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灰尘斗争到底

■与灰尘斗争到底

A

一天不收拾屋子里就到处都是灰尘。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灰尘的主要成分：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繁殖？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早晨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嗓子眼堵得慌。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已经被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的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B

下午三时起，对面五楼，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绦棉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三十米的平行距离。三十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棂条，再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这个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象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微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瘤

它生长在腰与臀之间，缓慢地生长了三年。肌肤上一个轻微的隆起。手指触去，它会轻微地滑动，像皮肤下一只奔跑的幼鼠。它是怎样像种子一样生长的？我不知道。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大如一颗豌豆。再后来，长成一颗鹌鹑蛋大小。我想象它最初的生长，就像一滴雨的形成。开始是一粒毒素的尘埃（生活将在我身上积淀多少毒素），一天天地，周围集结了越来越多的纤维和脂肪。它在我睡眠时生长。在我谈话时生长。直至有一天，我无意中隔着裤子摸到了它。有点麻。痒。还有点，恐惧。当然这恐惧很快被打消了。在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三皮告诉我，这个叫瘤的体表突起，在医学上叫囊肿，皮脂腺囊肿。你可以不必理会它。它基本上是无害的。这又让它在我的身体上成长了三年。这三年，我与它相安无事。尤其开始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按理说，我们可以长期友好相处，犯不着上医院挨上一刀去切除它。可我最终还是上了医院。因为不管怎样说，平滑的肌肤上长出这么一个突起之物毕竟不是好事。它让我好长时间不敢进公共浴室（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城，冬天洗澡只能上这样的公共浴室），夏天不敢上游泳场，大热天气里不敢赤膊。我怕听到这样的惊叹语气：啊，一个瘤！还受不了一次次这样的关心：哦，没事吧？不会再大了吧？当他们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病人。我就恨不得有一把闪亮的手术刀切除它，也切断他们杂乱的视线。自觉远离他们，成了我唯一能做的。可是我还是受不了。受不了他们关于此疾病的种种的揣测。这些揣测不外乎以下这些：一、尚无证据表明它会传染，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二、这种疾病或许是遗传的，或许是器质性病变，如果是后者，此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问题。三、不排除以下种种心理问题的可能：这是一个心理时常受挫的人。一个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一个遭受压抑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经常压抑自己的肝火和性欲的人。四、五、六．．．．．．我终于挑选了冬日里晴朗的一天上医院去切除它。我必须去切除它。CT拍照显示，1．６０×１．３０。这是它在我体内所占的空间。微小。椭圆。可是我感觉它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生活天空。光标在底片上滑动，在晦暗不明的身体内部滑动。骨骼。体液。脂肪。纤维。三皮说，你看，它是透明的，肯定是脂肪瘤，对对，就是囊肿，没大问题，其实你不必急着在冬天切除它，冬天气候干燥，刀伤缝合起来慢得多。可是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几乎是逼着三皮立即给我找一个外科大夫。十分钟后，我躺在了外科诊疗室的一张简易病床上。衣服上拉，裤子下拉，腰臀之间的这一圈皮肤裸露在了空气中。两分钟后，皮肤感到了酒精棉花擦拭的沁凉。局部的麻药针让我感到身体的这一部分不再是我的。五分钟后，我听到了皮肤割开的嗖嗖声。手术刀。镊子。小剪刀的咔嚓声。酒精棉花。金属托盘的叮当声。再过十来分钟，围着我的医生走开了。整个过程就这样不到二十分钟。我被嘱咐再在这张小床上躺半小时，待麻药的药性过了再起来。可是他们一走，我就迫不及待站起身，拉上裤子，整好衣服走出了诊疗室。一会儿我就来到医院门外的和义路上。我看着姚江公园里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沉思的病人。看着河水。靛青的河水像冻住了。我看着河对岸的槐树路。那里没有车，也没有人。只有靛青色的天空，压着江岸细弱的柳树。真是个寒冷的冬天。

■上坡·下坡·单车

解放桥开始整修了，施工队在烧电焊，焊花落进了桥下的河里。桥的两端用天蓝色的玻璃钢瓦设置了路障，车辆不能通行，行人也不能通行。每天清早，我都要为怎样去河对岸的银行大楼犯愁。那里有我办公的一张桌子。隔着河，土灰色的银行大楼看上去是那么近，可是要进入这个城堡却大费周折。去银行大楼有两种走法，每一种走法都要绕大半个圈，费时三十到四十分钟不等。第一种走法是向东。骑着单车，穿过解放北路上的十字路口，依次经过苍水街，中山东路，新江桥，再沿江岸的槐树公园骑行。路上要经过市政府，中山食苑，出版社，新华书店，雅戈尔大楼，E咖啡，长发商厦，新世纪百货，第二百货，新华联商厦，培罗成大楼，东门口邮局，新江桥，老外滩，金港大酒店。吹着江风上了新江桥（这里的风咸腻腻的，有了海水的气味），不远处是江厦桥，灵桥。这三座桥横跨着三条河，姚江，奉化江，甬江。这就是三江口，三条江汇流在一处的地方。很多人喜欢把它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但除了江宽，除了风大，除了停泊的船，我看不到别的什么。在这条路上我遇见过无数步履匆忙的公务员，店员，公司白领和成群结队逛街的妇女。走这条路的好处是新江桥不陡，不用费劲上坡下坡。不好之处是人挤，车挤，红绿灯多。第二种走法，从我白衣巷的住处，沿西河街向西，到翠柏路折向北，经新芝路，永丰桥，槐树路。这样走路远些，人车少些。路上会经过第二医院门诊大楼，中医院，高塘二村、三村、四村，高塘菜市场，槐树小区，槐树公寓。在永丰桥上还可以看到似乎永远都在施工的大剧院工地。永丰桥是这座城里我见过的最长的桥了。我骑着单车晃晃悠悠上了桥面。大风好像要把我吹走。我弓身。猫腰。双脚用力蹬踏。蹬。蹬。蹬。随着蹬踏身子起伏，就像踩着一辆水车。蹬踏得厉害了屁股抬起来离开了坐垫，人几乎站立在了单车上。上坡。下坡。单车滑行。转弯。直行。走完这座桥我总是大汗淋漓。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上坡，下坡，蹬着单车。像追赶着什么，又像被什么追赶。我三十六岁了。我几乎还什么都没有过。我刚刚开始学习观看，学习爱，学习谦逊，学习承受和广大的寂寞。每天就这样，上坡，下坡，像一个少年一样蹬着单车。再把自己像一枚硬币塞进吃老虎机一样送进大楼。上坡，下坡，多么失败。下一场雪吧。下一场遮没这个世界的大雪。让我像马可瓦多一样，早晨醒来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消失了。我要赶往的单位消失了。至少是今天，城市，单位，晃动的脸，今天都找不到。

■两年前发出的一道命令

我接到一项命令，要我去一所中学任事，做某个副校长的秘书。那个副校长据说仕途行情看涨，不久将要去局里出任副局长一职。接到这个荒唐的命令，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领导和同志们都跑来做我工作。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我不服从上级的决定，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甚至有被审判的可能。这让我为自己的后半生感到了担忧。同时，我的软弱更让我感到了耻辱。一个人要屈服于权力的淫威是多么容易啊。据说那所中学就在我家的后门，但我家的后门只有一个幼儿园，并没有命令里说的那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是在我原先白衣巷的居所后面了？我记得那里对着小区的大门的确是有一所中学的，只是我想不起来到底是八中还是九中了。忽然好像明白过来，我住在白衣巷最迟也是两年前的事。那么，难道今天才送达我手中的命令是两年前就发出的吗？它为什么迟至今日才送达我的手上？这两年七百多个日夜，它被哪些手传递又曾经在哪些地方停留？尽管这是一道两年前的命令，但在我收到它之前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取消该命令的命令，那么也就是说它还是一道有效的命令。我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它。费了些周折我还是找到了那所中学，见到了将要成为我的上司的副校长。我发现这个副校长我是认识的，好多年前还采访过他。但他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与他相认。作为一个下属是不好这么随便造次的。接下来副校长交给我今天的第一项任务，陪同他的夫人穿过菜市场回家。我的耳中一下子塞满了嘈杂的市声，菜市场里喧腾着的牲畜粪便和腐烂食物的气息几乎让我晕头转向。接下来我看到让我吃惊的一幕，副校长夫人提起一只公鸡和两条银色的带鱼飞跑起来。身材臃肿如同一只母鸭的夫人跑得如此迅疾只能让我目瞪口呆。她和无数死去的牲畜的影子一道在我眼前升了起来。

■家庭景象

一、他翻箱倒柜，拉开大衣柜的橱门找一件方格子衬衣。他身材矮小，一脸的孩子气。他蹲着身翻底层的一排抽屉。看起来要高大得多的她俯身在他上方。背景中是一张堆得乱七八糟的床，几乎占去了半个房间。一只不锈钢热水瓶，一张铁架子小方桌。门后还有一只猫。后来他们一起出门，去参加他一个同学的生日宴会。经过楼梯转角时，她突然紧紧地挤靠着他。

二、他紧紧地抓着她。他不在乎如何抓住她或者抓到了她身上的哪一部分。重要的是他已经抓着了她。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欲求和渴望。如果有可能，他也会同样喜悦地抓住她的鞋带不放的。

三、她将双臂置于脑后，腿分得很开。一个把自己交出去的动作。他踞坐着，动作有点儿僵硬，有点儿紧张。对疲惫的他来说，她的身体有点遥不可及。皱纹和毛发，旋涡和隆起，罅隙和褶子。他弯着腰，看似努力，但他僵持的姿态中暴露出某种沮丧和无精打采的表情。

四、现在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他们并排躺着，靠得很近，但是并不触及对方的肌肤。好像两块各有其风俗和历史的大陆，中间没有桥梁连接。他们背对背躺着，似乎两人的手上都握着一把匕首，正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扎向对方。

五、他越来越感到婚姻生活就像一只不停旋转的洗衣筒。有一个晚上，他想起了以前的女友。前女友穿着一条黄颜色的裙子，像一只醒目的蝴蝶。她的一辆摩托车倒在了地上。她使尽力气也扶不起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他。真实的、发生在这年夏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他单位的门口，她那辆满是铁锈的自行车掉链了，她弄得满手油污，通红的脸渗出了细小的汗珠子。他帮她整好了车子。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天她正与新婚不久的丈夫闹别扭。她给他打电话，好半天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抱着儿子哭。后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一家茶馆里见了面，他的第一句话蹩脚得像是一部国产电影里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你的额头还像过去一样光洁。

■托尔斯泰的蚂蚁

托尔斯泰五六岁的时候，经常和他的三个哥哥一起玩一种蚂蚁兄弟的游戏。他们找来几把椅子，用箱子、盒子把土丘下爬来爬去的蚂蚁围起来，然后他们蒙上头巾，钻到椅子底下，在黑暗中紧紧偎着坐在一起。他说他就是由此感受到了爱与同情这些特殊的感情。那时，他的一生刚刚开始，他和他的三个哥哥把这个游戏视作共同的秘密。很长时间他们都相信，谁一旦拥有了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借此成为幸福的人，没有疾病，没有不幸，永远不吵架不生气，就像蚂蚁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他的大哥声称，他已经把这个秘密写在了一根小绿棒上，并埋在了某个林子的路边。他低声对大哥说，我死了后就把我葬在那里吧，反正人死了后总要有个地方埋葬的。到了晚年，有一天，他和小女儿骑马经过那个林子，他突然大声叫了一声，扬扬马鞭对女儿说：就在那儿，那儿，那几棵树的中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那里吧。可是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路上，死在旅途中的一个三等火车站里。他在这个火车站里进入了通向永生的窄门，随身带走的是一件宽松的灰色法兰绒上衣、一条灰色长裤，一双灰色长羊毛袜，一双夜间穿的便鞋。

他从自己的生活里逃开了。他好像一直在奔逃——“屈从然后解脱”。

他对世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被捆绑着：他想把绑着的两只手松开，他哭喊，他觉得不公和残忍，但没有一个人帮他。在半明半暗中，似乎有人走近，还向他弯下腰来，但就是没有人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始记忆？长大以后他猜测：一、裹在襁褓里，想把手伸到外面来。二、为了不让他抓疹子，大人把他的手捆住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绑着”，成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生命印象，这一场景不住地暗示他，我是脆弱的，我需要力量，而他们则是强有力的。

人与人的区别何在？或许就在于“屈从”和“解脱”方式和程度的不同。

■天一阁

从长春路转入天一街，天就暗了。长春路上满街樟树，而此间的树木愈加茂密。不足十米宽的小街，两边蔓长的枝叶纵横交错着几乎让天光漏不下来。枝叶罅隙间漏下的几缕光则成了晃动的水纹。还有一个差堪比拟的经验，是一个人走在剧院长长的走廊。那长廊似乎在无限地延展，你走着，却不知道内里的剧院将要上演的是一出什么戏。但这街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幽深，它一目到底，百米开外就是天一阁森然的西大门。谁说这不是又一个剧院呢。那里的假山、亭台、楼阁、花园和花园里的阴影不也同样是戏台上的布景一般，虚幻，且美好。一个家族四百年的惊情故事在这里上演。老爷，侍妾，小姐，丫环，兵部侍郎，哲学家，教师，诗人与盗贼。一些人来过，一些人离去。还有一些人在黑暗的楼梯里静气屏息蹑足行走，饿了吞枣，渴了吃雪。对书籍的尊崇使他们不自觉地拱肩、弯背，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同一条条衰老的虫子。这些故事的前传，则是这个园子的主人范侍郎如同一颗不安分的精子般的游荡生涯：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陆，伴随着他的宦游的是越来越重的书囊和一颗从躁动到疲惫的心。还有芸，一种能辟蠹鱼的优雅的植物的传说——几百年来这个神话化了的家族故事里，我说到的芸，演化成了一个哀怨的妇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只是抱了花蕾睡”——她对文字的敏感如同对异性手指触摸的敏感。于是乎，小姐郁郁而终，死前的手指还指着园中藏书的阁楼——设若有来生，我倒情愿她转世成了黄宗羲在1673年秋天看见过的那只在花园中白色闪电般飞掠而过的白鼠——她轻盈的腰身足可以登临十丈高的风火墙，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侧身挤入那些藏书的黑匣子——在更早的宋人的笔记里，她又叫七里香——“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芳，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女人与植物，妖娆的，或是苍白的，哦，这些阴性的名词这些潮湿的虚虚实实的往事。这些故事让我迷惑。是的，迷惑。它们让我一靠近天一街就仿佛闻到明朝雨水的气息，那样的腐朽和清新，如同花朵沤烂在水里。东明草堂。西园。曲池。南园。水北阁。这个南方中国的古老园子好像有着魅人心性的神秘力量，那么多年了，我一次次地进入其中，那么多的门，正门、边门、暗门，还有门背后的一处处转折、暗道，还是会让我一次次地迷路。我曾经把这个古老的园子作为我在这座终日海风吹彻的城里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隐喻：一个令人迷惑的园子，它内部交错的小径，直接对应于生活背后的幽暗和神秘。1997年，它初次出现在我梦中——实际的情形是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它——醒来后我记下了那次梦乡旅行：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天一阁墙门外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它诡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度描述这个梦，生活已越来越让我感到是一座让人迷失的宫殿。

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那是一个叫陈登原的历史学家在1930年夏天访天一阁的心情。从叙述来看，他也是从西大门进入这个园子的。只是不好断定他之所谓“纡回”、“屈折”而入的“鸟道”，是不是今日这条如同在水底的街巷？陈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忠实记下了他之所见：杂生的怒草，苔藓与爬山虎，见人乱窜的飞燕，酱紫的木头楼梯（已从原位置抽去）与全祖望的字，屋宇纵深处几乎不见底的黑。让我高兴的是陈登原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屋子深处的黑。从某种含义上说，正是这黑，一次次地吸引着我进入这个园子并努力想去看个究竟，它对我的诱引，或可说远甚于可感的碑林、石像，珍本或一张明代的印版。“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黑暗中浮上历史学家记忆的是这个园子的第一个客人黄宗羲，他断定，就是那架抽去了的楼梯把1673年的秋天的黄宗羲送入了这个园子的秘密心脏：藏书楼。前修可念，为之默尔，他这样对我们说。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而我在2006年春天想象着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若干年后他一个人在西北孤独的死，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我见过照片上的陈登原：瘦，且老，一张愤怒者的脸，严厉地盯视着你，让你为品行的不洁和对花园里的妇女的遐想羞愧。愤怒的陈登原说出这样温暖的话真让人吃惊。而他后来在用了半年时间完成的《天一阁藏书考》中，把书视作范氏家族灾祸的种子，更显出了学者身上难得一见的人性的关怀：“范氏藏书，自懋柱以来，无读书种子久矣。家贫者以书为奇货，而有串同盗窃之嫌；家贫者忙于赎书，亦多牵累之虞。是则书为范氏祸，明矣……”

每天早晨我经过天一阁西大门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此时阳光正从青灰的院墙后面蔓延开来——当然须是晴天——天一街两边旧街区的房子里，老妇人生起了炉子，呛人的烟缭绕着总不肯散去。再过去，汽车修理厂打开了锈蚀的铁门，穿蓝色工装的修理工开始用钢钎敲打汽车轮胎。梆梆梆，梆梆梆。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用他们拙笨的动作跳一支《喜刷刷》或者《今天是个好日子》了。前一日抵达的从上海或江苏方向来的大客车把一天里的第一批客人拉到了天一阁西大门口。在郭沫若和潘天寿的字后面，尽职的门卫结束晨练，坐到了功德箱般的桌子后面，他的桌上摊开着一本股市大全。而此时，阳光正透过头顶密云般的樟树叶，落在范钦先生石像的肩头，并顺着他衣服上的皱褶，落在他膝前的青砖地上。

赵柏田，1969年生，小说和随笔作家。在各大期刊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著有《我们居住的年代》、《历史碎影》、《岩中花树》、《帝国的迷津》、《远游书》、中短篇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等。曾获“十月散文奖”、“浙江省2000年青年文学之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现居宁波。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