法权利追求，个人素质的积极提高，消除在实际中人们对他们不应有的歧视。

现阶段的“工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和变迁。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有着较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原有的许多国有和集体企改制或被兼并或被注销，原有的很多工人下岗失业。

产业者阶层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产业者阶层的劳动成果是和谐社会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整个社会物质资源的丰富和国家的富强。

三、资源流转者阶层

只有通过资源流转者阶层的劳动，才能使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成果在社会中得以流通，发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应有功效。资源流转是整个社会生产，尤其是现代化大生产必须的环节。因此，资源流转者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资源流转者阶层，与传统的服务人员有着较大区别。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现代社会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产的实现，离不开资源的流通，只有通过资源的流通环节，产品才能进入消费领域，社会生产才会顺利持续发展。因此，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流转成了社会不可或缺的环节，从事这一活动的社会成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承担社会资源流转的人群我们称之为资源流转者阶层。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的流转也包括精神文化资源的流转。

物质资源流转者，包括从事货物运输、商品销售等流通环节的各类社会成员。精神文化资源流转者，包括从事精神文化资源的传播和销售的各类人员，主要是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的老师以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等。

物质资源流转者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相联系，起到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环节的作用。他们与产业阶层联合在一起，使社会物质生产得以实现和连续。

精神资源流转者将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以各种方式传授给知识接受者，起到了对个体的人启蒙，提高社会成员文化素质，传承知识，传播文化的作用。正是借助于精神文化流转者群体的劳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才得以发展延续。

四、学术阶层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有人从事学术研究，但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以学术为业的社会成员仅是少数，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学术为业的人数不断增加，以学术为业的人成为一个阶层。

学术阶层是以知识和理论的创造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发现为业的社会成员的统称，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人。我国现阶段这一社会群体，主要是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为依附的母体从事理论和实际研究的社会成员，也包括那些无依附的以学术为业的人群等。他们使用的工具是符号，符号可能是已有的或者是再造的，其成果的外在表现是符号的编码或解码。

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来临，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和技术的竞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靠人来实现的，因此这种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学术阶层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阶层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科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对其分类，“科学研究可根据其性质、目的和过程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通常可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类型。”[10]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科学的创新在当今世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自主创新，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环节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11]

第二，学术阶层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学术阶层并不限于解释世界，还参与改造世界，“理论在解释对象的同时，也在创造对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2]学术阶层与实践阶层是紧密联系的，学术阶层能够也必须为实践服务，“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之间搭起的一个重要而迅速扩展的桥梁，就是在各种非学术组织中充当顾问的角色。”[13]

第三，学术阶层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出方向，寻求道路。学术阶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变革。他们既要适应社会又要超越社会的现实，甚至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中的问题，“实际上，批判式言论文化不仅是对现状的破坏，而且也是一场‘不断革命’。批判式言论的本质是坚持反省。要反省所有习以为常的观念，将‘定论’变成‘问题’，将策略变成议题：要审视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享受或忍受它。”[14]在这一点上学术阶层不同于政治家。知识分子与政治家角色不同，政治家“必须对自己所在的政治决策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而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在诉诸社会舆论时，所遵循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即依据自己的知识真理，对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只需对自己的学术良知负责”[15]。学术阶层对社会发言，必须采用必要的符号形式或者是象征形式，这些符号有时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并不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些形式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要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象征形式或象征体系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它们是不是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取决于它们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理解的方式。”[16]

五、闲逸者阶层

我国闲逸者阶层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结果，闲逸者阶层不同于剥削社会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也不同于社会懒散成员。

闲逸者阶层的闲逸是一种生存状态。闲逸者在历史上就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闲逸者有其共性也有其不同特点，“在野蛮的社会状态下，狩猎和捕鱼是人类最重要的职业，它们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中变成了令人愉快的消遣，过去是为了生存的必要而去从事，现在却是为了追求享乐。”[17]

我们所说的闲逸者的“闲”，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得已的劳动与非不得已的劳动，在时间上的分配状况，也就是不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在时间上的分配状态”。[18]

由于生产力的发达，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形式不单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闲暇的生产和增长。‘闲’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19]。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参与休闲活动，“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20]休闲和空闲不同，“工作是空闲时间的反义词，但却不能作为休闲的反义词。休闲和空闲时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空闲时间只是计算时间的一种方式，而休闲则涉及存在状态和人类生存的环境。”[21]

本文的闲逸者阶层，是那种由于社会发展，具有可以不将劳动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乐趣的人们。他们一般具有物质资源和可靠稳定的生活来源，“只有当人们想做的事情同可用来做这件事的资源相称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是自由的。在某些方面，如果我们希望成为自由的人，那么每个人就必须使自己的要求和资源相配。”[22]闲逸者阶层不是不参加劳动，而是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闲逸者是安逸但不是“好逸恶劳”；“闲”，但不是无所事事，或者说不是“闲散”；闲逸者不但物质生活和物质来源无忧，而且在精神和心灵上更为平静和豁达。

闲逸者阶层的社会作用很多人持否定的态度，在凡勃伦看来他们对社会发展没有积极作用，他认为，“拥有休闲的社会阶层对休闲本身的利用并不能促进自我完善、文化改良或社会发展，相反，他们仅仅对时间进行非生产性利用以取得自己的某种地位。”[23]

我们认为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是剥削社会的剥削阶级，我国社会的闲逸者阶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的人们物质财富富裕，与剥削阶级根本不同，闲逸者阶层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应当并且能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他们可以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闲逸者阶层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自由支配个人的时间，他们有着充足的时间和物质资源的支持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无偿的服务；他们可以凭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研究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闲逸者阶层物质上富裕精神上温和，他们研究学术或社会问题可以做到凭个人的喜好，抛开功利，这是学术研究和认识问题做到客观和中立的因素。因此社会如果引导适当完全可以发挥闲逸者阶层为社会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六、新社会阶层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由于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社会经济形式，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必然结果。这一社会阶层中的某些群体我国过去曾经存在过，但性质根本不同；有的是新出现的社会群体。

在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提法，肇始于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江泽民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24]

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5]这里罗列了不同行业中的不同社会成员，可以看出这些社会成员都不是“体制内”的社会成员，而是依靠个人的物质财富或者文化资源为社会服务并且获取个人利益的群体。因此我们把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称之为“资本所有者阶层”。根据其据以获取收益的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或两者的混合。它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和文化资本所有者两个群体。

(一)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

资本，“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能够引发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生产力的那部分资产”[26]。 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为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7]。我们把以物质资源为资本获取更多的财富的资本所有者称作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

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三分之二来自非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已同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28]

物质资本所有者阶层将个人掌握的物质资本投资，发展实业为社会提供物质财富和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持续扩张，私营企业户数和私营企业主人数都一直在快速增长。”[29]

资本所有者在我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总的来说资本所有者大部分是合法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谐社会的构建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为社会其他成员提供了劳动就业的机会。

第二，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有着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他们对社会现状比较认同，“富裕阶级生来是保守的，……这个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并不是主要出于物质利益上的打算；这是一种与事物已有的做法有了背离时人们就会发生的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是人们所共有的，只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才会被克服。”[30]

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往往是社会中比较富裕的成员，他们的行为举止对社会其他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富裕有闲阶级的习尚、举动和见解，是社会中其他成员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这一事实使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的影响格外增加力量，扩大势力范围。……富裕阶级的一贯的示范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抗力”[31]

(二)文化资本所有者群体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指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32]。文化资本是“在某些条件下能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3]

克林斯认为，“文化资本可以是人们在广阔的社会中所掌握的，比如权力和权威、知识、教育、关系网络、经验等，也可以是人们在过去某一类型的互动中所积累的，比如记忆、信息、知识，以及其他可以在互动再次发生时重复使用的资源。[34]

戈尔顿法认为，“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里的更大一部分人愿意酬劳那些包含文化在内的活动，因而，工业社会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得到文化就相当于得到了报酬，就会有很大一批人想获得一定的文化程度。而且，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获得文化才易于获得成功。”[35]

陆学艺认为文化资源(资本)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36]

知识和文化所以成为资本在于其稀缺性和与物质结合创造财富，“在劳动市场中技术和专长经常是稀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供应短缺，而且还因为在增加这些技术供应以满足雇佣组织需求方面存在着系统障碍。”[37]

文化资本所有者是资本所有者阶层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用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物质资本结合，为社会、企事业单位或个体提供智力服务，以获取收益的资本所有者。我国当前文化资本所有者群体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以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为资本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社会成员。

文化资本所有者群体，用知识作为获取收益的群体，既有学术阶层的品格也有物质资本所有者群体的特性。知识资本所有者群体将个人的知识与社会的物质资本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知识资本是“累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经济学大师杜尔阁语)，没有知识向进化和流动、积累、就不可能有知识资本的转化。因为任何状态，不投入生产运动的知识是不可能成为资本的。”[38]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可以使物质资本发挥出其更大的效能作用。“知识资本是相对传统的物质资本而言的，是知识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动态的、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使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距，使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的合成。”[39]

另外，文化资本所有者群体不但能够将知识实际地运用的社会的实践中发挥知识生产力或者叫做“软实力”的作用，还在一定条件下，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和创造新的知识。

七、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我国弱势群体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一群体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和谐社会构建的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能体现出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目标。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郑杭生等认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40]。

陈成文认为，“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41]。

刘占锋认为:“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要求的人群”[42]。

张敏杰认为,“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43]。

吴鹏森认为,“弱势群体是由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一种无助和无奈状态的人群,无法与其他人群进行正常的社会竞争,不得不退出主流社会,日益被边缘化,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底层社会群体”[44]。

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形成的基本共识，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45]。

从以上学者关于弱势群体的定义可以看出，对弱势群体理解还存在着分歧，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学者们都将弱势群体看做是经济弱势群体。这在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分类上显得更加清楚，何平解释朱镕基在2002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四类人，分别是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大部分学者将弱势群体分为生理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指因为年幼、年老、残疾、精神疾病或体弱多病等生理的原因导致缺乏或丧失社会竞争能力，成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社会性弱势群体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及分配不均，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权力和竞争能力或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在社会利益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成为社会弱势体。[46]社会性经济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业者、失地农民、城乡贫困人群、无业人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弱势群体问题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和政策选择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所有这些，无疑对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着极大的助推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弱势群体人数众多，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要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思考，将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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