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周建标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福建 泉州36200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讲的是政治和谐；“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说的就是人际和谐；“安定有序、充满活力”讲的是社会整体和谐，是建立在每个人身心和谐和人际和谐之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的是天人和谐。为此，我们必须把“民主法治”作为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作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要求要激发每个人的活力，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需要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特别是汲取“知天、知人、知己”道理，促进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一、中华传统文化融儒、道、释为一体

儒家讲入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追求快乐人生；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追求延年益寿，追求长生不老；释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追求来生幸福。儒、道、释三家相互激荡，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为中国人的快乐人生、长生不老、来生幸福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出现了“三教同流”、“三教合一”的现象，“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人生智慧。

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虽然有所差异、各有特色，但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和谐人生。它们都强调从自我的修炼做起。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心理调适功能

中国人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总是春风得意，就会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一旦受到挫折和失败，处于逆境的时候，就会接受“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甚至看破红尘，相信“一切皆空”的释家思想。

许多中国人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会接受不同的思想。在青壮年时期，有志向有抱负，肯奋斗有作为，往往接受“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到了中年时期，往往会接受“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到了老年时期，往往会接受“积德行善”的释家思想，觉得人生苦短，不再留恋红尘。这就是中华文化和谐思想的心理调适功能。因此，中国人遇到问题比较冷静，可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

三、中华文化和谐思想的理想境界

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要改变人类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的生活品质，要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谐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相处、永久和平。中华文化和谐思想的理想境界，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一)追求天人和谐，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就要“知天”、“顺天”。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和行为要与自然相一致，达到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伦理道德)的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和谐。

纵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一是道家“回归自然”的“天人玄同”说；二是儒家的“天人相通”说。观点虽然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1.道家的“天人合一”观：从天道入手来把握人道

(1)老子的“天人合一”观

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现实层面说，老子认为天道与人道并非一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2]这在老子看来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天人关系呢？从理想层面说，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老子认为，人道必须服从天道，才能求得天人合一。他要求人们放弃一切违背天道的人为行动，而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2)庄子的“天人合一”观

庄子作为老子的继承者，视天道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庄子反对以人为行动对抗天道，强调人们做事必须服从自然之道，做到游刃有余。他用“庖丁解牛”的寓言，生动地表达了人道(主观能动性)与天道(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思想。

2.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从人道入手来把握天道

“天人相通”说，是正统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儒家认为，人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源于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儒家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模仿自然，修身养性。

(1)认识自然，顺应自然

儒家认为，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认识自然。人既要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辅助自然、改造自然，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做是顺应自然的典范。

(2)模仿自然，修身养性

《周易·相传》在解释乾卦的卦象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解释坤卦的卦象时，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认为，人如果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修炼，就能够与天道相契合，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强调模仿自然规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积极的和谐关系上。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服自然规律”、“模仿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3.亲近自然，爱护自然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万物都有思想感情”。“万物有情”的思想，充分体现在许多美丽的传说中，想象各种自然物都可以化作精灵，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与人类和谐相处，帮助人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遗憾的是，在“大跃进”时代，“左倾”思想盛行，曲解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滥伐森林，破坏植被，开荒种地，填湖造田，违背自然规律，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这与现代生态学不谋而合。现代生态学的产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思索生命的新方法。现代生态学，让“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现新的生机，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二)追求人际和谐，处理好人际关系

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就要“知人”、“修己以安人”。

在人际关系上，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通过自我完善，和谐相处，促进人际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儒家的和谐思想，可概括为“仁义道德”和“中庸尚和”。

1.“仁义道德”

学者们用“仁义道德”四个字来概括儒家的基本精神。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可见“仁”的重要性。但是，孔子的“仁学”思想，没有理论说明，只有具体的教导，而且答案是因人而异的。

(1)“克己复礼”，长幼有序

孔子生活在春秋中晚期，当时的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周统治者建立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受到巨大冲击，孔子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

在孔子看来，西周时代的礼制是当时最完善的社会规范。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的礼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意思是“克守自己的礼仪规范，做到长幼有序，就达到‘仁’的境界。”

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非常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但也强调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3]

(2)“仁者爱人”，博爱大众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把“爱人”，作为“仁”的定义。孔子还要求他的学生要从亲情之爱扩展到人际之爱，要博爱大众，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如何才能做到博爱呢？孔子认为实现博爱的途径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由此看来，孔子所说的“仁”，不仅指人们心里要想到他人，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充满博爱的人间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孔子认为，充满博爱的大同世界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3)孔子“仁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1993年8月，“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在芝加哥召开，通过并发表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4]这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

2.中庸尚和

儒家为了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中”，二是“和”。

孔子提出“中庸”概念，孔子的孙子子思进一步阐述了中庸之道，并融入“尚和精神”，写成《中庸》。《中庸》对“中”与“和”做了这样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中庸之道

①“执两用中”

“执两用中”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中”是“中间”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中庸”是“用中”的意思，孔子强调要把握适当的“度”，要恰如其分。但要把握这个度，并不容易，因此，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意思是：“中庸作为道德标准，是最高的，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因为许多人总是喜欢走极端，而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意思是“事情做过头了，就像做得不够一样。”例如“拔苗助长”的故事，就是过犹不及的典型。

中庸之道，经过儒家学者不断发扬光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谐思想。中庸是儒家的重要学说，但道家和释家也有中庸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人生的许多矛盾现象，如进与退、福与祸、智与愚，在人生旅途中，不是得此，就是失彼；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很难达到均衡的状态，因此造成社会紊乱、不和谐的种种弊端。针对这些现象，老子警告人们：欲进故退、欲擒故纵、福祸相依、大智若愚。这些充满智慧的提示，贯穿着中庸的人生哲学。释迦牟尼说：“精进太急，增其掉悔；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取，莫着急、莫放逸、莫取相。”释迦牟尼要求的是修习“中道妙理”。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异曲同工。[5]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的圣贤们，为什么都异口同声提倡中庸之道？究其原因，在于中庸之道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活理想，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中和”的内容，是人类获得和谐生活的途径。人类社会依赖中庸之道，才不至于完全崩溃和毁灭。

“中庸”不同于“折中”。折中，是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调和，是妥协让步，是抛弃原则的，是别无选择的。而中庸是力求完美，力争上游的进取哲学，它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要选择不偏不倚的角度，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

②守常明变

要选择不偏不倚的角度，就要懂得“权变”(变通)。《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欲执一也”。[6]“权”的本义是秤砣，可以随物体的轻重在秤杆上左右移动而达到平衡，可引申为“变通”。儒家提出“权”的概念作为“中”的补充，以利于人们通权达变，达到“执中”、“用中”的境界。

中华传统文化以“中”求“和”的人生智慧，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保持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2)尚和精神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制的作用来保持人际和谐。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了对人际和谐的追求。

“将相和”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人际矛盾的智慧。对立和斗争，不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结局，而是相辅相成，协调配合，争取双赢。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清朝的张英是朝廷要员，他在安徽桐城老家建房子，与邻居争地，家人写信要求张英出面干涉。张英回信说“千里修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要求家人谦让，于是张家让对方三尺，对方看到张家让了三尺，自己也退让三尺，结果两家间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这就是“六尺巷”的美谈。

将“和”用于人生，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就会上下通达、左右和谐。儒家重视自身修养，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视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体现了一种道德境界和人文涵养。宽以待人，厚德载物，对他人不求全责备，从善意的角度出发推测他人，既要容人之恶，又要成人之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在解脱自己、善待自己。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际和睦，待人诚恳、互相关心、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三)追求身心和谐，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

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人就要认识自我、磨炼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够清楚地认识他人，是有见识的；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是眼力很好的，是观察力很强的。”

1.认识自我的关键是抛弃烦恼

“认识你自己”是人生智慧的首要问题。古今中外的先贤们，都十分重视认识自己。与中国先秦时代同时期的古希腊，也开始了对自我的探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刻着唯一的一句铭文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要求人们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精神世界。

认识自我是困难的，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穷尽自我。

但是我们又必须面对自我，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烦恼影响了自我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发现在人们的烦恼中，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磨炼自我，抛弃烦恼。

2.磨炼自我的目的是积极进取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也是认识自我之后，要解决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孔子为我们树立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典范。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一生致力于为理想而奋斗，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

儒家的理想人格，不仅是自身修炼，更重要的是济世安民的责任。儒家真诚关怀家事国事天下事，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官，也会以深沉的忧患系念百姓疾苦和国家兴亡。正如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3.提升自我的境界是自得其乐

提升自我，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的，是从精神上对生命、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华文化和谐思想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孔颜乐处”、自得其乐。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一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另一句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这两句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快乐可言，但孔子和颜回自得其乐，善待自我，淡化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在困难，体悟到一种理性的快乐。

4.善待自我的方法是知足常乐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就会有失，有顺就会有逆，有胜就会有败，有进就会有退。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顺境和逆境，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处境困难的时候，就独自修养保全好自己，显贵得意的时候，就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孤馆灯青》)苏东坡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境和逆境上，他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代表。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释家，显贵得意的时候，就奉行儒家思想，忧国忧民；处境困难的时候，就修道悟禅，一身洒脱，形成了旷达精神。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把慎独和旷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2)淡泊名利，清心寡欲

人生的难题，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名，一是利。

人的一生，可以说与名、利这两个东西难舍难分，离开了名，人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离开了利，人的物质需求便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人就会痛苦。然而仅仅在名利两方面寻求满足，则难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名利只是人生私欲，离不开一个“我”字，而要达到高尚的道德修养，就必须超越这个“我”。

名与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欲”字。名望欲，物质欲，还有从这两种欲望衍生出来的权利欲、金钱欲和色欲等，这些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如何应对呢？那就是“知足常乐”。

道家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四十四章)儒家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欲望少了，人就不会被外物所纠缠，身体就会轻松愉快，心灵才能得到滋养。释家禅宗讲“放下执著”，释教要求人们不可执“有”，也不可执“空”。

面对名利，儒、道、释三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他们开出的药方，虽然可以“治疗心病”，但缺乏“济世安民”功效，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和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充满诱惑的今天，劝人把名利看淡一点，给自己留块方寸净土，清心寡欲，在清静中寻找乐趣，把自己调剂到怡然自得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儒、道、释三家之说也不无道理。

(3)但求心安，达观超脱

修身之本在于安心。禅宗主张凡事都要坚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不过分祈盼、不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

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卫生部报告，目前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岁至34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精神抑郁症。[7]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改变不良心态，做到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自得其乐。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目的就是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为万世开太平。

[参考文献]

[1] [宋]张载 .张载集·张子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0.

[2]徐澍注释.道德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3]崔高维校点.礼记[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德国]孔汉思 库舍尔，何光沪译.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5]李宝龙,杨淑琴.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27.

[6]万丽华 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7]北京科技报[N].200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