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与明清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

龚 平

摘 要:明代初年,昆曲发轫于苏州府昆山、太仓一带。它历经六百年沧桑,走过了发展、鼎盛、衰落和振兴之路。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在我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和舞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而昆曲在明清时期的萌生、发展和鼎盛过程中,对其原生地苏州的传统工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试就明清时期昆曲对苏州传统工艺的影响并带动其形成生态链问题作一浅析,以期这一历史范例能够对当前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观念、思路和实践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昆曲;明清时期;传统工艺;苏州;生态链

中图分类号:J802.2文献标识码:A

Kunqu Opera and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Suzhou Traditional Handcraf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ONG Ping

明代初年,昆曲发轫于苏州府昆山、太仓一带。它历经六百年沧桑,走过了发展、鼎盛、衰落和振兴之路。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在我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和舞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而昆曲在明清时期的萌生、发展和鼎盛过程中,对其原生地苏州的传统工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试就明清时期昆曲对苏州传统工艺的影响并带动其形成生态链问题作一浅析,以期这一历史范例能够对当前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观念、思路和实践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昆曲发端于苏州并带动传统工艺生态链的形成

(一)昆曲在苏州的发端、发展与兴盛

明代初年,顾坚改进昆山一带山歌小调,始创四大南曲声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以昆山腔为基础,吸收当时南曲、北曲及其他声腔流派优点和江南丝竹的艺术特点,研磨出其声细腻而婉转柔和,时称“水磨调”的昆曲。昆曲以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并大胆采用当时的官话____中州韵演唱,很快在上流社会得到认可,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明代隆庆末年,由梁辰鱼编写的第一部昆曲传奇《浣纱记》问世,改变了崛起中的昆曲“止行于吴中”的局面。于是,《浣纱记》以昆剧形式唱遍大江南北,进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人家,而且还进入紫禁城演出。而后,昆剧因不朽传奇《牡丹亭》步入鼎盛,又以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唱响南北。昆曲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剧也荣登国剧之位。

与此同时,昆曲史上一个特定的演艺单位____家班产生了。这个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昆曲家班,也是明代戏曲史上一大独特之处。昆曲鼎盛时期,全国的昆曲家班不计其数,而昆曲原生地苏州的昆班尤为发展迅速。据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所述:万历初年,苏州从事戏剧职业的,“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①当时,许多传奇剧本的首演就是由家班来完成的。自明代天启年间到清代康熙末年的昆曲鼎盛时期,全国有名氏传奇作家有140余人,传奇剧本多达300余种,其中苏州的传奇作家占了三成,传奇作品更占有六成,②可谓“四方歌者,皆宗吴门”。③

昆曲,发源于苏州。到了昆曲鼎盛时期,苏州拥有昆曲最多的家班、最多的作家和最多的剧本。由此,昆曲在苏州的发展乃至在全国的鼎盛,也给明清时期苏州传统工艺的发展与兴盛带来了相得益彰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个由此而带来的传统工艺生态链。

(二)因昆曲兴盛而产生直接发展效应的苏州传统工艺

1、苏州剧装戏具业

昆曲滥觞于苏州,并在此发展兴盛。它首先对苏州传统工艺界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苏州剧装戏具业的兴起和苏州剧装戏具制作技艺的提高。

随着昆曲表演艺术的渐趋成熟,角色分工更加细致,身段表情、说白念唱和服装道具等也愈益讲究。袁宏道《迎春歌》中这样写道:“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老虎,窄杉绣絝捶大鼓。金蟒缠身神鬼状,白衣合掌观音舞。”④窄杉、绣絝、金蟒和白衣,这都是对剧装戏衣的真实描述。到了清代嘉庆时,内宫升平署所编《穿戴提纲》中,已记有300多出昆曲折子戏的人物穿戴。⑤渐趋成熟的昆曲表演艺术,对于剧装戏具的需求日益增加,对于剧装戏具制作技艺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苏州历来就是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当时苏州刺绣、织锦和缂丝等传统技艺也正步入发展成熟阶段。有优越的原材料基础条件作支撑,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技艺为依托,又有由昆曲兴盛而带来的与日俱增的需求市场,苏州的剧装戏具业便应运而生并在这样的一个生态链之中得到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苏州剧装戏具业自明代起始,主要流布于苏州市区及近郊枫桥、横塘、蠡墅和木渎等地,市区又逐渐集中到阊门内西中市和吴趋坊一带。各工场作坊间也开始有了制作戏衣、戏帽、戏鞋、口面、绒球、排须、点翠和刀枪等专业分工,并拥有一批专门绘制戏衣图案的画工。⑥当时的苏州剧装戏具业,也曾有过许多闻名的“老字号”。到了清末,有史料记载和剧装戏剧制作传人谱系可据的,就有江恒隆、杨恒隆、万顺泰、陈松泰、尚太昌、郑恒隆、锦昌祥、唐云昌、范聚源和范源泰等戏衣店铺20余户,并建立了戏衣行业的霓裳公所。⑦

清代同治年以前,苏州的剧装戏具主要供应当地的各昆曲“关内班”和“关外班”。所谓“关内”、“关外”,即以浒墅关为界:其东南为关内,其西北为关外。而北方各省戏班子所用的剧装戏具,主要由商人辗转贩销,很少有苏州制作方的工场作坊与北方戏班直接发生业务关系的。即便如此,由于昆曲兴盛于大江南北,无论是直销还是贩销,苏州的剧装戏具业一直都保持着很大的生产量。直到清代同治年以后,由于昆曲的日渐式微、京剧的开始勃兴,苏州的剧装戏具才开始行销到苏浙皖三省沿江、沿湖一带的“水路戏班”。

尽管后来全国剧装戏具流派分有苏派、京派和海派,但其生产源头一直都来自苏州。直到民国初年,北京都还没有正式的戏衣作坊,戏班演出添置戏衣仍要赶赴苏州采购。清代末年,杨恒隆号为打开北方业务,派李鸿林等三人到北京设立分销处。1917年,熟悉了北方市场的李鸿林在北京开设李泓昌戏衣庄,遂形成北京剧装戏具制作业的萌始状态。但剧装戏具技艺一直是首推苏州的。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剧界最负盛名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和尚小云四大名旦的剧装还都是在苏州定制。

2、苏州民族乐器制作业

昆曲在苏州形成、发展并兴盛,对苏州传统工艺界带来的另一个直接效应,就是苏州民族乐器业的发展和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提高。

苏州的乐器制作,在盛唐时代就出现制琴高手张越,至宋代乐鼓坊(今史家巷南小街)一带便已集中了乐器生产作坊。而明代昆曲的繁荣,迅速地促进了苏州乐器制作业的大发展。

还在魏良辅革新昆山腔、研究昆曲时,就得到了著名琴师谢林泉和洞箫名手张梅谷等人伴奏度曲的帮助。昆曲的伴奏乐器,必须能体现昆曲“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的唱腔特点。⑧苏州乐师杨仲修就专为昆曲伴奏创制了一种名为“提琴”的乐器;魏良辅的女婿张野塘还改进了三弦子式样,使它的音调与昆曲相适应,名为“弦子”。

明代苏州城西阊门、胥门一带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也是响器和各种乐器作坊集中的地区。据明代张岱在《吴中绝技》中记述,当时苏州乐器制作就有“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且“俱上下百年,保无敌手”。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采用弓子擦弦发音的“提琴”改革成功为拉弦乐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并拓展了广阔前景。⑩

为适应昆曲伴奏需要,当时苏州制作的笛子不仅做工精细,而且律吕均衡,发音清雅,能将昆曲唱腔的韵味细致入微地衬托出来,被誉为“曲笛”,亦称“苏笛”。当时苏州制作的昆曲锣鼓,也别具一格。昆曲伴奏,多用小锣,绝少大锣。即使用到大锣,也常常只是轻击。甚至在一些公堂戏中,也只用小锣,音量虽小,烘托气氛效果却十分强烈。明代苏州制锣,因之而被称为“苏锣”,声名遐迩。

明代苏州的乐器制作业,因昆曲的兴盛而已享有盛誉。至清代,苏州乐器制作又因评弹的诞生和昌盛,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

(三)因昆曲兴盛而产生很强市场关联度的苏州传统工艺

1、苏绣

宋代以后,苏州刺绣工艺开始日臻成熟,城内还出现了刺绣兴盛写照的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和绣花弄等坊巷。

到了明代,苏州刺绣品出现了商品绣、宫廷绣与闺阁绣之分。当时,有三大要素催生苏州刺绣工艺有了长足发展:一是昆曲在苏州的发端、发展和兴盛,带动了苏州剧装戏具业的兴起,而苏绣的精美特别能适合戏衣剧装多姿多彩的样式。剧装戏具业给刺绣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剧装戏具的特点又对刺绣技艺提出了新要求。二是宫廷绣专为宫廷所用,极尽富丽工巧。当时苏州已逐渐成为宫廷用绣品的主要产地,朝廷开始在苏州织染局专门下设绣作,集中绣工进行专业生产。三是受当时“吴门画派”影响,出现了以韩希孟为代表的文人画画本为主的闺阁绣。由此,明代苏绣开始形成了“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并被成为“苏州绣”。

明代苏绣发展中的这三大要素,加之清代苏绣又吸收上海“露香园顾绣”之精华,使苏绣与“四大名绣”中偏重于生活绣的粤绣、蜀绣和湘绣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

到了清代,依托剧装戏具制作和宫廷绣的需要,苏绣成为大规模生产的行业。为绣庄加工戏衣等刺绣活计,成为苏州农村普遍、传统而稳定的副业。当时,苏州四郊“家家养蚕,户户刺绣”,B11城中有绣庄150多家,城乡绣工达四万之众,苏州更有了“绣市”之称。B12

2、织锦与缂丝

苏州织锦工艺,历史悠久。史料对春秋和三国时的吴地织锦都有过记载。宋代时,朝廷在苏州、杭州和成都都设有绫锦院。苏州制作的织锦,织造精细,图案典雅,主要有衣料实用锦和质地极薄的装潢锦。到了明代,苏州更有了“吴中多重锦”之美誉。B13当时生产的传统宋式织锦,产量颇高,“苏州宋锦”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三大名锦之一。

南宋以后,苏州缂丝就已有一定规模。到了明代,苏州与南京、北京同为缂丝主要产地,且苏州最负盛名。当时缂丝作访比较集中的有城北陆墓、蠡口和城西光福、东渚一带。

明清时期,苏州织锦、缂丝昌盛不衰,主要是两大市场的需要:一是宫廷所用,一是剧装戏衣。舞台上的戏衣与官场中的官服,其关系随戏曲兴盛而愈益密切。比如:作为明代贵重服饰的蟒衣,非皇帝所赐不能穿着;靠,本是武将戎服;而清代补服则是文武大臣与百官的礼服。当这些服装因昆剧而由官场穿上了舞台,那么,刺绣、织锦和缂丝等传统技艺便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蟒衣的绣龙、靠的“靠肚”,特别是补服分作文武各九品的“补子”,其制作大大地增加了对刺绣、织锦和缂丝等产品的需求量,也提出了新的工艺要求。

(三)因昆曲兴盛而被赋予丰富题材空间的苏州泥塑

早在宋代,苏州就有泥塑制作,并形成生产规模。

到了明代,与由昆曲兴盛而产生直接效应的剧装戏具制作业和民族乐器制作业不同,与由昆曲兴盛而带来产品市场很强关联度的苏绣、织锦和缂丝等行业也不同,苏州泥塑因昆曲兴盛而带来的,是因之在题材上产生了一种戏文泥塑。而且,随着苏州泥塑中捏像技艺的逐渐“退隐”,戏文泥人成为苏州泥塑的一个主要的、且当属上乘的类别。

苏州的戏文泥塑因昆曲的流行而风行于明清。据记载,明代就有昆曲戏文泥塑《赠金》和《邯郸梦》。B14清代初年,苏州戏文泥塑已十分精致。《红楼梦》中就有薛蟠从苏州带回“一出一出的泥人儿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的描述。B15到了清代末年,苏州戏文泥塑则更有运用浪漫主义渲染手法来表现剧情矛盾冲突和戏文人物性格的。如戏文泥塑《教歌》一出,虽人物比例有失准确,却神情生动、造型简练,且线条流畅。南京博物院今藏有清代光绪时苏州人沈顺生、周春奎所作《下山》、《盗草》、《闹海》和《借扇》等戏文泥塑,还有戏曲人物头像模子共436件,模上并刻有“光绪三年”字样。

清代苏州制售戏文泥塑的店铺,在山塘街有“老荣兴”、“老荣泰”、“金和成”和“汪春记”等四家,B16一般以八出或十六出为一堂,供节日陈列。苏州博物馆今藏有“沈万丰”所制的《牧羊卷》、《杨排风》、《四杰村》、《四郎探母》、《打龙袍》和《打金枝》等戏文泥塑作品,生旦净末丑各式人物,都眉目传神,木质底座上还粘有红纸墨印“观西大成坊巷内”的标贴。

明清苏州戏文泥塑以彩绘居多,而绢衣则尤为精致。清代山塘街上的“汪春记”泥人耍货店,就是专做绢衣的。B17戏文泥塑一般都小巧玲珑,大则五六寸,小约二三寸,取材于戏文故事情节,动作夸张,表情生动,犹如戏台所见。

应该说,因昆曲兴盛而被赋予丰富题材空间的苏州传统工艺项目还有很多,比如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和建筑营造技艺中的雕刻工艺等。桃花坞木刻年画的鼎盛期几乎是与昆曲走向折子戏演出高潮阶段相同步的,但此时昆曲已开始由盛始衰。桃花坞木刻年画中有一定的戏文题材但并非主流,且虽然较早的戏文类年画还是以昆曲题材居多,却很快就被京剧题材所取代,并日渐增多。明代中期以后,苏州建筑的主体部分开始出现昆曲人物形象。到乾隆时,这一现象达到极盛:木雕门窗、砖刻门楼、斗拱屋脊,随处可见戏文故事。昆曲戏文在题材空间上对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和建筑营造的雕刻技艺也都有着相当影响,并起着一定的生态链作用。当然,它们仍不如苏州泥塑。昆曲题材赋予苏州泥塑的,是产生了占有一定主导地位的戏文泥塑这一泥塑中的大类。

值得一提的是,昆曲对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影响,有着多元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为桃花坞木刻年画提供了题材空间,而另一方面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不易被关注的间接市场关联度。明清时,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业中的画花作与刻版作是分离的。画花作不仅承担木刻年画的画案设计,同时也承担戏衣制作在设计阶段的“画花”(戏衣业将这些作坊称作“白粉作”)。甚至戏衣“画花”的业务量经常还大于木刻年画的画案设计。昆曲对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这种多元化的影响,更体现出这一生态链的内涵丰富性。

昆曲诞生于苏州对其原生地的贡献,不仅仅是给了苏州一个“百戏之祖”滥觞之地的桂冠,而是带动了因之而形成的明清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无论这些传统工艺因接受昆曲的辐射度不同而分属于产生直接发展效应、产生很强市场关联度或被赋予丰富题材空间等不同层面,也无论这些传统工艺分别有着自身不同的产生、发展和兴盛过程,它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融入了因昆曲的发端、发展和鼎盛所带来的与之共存同兴的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之中。

二、由这一文化遗产生态链历史范例引发的三点认识

(一)要担负起保护传承具有昆曲特点和苏州特色“文化遗产群体”的责任

明清时期昆曲于苏州的发端、发展和兴盛,带动了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的形成。这一群体,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昆曲特点,也具有苏州特色。自2006年5月以来,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苏州榜上有名的已达24项,其中就包括了这一生态链中的昆曲、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苏绣、缂丝、宋锦、苏州泥塑、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和苏州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等9项。这一历史形成的传统戏曲与传统工艺生态链,已经成为当今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诸项目中的一个特有群体,我们必须从昆曲特点、苏州特色的视角,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保护传承责任。

(二)、要从单纯项目性保护提高到项目性保护与生态性保护相结合的高度来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要重视研究生态链保护的课题。

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城市的苏州,经过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探索实践,正在形成新的认识:不能再仅停留在单纯项目性保护的层面,而是要提高到项目性保护与生态性保护相结合这样的高度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切实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保护,着眼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性特点,注重推广项目受众(特别是新生代受众)、构筑传承载体和搭建展示平台等生态建设要素,培育项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土壤,苏州对昆曲遗产的生态性保护就已经对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另一方面,要从昆曲与明清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这一历史范例中得到启示: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间的生态链联系,根据其间的产品市场关系、原料依存关系和资源共享关系等纽带,进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的生态链保护。这样的生态链保护,可以形成在多个传统项目之间,也可以是传统项目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项目间相渗透、相互动。借鉴明清时期昆曲与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的历史范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链保护也要有机融入新的时代特征。

(三)要从开放性和生长性保护的理念出发,以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昆曲与苏州相关传统工艺之所以能形成共存同兴的生态链,其实质是以产业资源与产品市场为纽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点,决定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别是传统工艺项目,是在生产活动中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因此,对一些民众基础较强、目前仍有较大社会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必须以生产性方式来加以保护。以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目前在理论层面有讨论,但总基调是积极和肯定的;在实践层面也有探索,且不乏成功的实例。明清时期昆曲与苏州传统工艺生态链的良性循环,应该就是一个以生产性方式保护传统文化与传统技艺的成功历史范例。

以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于保护其生产、完善其产品和刺激其需求等三大环节。保护其生产,就是要基本保持其核心技艺及传统工艺流程,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完善其产品,就是要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中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稳定民众基础。刺激其需求,就是要对有条件合理利用其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拓展它的社会需求,培育并形成产品市场。

以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开放性和生长性的保护,其实质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源,同时也修复项目自身传承的内在活力。这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实施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同样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② 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页。

③ [明]徐树丕《识小录》卷四。

④ 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⑤ 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⑥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⑦ 江洪、朱子南、叶万忠、唐文等主编《苏州词典》,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页。

⑧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

⑨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

⑩ 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B11陈申、李荣森《中国传统戏衣》,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B12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B13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B14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B15[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B16洪惟助主编《昆曲词典》,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第1121页。

B17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二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